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间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和这样的气势，乐黛云教授具有擎旗之功。当然，中国比较文学假如没有乐黛云教授的参与，在这三十年间顺应时势之需要也会发展起来，但我也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间没有了乐黛云教授参与的中国比较文学，一定就不是今天展现于世界学术界的这种生动活泼的现状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严绍璗
跨文化对话引领当代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学科在国际大环境中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距今已四十余载，而乐黛云在著作中提到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上溯至1904年王国维的《叔本华与尼采》和《红楼梦》研究，特别是鲁迅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另外茅盾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也对东欧和西欧的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直接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拓展到一百年前。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里，中国比较文学的每个发展节点都有她的影响，如今对于这个学科，这位奠基人依然持有自己的热爱和期许：
当今的比较文学不光是文学，还有比较文化，实际是一个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对话，我们一直想建立的是跨文化对话：世界不是单元的，也不是用单边统治来覆盖全世界文化，这是很难做到的。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共同交流的文化……过去，外国和中国有夷夏之辨，华夏文化是主要的中心，别的文化都是次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但主流还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夷夏之间可以变化可以沟通，用夷变夏的事也是有的。中国一向比较开放，提倡天下为公，提倡夷夏共生，当然有一个主导。公元前六百多年的轴心时代，四大文化共同平行发展，到了今天四大文化仍然存在，还是主流。因为他们人最多，历史最悠久，而且涉及的面最广泛，影响最大。将来还是如此。
她始终坚持文学到底还是指向人类灵魂的沟通，无论过往还是今天都没有改变。文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也不是风花雪月的个人灵魂的避难所！人类无可逃脱地面临着全球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促进对话、避免对抗是每一个当代人的责任。以跨文化对话文学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更是位于前沿。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位九旬老人呼吁我们摆脱任何派别和地域的局限，去打通古今中外各民族的文学，沟通人的灵魂，塑造对宇宙和人生的新的观念，参与构建适合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生存的共同伦理，在普遍与特殊、纯粹与更新、自我与他者、本土话语和外来话语等关系上积极开拓，寻求新的突破。面对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文化冲突，乐黛云依然相信跨文化对话的力量。
要真正做到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多元发展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阻碍。最大的阻碍首先是各种中心论。也不仅是西方中心论，其他任何以另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危害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除了各种中心论之外，更严重的是科学的挑战。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以致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失去“活性”，最后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样性而“融为一体”！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危机，也是全人类不得不面临的新问题。
近二十年来，她担忧北大精神的衰落。对于青年一代的比较文学学习者，她自是勉励居多，但也不乏逆耳忠言：
我听说中文系的学生不太用功，读书的时间太少，读古书的时间更少，看小说之类的时间还挺多。我那时看当代小说、西方小说的时间很多，真正扎扎实实念古书的时间还是少了，我希望你们能多用一些时间在看古书上，比如你们的老师注释的《文中子》。有时间看一看古代作品很好，对一个人的性情的陶冶是很有好处的，也可以看到过去的人是如何活过来的，他们有什么想法。过去中西比较文学应该是中西都很重要的，哪边也不能偏废，而且外语很重要，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要花大力气搞外语，搞比较文学不懂外语是不行的。必须有跨文化的观点。需要看到不同的文化都是有益的，有其好处的，需要看到它们的特点，并且理解它们都是人类的创造，不应当觉得哪一种文化特别不好，特别应当抛弃，而是应当看到它的好处，并将它的好处发扬出来。这样我们的世界才能成为有差别性的整体，各种各样的文化才能和睦共存。我一直主张进行跨文化对话，宗旨也正是如此。尽管也有人质疑，但我仍然相信跨文化对话。你必须懂得另外一种文化，需要尝试去了解它，认识它，真正去估量它，需要发现它们的优长，并要能互相理解。
当新入学的博士生觉得比较文学课程较难，担心自己学力欠佳，未能学以致用时，她直言没必要：“不要压力那么多，我一直主张‘先做起来’，能做一点是一点，你们的老师学问很好，想得很多，是打通了古今的。只管去交流和学习，不必有什么压力。季（羡林）先生是到七十岁才开始真正进入学术写作的，我五十岁走上比较文学之路，你们很年轻就跨入这个学科，应该更有作为啊！”任何时候，乐黛云似乎都有足够的耐心去开解学生的“心结”。戴锦华对1990年乐老师亲邀自己回北大讲课的经历记忆犹新：“某夜，泪流面满地自为流沙掩埋的噩梦中惊醒之后，我痛下了决心。尽管做好了鸡头凤尾、从零开始的准备，但仍向乐老师尽言我的顾虑：北大庙高神多……而我才疏学浅、粗狂散漫……老师一一作答，耐心开解的同时竟给出承诺：只管专心教学科研。”
今年中秋节，乐黛云依旧对着自己的学生，北大比较文学教授张沛说，培养学生是最重要的。
中国比较文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诸多足以代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第三阶段的重要成果，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特殊的生发轨迹，乐黛云自有洞见：“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欧洲不同，它首先是一种转型时期的观念和视野：中国文学的封闭状态已经终结，早就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平等对话。它不仅仅是学院里、象牙塔中的产物，而是与中国晚清甚至晚明以来和西方的碰撞、接触以及对话、交流相关，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分离。八十年代特别是初期，中国人重新了解西方确实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自身也面临着某种深刻的调整与内在变化。当时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太长时间，这也许是一种文化冲击的特殊反应吧！这也从另外意义上说明在中西交流与对话的意义上展开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甚至是迫切性。”
她提醒大家重视比较文学与普通读者的关联：比较文学强调跨文化、跨学科，人其实也一样，不能关起门来活一辈子，特别是今天，应当有作为“世界人”的自觉。个性化的文学必须和周围的人有关系，要有历史担当。他者作为参照系对于我们民族文学的作用是比较文学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难免有误读的可能，因为相互理解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绝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况且我们也不能要求西方人像中国人那样来理解中国文化，反之亦然。
带着主张去求学与生活
看乐老师履历，50岁才真正上路，而后一路狂奔，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气或歇脚的念头。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1952年乐黛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开始在现代文学领域深耕，之后因种种契机将关注转向比较文学，成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拓荒者与奠基人，对于早年现代文学研究提供的学术滋养，她如是说：
当时我选定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的老师（王瑶）曾劝告过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他说：“至少他对你的分析不会跳起来说：不对，我不是那样想的！现代文学可难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地评述，那么，活着的作者，或作者的家人、朋友就会站起来为他辩护，说东道西。”我没有听他的话，我还是选择现代文学作为我毕生的事业。早年给学生上课时我常讲，鲁迅先生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如果我们既不懂托尔斯泰、尼采，也不懂嵇康、阮籍，其实是无法研究鲁迅的。也就是说，没有外国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基础，是无法真正很好地研究现代文学的。我自己后来进一步研究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徐志摩、艾青，研究“文学研究会”、研究“创造社”，都感觉到自己知识装备不足。这种不足也促使你必须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而比较文学恰好是这样一个打破学科分际、跨越文化与语言界限的学科。进入这个学科以后，再面对以前的问题就有如鱼得水、豁然开朗的感觉。
钱理群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这位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是乐老师的“第一代”学生，对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思想的自由、开放和活跃：
她讲比较文学，和我们读书时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是相当融合的。我们自己也渴望在学术上有新的创造，因此，也就努力以新的、属于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试图有新的突破。我们一旦有了新的“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的就是和乐老师交流，听取她的指导意见。记得我当时仔细翻阅了被视为“五四”反对派大本营的《学衡》杂志，突然发现他们的思考也能自成逻辑，至少也算是一家之言。我的这种想法把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是违反既定“公论”的。于是我向乐老师求教，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鼓励了我的“独立思考”。这或许成了我向独立研究跨出的第一步，使我终生难忘。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学术背景下，我接触到了周作人，当时首先表示理解与支持的，又是乐老师，之后我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王瑶先生的认可，最后甚至选定“鲁迅与周作人思想发展道路比较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我也因此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找到了自己。
乐黛云强调关注鲁迅的早期思想，对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特别感兴趣。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张辉提到：“我记得有一次乐老师和我谈起鲁迅，那时乐老师大段大段地背诵《破恶声论》，我当时非常吃惊，这么早期的作品老师竟然如此熟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现代文学的研究角度而言，乐黛云认为这三篇文章自有其特殊性：鲁迅在其中所讲的都是他自己想要讲的，这和别人想要强加给他的那些“民主”“自由”观念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张个性”的主张，讲人要发扬自己的个性，有的时候要随心所欲，按照你自己心中的想法去做，而不是按照别人的说法去做。要发挥自己的天才，任自己的个人，不要跟别人走，不要学别人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创见。现在看来，这三篇文章对她后来的学术研究确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乐黛云表示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种不满足于现实层面而超越现世的精神追求，是她后来学术生涯的起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乐黛云编选了两册《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收入林毓生、李欧梵、夏济安、竹内实、丸山升等人的文章，这些论文把鲁迅和布莱希特、萨特等人进行比较，读到此书的洪子诚感觉有打开“新天地”的冲击。1987年乐黛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产生的积极意义，此文开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影响研究风气之先，陈平原认为这是她在学术上“立起来”的标志。
诚如《文化偏至论》反映了鲁迅一代在寻找、开创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所遇到的两难选择。乐黛云说人要有自己的主张，其中固然有鲁迅的影响，但也是作为“五四”时代的女性的自我要求，甚至还包括自己母亲的影响。当被问及和母亲在性格上是否相似时，乐黛云微笑着说：“她的影响还是有的，就比较勇敢，也比较坚强，知道依靠别人是痛苦的，所以要有自己的主张。大约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一定不要过那种平凡的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最不喜欢那样。所以我当时想一定要过一种特殊的、与别的女人不同的生活，而不是那种结婚、生孩子、做饭的生活。那时候我的标本是屠格涅夫《前夜》中写的女主人公。”乐黛云重洋却不崇洋，她看得到鲁迅身上尼采的光影，却忘不了他所承阮旨之遥深。戴锦华评价：“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黛云先生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它们与学术的落点，是将中国思想带往世界。”
随遇而安、心怀信任带来安稳人生
你看乐黛云永远微笑着，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也是她生存下来的秘诀。
——美国康州威斯理安大学教授舒衡哲
乐黛云是大时代之女，有着堪称波澜壮阔的时代经历，在面对挫折、背叛时，她都以让人敬佩的坚强和乐观走了过来，这才开启后来的学术纪元，也推动形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当今规模，用她的话说是为中国比较文学“鸣锣开道”。经常有人感到奇怪，那些剧烈的变化竟然没有引起她性格上的根本转变，她不颓废，从未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也从未想过爱人和家庭会离自己而去。她说支撑自己坚守的原因就是来自中西文化的生活原则和道德追求，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随遇而安。
在乐黛云看来，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不要陷在其中。要往前走，不要向后看，当然也不能就那么随便过去了，应该重新来估价我们所做的事情。至于所谓的背叛，当面对年轻人时，她还是选择了信任，拒绝去分辨他们怀抱的动机、私欲与图谋，只要他们有几分长处，有些许向学、向好之心足矣。她总说：“北大还有好些年轻教师，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高兴的。”戴锦华曾在老师面前打趣，说她对哪怕最通俗版本的“苦情戏”“悲情牌”的免疫力缺失。
北大在乐黛云的人生和学术生涯里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让她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有人问她对现在的北大和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她淡然答道：“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和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化的时势中，确立健全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成功与光荣，也来自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挫折。过去也许我随风起舞过，也可能什么风来了就变一下。可现在不会了，想想看还能活多久呢？再做又能增加什么？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写下来，把它对今天的世界、对国家文化发展的意义搞清楚。”
她身旁的戴锦华也和乐老师一样，对北大而言也是一个“去而复归”的人，戴锦华谈道：“应该说这个学科是我的一切，今天她仍然是北大的骄傲，人文社科的希望所在，其实她更宝贵的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学科限定自身，或者说单纯作为学术学科生产的东西。”诚然，中文系所有的学科都包含着宝贵的人文精神和学习者的自我期许。咀嚼起当年的北大岁月，乐黛云谈道：“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可我没有太认真听；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五个月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废名的课。废名讲的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而且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是非常入神的，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了，所以我很喜欢他的课。另外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沈从文讲课很慢，他当然不是那种很昂扬的……”
当被问及1985年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建所经历时，她说自己在50到60年代基本没有过建所的打算，因为那时在农村，根本无法参与中文系总体结构的建设，比较文学当时在系里也没有任何地位，当时的生活也是很艰辛的，等到有建所、设计课程和人员的想法都是后来慢慢成形的事了。
“所以在我们的国家，你们这一代是很幸福的，没有怎么耽误。”她平静地说。
大家说她会永远是后辈学者的楷模，她只是摇摇手。年轻人困扰于怎样让自己从事的工作来滋养人生，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问到她时，回答：“记得去选择一个你爱的职业就好。”然后转向张沛，又一次说，培养学生是最重要的。
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
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乐黛云80岁寿诞汤一介赋诗
作 者：赵凯，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来 源：《名作欣赏》2024年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