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真正的磨难，童年唯一的痛苦回忆，不是饥饿，而是读书。
其中最大的噩梦是背乘法口诀表。
刚学会数数我就开始背这个鬼表，3+7是怎么回事尚且弄不明白，要明白3×7是什么意思就更难了。乘法口诀表本来就单调枯燥，要是不懂它是什么意思，背起来就更是要命。好多天背了后面忘了前面，记住了前面又忘了后面，越背就越烦，越烦就越难背。性急的父亲开始用毒打折磨我，后来他则是用沮丧来折磨自己。
为了背这个鬼口诀表，记不得挨了多少恶骂，记不得挨了多少毒打，也记不得是因为父亲绝望了，不再要求我继续背诵，还是我真的背熟了，闯过了人生的奈河桥。
小时家里养了一条狗，每当我从外面回家，狗儿总摇着尾巴又蹦又跳，我有时觉得自己要是狗子就好了，用不着读书写字，用不着背乘法口诀表。当时要是在练字与吃屎之间选择，我肯定立马选择吃屎。
父亲爱子不用怀疑，父亲积极向上不用怀疑，但父亲教子的效果却值得怀疑。小时候我与父亲的关系，不像父子而像仇敌。除了打与被打、骂与被骂外，我们之间似乎再没有别的联系。他只在乎儿子的学习成绩，毫不在乎儿子的苦乐悲喜，我没感受到一丝丝父爱的暖意。
父亲逝世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并原谅父亲，因为我教育儿子的方式，毫不走样地继承了父亲的“光荣传统”。
快要年过半百了，我才真正意识到家教中存在的问题。今天我“声讨”自己的父亲，其实我是在谴责我自己。
我是在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我和父亲既完全一样——我们一生都十分平凡；又和父亲大不一样——我能接受平凡，并能享受平凡，父亲拒绝平凡，更不能安于平凡，所以父亲从来都是愁眉苦脸，而我中年以后总是笑容灿烂。
从自己的痛苦经历，我极其反感“望子成龙”的价值取向，它把深情的父母变成无情的恶魔，它把孩子金色的童年变得一片灰暗。
由于父亲过分严厉的高压，整个小学阶段我都很有点厌学，直到初中一二年级还不喜欢读书，成绩只能说勉强过得去。到了初三，随着父亲被批斗得越厉害，他对我的学习就越不上心。你说怪不怪，父亲对我的学习越是不上心，我对自己的学习反而越是用心。从前是父亲逼着我读书，慢慢变成了我主动去找书读。初中毕业时我各科发展比较平衡，偷偷看了一些“文革”前的小说，数学学起来也不吃力。从讨厌读书到想读书，我们乡下把这种情况称为“玩醒了”，我真的像是从懵懂之中突然醒来。
上高中是住读，远离了父亲的“魔掌”，照说更为自由，事实上我却比在家时更为自律。上高中时虽在“文革”期间，但邓小平已出来主持工作，学校开始进行文化课教学，高中三年一次也没有斗过老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老师们教得很认真，同学们也学得很刻苦。
班上的同学课内课外都偷看禁书，那时除了革命导师、鲁迅和浩然等极少数人的著作外，所有人文社科书籍都在被禁之列。人们把这些禁书称为“黄色书籍”，连《唐诗三百首》也在被禁之列，更不用说写谈情说爱的《红楼梦》，写妖魔鬼怪的《西游记》，写枭雄混战的《三国演义》，写落草为寇的《水浒传》了。
越是禁书同学们越想“犯禁”，越是“黄色书籍”同学们越想偷看，读书和接吻一样，偷来的反而格外香甜。偷读禁书紧张刺激，这养成了我爱好阅读的习惯；下一位同学正等着要读禁书，这又锻炼了我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也培养了我一目十行的阅读本领。
当时既没有高考的压力，又没有成绩排名的紧张，同学们得以自由自在地读书。大家把自己家的书带到学校去传阅，一本书通常都成了“猪油渣”，前后页全都脱落，书角全都毛边，有些小说读完了还不知道书名。
我们班几个爱读书的同学，几乎是比赛读书，哪位宣称自己读过什么书，如果其他人没有读过，大家都会投去羡慕和赞美的目光。现在还记得一位叫胡利畅的同学，他的阅读面特别广，作文写得也很漂亮，一次他对我说，他读了郭沫若刚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我连这本书的书名也没听说过，顿时觉得自己浅陋寡闻。
高中毕业时，我读了不少中外小说名著，除《金瓶梅》没有读过外，现在所谓“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都通读过，《水浒传》中的不少名句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今天的高中生很少通读名著，既没有通读名著的时间，也没有通读名著的心境。过大的压力、紧迫的时间，磨灭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减弱了青年求知的热情。
由于没有太高的阅读门槛，阅读小说和人文类著作是一种自发行为，而学习数学和其他理科知识，则离不开老师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开始要“先生领进门”，此后才“修行在各人”。
学生遇上什么样的老师，就像丈夫娶到什么样的妻子一样，全凭一个人的福分与两个人的缘分。我一路走到今天总是福星高照，高中时遇上的最大贵人就是数学老师阮超珍。阮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也就是我现在供职的大学。高一时她见我喜欢瞎琢磨，课后常常还向她请教，便暗暗送我一本“文革”前出的《初等代数》。这本数学书大概四百多页，当时我如获至宝，马上从第一页学起。由于没有掌握自学数学的诀窍，就像猴子吃栗子——不知如何下口，起初进度非常慢。
遇上拦路虎的时候，不好意思经常打扰阮老师，我怕别人说阮老师对我偏心，又不能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一天上午下课后，阮老师问学到哪里了，我一五一十地诉说了自己的困难。见我自学困难重重，她让我每周向她汇报一下难点。每一课后面的练习题，不分难易我都做了一遍，做上记号的难题第二天重做。每课结束后我都会在脑中复述这一课的内容，归纳它的重点、要点和难点，进新课之前要复习一遍前两次的课程。自学时间一长就掌握了一些窍门，不只进度越来越快，而且越学越觉得有味。解出一道难题像攻破一座城堡，我像冲上敌军城楼挥舞红旗的勇士，内心涌动着胜利的喜悦与豪情。
学完了《初等代数》后，阮老师又送我一本《初等几何》。相对于解代数题，我更喜欢证几何题。有时一个难题要证几页纸，难题证出来后的成就感，没有自学过数学的朋友无法想象。
邓小平复出的1973年，我们那里还举办过一次数学竞赛，我在一两千名参赛者中夺得第三名。
假如那时像现在这样划分文理科，我无疑会被划在理科班。我的作文也算写得不错，鲁绪卿和胡仲弼两位优秀的语文老师还常给我戴高帽，但我的作文在班里不能称雄。我的数学在班里一直独占鳌头，对几何我好像有一定的空间想象力，对难题也有较好的敏锐和直觉。
当时数学比现在高中数学的难度要小得多，竞争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可能把自己对数学的爱好，当作了自己的数学才华，恰如喜欢美颜照相的女孩，错把照片中的玉容当作自己的脸蛋。
高中三年虽然在“文革”中度过，但我的求知欲极其旺盛，碰到的老师又极其认真，所以我的学业并没有过多的荒废。学习进步极快倒在其次，关键是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初步训练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根据自己的经验，我始终相信兴趣并非天生，它是后天习得的结果。俗话说“将门出将，相门出相”，过去误以为是得自遗传，其实全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一个孩子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遇上什么样的老师，他就可能喜欢或讨厌什么样的科目，这有点像从前的女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全看你是什么样的命。
阮超珍老师是我的恩师，夫子河高中是我的福地。
以上文摘节选自戴建业最新随笔集《我的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