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们对于毛奇龄的所有嘲讽，排斥与否定，既有对其性格的不满，也有对毛奇龄内心理路的不解、疑惑以至否认。不过也宜晓知：在反对旧儒家，倡导新儒家的文化更新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如“儒家叛徒”李卓吾等，推倒旧说，用力强猛，难免辩说牵强，遣词过激，由此招来物议，然大处着眼则知其于世有益，于学有补，用心良苦，志趣可嘉。他们形成一个文化先行者的队列，引人注目致礼，毛奇龄当属此列。
历史变迁时期易出秀拔奇特之人。毛奇龄生存于明清交替的历史大变迁时期，其文才可谓秀拔，其性格可谓奇特。他聪慧勤勉，著作等身，影响颇大，同时又傲骨嶙峋，出言不逊。他学术上备受瞩目，人格上备受诟病，通观一部中国思想史学，种种矛盾交集一身如毛奇龄者，学林少有。其实，人们可绕开毛奇龄性格的弱点，探询他值中国文化演化之际批判旧意识的勇猛、追求新理念的真诚。换一个观察的新角度，做一个客观的新评价。
一、生平著述
毛奇龄，字大可，号秋晴等，世称“西河先生”。浙江绍兴府萧山人。清代史学家，擅诗文。自幼聪慧，十三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人称“神童”。长后博览群书，才思敏捷，《清史列传》卷六十八称：“奇龄有不可及者三，不挟书册，而下笔千万卷，一也；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怪疾，遇疾发，求文者在门，扪腹四应，顷刻付去无误，二也。”[1]
毛奇龄生性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于斯三百年矣。”他也曾言辞过激与人结怨，避走江、淮、河南、湖北、江西等地。明亡，毛奇龄于学宫泣三日不止。从南明鲁王抵清，鲁王失败，化名王彦，伏于山野十余年，筑土室读书。后得友人相助，集资捐得廪监生，康熙年间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又称病辞官，隐杭州竹竿巷治经授徒，卓有声名，与毛先舒、毛际可合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学生有“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陈撰等。
毛奇龄著有《古文尚书冤词》《四书改错》《河图洛书原舛篇》《西河词话》《毛诗续传》《古今通韵》《春秋毛氏传》《经集》《竟山乐录》等数十种，及诗赋杂著230余卷，由后人编为《西河合集》。《四库全书》录其著作40余种，通览《全书》，毛奇龄被录最多。毛奇龄著述择其要，与《尚书》研究相关者有《古文尚书冤词》八卷，该书反对阎若璩《古文尚书》证伪，论说梅赜所献《孔安国尚书传》而非《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属于伪作，而《古文尚书》确为真本。毛奇龄与阎若璩曾为学友，毛曾在阎家住过两年，此书一出，不合分途。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中有言: “其于百诗，则力攻之；得尝与之争，不胜，至奋拳欲殴之。”《四书改错》亦为毛奇龄重要著作，由其门生编纂而成。毛奇龄一生与程朱理学作对，书中含括《大学问》、《中庸说》、《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婚礼辨正》、《周礼问》等重要文字，笔锋直指《四书集注》，指摘朱熹注释《四书》错误达451条。又撰《河图洛书原舛篇》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河图即大衍之数，当称大衍图，而非所谓河图。洛书采用太乙行九宫之法，也非《洪范》九畴。毛奇龄排击异学，殊有功于经义。另有《西河词话》原四卷，今存二卷，三十八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自宋以来，撰诗话者多，撰词话者较少，奇龄是编，虽不及徐釚《词苑丛谈》之采摭繁富，门目详明，然所叙论，亦足备谈资。”[2]毛奇龄此书曾遇到麻烦， 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上谕：四库馆进呈毛奇龄《词话》中有“清师下浙”的语句，不说“王师”而称“清师”，至为狂谬，只为毛奇龄早已死去，不再论罪，然追责总纂官纪昀，降一级留用。
二、“道学”批判，对宋学内涵的评析贬斥
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为北宋理学发展的先驱。此时理学打破“三教壁垒”，强调“性命之学”，引进道家理论，从而发生思想变异，走上“道学”路线。这时的儒学不仅具理学之称，又有了道学的新名称。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周敦颐，开创"濂溪一脉",具“道学宗主”之称。
朱熹首次明确提出“道统"的说法，其云儒学由尧、舜、汤、文、武、周公，至孔丘，一脉相传而成道统，道统至孟轲中绝，及程颢、程颐承孟轲而再兴。在朱熹看来，道统为道学之源流，道学为道统之实体。朱熹自称是道统后继，道学正统。朱熹道学继二程而发展，在强调“性命”的基础上，阐扬“格物致知”、“内圣外王”诸理，及王者治世应循之“密旨”、“心法”。
毛奇龄批驳朱熹“道学”，他说：“圣学不明久矣。圣以道为学，而学进于道，然不名道学。凡道、学两字，六经皆分见之，即或并见，亦祇称学道，而不称道学。”[3]这是说，学有孔子之圣学与程朱之道学，孔孟圣学也说一个道字，而只讲学道，无“道学”之称，道是圣学的学习内容，而非圣学之全部。
“‘君子学道’、‘小人学道’。盖以学该道，而不以道该学。其在《论语》，则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而在《学记》则曰：人不学不知道。如是而已。”（毛奇龄：《河合集·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在毛奇龄看来，学涵盖道，道不能涵盖学。学是总称，道是分称。道只在老子之学中总括一切，居至高地位，道学为老学专称，岂可代称儒家圣学。与儒学相比，老学地位低下，长期来传布民间而不立于官。朱熹将儒学说为道学，实乃贬低儒学，也说明其实质上秉承道学，背儒附道，演为“道家之学”。毛氏如是言：“惟道家者说，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不能群萃州处，朝夕肄业，以成其学事，祇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4]
毛奇龄著文提及陈抟其人，陈抟，生年不可考，卒于989年，字图南，号抚摇子，五代宋初亳州真源(今安徽省亳县)人。道士，隐居武当山，又移居华山云台观。毛奇龄认为，倡言道学者，自周敦颐至朱熹，追其根源，概尊崇道士陈抟为祖师，以道书为准则，其儒学已一变为“希夷道学”。“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丐史官洪近，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朱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5]
这段话语说了几层意思。其一，查实陈抟身份：其人着力搜寻道书，作《道学纲宗》，倡道家太极、河洛诸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华山道师”。其二，确证道学家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以道师陈抟为师，“篡道教于儒书”，是披着“儒学”外衣的儒家叛徒。其三，所谓儒学大师朱熹，“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与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走在一道，为“使道学变作儒学”走得更远，演至极至。
毛奇龄评驳宋儒：“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顾命》非周公所制《礼》者，有疑《春秋传》非左丘氏书，有疑《孝经》为六代后增改，非七十子所旧传者。而至于《士礼》则废之，《周官》经则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诸篇则直祛之、细之。然且有误读《隋书经籍志》，而谓《尚书》为伪书，误读刘歆《让博士书》，而谓今所传
《国风》为伪诗者。是无经也，无经安得有义？”[6]毛奇龄怒指宋儒叛儒悖儒，打出疑古旗号，将儒家经典一一扳倒，妄使无经可信，无义可取。他责问：“是无经也，无经安得有义？”[7]毛奇龄指责朱熹，“于《大学》，于《孝经》，于《仪礼》、《周礼》、《礼记》则直取而分之”，而且“不止分之，直取而删之、改之、移易之，注经者当如是乎？”[8]《大学》、《孝经》、《仪礼》、《周礼》、《礼记》等俱为儒家重要原典，是历代儒家阐述发扬儒家要义的根本依据，毛奇龄所愤恨不满的是宋儒对于儒家原典所采取的态度是极端的不敬与亵渎，所用的方法名曰“注经”，而实际所为的是“直取而分之”、“改之”、“移易之”，毛氏责问：“注经者当如是乎？”
他说：“河南二程氏并读《大学》，疑其引经处参错不一，因各为移易，实未尝分经别传，指为谁作，且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而朱氏元晦乃复为之割之、析之，迁徙颠倒，确然指定为谁经谁传，孰言孰意，孰衍当去，孰阙当补，而且推本师承，以为皆程子之所为。”《大学》出于《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曾子为其作者，也有认为属秦汉时文字。程颢、程颐推崇此篇，朱熹特作《大学章句》以阐扬，与《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科场取士必读经典与百姓日常道德准则。其中“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毛奇龄认为，从河南二程到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非对《大学》的尊重与推崇，在他们推出《大学》的过程中，先是“疑其引经参错不一”，然后以此为借口，“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更有甚者朱熹对《大学》文理“割之”、“析之”、“迁徙颠倒”，其目的是颠倒是非，篡改本义，“改儒入道”，崇道毁儒。
为此，朱熹直言，儒家体系已被程朱宋儒糟蹋至极，他们把一部完整经典篡改成所谓的“四书”，竟使元明两代，“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敕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朱熹愤语：“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朱熹宋儒“改经，而相沿祸烈至于如此！”[9]
三、《四书改错》 ，于朱熹学说的直接论驳
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为四书注本。内容含《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及《孟子集注》（14卷）。《大学》、《中庸》为《礼记》中的内容，朱熹将其抽选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细加评注。朱熹指出：《大学》之“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大学》之“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则为“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其注《大学》、《中庸》为“章句”，集《论语》、《孟子》注释之大成为“集注”，特意指出：“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10]
往前历数元、明前朝，程朱理学一直高踞官学宝座，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由此落成稳定。[11]毛奇龄罔顾前史，锋芒直指朱熹，口诛笔伐毫不留情。他撰《四书改错》一书，将朱熹《四书集注》批得体无完肤。他在书中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在毛奇龄的笔下，朱熹《四书集注》“无一不错”，错误之多，倾三江之水洗不清；错误之巨，聚九州之铁铸不成。对于朱熹理学及其著作《四书集注》，清王朝最初态度并不明朗，这样的文化环境，给予毛奇龄以恣意评判的政治空间与学术勇气。然风云变幻，出人意外。就在《四书改错》定稿付梓之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诏令孔庙中朱熹座次由东廡升入大成殿，列十哲之次，循元明规例，朱熹地位重登云端。毛奇龄著书恶评《四书集注》，有悖上谕，亵渎圣哲，可获抗命“非圣”之罪。这对于毛奇龄来说，毫无思想准备，他心急如焚，速将自己的得意新作停印毁版。
然而即便如此，《四书改错》也时而刊印流布，如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上海珍艺书局排印本、光绪十九年（1893年）同文书局石印本等。光绪二十年，河南学政邵松年上奏极言此书有毒，请令禁毁，清廷应此奏章，上谕各直省督抚，禁售《四书改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违规”书籍遭禁，《四书改错》陪绑，再次被列入黑名单。
四、《古文尚书冤词》，一场针锋对麦芒的申讼
《古文尚书》自吴氏、朱熹以来，其书真假始被质疑，至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列举诸多论据而证其伪，《古文》之伪遂成“定论”。毛氏则认为阎氏之说不足信，作《古文尚书冤词》以驳之。《冤词》目录如下：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寃始于朱氏、五曰古文之寃成于吴氏、六曰书篇题之寃、七曰书序之寃、八曰书小序之寃、九曰书词之寃、十曰书字之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注云：“呉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説，当云始于吴氏，成于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
《冤词》的中心议题是：永嘉之乱后，孔壁古文即孔安国所献真《古文尚书》无损在世。梅赜所献非《古文尚书》，仅托名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序传，即《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属真无疑，假的只是后人杜撰的《孔安国传》。此议题很重要，若其成立，“梅献《古文尚书》”概念就不成立，“梅献《古文尚书》是否伪书？”即成伪命题，阎若璩等人所有的辨伪工作即为与“影子”的较量。
《隋书·经籍志》原有这样一段叙说：“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
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12]
阅读以上可知：
其一，晋秘府曾有藏书《古文尚书》，“今无有传者”，至今失传，无可获见。
其二，永嘉之乱后，流传于坊间学舍的孔壁古文即孔安国所传古文与伏生今文及传承者欧阳、大小夏侯今文“一并亡佚”。延至东晋，梅赜自秘府发觉并整理出孔安国所传古文，合伏生今文一并“奏之”，公布于世。
其三，济南伏生传《今文尚书》，曾撰《尚书大传》，刘向父子著《五行传》，最合伏生本意，然文辞怪异。
其四，东晋时有豫章内史梅赜献附孔安国序传之《古文尚书》，缺《舜典》一篇。至齐建武时，姚方兴得其书，比马、郑所注本多出二十八字，至此梅献《古文尚书》列为官学。
对于上述内容，毛奇龄作这样的解说：
“古文藏内府”,“永嘉乱后其书并存而特以无传”,“梅赜乃上孔氏传以补《尚书》诸传之阙。是梅氏所上者安国之传, 非古文经也。安国之传, 东晋始行。古文之经非东晋始出也。故唐宋晋书不载梅赜上书事, 以为不关本经, 不足轻重。而旧晋书及隋经籍志则各为载入。然犹恐误认孔传为古文, 乃先曰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经文, 然后曰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 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此其明白为何如者。乃不学之徒妄云梅赜上古文, 以致一讹再讹, 顿成千载不白之冤狱”。
这段话叙意如下：其一，永嘉之乱后，《古文尚书》保存如故，所缺的是《孔安国传》。其二，“梅氏所上者安国之传, 非古文经也。”其三，唐宋晋书都不记载梅赜上书的事情, “以为不关本经, 不足轻重”，惟《旧晋书》及《隋经籍志》各为载入。其四，《隋经籍志》犹恐误认《孔安国传》即为《古文尚书》, “乃先曰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经文, 然后曰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 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五，“不学之徒妄云梅赜上古文”实在是“千载不白之冤狱”。
将《隋书·经籍志》与毛奇龄“解说”对照来看，可见毛氏私释《隋志》本意之苦心。《隋志》说“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这里“安国之传”既说的是孔安国序传，也说的是梅献《古文尚书》。毛奇龄为达到为梅献《古文尚书》“辨真”申“冤”的目的，将“安国之传”说成只是《传》，无有《书》，不惜望文生义，曲意引导。此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然《隋志》作于《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已説乎？”《提要》最后有这样的评价：“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
毛奇龄书出，一石激浪，顿起学界波澜，今古文之争愈演愈烈，历晚清至今余波不尽。乾嘉以后学者多不信其说，有学人立书专驳毛氏之说为非者，如皮锡瑞《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则针锋相对。然而，毛奇龄此书毕竟在中国思想史学上造成影响。学界一般认为毛奇龄写作《冤词》功力犹在，引经据典，此与阎若璩著论结论不一，而就“实证”方法而言，可谓异曲同工。由明入清，中国学风改空泛议论而转考据实证，值此宏大转折时期，不少学者顺应时代推波助澜，毛奇龄为其一。故此，毛奇龄著述常是新论迭出，足可资鉴者多，纵使论敌阎若璩读毛奇龄书，也受启不少，改定《疏证》之际，部分采用毛氏观点。
毛奇龄论点也启发学者摆平今古文经关系，提示两者俱不可废，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俱兼今古文家之说而注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逸经》排比连贯，故其防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
清·王懋竑《论尚书叙录》云：“安国增多之书略见于史记、班志，其文多断绩不可考必有讹缺。王莽时立学官旋以废罢，东汉又重讖之学，是以其书不传马、郑，诸儒皆未之见。而东晋所上之书疑为王肃、东晳、皇甫谧辈所儗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採摭缀辑，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13] 黄宗羲《朱康流先生墓志铭》谓：“辨《古文尚书》之非伪，谓伏生之书，如《尧典》、《皋谟》、《洪范》、《无逸》，何尝不文从字顺，至于《甘誓》、《汤誓》、《牧誓》、《文侯之命》，词旨清夷，风格温雅，杂之二十五篇中，无以辨其为今文为古文也。”[14]程廷柞《答储敦夫问尚书古文书》 则谓：“诸先生之言不为无见，而犹以为未得其要领，何也？夫伏《书》之中，未尝无文从字顺者；又人情于难读者多加以意，而易读者忽焉；亡于伏而存于孔，安知非职是故？至若壁中文字略无讹损脱误，又安知非鬼神善守之以补残经之缺乎？是皆可为《古文》说也。而不能为《古文》说者，独在于来历不明。”[15]
五、是非荣耻，褒贬千载
毛奇龄人品文品历来备受争议。于毛奇龄贬损最力者，要数全祖望，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萧山毛检讨别传》，攻驳毛奇龄不遗余力，语词激愤，不惜以“狂号怒骂”、“市井无赖”责之。譬如不满意毛氏对阎若璩的态度，则说: “其于百诗，则力攻之；得尝与之争，不胜，至奋拳欲殴之。”又说毛奇龄“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一时骇之。”
不少学者于《四书改错》一书不满，戴大昌《驳四书改错》、严可均《毛氏四书改错》、洪人骅《毛氏四叔说斥妄》等属于此类。其中戴大昌《驳四书改错》较为有名。书凡二十一卷，白熔作序，又自序。作者自序：“毛氏非以阐书义为心，而以攻朱注为事。凡于朱子用注疏为是，其或旁采汉书诸儒及宋人说者，则并訾其原说之失。朱注依用《仪礼》者，则谓《仪礼》为战国时书；依用《周礼》《礼记》者，则谓二书为汉儒驳杂。”是书用“四段式”的写作方法，四书原文在先，下录朱注，再载毛说，最后加本人按语，逐条批驳，凡二百三十七条。[16]
毛奇龄曾以词章名世，研究经学自中年始，梁启超说他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经生”。钱穆引归安姚薏田语说：“西河（奇龄）目无古今，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祗七人??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而毛氏同时极口推崇者，则有张彬、徐思咸、蔡仲光、徐缄与其二兄，所谓仲氏先教谕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敌二千余年之人物矣。”这是对毛奇龄“傲睨一世,挟博纵辩,务欲胜人”与生俱来之习性的尖锐批评。[17]
《四库全书总目》对毛奇龄有以下的评价，尚属公允，既论其短处，也赞其优长：“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于文，不免伤于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 他的性格“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令人生厌，然而他属文“不古不今，自成一格”，“议论多所发明”，“不屑随人步趋” ，总体说来，瑕不掩瑜，人品文品“亦不可废”。真实情况是乾嘉学者一般都研读其书，暗袭其论，至阮元、焦循、凌廷堪等则推尊其为清学首创。[18]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阮元应陆成栋家藏《西河全集》刻板作序云：“萧山毛检讨以鸿博儒臣,著书四百余卷。后之儒者或议之。议之者,以检讨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证,索诸本书,间也不合也。余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无完书也。有明三百年,以时义相尚,其弊庸陋谫塞，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朏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19]
清代学者李慈铭说：“西河之学,千载自有定论,无庸赞言。其诸经说,阮仪征极称之,谓学者不可不亟读。凌次仲则谓西河之于经,如药中之有大黄,以之攻去积秽固不可少，而误用之亦中其毒。顾独称其《四书改错》一书为有功圣学,予谓凌氏之言是也。西河经说,以示死守讲章之学究,专力帖括之进士，振聋发聩，良为快事。若以示听俊子弟,或性稍浮躁，则未得其穿穴贯穿穿之勤,而先入其矜躁傲很之气,动辄诟詈，侮蔑前贤，其患匪细。此书成于晚年，颇于前说有所订补，其醇粹者十而七八，平心而论，固远胜朱子之学。”[20]以上李慈铭对毛奇龄著述意义作充分肯定，他借阮元、凌次仲等学者的话说，清代文人”死守讲章”、“专力帖括”，死守教条，不切实际，毛奇龄敢于发声，扫除积秽，发挥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毛奇龄开展“道学”批判，评析与贬斥宋学的内涵实质；著《四书改错》，于朱熹学说作直接的论驳；撰《古文尚书冤词》，揭起一场针锋对麦芒的驳“伪”辨“真”的申讼。打着“卫经”即维护儒家原典的旗号，斥“宋”批“朱”，不遗余力。这是毛奇龄一生所为最重要的几件事，功在于此，罪在于此，荣耻浮沉在于此，备受瞩目且备受诟病，均在于此。
因对宋学的鄙夷，故有对朱熹的否定。因有对朱熹的否定，故有对《四书集注》的批驳。毛奇龄所作所为，并非心血来潮，偶尔为之；也非意气用事，出尔反尔；也不全都是争强好胜，故意作对。对毛奇龄来说，有一条内在的逻辑理路于其心里埋设延伸，此即对空言心性之旧理学的摈弃，对经世致用之新实学的迎受。毛奇龄一生言行著作，都是对此“理路”的诠解、实践。
人们对于毛奇龄的所有嘲讽，排斥与否定，既有对其性格的不满，也有对毛奇龄内心理路的不解、疑惑以至否认。不过也宜晓知：在反对旧儒家，倡导新儒家的文化更新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如“儒家叛徒”李卓吾等，推倒旧说，用力强猛，难免辩说牵强，遣词过激，由此招来物议，然大处着眼则知其于世有益，于学有补，用心良苦，志趣可嘉。他们形成一个文化先行者的队列，引人注目致礼，毛奇龄当属此列。
注释：
[1]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 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4] 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5] 毛奇龄：《西河合集·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6] 毛奇龄：《西河合集·经义考序》。
[7] 毛奇龄指斥“宋儒学问”，“专以非圣毁经为能事，即夫子手著《春秋》、《易大传》，亦尚有皆警之不已者，何况《孝经》，故凡斥《尚书》，换《国风》，改《大学》，删《孝经》，全无顾忌。此固不足据也。”（毛奇龄：《西河合集·孝经问》。）
[8] 毛奇龄：《西河合集·孝经问》。
[9] 毛奇龄：《西河合集·大学证文》。
[10]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
[11]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定科场程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录用准则。明洪武二年（1369年），凡科举应试所规定教材皆以朱熹书为主。
[12] 《隋书·经籍志》。
[13] 王懋竑：《论尚书叙录》。
[14] 黄宗羲：《朱康流先生墓志铭》。
[15] 程廷柞：《答储敦夫问尚书古文书》。
[16] 戴大昌：《驳四书改错》序。
[17] 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49页。
[18] 陈居渊：《毛奇龄与乾嘉经学典范的重塑》，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19] 阮元：《研经室二集》卷7，《毛西河检讨全集序》。
[20] 李慈铭：《越幔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