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是人的天性。

正是由于好吃，我们才觉得这个尔虞我诈的浊世，还有些东西让人垂涎欲滴，人生还值得我们留恋和珍惜。

我特别要为好吃正名，因为本人就是一名吃货。除了鸡肉鸭肉外，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只要你敢做，我肯定敢吃。原来我也爱吃鸡鸭，后来太太坐月子，天天都给她炖鸡煨鸭，而她的饭量又太小，炖好的鸡鸭她吃得不多，大部分都给我吃掉了，名义上是她坐月子，实际上是我吃鸡鸭肉，以致我到现在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倒胃口。

老天对我格外眷顾，我吃得再多也不会长肉，吃得再腻也不会三高。说实话，我真希望自己还长胖一点，以免人家以为我“饥寒交迫”。可我每次说想长胖的时候，朋友都骂我“凡尔赛”。

由于想多长点肉，我总是放开胆子吃，心安理得地“贪口腹之欲”。每到一地必先问当地小吃，小吃都好吃，吃货又好吃，真可谓“将遇良才”。记得三十年前在郑州名店吃羊肉烩面，当时恨不得把面碗一起吃下去，我对陪我的河南朋友说：“如果天天能吃上羊肉烩面，我个人就算实现了共产主义了。”好多年前在广州吃过一顿可口的海鲜，在成都吃过一桌丰盛的小吃，现在一想起来还直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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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长在湖北，可我天性喜欢面食，北方的老面馒头，哈尔滨的大列巴，西安的羊肉泡馍、武汉的热干面，上海的阳春面，兰州的牛肉拉面，郑州的羊肉烩面，山西的刀削面，重庆的小面，成都的担担面……仅仅念一念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幸福”。

罗素曾在《幸福之路》中说，越不挑食就越幸福，喜欢吃的食物多一样，你的幸福就多一分。

吃货不只是比常人多了一份幸福，也比常人多了一份率真。东晋最大的吃货非罗友莫属，《世说新语·任诞》载：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跑到上司那儿蹭白羊肉吃，不顾身份，没有客套，了无惭色，蹭吃蹭得坦坦荡荡，率性而言无所遮掩，放怀痛饮从不装怂，开心大嚼绝不客套，难怪东晋名士称道“罗友有大韵”了。我们今天的“大韵”就是装出来的斯文，而魏晋人的“大韵”则是率性任真。

在古代写美食的杂著中，可能要数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最为全面，尤其难得的是，它的文字和它的菜点一样清爽。这本谈吃的名著现在有很多插图本，朋友们不妨买来随便翻翻，我们可以和清人一起大饱口福。

现当代也有许多写美食小品文，如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汪曾祺的《吃食和文学》《四方饮食》《故乡的食物》等，都是以美文谈美食，叫我这种吃货神清气爽，读来欲罢不能。

受孟子“君子远庖厨”观念的影响，对于美食，人们习惯于只动口不动手，到头来会吃的人自然很多，而会写的人则相对较少，既会吃又会写还会做的人，大概只有汪曾祺先生一人而已。像汪老那样吃遍四方美食，只需口袋里有钱，像汪老那样会做四方美食，则既要有艺，又要有心，还要有趣。

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食欲显然属于“人欲”，可是老祖宗承认“民以食为天”，这样饮食似乎又属于“天理”，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饭呢？

在《朱子语录》中，朱熹倒是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学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朱老夫子这段话叫人又好笑又好气，难道吃得像猪一样粗糙才算“天理”，享用美味佳肴就是“人欲”？他无疑忘了孔子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九泉之下，朱老夫子恐怕要被逐出孔门。

在食材相同的情况下，菜品当然越精致越好吃。吃货通常都是一些美食家，他们的味觉极端细腻，吃饭既要裹腹也要品味。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

从《北京的茶食》一文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京城都难以买到称心的糕点，粗制滥造的“茶食”又难入周作人之口，这无疑会减少他用餐的乐趣。在必须的营养之外，他说吃饭还得有一点享乐，譬如“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愈精炼越好”。由于对“精炼”的过分苛求，谁要是请周作人这种人做客，谁就是在给周作人们找罪受，也是在给自己招吐糟。

追求“精炼”很容易走向挑剔，一个味蕾过于丰富发达的人，用餐可能不是享受而是一种煎熬。

撇开“天理人欲”这些陈词滥调不谈，单从一个吃货的眼光看，恰如人生要能上能下一样，吃饭也应可丰可俭可精可粗可荤可素，这样，遍地都是美食，动筷便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