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与中国国家现代性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如何处理三个主体（党、人民、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
中国的现代性：“三个可持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东欧解体之后，正当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之时，中国伴随着邓小平先生的“南方讲话”，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中国做了什么呢？简单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三个可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
第一，我们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有一大堆的数据。一个基本的指标就是，我们从八十年代当时那么穷的一个国家，那么封闭的一个经济体，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贸易国。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我们也要看到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不可能达到后面那么快速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4亿中产。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的总体人口。1945年到1980年代，因为凯恩斯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中产达到70%。这个成就是很大的，1980年代以来西方是低估了这段时期的成就的。正是这70%的中产阶级使得美国这两个政党不会走极端。
为什么美国今天产生这样的分化呢？因为中产阶级从70%下降到50%。任何一个社会经历这样一个下降过程的话，肯定都会产生很多问题。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是中产社会，现在是plutocracy，就是变成富豪社会了，从中产社会到富豪社会，这个转型是非常致命的。而对比同一时期的中国呢，中产一直在增长，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重要要素。
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越来越具有中国文明性的经济体制。在《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一书中，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既不是西方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们用“混合经济”的概念来概括也不是很恰当。我把它称为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
经验地看，从汉朝到现在，中国永远是一种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的体系，上面有国有资本，底下是一个庞大的以中小型、微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主体的庞大民营资本，中间层是政府跟民营资本互动的，近代把它称为“官督商办”，今天称作“PPP”。顶层的国家资本，底层的私营资本，还有一个中间层，三层资本和市场维持一个平衡和均衡状态。除了四个阶段[i] ，中国这三层资本是非常均衡的。
这种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完全不同。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前，西方人对经济的看法和我们都差不多，“经济学”原本叫做“政治经济学”。我们以前“经济”和“管理”常常放在一起，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在中国传统里，管理经济、发展经济是政府内在责任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发生过变化。
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了，接着就是城市的崛起，而城市的主体就是商人。商人要扩大市场，国王要统一国家，这样他们的利益就走在一起了。但是商人对国王不信任，质疑道：“我可以借钱给你，但是怎么保证我借给你的钱能还给我呢？”那就是要签一个合约，保护私有产权。但商人说：“这还不够，因为你掌握着军队，如何保证你履行合约呢？”于是商人又提出要求，你要把议会给我。所以这就产生了现代我们看到的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一直认为经济发展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学供求关系，供求关系的背后是市场，而中国的管子经济学叫“轻重”，轻重的背后就是政府，所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因此，我们需要得到的启示是，西方目前实施的这一套制度并非“普适性”的，完全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 [ii]。
这种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着许多优势。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过程中，世界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为什么逃避了这两次危机或者有效地应对了这两次危机呢？这就跟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紧密相关。
现在政府要干预经济，怎么干预呢？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个是通过税收，但是如果债务过大了，税收手段就受到限制。第二，通过货币政策，就是利率和银行系统，但如果利率为零甚至为负，那么货币政策就受到限制。这两个都没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只能量化宽松，去发钱。但发钱不能解决问题，发钱只是把问题推到后面去。中国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中国经济体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我们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跟社会稳定并不是绝对正相关的。很穷的社会不见得很乱，经济发展也并一定就能避免社会的动乱。前几年，中国社会讨论要学习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就是经济发展以后的社会动荡问题。其实美国的例子就是印证了经济发展不见得社会稳定的事实。
但是中国如何做到了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方面当然还是得益于我们的发展。在过去40年，我们有8亿人口脱贫，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Angus Deaton)的在其著作《逃离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认为基本上过去40年在为世界脱贫做贡献方面，大多都是中国贡献的，印度也贡献了一点点。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8年，1亿人口脱贫。中国做到了，但是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过。当然，扶贫主要解决的是绝对贫困的问题，相对贫困是永恒的。下一步怎么做呢？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从“三个主体”的关系来看，对此我是很有信心的。
第三，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主体。这是前面两个“可持续”实现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现代性的重要体现。首先，“支撑”很重要，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的制度就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说的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急速发展，上层建筑肯定随之变化。但是我们做到与时俱进还不够，我们还要引导社会经济的变化，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对高科技公司要进行反垄断。有些地方要大量投入，有些地方要限制，不要使得整个社会失衡，这就是引导。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一定要协调好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从根本来说，“三个可持续”是正确处理了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和政治主体。企业是经济的主体，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的主体。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推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现在，西方的政党完全根据选票的计算来执政。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共产党向全体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华民族的承诺。共产党必须通过实现其使命来执政，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么强调“不忘初心”。
有人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是“随着民意走”。表面上是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否如此大家可以讨论。更关键的是，一个随着民意走的政党是不是一个好政党？大家可以去研究，没有答案。一个政党应该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意，不能被少数人的民意牵着走。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大意），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做是符合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哪怕是一些少数的民意反对，执政党也要去做，这个就是好政党。毛泽东说过，你既不能做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如果不去看民意，你就是做人民的大老爷；如果光顺着民意呢，就很容易做人民的尾巴，两边都不行。我觉得共产党在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它的使命性就可以得到保持。当然，这个使命一定是老百姓认同的使命，而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队认同的使命。
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很多机制保持其使命性，例如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十九大”更是提出新时代的“三步走”战略，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有很长的规划。今年是共产党一百周年，就马上了提出第二个百年的问题。大家去看世界上的政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想得那么远。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党。开放型的政党就是包容型政党。我把西方的制度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喜欢这个政党也可以加入其他的政党，可以创造其他的政党，政党的数量可能会无限增多。例如，印尼苏哈托倒台之后出现2万多个政党。这种外部多元主义，开放是开放的，但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容易出现政治主体缺失的问题。中国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所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都可以纳入共产党这样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内部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也正是中国解决经济社会利益分化的途径[iii]。
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开放性的一个特征是“贤能政治”，即所有的社会精英都可以进入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个跟中国文明的开放性有关系。中国的世俗文明就是inclusive（包容性的），而西方的宗教文明就是排他性的。中国以前的皇权体制，皇权是封闭的、垄断的，但是它的相权是开放的。通过科举考试，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进入这个官僚体系。党权和皇权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有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不同的地方就是皇权是垄断、排他性的，党权本身是包容性的，是一个集体，皇权是不可民主化的，但是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党内民主”，开放性、包容性是党权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从学理上说“开放的一党制”效率上要远远好于多党制。
十九大党的文件有一个提法叫“政治家集团”，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中国共产党就是现在的领导阶层，相当于传统社会儒家的精英集团。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现代性的ruling group，就是政治家集团，这个政治家集团是开放的。历史地看，这个政治家集团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能够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参与的政党。我们还是要定义一下，因为现在一说政治的参与基本上就是选举参与。实际上，1960年代美国政治左派认为，不是选总统的参与最重要，而是对那些能够影响自己生活政策的参与，即政策参与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时大家讲经济民主，讲工厂民主。大家要先搞清楚什么样是政治参与，选举的参与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1990年代的时候，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人均GDP都差不多，但是今天呢？今天新加坡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的水平，但是台湾（地区）是2.6万美元的水平。你可能很喜欢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因为你感觉它非常有人情味，但是经济呢？台湾地区的十大项目都是蒋经国先生时代做出来的，后来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建设了。
在中国，人们对于政策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上的参与和政治上的参与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政策参与甚至比政治参与更重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判断哪一个政治人物更好很难，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比如人的长相，但是这些跟政策没有关系。中国的政策参与，可以说是日常的参与。中国最近几项大的决策比西方的更复杂，比如去年通过的《民法典》耗时多少年呢，以前的《物权法》又耗时多少年呢？
现在地方政府要做一件事情，网上一炒，马上就又收回去了。前不久我到浙江考察发现，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出现以后，参与的方式又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当地还看到有一个叫做“网格式的管理”。以前在新加坡，我对网格式管理不是很了解，西方人觉得网格式就是社会被控制。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网格化管理”这个说法也不合适，将来一定要改的。说白了，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平台，是一个政府跟老百姓互动的平台，是老百姓自治的平台，是可以提供精准服务的。
几年以前我看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它说正是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共产党对民意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命题，这里面的逻辑其实还是很清楚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学习才会进步。以前温家宝总理说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学习型政党，我个人认为也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相互学习不是说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我们互相学习就是要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种学习才叫好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从邓小平那时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我们一直也在向西方学、向美国和欧洲学习，早期八十年代向东欧国家学习、向日本学习，也向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学习。我们一直在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我们总是在学习它成功的经验，把它好的经验和best practice（最佳实践）学过来，同时要让它符合中国的习惯。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政党。我刚才强调了共产党的开放性，以开放性建设开放性的政党。但是内部怎么做得到呢？这几年提出“四个自信”，我觉得四个自信里面最后一个“文化自信”最重要；前几年又提出“四个全面”，我觉得最后一个“全面从严治党”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话，你就要把这两个最后的“党”和“文化”结合起来。
如何结合呢？以前讲皇权跟相权之间的关系，现在就是党内的，我把它称为“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我们大家现在读西方的书，一说西方的制度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国的制度也有三权，什么权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这个体制在汉朝就已经形成了一直存在到晚清。我觉得一个能生存两千多年的体制，你不能简单地用“封建”和“落后”这两个词就概括了、否定了。
跟西方比较，西方的三权就是分块的，中国的三权是分政策上的时间段的：首先决策，决策好了之后执行，执行了之后监察。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到晚清以后就没有了。孙中山先生想在西方三权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中找出两权来——考试权和监察权——最终形成了“五权宪法”。他从学理上想把两个制度结合，但今天的实践表明，要不就是中国的三权，要不就是西方的三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
十八大以后，开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试验监察权，十九大正式把三权到位了，所以我们现在又成为一个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转型。绝对不要低估中国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现在我们通过创造性的转型使之落实了，要赶紧好好去研究。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的。
从“三个传统”思考“三个主体关系”
所以总的来看，我们的制度体系很好理解：（1）经济的体制上就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2）政治就是内部三权分工和合作；（3）总体上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套制度体系的核心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是牢固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没问题；如果这个政治主体一解体，无论什么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很难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要从严治党，做了那么多事情。因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这个政治主体出了问题，经济再发展，社会再发展，国家最终也是会有问题的。只要共产党本身一直在追求现代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那么国家就可以发展。
因此，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与中国国家现代性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从政治主体，以及如何处理这三个主体（党、人民、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思考这一关系的问题，关键是要从三个传统出发来思考：第一个是中国几千年的“大传统”，第二个是从近代以来的“中传统”，第三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从这三个传统出发，反思如何来处理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理解党史，还可以理解整个世界问题。
注释：
[i] 中国历史上曾有四个比较短暂的阶段脱离了这三层资本的均衡状态而走向了国家主义。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第二个阶段就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第三个阶段就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当然，这四个时期的改革也都是为了应付之前产生的危机，或者为了实现新的国家目标。在这个时期，国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市场不见了。
[ii] 这里也必须指出，这个体系并不是像西方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在东亚文化儒家文化圈，说政府不要管经济，人家会骂死你；在美国如果说政府怎么管经济，人家也会骂死你。这是两种文明，美国的文明有文明性，中国国家的文明也有文明性。
[iii]需要注意的是，内部多元性不等同于“山头主义”。客观地讲，“不同的山头”（就是不同的利益）是有的，但是“主义”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怎么解决多元和集中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阶层，“山头”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但解决问题方面，“主义”就只能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