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那一幕，想起的是1949年有一个年轻的贵州女孩不顾家庭的阻扰，北上求学，那时她不会想到，苦难和荣耀如此起彼落的烟花，伴随了她一生。
2003年晚秋一日，为了送陈方正先生去机场回香港，一大早我开车从东边北京明城墙公园附近寓所赶到西边北大勺园，陈方正是我们的老朋友，此次来北大讲授“汤用彤学术讲座”。我下车出来，顿觉清晨寒意袭人，正要给陈方正电话时，一眼看到不远处汤一介先生穿着一袭中式薄袄肃穆地站立着，看到我，他双手合一和我打了招呼。那时我和汤先生虽然已经认识很久了，也知道汤先生身体不太好，想劝他进内避寒，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好在陈方正很快便拖着行李下来了，看到汤先生站在寒风里，他也很吃惊，想必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两人握手告别，汤先生研究儒释道，晚年一般和人招呼、道别都只是双手合一，握手算是给陈方正这位小他一轮的西洋博士的特别礼遇。等我们将行李放妥，坐稳出发，汤先生就一直那样站着，大清早他从居所朗润园来勺园门前等着，就为这一送。此后很多年，直至汤先生去世，这个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汤先生逝世后陈先生曾多次再来北大，感慨此地再也没有汤先生了。
初次见到乐黛云老师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昆仑饭店，那天在场的除了越光和我，有汤一介夫妇、庞朴夫妇和孙长江。我那时三十多岁，在场两位夫人都已年过六旬。年轻时的我对于人生百态的认识还是很有限，习惯上会把人归类，很自然的就把一直在发表看法的乐黛云归到“学究”一派。几年后有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天汤先生夫妇来我们家，乐老师从手提包里先拿出一盒巧克力，那是给少年顿斐的；而后又拿出一盒包装好的香奈儿香水给我说：“哎呀，这不是我买的，是我在巴黎时别人送我的，你正好可以用。”乐黛云老师做跨文化研究，那时正开始和法国人合作，刚从法国回来。很巧，我那一阵子正好迷上了香奈儿五号，点在手腕耳后的一点精华飘散在空气里，令人感觉轻舞飞扬又沉静典雅，于是我欣然收下礼物。乐老师虽然一直做研究，同时也张罗成立文化机构、出版学术刊物，国内国外非常忙，然而就在她递给我香水时，一个平常女子的情态跃然而出。想起她此生诸多遭遇，见多了冷暖人情很多时候就是薄纸一张，我感慨这么多年过去，她依然有血有肉有情感，实在是不容易。
两三年前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他读过汤一介夫妇写的一本散文《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他觉得这个书名很有趣。我大概可以猜到这位同学的潜台词：两个耄耋老人在北大几乎呆了一辈子，以他们对北大的贡献，以及各自的社会、学术成就，小鸟大概是驼不动的；如果就他们在北大的遭遇，或者由北大而起的坎坷，小鸟也是承受不了的，人都老了何以以“小鸟”为书名呢？其实以汤乐两位先生的见地和阅历，他们又何尝不会想到这些呢？回忆在汤先生夫妇送我们此书时，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汤先生问越光：你猜猜这个书名是谁起的？越光答：你要不问我，我肯定觉得是乐老师起的，但是你问我，那我就要想想了。汤先生笑着说：绝大部分人都以为是乐黛云起的，但是是我起的。汤先生素日里对于“自由”的想象和议论有过许多，他明确表达：自由的思想最重要。那么小鸟此生的愿望是什么呢，当然是展翅化为鲲鹏，冲破层层阻挠飞上蓝天追求自由。用汤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的生命如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
北大本该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可以让小鸟化为鲲鹏，飞上蓝天，但未名湖却有诸多沉重经历，湖畔埋葬了许多人对于自由的向往。前些年我目睹汤先生在肝癌病重时依然按部就班组织人员编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儒藏》，便知道他还有许多理想、计划在心里。去年乐黛云在87岁高龄时获得了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汪得迈中国学奖”，看她获奖后的平静反应以及立刻开始讨论下一阶段工作的状态，一个终身奋斗者的状态也跃然而出。
2014年秋天，汤先生去世，在汤先生的告别仪式上，看到素日里和我们谈笑风生的汤先生就这样走了，我悲从中来，坐在轮椅上的乐老师看到我流泪，反倒安慰我不要哭，说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呢。依我的理解，以北大的百余年历史为背景，看北大人才、学问辈出，又有许多无可奈何的历史现实，他们称自己是“小鸟”，虽是谦虚，也是事实，是理性的表达。如果读过他们对北大岁月的回忆，便会清楚他们的遗憾和惋惜，难得的是直到晚年他们依然保持了年轻时的向往，并乐意表达出来，这既使人感慨，又令人鼓舞。
多年来，印象中汤先生总是谦谦君子，温和书生模样。他常常邀越光去和他们侃大山，希望听听年纪是他下一辈的越光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而自己并不多言，我想这与汤先生的家学有关。在我的记忆里汤一介很少和我们谈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然而汤先生几乎一生都浸润在北大，在他的语言举止里有父亲的烙印。记得汤先生在纪念父亲的文中写过他父亲在很多情况下，作为一个做学问的教授总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然而又有自己为人的道德底线。例如梁漱溟曾经邀请汤用彤先生参加民盟，被他一口拒绝，他认为教授只是应当教好书。
1948年胡适校长离开北大时曾经托付两位副校长尽力维持北大传统，其中之一就是汤用彤先生，然而随之而来的一切变化都是他不能预料和左右的。1954年开始胡适被批判，这是汤用彤先生无法躲避的政治事件，因而批判会的当天晚上他便脑溢血发作，他实在不是一个善变之人。这一点在与汤一介先生相识的日子里，我也有较深感受，汤先生亦是一个忠厚之人，从日常言谈也可以猜想为何他在特殊时期做了些不得已的事，以至于事后要被审查。然而一个正直之人的可贵在于他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往，他曾坦言真正开始做学问已经是晚年了，精力最好的时候却是在无数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此生浪费了数不清的光阴。
汤先生曾说起八十年代他常去国外，有许多学界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大陆学者能接受思想改造，而且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还教书和研究？汤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说清，原因复杂，但是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爱国情结”，这种“情结”使他们可以忍受一切苦难。汤先生的这个想法让我想起很多与他同时代，或是上一辈的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似乎是他们从摇篮到墓地的必由之路，他们和中国士大夫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品性很难让他们接受眼前不少年轻人行走的道路。当然汤先生在80年代后不断地强调：“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也表明了他的认知立场并不保守。
相对而言乐老师的日常表达要更果敢激烈一些，这其中有许多是贵州人的耿直，也和她1948年17岁时便离开家庭来北大读书、参与革命事业相关。读书时她算是“青年得志”，是北大校园里的一位风云女子，她参加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负责各种各样的任务，其中包括劝说她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留在大陆，不要前往台湾，留下来的沈先生历经苦难这是后话。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乐老师说真正读大学的时间只有五个月，多年后她回忆自己当年的情绪是：“我喜欢读书，但更惦记着革命”。乐老师后来也历经苦难，可贵的是她并没有像大雪重压下的柔弱枝条从此没有再直起腰来，顽强的意志帮助了她度过各种难关。
五十岁时她才又开始自己的求学之路，她先去哈佛进修，又去西岸伯克利，在此期间她还和美国作家合作完成了记录她反右之后二十年苦难经历的回忆录“To The Storm”（《面向风暴》）。这部书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一直以来被很多大学选做讲述中国现代史的补充教材，同时她也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以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我从小学起就深处在特殊时期，那时有同学父母因为政治立场分道扬镳，以后在和同学朋友的来往中也了解到造成无数家庭关系破裂的故事，受苦的不只是当事人，还有他们尚未知晓人世的孩子们，许多人不得已和父母分离，甚至改了姓。2016年冬天，我在三亚见到了94岁高龄的张世英教授，他给我们讲述从西南联大开始直至特殊时期的一些往事，最后他总结了一句话：“我妻子比较革命，她常常批判我的思想，也常常阻止我说一些过分的话，这大概就是我能够平安度过一系列运动的原因。”只可惜他的妻子早早去世了，没能听到他的这席话。
汤、乐这一对坎坷的学者夫妇能互相同情并理解，相濡以沫走到晚年，并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就，实在也是上天的恩赐。有一次晚年的乐老师和我聊起那段岁月，被押到农村劳动，那时她的幼儿才刚出生8个月，临出门，她回头望了一眼汤家老宅的窗口，心中充满了苦楚。那一刻，她看到公公汤用彤老先生站在窗前朝她挥挥手，年轻的她顿时安心了许多。我想乐老师终究还是幸运的，一个脾气倔强，受了冤屈来自贵州的年轻女子，若是没有燕南园这一片温暖的云彩，不知会发生怎样的悲剧。
后来和乐老师熟了，她有时便会和我谈一些平常家事。有一回她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满是形态各异的玩具兔子，我知道汤先生属兔，这都是她在各处为汤先生买的。于是我便问汤先生为她买什么？乐老师笑了，用手拉起胸前的丝巾，说他喜欢买这个。确实，每回见到乐老师，胸前总有一条漂亮的丝巾。
他们的儿女以及第三代生活在美国，汤先生对于这一点显然是有遗憾的，作为读书人的后代，他曾经写文表达了这一点。对这一现实，乐老师有时乐观，称自己的儿女是“新人类、世界人”，哪里对生存、发展有利就去哪里。说到这一点她颇有些当年高中毕业时瞒着父亲，北上求学、闹革命的气概；有时她却表现出一个母亲的无奈，毕竟中国人还是会有天伦之乐的念想。
说到家事，她家的小刘是不能不提的人。二十一岁时小刘从安徽农村来到他们家，两位老师待她如女儿一般，家里琐碎之事就交给了小刘。以后在他们老俩口的鼓励下，小刘读书、学电脑打字、学开车，不止具备了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有时听他们俩和她的对话，小刘同时也是个能张罗很多事情的秘书了。她年轻时，曾决心此生不成家了，专心和两位先生相守，但是乐老师劝她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家，他们终老以后，她要有自己的归宿，两位老人为她以后的安居也做了安排。后来小刘在北京成了家，生养了自己的女儿，如今小姑娘已经在北京读了小学，她们一直和两位老人住在一起，俨然是一家人。汤先生去世前在医院最后时刻是小刘陪在一旁，弥留之际汤先生对小刘说：我觉得这次我回不了家了。小刘答道：先生好好静养，好了，我们一起回家。她平静地送走了87岁的汤先生，并且留话让汤先生放心，她会好好照顾乐老师的。汤先生去世后，乐老师一度好似失了魂，令朋友、学生有点不放心，然而看到镇定的小刘，大家又觉得可以不必那么焦虑。
次年我们去乐老师处，客厅里多出了一架古琴，85岁的乐老师开始学古琴，那天除了谈她在进行的工作，她还为我们弹了《梅花三弄》，虽然弹得生涩，但是显然已经走出了困境。得知我在练习钢琴，她还鼓励我，说钢琴比古琴难多了。乐老师历经波折，有时像冬天里被大雪覆盖的老梅，不免让人担心，然而她总是能挺过那个寒冬，让我们看到她旺盛的生命重新绽放馨香，这令我很感动。
我早年当翻译，后来改行教书，在相当长的阶段里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没有专业的人，也因此很感慨年轻时没有人指导自己应当如何读书用功，如何用自己的“专业”来做事。我一直遗憾没有早一些遇到乐老师，或许她可以给我好的建议，她的精神也会鼓舞我，使我有可能走出自己满意的专业道路，以至于今日不必为此沮丧。
2015年我出版新书，当时很快就想到请乐老师为我写序，这其实也是为了弥补我个人的遗憾。最近一次去看乐老师，由于多年的膝盖问题，加之三年前不慎将股骨摔断，她已经站不起来了。我给坐在轮椅上的她看我同学96岁的母亲经历三次骨折又站起来的照片，我想现在到了我应该鼓励她的时候了。我们扶着她的轮椅慢慢走下门前的斜坡，乐先生如今住的一楼居室曾经是季羡林先生的住处，想起若干年前高龄的季先生居然还从窗口攀下，我止不住笑出了声，我想季先生汤先生会听到的吧。
就在我写完上文的三个月后，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法兰西学院为乐老师颁发“汪德迈中国学奖“，以表彰她对跨文化研究做出的贡献。88岁的她因为腿的问题，已经不能再去法国了，于是法国人远渡重洋来为她颁奖。那天她虽然站不起来，然而戴着旧日汤先生买的美丽丝巾，她微笑着接受各方的祝贺。我看着那一幕，想起的是1949年有一个年轻的贵州女孩不顾家庭的阻扰，北上求学，那时她不会想到，苦难和荣耀如此起彼落的烟花，伴随了她一生。
2019,2,27
修改于2023,11,23
后记：2024年2月初，临近春节，在朗润园我重新见到了93周岁的乐黛云老师，与前一次相见，时隔四年（因为新冠疫情，北大校外人员一般不能进入）。她清瘦了许多，然而耳聪目明，依然亲切地称呼我“小尹”。在闲谈中，她嘱咐我时光过得很快，和家人要相亲相爱，她知道我脾气急，出言犀利，容易伤人。在谈起她自己时，她说：我此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也没有人对不起我。说这些话时，她平静温和，像是在和一个时代告别，也像是和多年前她遇到的不平之事和解。已经53岁的小刘还守在她身边，她将自己读中学的女儿送回了安徽老家由外婆照顾，她一直信守着对汤先生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