当年知道北大，不是因为北大出名，而是由于我就读的中学出了个孙开秦。

孙开秦高我四级，1957年秋，我读初一，他读高二。印象中，孙能言善辩，口才好，文采好。听过他在大礼堂的一个报告，关于本县的历史和现状调查，风流倜傥之至，身处小镇，见不到大家，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家。

1959年，我校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两人考上北大：孙开秦，历史系；冯国瑞，哲学系。孙和我是街坊，相隔仅百米之遥，家里是开磨坊的。

我停学一年，刚刚复学，听说孙开秦考上了北大，这才晓得，北京有个北京大学，并且是中国最高学府。

1960年暑假，孙开秦回来，在老闸口的小桥上与高班学生侃大山。那时风华正茂，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好当口。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合德这地方，很不赖，小桥流水，地灵人杰，搁在全国县城一级，也是数得上的。

1963年，我们中学又有一人考上北大。周古廉，经济系。我俩小学同班，考初中时，他落榜，到民办中学读了三年，高中又考回来。周家是弹棉花的，兼带出租古典章回小说。我在前面说过，生意人家手头相对宽裕，周古廉每天骑车上学，风驰电掣，风度翩翩。

是年寒假，他带给我几份北大学报，使我眼界大开，考北大的信念更为坚定。

我起意考北大，是在高一。学校作文竞赛，我获得高一年级的第一名。奖品，是一本书，张葆莘的《眼睛的故事》。

人生有很多偶然，很多偶然的结合就定向了人生。高一分甲乙丙丁四班，甲乙两班学俄语，丙丁两班学英语。我起先分在丁班，学英语，没过两周，学校又重新分配，把我调到乙班，考虑我初中读的是俄语。其实，我初一时还没开外语课，停学一年，复学插入下一班，初二乙，增加了俄语，因为中考不考俄语，所以我根本未学，混过来的。到高一乙班，也是从头开始。

有失。英语日后大有用场，倘若我高中学的是英语，此生绝对是另一种走向。

也有得。高中英语老师是老派留洋生，满肚子学问，但属于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他不擅教学，因此，高考时英语普遍拉分，拖后腿，我若留在英语班，恐怕很难考上北大（六四届有四人考上北大，六五届又有两人，都是俄语班的）。

不由得不感谢俄语老师黄嘉仁，他的教学水平是一流的，学生的成绩就是证明。改革开放后，人才流动，他干脆调回老家启东，当广电局长去了。

总归是个干才。

当然，还要感谢语文老师丁瑛、纪锡生。丁瑛老师很喜欢我，他给我的作文分数总是最高的。也曾经敲打过我，一次语文课上，讲解“自命不凡”一词，顺口举例：“卞毓方就自命不凡。”

我不是自命不凡，我只是有自己的想法。

纪锡生老师是苏南人，他告诉我当年一心想考北大，高考过后信心满满，在北京哥哥家里度假，谁知通知下来，是南京师范学院——他很失落，一个人骑单车去颐和园，自哀自叹了大半天。纪老师的强项是古文，两年受教，获益匪浅。除此而外，纪老师还对我过分膨胀的诗情进行了敲打，我常常压制不住地把记叙文当作诗来写，即使看起来像是记叙文，实际是没有分行的诗。班上有几位同学也学我。纪老师一再警告，这习惯要改，高考只考记叙文或议论文。

还有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是县图书馆管理员徐玉婵。当时，凭借书证每次只能借一本，先在柜台外翻图书卡片，确定要借的书，写在纸上，让管理员帮助找。徐女士对我特殊待遇，每次让我进馆随便浏览，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本。

大恩难言谢。我退休后回老家寻访她，世事沧桑，竟无人知其下落。屡经曲折，在前辈校友、书法大家臧科先生的帮忙下，终于和她在盐城见了面。

对此，臧科先生曾有文详叙——

近年来，作家卞毓方先生怀旧日盛，返乡的频率有所增高……九十年代初，我们走近了。交往中，体察他为人的从容与平和，非但没有亮出大腕的架式，言谈中流露出一种深沉、本色的爱。有时又会抛出“寻人启事”，托我相助，而最让他投注心力的是在中学读书时图书馆的一位女士，常为他大开方便之门，满足他嗜书如命的读书欲……我深感他是性情中人。他为寻见故人，费尽不少周折，到了无果无望，转而求助于我，那心情简直像是“寻亲”，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我在动情与感佩中受命。不负所望，权以老文化人的优势，很快获得结果。他想找的人已退休，和我同住一城，更为奇巧的是毓方君下榻在盐阜宾馆，而这位徐女士居宅竟在宾馆墙外，近在咫尺，想象中的遥远，一下呈现在眼前，毓方先生惊喜之下，竟冒着一天的大雨，立马去见他心目中的“恩人”。带着浑身的雨水，敲门入室的刹那，他见到这位两鬓染霜的老人，眼睛立刻湿润了……

大爱无言。

五十余年的思念，只能归纳为这四个字：大爱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