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乐黛云”之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篇有关比较文学论文的篇首。那时我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读本科。如今，在各种回忆录中，“八十年代”成了亲历者总是骄傲地提起并因此使得晚生若干年的未亲历者感到终身遗憾的一个闪闪发光的时代。但我愚钝，虽历经了八十年代，却并未感觉自己曾生活在回忆录中的那个“八十年代”，据说那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一个大学宿舍里一夜间就可能生灭几种思想体系”。至少，我所在的那间大学宿舍以及相邻的成百上千间男女宿舍还处在“力比多”找不到方向的时期，一夜间只可能生灭几个爱情故事，那些要么没有开始、要么没有结束的爱情故事（我们一个男生在单相思中已开始与一个女生恋爱，但当他在众男生怂恿下居然当真向该女生表白时，该女生不仅当即拒绝了他，还针对他“我会慢慢结束我们的关系”的痛心话，冷酷地补了一刀：“我们根本就没开始，谈不上结束。”这句话流传开来，成了校园名言之一）。对我来说，珞珈山的世外桃源之境，二十出头的匮乏和迷惘，使我总认为珞珈山的起伏的山脊和东湖的一衣带水就是世界的遥远的边际，甚至把在武昌渡口乘轮渡前往汉口游玩都当做一次与自己口袋里的零花钱进行较量的了不得的历险。
所幸，我的零花钱稍多，全花在了书店，于是我的单人床的靠墙一侧就摆上了几层长长的书——记忆所及，大致是弗洛伊德的《释梦》、钱锺书的《谈艺录》、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小说选、罗尔斯注疏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英文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伍蠡甫选辑的《西方文论选》、朱生豪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众多小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大约几百本。尽管当一个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女学者偶尔对我提起“semantics”时，我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至少就我的藏书而言，我已经可以震慑方圆几十米范围内一切男女同学了。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在传统的全校作文大赛中为外语系夺得了二等奖。
不过，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惊心动魄的当空爆炸以及1987年9月23日使得上午的大地一时黑暗下来并且伴随着一阵阵突如其来的风沙的日环食，就像一个个令人不安的梦，亢奋且迷惘，但醒来后，发现枕边依然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而同学们根据其毕业论文的选题也相互戏称为“莎学家”和“简学家”。我的毕业论文是《哈姆雷特的忧郁》（“An Analysis of Hamlet’s Melancholy”），把我最新接触到的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弗洛伊德分析哈姆雷特的方式，用在了对哈姆雷特的一再延宕的复仇行为的分析上。
但那已是我对自己根本就没开始的莎士比亚研究的告别之文了，因为我接触到了另一些著作，一些署名为“乐黛云”的书和论文。尽管大学三年级时，武大中文系一位修辞学教授因为读了我为获得三个选修课学分而向他递交的一篇修辞学课程论文（其实，我只上过他的两次课，一次是第一节课，一次是最后一节课，因为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教学改革措施之一，便是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却不必到场上课），托人找到我，要招我为他的硕士生（刘道玉先生的教学改革措施之二，便是可以不经考试而保送研究生）。我应约去了他家，去之前，我在图书馆翻看了两个小时的亚里士多德、朗基努斯和陈望道，然后对他大谈了一个小时。我相信一定是我的夸夸其谈使他下定决心要招我为他的研究生，因为夸夸其谈在那个时代，在一个二十出头的愣头青那里，尚属一个优秀品质，至少体现了一种类似单相思的茫然的热爱，是真正的热爱的开始，于是，他让我一个星期以后给他答复。
这一个星期，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几天。骚动不宁的青春和偶尔窜入脑海的模糊的雄心壮志，使得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外桃源渐渐看起来像关闭在珞珈山和半狮山之间的一个深谷。或许，那是中文系和哲学系风头正劲的时代，而这两个系离外语系所在的半狮山就和来世一样远，而外语系的学生宿舍夹在一长溜理工科的宿舍的中间，甚至理工科女生的走路方式也体现出对每一步所花时间的精确计算，与外语系男生打着呵欠十点钟起床迥然不同，因此那里发生爱情的可能性就和监狱一样小。但我已模糊地感觉到了这个时代的一种知识的骚动，只不过知识的中心却在千里之遥的北京，武汉大学的山谷之间回荡的顶多只是它的微弱的回音。我在这个依然还有狐狸出没的山谷中的校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四年，再在这里继续生活三年乃至更多年头，也无不可。不过，我已读过乐黛云先生的一些著作，我明明听到了内心来自北京的一种模糊的呼唤。如果这个时代存在一个知识的中心，那生活在那里，生活在一群天南海北的人物中间，即便不会感到自在，不会感到幸福，也会感到一种充足。
一个星期后，我回复了那位修辞学教授，并在他的失望的目光中离开了他的家，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要么去北京，师从乐黛云先生；要么，倘若考试失败，就去汉口的服装进出口公司或者南海的油田。我给乐黛云先生写了一封信。她很快就回了信，欢迎我报考。我从中外历史入手，再进入中外文学史和哲学史，几大本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尽是摘录和思考。刘道玉校长实施的学分制为上午十点钟才起床的男生不去教室上课提供了合法性，但同时也为觉醒过来的学生的自我设计和自学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比起肃穆的图书馆的两两相对的斜桌面，我更喜欢那些彻夜开放却没有多少人的自习室，把白天从开架图书馆借来的书一本本咽下去。
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每一道文史题，我都泥沙俱下地写满了好几页。不久，乐黛云先生给我来信，说我的三门专业考试都在90分以上，余下两门（英语和政治）成绩虽然还没有出来，但三门专业课就考了二百七十多分（预计录取线是三百分），而我又是来自英语专业的考生，英语成绩决不会低，录取肯定不成问题。我于是优哉游哉地打发着毕业前几个月的时光，同情地看着为找工作而焦虑不安的同学，并且开始格外留意身边走过的漂亮的女孩子。但不久，一份来自乐黛云先生的急件让我变得不安起来。五门科目的全部分数出来了，我的总分在370分以上，是全部七十多名考生的总分第一，也是专业成绩第一——但政治我只考了三十多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在政治考试中拿高分的秘诀），离政治考试规定的录取分50分相差太大。
乐黛云先生在信中交待了一个补救方式，让我去系里开一个证明，证明我政治清白。系党支部书记是个女教师，她毫不犹豫，不仅证明我政治上一向可靠，而且暗示我一直是党支部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有人以自己的名誉证明我可靠，自然值得我珍惜，也将是我的一种承诺，但突然白纸黑字地看到自己一直被别人悄悄关注，我还是大吃一惊。不管怎样，乐黛云先生拿着这封盖了红印的证明信和我的划了一道红线的成绩单，去找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乐黛云先生以自己的名誉向丁石孙校长为我的可靠作证，丁石孙校长又因为乐黛云先生的可靠——她早在1947年就是北京大学的地下党——而为我的可靠作证。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单。事隔一年之后，我才感到那个时代的颇为珍贵的君子风度和宽容精神。
1988年9月开学后，我来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乐黛云先生。我姐姐当时是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尽管汤一介先生在家里一直称太太乐黛云为“乐先生”，但双方的弟子们则分别称其为“汤先生”和“乐老师”，并且同时受教于两位先生。两位先生的客厅总是中外高朋满座，虽冥顽如我，也能耳濡目染。我的“八十年代”是从1988年下半年胆怯地跨入这个知识的中心开始的。我如今带研究生，总试图在自己的周围复活乐黛云先生当初为我们几个弟子营造的那种海阔天空的自由精神氛围。当时弟子与导师之间的一般学术气氛倾向于某种知识崇拜，导师正襟危坐，向弟子出示自己已经完稿的启蒙计划，似乎那是神来的手迹，弟子的任务就是一字一句体会其精妙。不过，乐黛云先生向来与自己保持一种批评的距离，并且拒绝自己的弟子成为自己的使徒。她是自由的，也让弟子们自由。她总是让自己和弟子们处在同一种中西知识的遭遇之中，处在中西知识的十字路口，并从西方辨识出东方，从东方辨识出西方，让每一种声音发声。这样的遭遇，通常不是一种知识性的遭遇——知识性的东西靠自己去汲取，而是不同的史观与方法的遭遇。
在那个思想匮乏的时代，最容易的事反倒是让自己变得似乎真理在握，每一个句子都铿锵有力，每一个大词都能点燃一片火一般热烈的情愫，没有任何一点自我怀疑。乐黛云先生就像暴风雨之夜的巡线员，发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线头断开了，她就拼命抓住两端的线头，好让至关重要的信息经由她的身体重新连接在一起。
那个时代自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次复兴，凡不跟从者皆被目为顽固派。不过，从两个方向上承袭着新文化运动的遗产的乐黛云先生却石破天惊地把被新文化运动排斥和压制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例如学衡派）纳入新文化运动自身的范畴，从而补上了新文化运动家们建构的西方知识谱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即他们从西方思想中排斥了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制衡，不是一头独大，才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发展机制。把简单的东西做复杂，比把复杂的东西做简单，要难得多，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之国。当自命为新文化运动的嫡传的人们以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书碑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激进主义的座右铭时，他们恰恰忘了陈寅恪从王国维那里发现的独立与自由，是在激进主义一道同风之时，勇敢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力延保守主义一线之存。但乐黛云先生却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独立与自由，在乐黛云先生那里体现为一种不激不随，而这后面又潜藏着一个真诚的学者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对自己的正确性的怀疑，对任何一种压倒性的单一叙事的怀疑。
乐黛云先生是一个永不歇止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当然不表现为一套自己臆想的计划，而是一种哪怕在没有希望之际依然保持一种希望的热度的气质。有那么一两年，弟子们像转折时代一样陷入了颓废，她却依然是17岁初入北京大学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气质，而我眼中的乐黛云先生，即便此刻坐在轮椅里，也是她17岁时的模样。从17岁作为大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到现在作为退休教授，乐黛云先生在这个思想的暴风眼生活了73年。她曾经把自己和汤先生比喻为“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一个真正的自由思想者不是老鹰一类的东西。老鹰带着自己在地面的巨大投影掠过地面，一切小鸟都无法出声了。而在乐黛云先生的客厅里，每一只小鸟都在歌唱，慢慢练习自己的嗓音，好让自己的嗓音发出自己的特色。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原载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