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7月27日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在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1981年，乐黛云主持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1985年主持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因而被公认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拓荒人。
从十七岁孤身离开贵阳、瞒着父亲上北大，到以五十岁的高龄赴美进修，再到后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乐黛云教授的一生充满着强大的生命力与热情，正如她在十九岁时发表的第一篇书评的标题——“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今天，让我们走近乐黛云教授波澜壮阔的一生，一起纪念、缅怀、送别这位“大时代的女儿”。
一、父母启蒙，无可救药爱上文学
1927年，革命运动席卷中国，一位乐姓年轻人深感政治斗争残酷，结束在北大的学习后，他婉拒友人规劝，既不去南京，也不去武汉，决然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贵阳。
乐家是当地有名的富绅。四年前，他千里迢迢投考北大英文系。谁料，面试时，胡适说他的山城口音太重，没有录取他。一气之下，他租了一间公寓，旁听四年，且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学成”归来后，他在贵阳一中教英文。穿洋装、办舞会、喝咖啡，和牧师交往，在当地人眼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洋派人物。而他自己最得意的，则是娶了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为妻——他崇尚罗曼蒂克，温馨有爱的小家庭是他朝夕梦想的。
1931年1月，小家庭迎来新生命，取名乐黛云。因父亲向往西式教育，四岁时，乐黛云被送进一所天主教会学校，跟着修女学钢琴。外面世界风云变幻，群山环绕的贵阳却安宁祥和。唱着庄严圣洁的赞美诗，乐黛云童稚的心里，只有幸福和温暖。
全面抗战打破了生活的宁静。随着逃难人群的涌入，贵阳街头陡然喧嚣起来。不久，学校疏散，乐家随贵阳一中撤离到十里外的农村。条件艰苦，父亲却不改浪漫。闲时，他带着一家人到山顶野餐。落日余晖下，乐黛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母亲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着小花篮，而父亲则用英文引吭高歌：“家，家，甜蜜的家；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他们的生活如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而父母，俨然以沈复、芸娘自况。由此，《浮生六记》也成了乐黛云的启蒙读物。因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兼做了老师，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嫌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母亲便挑选一些浅显的文言文、易懂的散曲，或者自编短文，让她阅读和背诵。
其时，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标语随处可见，乐黛云还学会了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位新来的美术老师成了家里的常客，天花板上，就藏着他带来的文件。一个漆黑的晚上，美术老师突然被警车带走。不久，父亲也被学校解聘，罪名是“与共产党分子往来”。
那是1941年，乐黛云十岁。
父亲失业后，全家无奈回到贵阳。祖父去世，家道中落，一家人只能挤在堂屋旁边的一间空屋里。多年后，乐黛云把艰难写进回忆：“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算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萎靡不振。逆境中，母亲教导乐黛云，要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
生活正困顿时，突然柳暗花明——父亲的老同学正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于是，父亲被聘为英文系讲师。就这样，全家人来到贵州大学所在的花溪。在这个市郊小镇，父亲的快乐又回来了。乐黛云也是兴奋的，由于日机轰炸，贵阳女中也搬到了花溪，她有学可上了。
连年战乱，贵阳女中聚集了一批逃难来的优秀教师，乐黛云最喜欢的是教国文的朱桐仙。朱老师从不照本宣科，课本之外，经常给学生讲小说，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是她丈夫翻译的。除此之外，还有《三剑客》《简·爱》等西方小说。
“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文学吸引了乐黛云，她开始写散文，写诗，参加每一次国文比赛。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乐黛云的阅读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希腊神话、武侠小说到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初三时，她又迷上了俄国文学。读到屠格涅夫的《前夜》时，女主人公叶莲娜成为她的人生标杆。朦胧中，她在心底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革命为何物，乐黛云并不清楚，但是人间的不平，她已有体验。因父亲最怕和官府打交道，交房税、地税的事，都是派她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致失魂落魄”。对此，父亲安慰她：“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官僚，她既怕又恨，从此深恶痛绝。
她对革命的感受，来自表哥。抗战胜利后，表哥带着一帮同学从西南联大回来。他们讲闻一多，讲李公朴，讲到暗杀场面时，群情激愤。乐黛云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过去简直白活了”。
那时，她已在贵州第十四中读高中。十四中的老师，不乏原来的大学教师、报刊文人，师资水平非常高。而身边的同学，也多是官家和有钱人家的子弟。抗战胜利后，朋友们有的回了原籍，有的去了北京、上海、南京。高三时，乐黛云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
二、被四所大学录取，瞒着父亲上北大
1948年，乐黛云高中毕业，因贵阳不设考点，她只身远赴重庆参加高考。她搭乘了一辆运货的大卡车，穿行在峭壁间，一路心惊胆战。西南地区的考场设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旧址，学生已经放假回家，空荡荡的宿舍里臭虫肆虐。
顶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乐黛云用二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因对西方文学的热爱，她填报的都是外文系。回到贵阳后才知道，学校已决定保送她去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寄到。不料，家里却因此掀起一场风波。
四所大学中，乐黛云选择了北大，她一心一意要参加革命，而北大是最革命、最开放的大学。对国民党必败，她深信不疑。然而父亲坚决反对。彼时的中国，战事还在继续，到处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入火坑。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要挟，父亲通过对时局的判断，只勉强同意她去南京的中央大学。
这时，母亲悄悄支持了乐黛云，出发时，多给了她十块银圆，默许她到武汉后改道北上。
1948年秋天，乐黛云辗转来到武汉，找到了北京大学北上接待站。和北上学生一道，在颠簸的大卡车上，高唱着“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她终于看到了古老的城楼。那一刻，“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意外的是，乐黛云被录取到了中文系。据说，中文系教授沈从文看了她的入学考试作文，觉得她“才诗并茂”，“不应该学外语，应该学中文，以充分发挥写作方面的才能”。
虽然阴差阳错来到中文系，但老师们博学高雅、气度非凡，乐黛云很快就被深深吸引。沈从文教国文，对学生的作文，他都是一字一句亲自修改。学生如果哪天得到他的夸奖，就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讲现代文学的废名先生，则全然不同，他是周作人的弟子，年轻时就推崇鲁迅，自称“比鲁迅还了解鲁迅”。讲课时，废名非常入神，他不管学生听还是不听，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坐在第一排的乐黛云盯着他“古奇”的面容，仿佛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和‘共鸣’”。
从不按部就班，也不墨守成规，乐黛云感受着自由的学术氛围。许多年后，这成为她治学的态度。
既喜欢读书，也惦记着革命，乐黛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白天上课，晚上参加地下工作。深夜，月光下，她和一位地下党员打着手电筒校对革命宣传品，有时是绘制建筑物的方位图，传给解放军。年轻的心，感受着浪漫与激情。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校长胡适离开了北大。炮声中，课堂不再宁静，乐黛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其任务之一就是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她的劝说对象是沈从文。面对沈从文和他美丽的妻子，乐黛云满腔热情慷慨陈词。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停在东单广场，沈从文没有上。当然，那并不是因为乐黛云那“空洞而幼稚”的劝说。
三、留在北大，和汤一介结为伴侣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为了解放全中国，好多同学参加解放军，走进“南下工作团”，入学时的二十七名学生，只留下五位。乐黛云选择留在北大。五个月的读书生活让她热爱校园，崇尚学术。她学俄语，加入剧社，排演苏联话剧，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大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她担任了宣传委员。也是在那时，她结识了组织委员汤一介。
汤一介是北大哲学系学生，比乐黛云高一级，他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北大教授、国学大师汤用彤。汤一介儒雅内敛，与乐黛云的热情奔放大相径庭。可是，北大舞台上，那个活力四射的身影，让他觉得“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不知不觉中，他爱上了乐黛云。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南苑劳动，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当儿，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看似随意地放在乐黛云胸前的工装裤口袋里。没有甜言蜜语，乐黛云的心却怦怦直跳，“他是一个含蓄的人，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就这样，在几个追求者中，她选择了汤一介。
从此，未名湖畔多了一对年轻的身影，他们一起爬山，一起去图书馆读书，爱的藤蔓逐渐蓬勃葳蕤。生活充满激情，乐黛云开始拿起笔来书写，陆续在《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作品。读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后，她为书评起的标题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她还把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推荐给汤一介。汤一介认真读完后，在信中热烈地表示：“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
有爱情浇灌，乐黛云总是热情澎湃，参加活动样样突出。1950年暑假，她被选为北京学生代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名学生一起，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带着兴奋走出国门，汤一介却惴惴不安：“她俄语好，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事实证明，汤一介的担心并非多余。一个月的会议很快结束，回国前两天，乐黛云突然被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考虑再三，乐黛云婉拒了，选择随团返回北大。几十年后，她回忆说：“我对此引诱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恐惧和疏离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己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当然就是汤一介。1952年，乐黛云毕业留校，成为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这年9月，她与汤一介结为伴侣。
四、蒙冤二十载，北大和文学仍是生命底色
作为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乐黛云怀揣梦想投身工作。在教学上，她拜文学大家王瑶先生为师，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定为研究方向。比起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风险很大。王瑶曾劝她：“搞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结论，有些貌似有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况且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
乐黛云没有退缩，她喜欢这富有活力和挑战的学科，开始花大量时间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几年后，学术研究有所斩获，她撰写的《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文艺学习》杂志连载多期。因成绩卓著，她被授予“向科学进军”模范、“读书标兵”等荣誉。
驰骋在研究的乐园，乐黛云踌躇满志。然而，远离政治的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卷入风暴。
1957年，乐黛云担任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满怀激情想干一番事业。当时的文科刊物非常少，而且只发表名人的文章。为了让青年教师有机会发表文章，她组织了八个人准备办一本学术刊物，并商定了两期准备发表的文章。乐黛云兴高采烈地跑去向王瑶先生汇报，却被告诫立刻停办——反右已经开始，王瑶敏锐地感知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
刊物夭折了，想办刊物的人也没有躲过厄运，八位青年教师无一幸免，都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图谋创办“同仁刊物”，意图不轨。作为书记、发起人，乐黛云成了“极右派”，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劳改。而那时，她正在家坐月子。
为了刚满月的孙子，一向洁身自好的公公汤用彤，找到学校领导，说孩子需要喂奶，请求让儿媳缓期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乐黛云被允许留下来八个月。期限一到，下乡通知立刻就来了。离家那天，汤一介在黄村搞运动，乐黛云独自离开家。偶一回头，她看到公公汤用彤隔着玻璃门在向她挥手。
在北京远郊门头沟区的崇山峻岭中，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由于拒不认“罪”，她不能回家探亲。痛苦中，文学拯救了她。悲伤时，她默念伏契克的话：“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寂静的山里，望着头顶的云、身边的树，她会想到季羡林的散文《寂寞》，她要和季先生笔下的树一样，“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
文学给了乐黛云力量，她的内心变得安然自在，“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给她勇气的，还有丈夫汤一介。尽管被批评警告，给乐黛云的信，他都坚持写“乐黛云同志收”。他坚信，她没有错。
1962年底，乐黛云成为“摘帽右派”，被允许回到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资料员。不被允许上讲台，乐黛云的心情难免郁闷。一个深夜，公公汤用彤和她聊天时说道：“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
“沉潜”二字，犹如一剂良方。在资料室里，乐黛云“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文学中汲取营养。
可是紧接着，更大的灾难来临了。这一次，汤一介也没能躲过。他被审查，关在哲学楼里，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出来。那些日子，乐黛云白天干活，晚上就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两三个月，她风雨无阻。最险恶的日子，他们始终“生死与共，互相信赖”，“没有一次想到过死”。
1969年，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们种稻、种菜，自己盖房。因为要把泥做成砖，乐黛云的腿整天泡在水里头，由此落下了病根。
二十年过去了。经历种种磨难后，乐黛云更加坚信一点，那就是：“文学不只是可有可无的个人消遣品，不只是逃避个人忧患的避难所，不只是驰骋个人想象的跑马场，更不只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再造人类精神文明，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承担者，特别是对于选择了文学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五、最能产生思想的地方，是家里的那张桌子
1978年，乐黛云刚刚被改正，就被王瑶先生选为助手。由于王瑶年事已高，她负责了大部分的教学和沟通工作。那一届现代文学专业招收的研究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学研究大师的钱理群。那时，政治环境尚不明朗，每当“胡思乱想”“惶惶不安”时，钱理群就向乐黛云求助。而乐黛云总是毫不犹豫鼓励他“独立思考”，促使他向学术研究跨出了第一步，最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
也是那一年，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批欧美留学生。乐黛云能讲英文，又一向“胆大”，被派去给留学生开设现代文学课。尽管当时规定是讲鲁迅的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但她还是讲了老舍、巴金、曹禺等“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这些作品，乐黛云下功夫研究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之后惊奇地发现，王国维、鲁迅、茅盾等大家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的影响。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81年，她写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东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机缘巧合，乐黛云由此一脚踏进了比较文学的大门。
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班上的留学生薇娜·舒衡哲的关注。舒衡哲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当时是美国威斯理安大学的副教授，在她的推荐下，哈佛燕京学社向乐黛云发出了进修一年的邀请。
知天命之年，乐黛云赴美留学。临行前，最早提出过比较文学想法的杨周翰教授对她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中国人的灵魂，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视野和灵魂去研究，否则永远无法超越别人！”
牢记着这番话，在哈佛，乐黛云刻苦攻读，她选的所有课程，都是比较文学系的。她读得很辛苦，听不懂的，就用录音机录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弄懂。
比较文学深深吸引了乐黛云。一年期限到了，她觉得自己才刚入门。恰在此时，加州伯克利大学邀请她去做客座研究员，她决定留下来继续学习。与此同时，北大开始传出流言，说她不再回国了。
流言蜚语并非空穴来风。在美期间，乐黛云完成了英文著作《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并多次受邀到各国访问，影响很大。加之丈夫汤一介应邀到哈佛访学，一双儿女也来到美国读书，被猜疑在所难免。
对很多人来说，那时的大洋彼岸“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是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乐园，天上福地”。而留下，对乐黛云来说也是唾手可得，包括美国的朋友们，也建议她办理长期签证。然而，1984年夏天，在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她回来了。后来，她对同事说：“我最能产生思想、最能写作的地方，就是自己家里的那间书房，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正如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回国后，乐黛云想搞比较文学，可是北大中文系很难接受，有人说她“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拉子，所以搞比较文学”。乐黛云却始终怀揣热情和坚定，当深圳大学向她发出邀约时，她欣然前往。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季羡林任名誉会长，杨周翰任会长，乐黛云则承担了“马前卒”的具体工作。把老先生们团结在比较文学周围，她笑言自己是“拉大旗作虎皮”。学会组建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时，有超过二百名青年教师参与。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黄埔一期”。
不久，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担任所长。
重返北大讲台，乐黛云成了校园里的“偶像老师”。她旁征博引、激情昂扬，文学课堂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莘莘学子。因为听课的学生太多，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不得不把教室搬到可以容纳八百人的大礼堂。她全身心投入，学术专著也随之诞生。1987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时，季羡林亲自为其作序，并称这本书为“及时好雨”。在序言中，他如此赞誉：“作者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谈到了许多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让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如入宝山，不知道捡哪一块宝石为好。”
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沉寂多年后，乐黛云开风气之先，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
学科建设完成后，乐黛云培养出了大批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站在世界各国的讲台上，她自信地讲述着美好的中国文学。在她的引领下，比较文学的星火已燎原，中国终于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主导力量。
从青春到白发，乐黛云庆幸她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汤一介。
2014年，汤一介永远离开了她。那天，乐黛云穿着黑色套装，坐着轮椅告别挚爱。起居室的墙上，挂着汤一介的大照片，在“老汤”的注视下，她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十年之后的2024年，乐黛云离开了这个世界。愿两位先生在别处相逢，青春仍在，热情依旧，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感召一代代年轻学子永远保持对世界的真诚与关心，对生命的乐观与坚韧。
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