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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胡适开始以“科学的史家”自居了。7月他在某大学演讲，倡导“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本着这十字方针，他无须多少证据就断言“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并笑那个“山东老学究弄伪”。听众断不会认为他在信口开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谁不记得封面印着“胡适博士著”，连德高望重的蔡校长在序中也敬赞“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三年后疑古派兴起，胡适盛赞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名之为“剥皮主义”，“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并教训其论敌要有“历史的眼光”，“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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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位“科学的史家”为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件撰史时，会少一点主观性。与证据大多湮灭的古史不同，文学革命乃当代事件，文献档案犹存，甚至不劳他各处查找，去趟黎锦熙家就行了（他保存着文学革命几乎所有相关史料乃至胡适1916年秋从纽约寄出的一张明信片）。
但他只求诸己。1922年2月6日日记：“开始做《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但这不能阻止这位主张“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的考据家即刻下笔，笔走如飞。他并非整天写作，还得上课、应酬等。3月1日进入第10节“文学革命的历史”写作，两天后完成，所用史料均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卷《新青年》等。既然胡适的动机是把“文学革命的历史”写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历史，这些材料就够用了，因为想象力可以弥补余下的一切。他先有了一个“理”，再以其文学革命史证明此“理”。此“理”见于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或者：“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他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所得结论。
他并没研究过欧洲各国国语史，只读过英国学者薛谢儿的《文艺复兴》，但读得草率，连“national language”（民族语）都误解成了“国语”，所以他才说但丁为意大利“造了国语”，而原书是说但丁以民族语写作提升了民族语的声望。其时意大利尚未有国，何来国语？彼得·伯克说：“意大利在1860年统一为一个国家时，知道并使用托斯卡纳标准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5%。”意大利还有其他方言，且均有其“但丁”，而一种方言获得国语地位，非靠国家权力（教育部的老爷们）不可，此乃国家统一政治，而非“语言的自然进化”，对欧洲各国国语史研究有年的霍布斯鲍姆因此说“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亦强调“基本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
胡适先存了一个“理”，那与之相背的有关“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大宗史料就可弃之不顾。当其《五十年》发表后，遂流行这种说法：“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并非他初次为文学革命写史，1919年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就以其留美日记为材料写了“文学革命国外发生史”，并在1933年将其扩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文学革命的历史”则在1935年被他扩写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论。他还利用该集主编之权，将非史料的《逼上梁山》列于该史料集首篇，说“其实后来许多革命理论的纲领都可以在这里看见了”，以建构文学革命的谱系。后来他将两文合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出版。
它讲述一件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之事：自1916年胡适在美国发动中国文学革命，一班文学革命者集于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对文言发起攻击，其间虽受林纾等“守旧党”刁难，且守旧党与当权的安福系沆瀣一气，欲以武力压制文学革命，但革命还是“轻轻俏俏地成功了”，“白话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如此，胡适就把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写成了一种私人的言论行为，一场通过“公共领域”里的辩论而赢得的革命。
不可能发生之事经由不断重复而变成“史实”，如唐德刚谈到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说“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并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这把胡适写成了巫师。
但唐德刚这番评价实际出自胡适。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前一句是事实，但不能逻辑地证明后一句。这些文学革命史写作的高度相似性来自其同源性——同源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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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历史观有一弱点：迷信文章的力量，仿佛文章一出，天下就将改变颜色。其文学革命史也就相应成了“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容摘编。这一点早见于1912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不出一月，他读到一本私人日记，又将“第一大功臣”转赐他人：“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英雄朱芾煌也。”
这一弱点因其“好名”心理而加重。他发明了一种“欧洲各国国语史”，然后照此将自己写成中国的但丁，但犹觉不足，还要把自己写成面对“枪杆子”而无惧色的英雄，于是就把“国家政权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改为“反动角色”。这已是作伪了。他似乎有作伪之习，如冒充博士，冒充“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的后人。这种习惯会波及其历史写作。
奇怪的不是他作伪，而是其“伪史”一直被当信史供奉。五四之后，一切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抢得一点道德资源的政党及人物都必须与五四前后控制北京政府的那个军人政客集团（安福系）划清政治的和历史的界线。哪怕1919年底徐树铮以一旅之师收复了因沙俄策动而独立的外蒙的主权，也仍被各种动机的反对势力骂为卖国贼，以致孙中山都为其鸣不平，誉之为“陈汤、班超、傅介子”，谓“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此宜举国懽忻鼓舞不已。然环视闾阎，颂声寂然不作。此无他，内部之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忧患，重于枝末故也”。恐怕原因还在于这一奇功乃由安福系首领完成。同样，照革命史学的先定逻辑，北洋集团怎可能与其历史意义竟使辛亥革命逊色的文学革命发生关系——除非是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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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适文学革命史最早提出质疑的却是1923年的陈独秀，那时他已习惯从“经济史观”看待历史事件成败，自然对个人意志论不满，遂致信胡适：“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肯听章士钊的崇论宏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而比起北方来，江南更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顺利，南方则不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暴力行动。1925年底，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教员在无锡召开大会，代表们把四处搜罗来的文言教科书堆于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付之一炬，并宣读宣言，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之举，“国家对小学教学国语既十分提倡，我们尊重国家法令，小学校就不应当再教文言”。白话文的局面是这样“干”成的。
陈独秀本想以经济史填充胡适文学革命史的空洞，但“人口集中、产业发达”或能解释文言的衰落和“通俗语文”的流行，却无法解释——如在江南地区——这种通俗语文为何非得是被江南人贬为“老妈子的话”的北方官话，而非南方官话或其他本地方言，即不能解释白话与一大帮竞争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白话文局面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为中央政府整合全国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使其有可能以强制方式向全国推行白话文。
胡适当时未答复陈独秀。1932年后，两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胡适已转向南京政府，而陈独秀则因散布包括“经济史观”在内的“危险思想”而被囚于南京监狱。胡适写道：“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到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但这全是政治的势力，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无干。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林纾的几篇文章并不曾使我们烟消灰灭，然而徐树铮和安福部的政治势力却一样能封报馆捉人。”然后，他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功劳分了一点给“革命的先烈”：“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到1957年，他又剥夺了“革命的先烈”的功劳，指责国民党因秉持“革命的先烈”的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既然他说从晚清政府中经民国北京政府一直到民国南京政府的历届中国政府都阻扰白话文运动，那就强化了白话文运动的非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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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适对“革命的先烈”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不能听任中华以“胡言胡语”为国语。据革命头号语言学家章太炎研究，“华夏正音”留存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一线。同样的语言政治学考虑使太平天国也曾对满清试图以北方官话为中国“正音”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实际上，“革命的先烈”谋求恢复华夏主权的政治复国主义与其欲使北方在文化上“南方化”的文化复国主义有着深刻关联。
南北方对“国语”的争夺，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孔飞力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但1917年后的胡适认为北方蛮族才代表新文化，他自然不认同南方的“文化复国主义”，其《国语文学史》说：“从文学史上看起来，文学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南方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是“旧文学的中心”，“北方就不同了”，北方被众多强悍的外来民族征服，“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更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满清在其统治的前二百多年在南方文化前抬不起头，那当时来运转时，它怎会违背自身利益而压制白话文运动，拒绝将自己势力中心所在的北方的官话升格为国语，以之统一南方，使南方“北方化”？太平天国之时，南京的几次屠城使本来作为帝国官话的南方官话的地理中心受到重创，而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则取而代之。这为清政府的“国语统一”创造了条件。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道明“国语统一”的政治动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他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之具。清政府遂启动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音和语文的行政进程。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圣谕广训直解》乃纯白话。
清政府甚至动用经济手段刺激白话文运动。1908年《大清报律》和1910年《钦定报律》均规定白话报“免缴保押费”，而文言报则须缴纳这笔不菲的费用。白话报大兴，连时在上海读中学的胡适也编了一份白话报。1911年7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称北方官话为“国语”（此前“国语”乃指满语），并规定统一的组织方法和实行步骤（从语音统一到文体统一）。但清政府还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就因辛亥革命而垮台，而其“国语统一”政策则为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且明载于1918年教育部令：“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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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迟滞了这一计划，因南方派在教育部和北大占了大半江山。1912年教育部召开旨在议定“国音”的读音统一会变成“南北之战”，双方代表甚至动了拳脚，南方派获得短暂胜利。为统一全国，袁世凯着手清除政府里的南方派。南方派的削弱为文学革命创造了条件。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祺瑞政府上台，而被袁世凯软禁三年的章太炎则离京南去，给文化领导权的博弈带来了力量变化：一度侵入到文化权力核心地带并与那里的北方派形成均势的南方派（多为章门弟子）遭遇溃败，使南方派建立南方语言-文化的统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留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大多变成北方派（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等），强化了北方派。
既然段政府执意以北方统一南方，在国语统一上就势必采取“北方化”政策，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构成一种内在关联。无论徐树铮如何钟情古文，也不会因个人美学趣味损害北方政治集团的利益。1916年他为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聘主笔时，聘的是“白话道人”林白水，且该报辟有白话专栏。
1916年8月，以教育部主要官员牵头，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黎锦熙回忆说，他们“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他们自6月起就在报上鼓吹，得到各地众多回应，于是有8月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并发表《征求会员书》称：“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胡适后来为抢夺“发难者”地位，不惜将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南北势力的博弈——中抽离出来，置于“国外”，是“‘偶然’在国外发难”然后经由其《文学改良刍议》输入国内的。但“国外”的小讨论只是清末以来国内一直展开的大讨论的回响。1916年夏秋，一直是国内来的报纸的贪婪读者的胡适肯定已读到教育部一班人鼓吹“必用白话文体”的文章及《征求会员书》，证据是这年秋天他从纽约向北京的国语研究会寄出了一张申请入会的明信片，而其《文学改良刍议》也写于此时。
国语研究会成立次月，蔡元培就接到教育部聘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文，上任次月，又推举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把“国语统一”列为“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自然会以此考虑北大校长人选（蔡在清末编过白话报）。蔡元培立即为北大征召了一支摇唇鼓舌的文学革命军，以策应政府的文学革命。在政府统一部署下，一支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县乡学校的文学革命大军已然形成（其骨干由教育部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通俗教育会、教育会联合会、国语研习班等机构及其在各省区的分支组成），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反对者因缺少一个可凝聚全国反对力量并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而形同散沙，其失败是肯定的。对此，林纾早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就有暗示：“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与拿着官俸、频繁出入教育部的北大文学革命派不同，其反对者要么疏远于这个政府（如林纾），要么见斥于它（如严复），要么与南方势力关系密切（如学衡派）。1916年6月当段祺瑞登门聘林纾为政府顾问时，遭到拒绝，林氏后来说：“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他在致蔡元培公开信中也强调两人效忠对象不同：“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他没料到，在胡适的文学革命史中，他反倒成了与民国政府勾结的人，这倒令这位忠心耿耿的清处士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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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系1919年五四之后为千夫所指。党争造成的舆论声势变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与之有过瓜葛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以比谁都激烈的口吻谴责它，而指控他人与安福系有染更是毁人名节的捷径。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说胡适两位弟子为安福系收买，胡适驳道：“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其时他本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正供职于“安福系的走狗”傅岳棻手下，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兼差。
因安福系力保，傅岳棻得以在1919年6月后执掌教育部，而他在北京高校“驱傅风潮”（倒安福系运动在教育界的延伸）中仍能保住此位，也全靠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庇护。在安福系陷入四面楚歌的1920年1月，他以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一连签署几道命令，将全国小学的文言一律改为白话。这标志着自国语研究会成立以来北京政府启动的文学革命获得成功。7月，段祺瑞辞职，安福系被查缉，傅岳棻也随即被新政府解职，但他所签命令却为新政府所执行，其当政者亦为北方势力。
命令甫下，胡适就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并为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专制措施辩护，说“现在有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卤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乃错谬之论。其实他本人也不主张“专制的手段”，1918年5月他在答复盛兆熊建议他们利用在北大的权势一律改北大入学考卷为白话时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实行文学改良”。他是被激进得近乎鲁莽的政府带着往前走的。
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连在北大一校之内改入学考卷为白话这等小事都做不到，又藉何种神秘法力在全国“闹出”白话文的局面？没有北京政府的发动、动员、领导、组织、立法和强制执行，文学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要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至少就得整合国民教育体系，而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这种行政资源。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令不出都”，唯独在教育领域基本做到令行禁止。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实际将其历史意义置于辛亥革命之上。这颇有见地。但其意义越大，他就越不想将其归功于这个政府，于是将这场革命的几个参与者升格为领导者，而把真正的领导者套上“反革命”戏装以便到他的文学革命史中跑一回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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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适文学革命史使文学革命真相沉沦时，黎锦熙试图抢救它。1927年文化书社将胡适讲义《国语文学史》付印，黎为其作序，说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国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汉武的故事。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正其名曰‘国语’，这也和历代功令规定取士文体的旨趣大不相同，这是把那从二千一百年前汉武、公孙弘辈直到现在的‘文体复古’的政策打倒，而实行‘文学革命’的，二千一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文体从不敢有这样彻底的改革，从不敢把语文分歧的两条道路合并为一。”
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却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语文基础。但胡适对他人私印其讲义不满——实是对黎序不满，它提供的文学革命史足以颠覆他的文学革命史。次年他出版《国语文学史》的修改版《白话文学史》，去掉黎序，添写“引子”，再次将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
到1932年，胡适文学革命史已成他人书写文学革命史所据的“史实”。这一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整理国语运动史料，并委托黎锦熙撰写国语运动史。两年后，《国语运动史纲》问世了，其中评价1916-1920文学革命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按：此指广义的：大凡民八以后所谓国语运动，都是广义的，连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都在一起）”，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单靠政府的力量，虽起秦皇于地下，迎列宁于域外，雷厉风行，也不见得能办得通”，“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黎锦熙受廿五史不以一朝一代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传统影响太深，跟不上1919年后兴起并在1928年后强化的以一党一派之是非为是非的国史写作路数，居然重申为胡适文学革命史所割断的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不久，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群体的叙述再次确认胡适建构的文学革命的谱系，而黎锦熙的申述遂成为真实的文学革命史的最后声音并且迅即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