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著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序言中曾说过，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比如我说话的神情和腔调，原本来于自己的天性，可从小因说话“没个正经”，我没少挨父母的打骂。

在如何教育我的问题上，我父母的意见从来就不曾统一，但在男孩应该庄重这点上，父母的认识却又高度一致。“正颜厉色”是父亲在我和弟弟面前的“示范表情”，我本来就属猴，人也长得像猴，小时候走路蹦蹦跳跳，说话也总嘻嘻哈哈，我一开口父亲便骂我“轻佻”。

父亲对我的期望与我的天性不啻天壤，我在他面前十分憋屈，他对我定然极度失望。

何曾料到，等自己成人以后，才发现我说话的样子人们并不反感，尤其走上大学讲台以后，我讲课的方式同学们十分喜欢。

父母是用他们理想的男孩模子，来教育和铸造他们的孩子，宁可让孩子削足以适履，也不愿孩子适性而成才。

再说，“一本正经”未必就“一身正气”，“一本正经”反倒可能遮掩了“四平八稳”。

我们父母的人格理想，不一定是被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我早年要是被父母成功改造，小时或许能讨父母欢心，今天就必然使读者观众反感。

当然，要说起人生的“过山车”，非我那口独一无二的普通话莫属，它才真正让我尝够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甜

眼下，我讲的“麻普”大受欢迎，这两年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有的模仿到可以乱真的程度，连我本人也误以为是出自我的“金口”。

海外许多华人收看我讲古典诗词的视频，我还不时收到他们对我的感激和赞美。

B站的同学们还留言说，但愿我的“麻普”能做到“不忘初心”。

我老家麻城去年还请我回乡演讲，老乡们感谢我“把麻城话推向了全国”。

朋友们喜欢我的讲课内容和讲课方式，也爱屋及乌地喜欢我的方音。

如今，“麻普”成了我的标识之一，与“麻普”相关的“你听懂了没有”，也成了我最有名的口头禅，“你听懂了没有”还成了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它这一年多来一直畅销，从网上到书店再到机场，随时随地都能见到它。

在上海用餐时，一位粉丝朋友就对我喊“你听懂了没有”！

这真让我大感意外，更让我喜出望外。

水还是那条水，山还是那座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方言还是那个方言。何曾料到，当年麻城方音曾是我甩不掉的包袱，今天麻城方音成了我别树一帜的“优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得到呢？

这广为人们模仿的“麻普”，当年可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说来都是泪。

苦

除了从广播和收音机中听到普通话，从强迫我父亲“交代问题”或找父亲“调查问题”的干部那儿偶尔能听到外地口音，上大学前没有听到过有人当面和我讲普通话，更没有人教我说普通话，甚至从小到大都没学过拼音。

念中小学时，老师们讲课全是用麻城方言，高中教数学的恩师阮超珍是唯一的例外，她是用广东普通话给我们上课。

上大学后，才知道竟然还有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还有人嘲笑我的方音！

我们七七级是春季入学，永远也忘不了上学不久的一次春游，我走在前面发现了一处美景，马上招后面的同学说：“快来，这里最美丽！”

班长俞志丹笑着问我：“你在说什么？”

怕他们没听清楚，我立即又重复一遍：“这里最美丽！”

班长更加疑惑地说：“你在说什么呀？”

以为他是在戏弄我，我窘迫得满脸通红，他也困惑得一脸无奈，同行的几个同学都哄然大笑。

学了拼音后才明白班长的确没听懂，因为“这里最美丽”五字，麻城方音是这样念的：“lè lì jì mì lì”。

大学四年，麻城方音不知给我造成多少尴尬，我的室友李建国差不多天天拿我开涮。建国兄语言模仿能力很强，用我的方音念诗是他的绝活，特别是学我朗诵刘禹锡的《乌衣巷》，从语音、神情到姿态都惟妙惟肖。“观看”他高超的模仿秀，我心情好时是一大乐事，心情坏时是一大难堪。顺便说一下，我们家乡“野草花”的“花”念“fā”，“夕阳斜”的“斜”念“xiá”，“百姓家”的“家”念“gā”。

方音招来模仿还只是大学生活的调料，问题是它严重影响我的学习成绩，而且还可能影响工作分配。

酸

我们学校过去十分强调师范特性，中文系要求学生“一手漂亮字，一口标准话”，因而对学习普通话十分重视。

大学二年级，教我语音课的朱道明老师，课中常点同学们起来念一段话。一次点到了我，我让旁边的同学小声念，我跟着他模仿如何发音。朱老师以为我身旁的同学在聊天，告诫他“不要讲话”，同学一停止讲话，我马上就不能“说话”——我不能也不敢用乡音朗读。

最大的麻烦是教学实习。

我实习的学校是武汉第十四中，一想到要给武汉孩子上课我就发怵。我与班里的美男子邓衍明分在初中班，班主任王迎跃是一位教数学的美女，邓衍明、我和班主任三人同岁。邓老兄是一位撩妹高手，嘴巴说的比脸蛋长的更要迷人，不到两周就把自己的指导老师，成功地变成了自己的女朋友。

这小子可把我害惨了，王老师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对他非常“亲密”，对我只是“客气”。

更要命的是班里的孩子不懂假装“客气”。

我第一课是讲《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开口就把课文标题中“永垂”的“永”念成了“rěn”,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在同学们眼中可能已经不是老师，而是一个土得掉渣的滑稽小丑。

过去在老家时我擅长表达，在武汉当老师简直不敢张口，我一张口同学们就挤眉弄眼地笑。

本来我备课非常认真，但由于独特的普通话无法上课。第三天就有一位学生家长投诉，她向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声明：“如果还是这个小戴老师上课，我家小孩明天就不来上学，我女儿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实习结束，其他同学都得的是“优秀”“良好”，只有我一个人只得了个“合格”。

辣

这次实习得分高低并不重要，对我真正的打击是留下了阴影，使我对自己的“普通话”失去自信，研究生毕业后走上讲台仍然紧张。

果不其然，原先在什么地方摔倒，还会在什么地方跌跤。

回母校一登教学讲台就放了哑炮，第一次课后学生就要求换人，理由仍和大学实习一样——听不懂。

这才发觉问题十分严重，我可能一辈子与讲台无缘，我不能吃教书这碗饭了。

普通话讲得不好，我曾被领导传去谈话。领导考虑把我调离教学岗位，决定让我去“搞行政”。

当时把我给逼着急了，我跟领导当面顶了起来：“我的普通话不好，你怎么能听懂了我的话呢？”

生存的严酷性逼迫我学习普通话，那时候录音机还不普及，我买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时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其中“阅读和欣赏”节目特别重视，每次提前将原文标上拼音，先自己反复诵读，再跟着电台来正音，一两年下来练就了这口非驴非马的“麻普”。

从此就很少听到同学们抱怨“听不懂”了，我的课堂上还常能收获掌声和笑声，再过几年我的课堂便“一座难求”。

2018年初，我十多年前录制的“走近大诗人”课程，超星截取其中一些短视频传到“抖音”上，有的短视频当日点击量迅速突破2000万次，点赞150多万人次。

我的教学和“麻普”出乎意料地受人欢迎。

随着我越来越多的讲课视频传到网上，我被南北网友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可见，我的“麻普”就像中国许多戏文，它是我教学生涯中的一出悲喜剧：开头是劫难的连环套，结尾则是典型的“大团圆”。

——本文节选自《我的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