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使全球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关联性。在现代性语境下，动态的民族群体中由于内部大量的个体流动，与他者产生了广泛而紧密的跨区域、跨文化、跨国家的社会联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流动性，民族-国家内部的组织秩序却不断强化，民族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建设也需要民族建设的能动推进，两者相向整合，从而不断强化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有机政治共同体，使得国家政治统一体成为国内各民族的安全保障、集体象征和精神归宿，进而将民族-国家建设反转为国家-民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要求，即是现代性语境下民族与国家相向整合的必然政策手段和实践指向。

关键词：现代性 民族与国家 相向整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但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当我们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考察民族时，显而易见的是，所谓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要素早已遭受巨大破坏，导致“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而民族-国家却创造了有着明确领土边界的、超越了小的分散的地方民族性的行政统一体。同时，民族-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性带来了其国内各民族之间更加广泛而深刻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国家领土边界内部多元文化群体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特点不断增长，尤其是国内各民族对于行政一体化的国家的认同感和依恋情不断增强，这就使得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日趋重合成为可能。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发展，国家一方面努力进行国内全体人民内部团结整合的国家民族建设，另一方面努力进行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制度完善，因此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整合已经成为现代所有主权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持久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和实践指向路径，而最终是否能够实现相向整合则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政策实践。

一、现代性推动的人的流动性与国家领土的稳定性

现代性是一个具有抽象性、流动性、矛盾性和世俗性等复杂内涵的概念，其中流动性是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关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某种‘映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十七世纪之后世界进入了现代性时期，而且现今仍处于现代性时期。现代性在内涵方面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在外延方面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使得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社会巨变席卷全球。显然，现代性推动的人的流动性使得全球范围产生了一种内在、不可分离、日益加强并相互作用的社会性联系。

（一）现代性推动人的流动性及其对传统民族社会结构的冲击

“现代性整体因其强迫的、急切的现代化而从之前的时代凸显出来——而且现代化意味着液化、溶解和熔炼”，因此“当今‘液化的’、‘流动的’、解除控制的、形式分散的现代性”表现出强烈的“流动性”。“流动性”不仅指快速的现代生活，也包含着迅速变化的事物，甚至思想，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将其归纳为人、技术、货币、形象和观念的流动。现代性时期各种物质要素和思想意识的流动不断扩大和加速，使得全球化更加深化，传统社会的各种壁垒界线被不断突破和蚕食。世界国家体系中，不仅各个国家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加强，而且各国之间跨国的流动性也在加强，使得跨越各种传统边界的社会关系不断产生并且密织。显然，“流动性”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对传统的所谓稳定的民族社会结构形成冲击和挑战。

就民族群体而言，流动性使得个体能够脱离家庭、社区和族群独立生活，可以远离原生家庭和所属群体的影响，并进入新的跨文化区域，置身于各种来路不明的社会网络之中，个人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和邻里关系中，而这种远离“传统”的“解除规制”的流动往往带来了个体深刻的思想和行为变化。个体的生活、生计越来越不受其原生群体的影响，他们原本归属的小的族群的文化感也被现代性一步步吞噬。脱离传统社会的个体，其人际关系与传统社会不断脱节，并有可能逐渐失去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和社会关系，进而建构起新的自我认同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已经撤销了对净化的理想的控制，它已被私人化了”。这种个体的行动和思想意识转变，既有外在现代性“世俗化”的影响，也是内在追求“个性化”的精神现代性的需求。个人主义的自主意识必然冲击传统的仪式化的权威。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个人自主性”的增强，必然弱化族群的“集体自主性”，个性化显然危及原有文化群体的稳定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个人家庭出身或归属族群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一切。因此，流动、联通的世界不再是封闭、静态的社会，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被这种流动性裹挟着前进，现代性意味着流动的不可阻挡，以及因此而生成的更加开放、自由和包容的社会发展趋势。人们不仅跨越地理空间上的有形边界，也跨越行政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身份体系等无形边界。可以说，现代性所带来的个人主义时代， 几乎冲击了固有的一切传统，而其原动力主要来自人的流动。

在现代性影响下，传统的以小群体为单位的民族共同体面临重大挑战，人的“流动性”所引发的社会的原子化正在不断地弱化民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如何在“流动性”中相对保持传统，又不至于被“流动性”彻底瓦解，这似乎成为当下所有民族和国家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现代性看作一个从起点就开始“液化”的进程，他甚至悲观地认为，当今迅速私人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人们之间的信任、认同和忠诚持续弱化，共同体陷入解体之中。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社会秩序永远处于动态平衡的发展状态，那些能够控制社会的国家力量并不会因为流动性难以遏制而无所作为、束手无策，也绝不会因为流动性难以掌控而放弃国家政治共同体已经拥有的强大权力，它们必然会提出应对流动性所带来的各种危机的解决方案。

（二）现代性催生的民族-国家及其极力维护的领土稳定性

“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大众传播都是现代社会的独具特征，它们共同决定了现代性的文化景况”。现代性时期的肇始与西方大航海、启蒙运动、工业化、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几乎是同步纠缠在一起的，这些都与人的流动性密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形成，也是现代性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性产物之一。“所有的国家都被整编，在结构这个层次上，被纳进‘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次序，这是所有文化体在社会经济层面现代性的‘宿命’”。而这种“民族国家”的宿命与流动性恰恰相反，始终表现出强大的稳定性，这正是现代性所包含的“矛盾性”特征的突出表现。

20世纪许多学者曾经认为，全球文化和经济一体化会消灭民族差别，社会冲突会取代领土冲突，但是这些预见被现实所击碎。虽然全球化本身表现出族类碎片化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确也在逐渐缩小民族差异，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国家正在以领土为基础，努力塑造一个超越小的、分散的民族单位的国民同质性的共同体。显然，现代性所催生的民族-国家是深深扎根于领土空间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它必须努力建构一种建立在领土之上的地理性民族-国家历史。国家领土不仅没有因为人的流动性失去它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它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国际化和世界一体化非但没有减小领土因素的作用，相反却增加了它的特殊分量；不仅没有使领土变得无足轻重，反而使它变得举足轻重”。现代社会，国家的重要性被高度认可，有领土根基的文化可以更好地抵制世界大众文化的冲击，并使得人们的安全、信任、认同和忠诚有所归属。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以什么界线来界定领土，领土在人类学学科里都被视为认同的基本原则，适用于绝大部分传统和现代社会”。

没有地理的历史，是虚无的无根基的历史。现代性已经把地球上所有土地国家化了（除了南极、北极的土地），领土成为人民实现认同的最为稳定的基础。今日之国家无一不是以领土来定义的，本质上都是“领土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国家边界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各种社会特殊性或国家性的主要原因。国家边界限定着各种社会计划的领土空间范围，也塑造着国家需要的同质性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文化的边界。国家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在它行使主权的领土内争取实现族类和文化的同质性。现代国家不赞同有不受控制的个人和群体的存在，而且国家是唯一有能力掌控和治理各种组织集合的最高权威。国家并不是现代性语境下“‘四处流动人群’的敌人”， 但国家的确是流动人口的治理者，也是其他各种流动性的管控者。

现代性催生的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主权国家的政治与法的观念，并建立起高效率严监控的社会组织制度。因此，现代性虽然具有追求和崇尚人的自由的价值理念，但民族-国家也有着强烈的掌控和监视倾向及相应能力。因此，从国家治理视角看，虽然现代性使得人口、民族、资本、信息、文化、技术、科学、意识等空前地流动化，但土地、人口、社会、民族等等同时也被国家进一步结构化。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所有现代性要素的流动中，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领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是凝固不动的，这说明所有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在尽其所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空间和国家社会的稳定。虽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早期“沉重的现代性是领土征服的时代”，而当下已经从沉重的现代性过渡到轻灵的现代性，从固态的现代性转变到液态的现代性。但他却没有意识到，所谓轻灵的现代性正是国家对于既有领土精细化治理的时代，国家领土正是限制和管控流动性的最为强大的稳定的物质基础。

“人类活动的国际化和超国境化所具有的力量十分强大，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特征”。现代性时期的确带来了大量人口跨国流动的跨国主义现象，使得世界连接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地球村，但国家试图建立稳定的彼此分立的国家体系结构的各种实践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也是现代性时期国家演进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充分说明，现代性语境下国家虽然难以控制主权领土之外的其他资源要素和思想意识的跨国流动，但国家仍然有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自我界线，并进行统一的国家内部行政治理。现代性虽然不断消解小的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却难以撼动国家领土的稳定性。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以国家为中心对公共事务进行安排和处置，包括推进以全体国民为基础的民族整合。因此，国家社会如何面对现代性时期不可阻挡的流动性，同时又要极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区隔性，自然成为当代所有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现代性带来的人口流动虽然能够穿越国家界线，甚至挑战传统的国家边界，但国家仍将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仍将是我们想象和分析世界的基础性坐标。任何一个国家，其强大的国家机器绝不会坐视民族主义或跨国主义的野火烧毁自己精心建构的国家大厦。国家是锚定一切流动性的根基，国家是最根本的，它决定着国家社会建构的基本取向。虽然流动的个人主义正在消解社群主义、集体主义和小的分散的民族主义力量，但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要领土基础之上努力整合各种力量，以抵消和化解各种流动性带来的冲击，向积极塑造一体的国家民族的方向进发。事实证明，“对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其他视角的研究都日益强化民族国家作为‘全球人类居住区域’（global ecumene）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显然，在世界国家（world state）出现之前，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高于任何其他狭隘利益的观念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准则。

二、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建构

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国家内部原本相对稳定的不同民族大多采取了制度化的多民族共治模式（所谓单一民族国家除外），小的分散的民族权力被大的集中的国家权力所控制，国家成为唯一能够对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做出整体设计规划并组织实施的社会组织，过去的各种地方民族自主性被国家集权自主性掌控。国家对于内部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各民族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往往保持开放开明的态度，并希望因此而形成有机团结的更加紧密的国家社会共同体，进而建构和强化基于领土空间所囊括的统一的清晰的全体国民身份。根据汉斯·科恩（Hans Kohn）的民族主义两分法，从单纯的民族国家内部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政策理念看，国家对于其内部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规训，主要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两种取向，其背后的“一族一国”和“一国一族”理念决定了其政策和策略的实践指向。

（一）族裔民族主义理念下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建构

族裔民族主义主要从生物学意义的血缘关系和外在文化表征，强调民族的外部差异性以及其内部文化的一致性。族裔民族主义一旦与民族-国家相关联，其核心理念便是，倘若同一个族裔群体形成一个国家，那么其国内便不存在内部族群的差异性，而这种基于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一致性想象有利于内部团结和社会行动的统一，是一种理想的同质性民族与国民重合的单一民族国家状态，也就是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理想模式。

从族裔民族主义视角看，由于西方各国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族一国”理念建构民族国家，他们在应对现代性肇始的民族与国家关系时，追求民族-国家内部族裔身份的一致性，即将民族国家化，从而使得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趋向国内族裔成分同质化。由于这种国家建构最初本身就是族裔民族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因此其现代性民族国家建立时内部的民族身份至少在文化表征层面相对一致，随后在民族国家建构成功进而转向公民社会时，全体人民便以相同的民族身份自然转变为相同的国民身份。从当初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的效果看，倘若一个国家内部族裔身份整体同质化较强，那么其国内政治治理在族裔身份差异上影响不大，的确更容易统一施政；倘若一个国家内部族裔较多且文化差异性较大，那么其政治治理便很难实现统一施政，而且其内部张力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事实证明，西方国家最初追求“民族国家”内部族裔身份的一致性，更多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政治治理理念的设定，而且其实践证明统一的民族身份的确更容易将全体人民转变为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国民身份，国家更容易实施统一的政令法令。显然，族裔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所追求的就是血缘加文化的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的重叠和统一。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欧洲大陆在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结束后，过去的宗教神圣空间被碎片化的世俗政治空间所替代，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人民“必须具有先天上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的特征成为国家建构的必需条件，“单一而不可分裂”成为风行当时的口号。当时不同的文化群体在宗教战争中已经各自选边站队，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身份集团，并且具有了相对单一的社会文化和聚居的国家领土边界，因此“一族一国”的社会文化基础已经大致形成。显然，当时的欧洲大陆是先有了族裔化的社会文化地域（领土）基础，然后各自再诉求“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这符合当时区域性社会整合向民族国家建构的自然发展趋势。当然，其前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艰难的内部多样性整合，才具备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看，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是先族裔化后国民化，或者说两者同步进行。由此可见，西方社会最初理想的“一族一国”建构模式有其合理的历史逻辑和社会背景。

当然，现代民族概念自西方产生后，从资本主义肇始的现代性开始，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一族一国”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建构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族裔民族主义理念下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建构，自然追求民族与国民身份的一致性。但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纯洁模式并不绝对真实，事实上都是一个相对区别的民族国家社会结构，其最初的所谓纯洁的群体身份在其后来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殖民扩张之后，却被殖民地人民和其他流动人口反噬而重新回到多民族社会，其族裔民族主义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径可谓已经彻底破产。但不幸的是，西方社会依然将这种模式看作普适化的理想路径，并且这一模式已对非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造成深远影响，有时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借民族之名分裂他国的政治理论工具。

（二）公民民族主义语境下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建构

除了虚构的族裔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外，公民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另一种发展取向。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形成，更加强调了统一的法律，注重社会契约和价值原则，以及对待其内部每个国民的平等性、一致性，因此，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一般不考虑内部文化群体多样性差异，主要强调内部个体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一般承认其内部多样性族群的存在，不追求单一民族独立建构国家，但坚持差异文化中的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公民民族主义不同于族裔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国家不与某个特定民族重叠关联，而是与整个国家内部的每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个体直接相关，对内部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但对每一个个体却有着一致的认同要求和行为规训，其政策指向是整合与包容内部多样性，求同存异，这种实践普遍得到现代性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的认可。

从世界性国家体系建构情况看，前现代性时期，历史上形成及建立的绝大多数“古代国家”似乎更强调内部的等级差异性，但并不追求以单一民族为界限的国家社会边界，多样性文化共生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状态一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因此其内部原本就充满多样性文化，正如中国数千年来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从来都是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社会。但是，在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中，西方以民族的名义追求虚幻的内部人口共同血缘基础上的社会文化的一致性，使得单一民族单位直接成为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必要条件。这种“一族一国”、族先国后的逻辑，深刻影响到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民族”是现代性国家建设中进行社会动员最灵验的工具之一，但对于“民族”概念的理解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差异很大。非西方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民族”已经与西方原初的概念内涵相去甚远。在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中，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概念，因此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建构都是多民族共聚一家的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是将西方所谓的“一族一国”转变为“多族一国”的多民族整合建国的发展方向，这与非西方社会“古代国家”的建构模式一脉相承。

在“多族一国”模式下，新生的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并不是对于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视而不见，有些国家对标西方的“民族”概念，对其国内文化多样性群体进行了民族识别与划分，有些则任其原有的文化多样性自然发展，但无论识别划分与否，任何基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内部分裂诉求都被视为非法，甚至被严厉打压，国家要求其国内民族多样性身份必须始终服从于国家政治一体化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断指向国民身份的一体化，绝不允许内部文化的多样性损害到国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由于国家对于全体人民具有型塑的强大社会改造能力，因此，由国家推动的基于内部多样性差异的民族与国家整合运动成为国家社会建设的普遍实践。与“一族一国”不同的是，当下很多的国家都将“一族一国”的建构逻辑反转为“一国一族”的建构取向。这种国家建构实践毫不避讳其内部的民族多样性，但也绝不动摇国家一体的整合指向。由于“一个民族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构”，那么，国家民族建构必然可能。于是，原有的“民族”概念被放大、被丰富、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国族”意义，现代性国家将过去“一族一国”的历史逻辑，反转为立足国家现有稳固领土之上整合内部多样性社会的“一国一族”发展取向。这种先国家后民族的建构路径，与早期西方的先民族后国家的路径有着本质的差异，其核心是将文化性的“族”扩大为政治性的“国”，其实践逻辑的本质，不是把所有人打造成具有相同文化表征的一群人，而是具有一致政治认同的国家民族，即国家政治共同体将分散的小的民族性彻底熔铸于国家性之中，然后再进一步将政治性转化为文化性，成为一个更加坚实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使得各民族原有的小的“族我”观不断向着国家的大的“国我”观转变。

由于国家首先是一个空间和人口的范围界定，而“空间的表现始终服务于某种战略”，也是确定人口可辨的前提。因此，“相较于‘一个文化’，‘民族国家’‘似乎’是一个更为具体而‘足资辨认’的实体”。显然，“一个文化”或者说一个民族是难以严格辨识其边界的，尤其从社会“边界”的视角看，而一个国家却有着清晰可辨的地理和社会边界。国家“整编过程是一个结构的‘既成事实’，不是一个文化上的‘选择’”。因此现代性语境下难以严格辨识社会边界的族裔民族主义发展路径逐渐被抛弃，而相对稳定清晰的国家边界成为国家整合公民民族主义的不二选择，基于民族与国家双向整合的国家整合路径逐渐成为主流，虽然有一些国家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但绝大多数国家对国民身份均采取清晰化政策。从当下各国的实践来看，政治家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流动性导致小的民族集团的凝聚力不断弱化，甚至导致群体瓦解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国家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整合全体人民，重新凝聚起有机整合的新的国族共同体。

三、现代性语境下国家对民族的整合与民族对国家的能动

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着眼，国家对民族的整合只能是针对多民族国家内部而言。国家整合意在消解其内部民族多样性可能造成的各种离心力和不稳定因素，同时强化以平等制度建设和各种善政政策为主导的促进各民族团结的国家共同体建设。现代性时期，民族主义的确以各种形式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但与此同时，国家也正在将其内部各种分散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张力转化为国家主义的张力，使得分散的民族主义张力不得不朝着整体统一的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个人民族身份与国家公民身份逐渐合二为一。国家主义成为地方性民族主义不可突破的天花板，地方民族主义只能有机融合于整体统一的国家主义，这是大势所趋。现代性正在塑造一个多民族整合于同一国家的“一国一族”时代，实际上是将一国内部分散的民族整合为政治统一的国家民族时代，国家将是各民族最高权威的代言人和守护者。

国家对民族的整合主要是进行“国族建设”，而民族对国家的能动，主要是人民如何回应国家整合的召唤，只有两者相向而行双向奔赴，“国族整合”才有可能实现理想目标，否则，不合时宜的国家整合实践很有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危及国家统一并损害国内各民族利益。

（一）现代性语境下国家对民族的整合

国家“在它所负担或提供的多种不同任务中，它的首要功能是起到整合作用”，就是要将松散的小的民族和原子化的个体凝聚成政治上一体的国族。虽然保罗·霍普（Paul Hopper）认为现代性时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个人主义时代，但也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将以强悍的能够驾驭民族文化的力量，使得国内不同地方社会达到日益趋同的目的。这就是对国家整合能力及其实践效果的肯定。

现代性语境下民族的相对性存在，使得民族身份认同逐渐转向国家公民身份依赖。尽管现代性将世界联通，但现代性国家始终试图将国家区隔化、稳定化、永久化，这主要表现在主权、领土、边界、国民身份建构等方面。由于“没有一个前现代社会像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有如此明确的界域”，因此，前现代社会很难形成稳定地域基础上的统一民族共同体，而现代性语境下有了“明确的界域”的国家，才有了追求一种排他的、区隔化的国族社会建设的可能，即努力将全体国民一体化民族化，将国家领土独占化。这种一体化首先是主权、领土的一体化，其次是努力形塑国民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即将分散的民族单元整合为一体的国家政治民族。虽然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受到许多质疑，甚至批判，但我们在世界范围看到的国家社会演进历史中，政治家们都在朝着一个法制、一种语言、一个世界观、一个历史和一个未来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努力，这使得当代主权国家无一例外地“侧重于人们共同体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建设”，也就是国家对其内部多民族社会的国家整合实践。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的成长史实际上都是一部国家对社会整合演进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整合实践，而且这种“求同”的国家整合是一个长期的内涵丰富的动态持续过程。以美国为例，1908年，以色列·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其《熔炉》中称赞美国是上帝的“坩埚”，是欧洲所有种族融合再造的大熔炉，得到美国社会高度赞赏。1915年，霍勒斯·迈耶·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指出，“美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它不仅是纯粹的地域和行政意义上的联邦国家，也是多元文化意义上的合作体，是各种不同族裔文化的共同体。虽然这种多元文化共同体与美国化差别很大，但这是美国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1924年他进一步提出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推进美国的政治共同体实践，“（美国人）是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的混血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这里所说的“熔炉”和“美国化”，都是美国的民族同化和国家整合实践。这说明美国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美国面对的复杂的多样性民族无法从共同历史和文化层面进行凝聚，只能在国家政治层面进行整合，因此美国极力推行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以凝聚人民，即“多元一念”战略。但由于美国移民社会文化多元的复杂性，使得美国短暂的移民历史不足以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有机连接各民族群体，最后导致其熔炉政策破产，“美国化”整合和文化多元主义也始终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缺乏悠久的统一领土之上的各民族共同历史文化基础，且殖民和种族隔离历史污点难以消除，因此，其民族与国家不能上下合谋相向而行。

显然，国家对民族的整合实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国家实践。但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如果没有民族对国家整合的积极回应，国家整合将必然破产。倘若一个国家有着悠久的相对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历史逻辑、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自然坚实，现代性时期的内部凝聚力也自然强大，国家与民族相向整合才具备可能的基础。毫无疑问，国家整合的可能性不仅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同时彼此之间的历史文化链接、价值观念关联、对现存制度和各种社会规范的遵从，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共同命运塑造更加重要。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空间的改变和塑造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国家可通过政策提出统一的国民“认同要求”， 进而塑造国族认同，整合全体人民。显然，现代性时期主权国家具有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强大的组织和监控能力，并且始终追求国家共同体的稳定和持久，国家必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使得国家社会清晰化和简单化。因此，国家层面针对全体国民提出的认同要求在当代各国普遍存在，而且是国家整合的最基本手段之一。凝聚人民是当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在努力践行的目标，也是政治家们展示使命和才能的场域，不管是所谓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也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主权国家的合法性、稳定性、持久性，国家提出的认同要求必然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以追求国家的统一、发展、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特别是全体人民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为最终目的的。

现代性“瓦解传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面对强大的现代性，“如果个体首先不变成公民，那么法律意义上的个体就不能变成实际上的个体”。因此，国家对国民提出明确的“认同要求”并不奇怪，这是国家对个体的基本要求和规训，也是国家对民族整合的必然要求，而塑造合格的公民是现代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根本目标。

（二）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对国家整合的回应

“国家发展建设必然要凝聚人民，而人民如何回应国家的召唤才是成功的关键，两者相辅相成，任何单向的国家建构工程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性语境下，国家对民族的整合更加明确直白，但民族绝不是只能被动回应的被治理对象，而是能动参与并组织实施的必不可少的行动主体。虽然流动性带来了民族的碎片化发展趋势，但其传统的社会边界并没有彻底瓦解，不同的民族群体依然具有各自不同的张力，在面对国家整合实践时，其民族社会力量依然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倘若这种能动作用与国家整合目标一致，就是民族与国家的相向整合。从世界范围现实的国家整合案例看，有的国家其国家整合使得国家与多样性民族相向而行，有的却事与愿违。虽然所有国家的初衷都是要稳定和发展国家，但实践的结果不一定得到国内各民族的积极回应，甚至可能因为其错误的实践而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从国家整合的世界经验看，新加坡、泰国、老挝等国家的多民族整合经验值得汲取，但也有类似苏联整合失败的教训需要警惕。虽然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向我们展示了其内部联合成功的过程，但“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这一点注定了其内部联合的脆弱性。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苏联民族-国家建构中其内部多样性民族积极回应苏维埃新生政权召唤的真实一面，但也必须看到，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宣称的“苏联人在行为、性格和世界观上不分社会和民族差别的共同特征”并未真正形成，他过早地认为苏联国内的民族整合已经完成，官方意义上的“各民族融合”已经创造了单一的“苏联人民”， 从而给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埋下了民族分裂的隐患。事实上，国家整合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发展取向，没有广泛而深厚认同基础的表面一致的公民身份是不可靠的。现代性语境下，虽然各个国家都在极力提倡和推进政治社会一体化，但这种民族与国家一体化的建构过程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民族与国家是否能够很好地相向整合，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至关重要。苏联的例子充分说明，如果民族与国家之间没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关联基础，“以军事征服、殖民以及由国家开发新土地的方式” 构建的所谓民族国家，表面上看虽然强大有力，实质上基础松散脆弱，要实现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的有机重合需要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耐心。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各个民族对于国家的正向回应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国家危难之时能够挺身捍卫，二是当国家召唤之时能够积极响应，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多样性民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其核心目的就是让彼此共创共建共享的国家强大并永续发展从而泽被子孙。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鸦片战争、收复新疆、抗击八国联军、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不同时期，每当国家危难之时，各族人民无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无数各民族先烈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捍卫伟大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公私合营、民主改革、民族识别、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社会实践，各族人民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并且在亲身参与中进一步深刻感受到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虽然现代性语境下的流动性使得人们的行为朝着更加个人主义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向嬗变，但从理性主义的视角看，人们也深刻认识到，松散的个体和小的民族集团已经根本无法单独应对现代性带来的各种风险，人们更加需要稳定和强大的国家社会能够给个体和小的民族带来安全感、目标感、认同感和自豪感，而这正是国家社会之所以长久存在和持续自我建构的生命力所在。显然，现代性语境下个体和小的民族群体的安全和自由只能更多来自强大国家的保障，过去小而分散的民族主义“一族一国”诉求的微缩主权的民族国家形式早已过时，类似“欧盟”“东盟”等以小国联合形成更大更强国家联合体的实践已成为一种未来发展趋势。由于人民出于生存发展和应对现代性外部风险对于强大国家社会的需要，现代国家的社会整合往往得到内部多样性民族的理性回应，并因此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民族对统一国家的归属感。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和国家相向整合的必然要求

现代性对于不同国家内部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应不尽相同，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在与现代性的交互影响中都带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有未来发展的共性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其中“包含着构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基本原理”。构建超大规模的国家共同体，自然存在着来自内部和外部各种张力的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国家内部努力将各民族的民族理想与中华民族理想，即国家理想统一起来，将各民族道德与中华民族道德，即国家道德统一起来。这种“国家认同要求”不仅仅是现代性语境下面向内部的中华民族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面向外部防范和抵御各种国际干预和破坏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带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基因和现实必然逻辑，也是顺应世界历史国家社会演进大势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血缘、地缘、情感和伦理为纽带，在中国大地上自然生长而成的共同体，并且具有强大的历史继承惯性。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基础和法理优势，完全不同于美国短暂历史中的各民族移民意外相遇，更不同于沙俄那样扩张侵略的各民族强行绑架结合。这种带有天然的自然主义色彩的共同体特征，在现代性条件下显得更加突出，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优势。虽然“共同体是一种可以建立在各种形式的感情、情绪或传统基础上的结合体”，民族国家也可以打造建构，但是否具有天然的血缘、地理、情感和伦理基础至关重要，这正是我们始终强调中国各民族内部历史文化关联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因为，“民族国家是具有建立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共同经验的最广大的组织……现代民族国家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观念，不如说是一部历史和一种信仰”，各民族内部某些共通性并不能自然形成，也不必然表示他们之间存在天然的共同体关系，只有在牢固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化联系基础之上，彼此才能够在相互行动中互为取向，才会共同建构新的整体性社会关系，而相互行动中的互为取向往往来自共同成长中的历史文化内在联系。因此，“中国即使在最虚弱的时候，还维持着自己的政治统一……尽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是用来统治的只是道德训诫，而非强力”。这里让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政治统一”和“道德训诫”，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脉千年、上下一致的国家“大一统”精神追求和伦理约束，其必然性隐含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漫长国家整合实践过程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历史延续，也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当历史和现实交融的国家“大一统”思想转化为国内各民族人民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行动时，便形成了国家意志与各民族意志相向整合的“中华民族的自觉促进多元一体主义发展”， 同时促进和深化了民族与国家相向整合的一体化实践进程，从而为真正实现民族与国家的有机整合，实现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同步化一致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十一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国家能力疲软，以及强权国家制造的动荡和战争，导致人们切身感受到，如果脱离强大国家的保护，任何分散的个体和小的民族都生活在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现代性“意外风险”之中。人们渴望民族与国家的相向整合能够“把国家带回来”，而“操纵整个社会的雄心只能由民族国家的项目完成”。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外部风险正迫使各国加强内部整合以建设更加稳固，更加强大的国家，同时也迫使各国加强其对外职能建设以应对可能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虽然在解决民族与国家如何实现有机整合问题的实践中，各种现代政治民主、协商政治等给出了多样化的可能，但无论哪种设计和想象，其现实实践的主流指向依然无法摆脱推动国家民族一体化的基本走向。就中国而言，近现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更是时刻警醒中国人民，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中华民族在这场世纪大变局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整合实践，不仅意在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同时也在防范外部国际风险。尽管以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批评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屈辱、战争、进攻和防御的血腥的历史”，但至少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主动放弃民族国家建设。“国家理性”为了保障国家秩序的可靠和稳定，当下所有国家都在强化国家领土并凝聚领土之上的国家社会共同体，努力创造一个超越单一民族的更大的社会整合结构，这一点不容质疑。由此可见，民族国家体系和国家整合依然是主流，人们想象的世界主义国家即使能够真的实现，也必须经由“超大规模的国家共同体”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从当下的世界发展大势去看，要从更高层次和更加长远的人类目标去理解和实践。现代性语境下“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延续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国家体系演进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

五、结 语

现代性的世界虽然充满了抽象、流动、矛盾和世俗，但依然是一个可以相对区别的多民族世界，同时更是一个可以清晰划分领土边界的国家社会体系。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小的分散的民族已经难以守持自我的社会边界和原初的内部凝聚力，而有着清晰领土边界的更为稳定和强大的民族国家便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现代性主要消解的是传统的小的民族群体，但同时也在努力将既有的基于国家领土的国家社会塑造成新的具有内部整合力的民族国家。“今天的世界，人们已经无法接受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地图，因为国家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依赖的实体，而且任何社会的整体发展都有赖于国家的宏观设计”。国家清晰稳定的边界已经将难以标识界线的所有的现代性特征掩盖在国家地图之下，其中彰显出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显然，基于族裔民族主义实践的小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种唱衰主权国家的论调也只是损伤皮毛而未及根本，而世界主义的“没有界线的治理”，也还遥遥无期，因此，民族国家反转为国家民族的实践正是当今世界人们普遍信奉的一套制度体系和政治秩序，其目的就是更加有效地实施国家社会的有效统治和治理。国家共同体而非小的分散的民族共同体才是人民产生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的动力源泉，并且是促使人们迈向既定目标、参与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组织形式。因此，进行“全民族的政治教育，以保证国民在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的同时，都知道民族国家是自己生活的最终保证，从而积极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 这也就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国家政治成熟的必然要求。从生命政治的视角看，现代性时期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主动地成为积极的自我塑造的行动者。

国家整合实质上就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性不断自我强化，这是国家理性对内对外的本能实践和必然逻辑，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国家整合的顺势而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性时期民族存在的相对性与国家存在的稳定性相比，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国内各民族的长远发展更加重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和历史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将民族国家的逻辑转化为国家民族的实践和成果。

作者周建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