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鲁迅在论文《摩罗诗力说》结尾说的一句话。鲁迅于1907年写下这篇鼓吹浪漫主义反抗之声的檄文，时年26岁，还是个热血青年。怀抱“新生”理想的鲁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记得40年前，我还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而感奋，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40年过去，我要给自己这个论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怀旧，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
40年来，我出版了20多种书，发表200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现在要出个自选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顾与检讨——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只是我专著之外的部分论文，也有若干是在专著出版之前就单独发表过的，东挑西选，汇集一起，得55篇。论集分为四辑：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批评研究，以及学科史研究，大致就是我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当然，我还关注过语文教育等领域，那些论文已经另有结集出版。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是从鲁迅开始的。1978年考研究生，找本书都不容易，但鲁迅还是读过一些，就写了一篇谈《伤逝》的文章（记得还有一篇关于刘心武的）寄给了导师王瑶先生。后来到镜春园86号见王瑶先生，心里忐忑，想听听他的意见，老人家却轻描淡写地说文字尚好，学术却“还未曾入门”。大概因为缺少资料，探讨的所谓观点，其实许多论文早就都提出过了。尽管如此，我对鲁迅研究还是一往情深，在研究生期间花费许多精力在这个领域。收在集中的谈论《怀旧》《狂人日记》和《药》的几篇，以及《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都是研究生期间的产品。后者是硕士论文，题目有点偏，想弄清鲁迅为何喜欢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当时这还是少有人涉足的题目。后来又断断续续在鲁迅研究方面写过一些文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受“理论热”的影响，一度还挺热心去“深挖”鲁迅作品的意蕴，做“出新”的解读。比如对《狂人日记》反讽结构的分析，对《伤逝》“缝隙”的发现，对《肥皂》的心理分析，等等，都带有当时所谓“细读”的特点。但我更关心的还是鲁迅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鲁迅的阐释注重脱去“神化”，回归“人间”，多关注鲁迅作为凡人的生活一面。这也是必然的。然而鲁迅之所以为鲁迅，还在于其超越凡庸。我这时期写的几篇论文，格外留意鲁迅对当代精神建设的“观照”，对当时那种轻率否定“五四”和鲁迅“反传统”意义的倾向进行批评。如《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都是紧扣当代“文化偏至”的现象来谈的。始终把鲁迅视为“精神界之战士”，看重其文化批判的功能，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
我研究的第二个领域，是作家作品，涉及面较广，也比较杂。不过收入文集的评论并不多，只有15篇，研究的大都是名家名作。其中郁达夫研究着手比较早。我在研究生期间，就编撰过一本《郁达夫年谱》。当时还没有出版郁达夫的文集，作品资料都要大海捞针一般从旧期刊中去收集，很不容易，但也锻炼了做学问的毅力。年谱有20多万字，王瑶先生还赐以序言，当时交给香港一出版社，给耽误了。收在集子中的几篇关于郁达夫的论述，因为“出道”早，也曾引起过学界的注意。九十年代以后，我教过一门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的课，就一些名家名作进行评论，努力示范研究的方法，解决学生阅读中可能普遍会碰到的问题。收在集子中的《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和《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最初就都是根据讲课稿整理成文的。后来还写过好几篇类似的作家论，又和人合作，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被一些学校选做教材。我所从事的学科叫“现当代文学”，名字有点别扭，现代和当代是很难区分，应当打通。我主要研究现代，但也关注当代，写过不少当代的评论。比如贾平凹因为《废都》的出版正“遭难”受批判那时，我并不赞同对《废都》简单的否定，认为《废都》在揭示当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是有独到眼光的，甚至提出20年后再来看《废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苛求了。而当莫言获奖，大量评论蜂起赞扬，我也指出莫言的《蛙》在“艺术追求”上的“缺失”。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抱怨当代评论有两大毛病，一是圈子批评多，“真刀真枪”的批评少，二是空洞的“意义”评论多，能够深入到作品艺术肌理的研究少。我虽然没有“圈子”，也想做一些切实的批评，可惜力所不逮。
我研究的第三个领域是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1981年留校任教，在现代文学教研室，鲁迅、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有老师在做，那我就“填补空白”吧，选择做思潮与理论批评。一开始我并不打算就以文学思潮为研究方向，还是想研究鲁迅，或者写点诗歌评论。但有些“因缘”很可能就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学术研究也是这样。1985年我参加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关于“五四”现实主义与欧洲思潮关系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王瑶先生认为还可以，适合我的理路，就建议我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这样我就开始用主要精力研究文学思潮了。收在集中的《新文学现实主义总体特征论纲》，其实就是我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的微缩版。我主要做了“清理地基”的工作，把现实主义思潮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基本事实呈现出来。现在看来这篇论文也写得平平，但那时关于思潮流派系统研究的专著还很少，我等于开了风气之先，“带出了”后面许多篇思潮研究的博士论文。
1990年前后，学界空气比较沉闷，我给学生开批评史的课，意在接续古代文学批评史，认为现代文论也已经形成新的传统，清理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应当是重要的课题。批评史这门课带有些草创的性质，讲授每一位批评家，都要从头做起，非常费工夫。收在集子中的那几篇有关文学批评的论文，大都是在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后来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这本书。这本书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我自己也比较满意。
新世纪初年，我着手做“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课题，这也有其现实的针对性。面对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言论，我强调的是在当代价值重建中“小传统”（相对古代的“大传统”而言）的意义。集子所收《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等文，特别注重考察新的文学传统如何在不断的阐释中被选择、沉淀、释放和延传，分析当代文坛中“现在”与“传统”的对话。这些观点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创新。而更实际的影响，是回应那些对“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
2011年到山东大学后，我提出要做“文学生活”的研究，还和山大的团队一起申报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收在集中的《“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大致体现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设想。我认为以往文学研究大都围绕作家—作品—批评家这个圈子进行，对于普通读者的接受很少关注。而“文学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想更广泛地认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消费状况，关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读者的“反应”，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激活被“学院派”禁锢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项研究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
我的研究的第四个领域，是学科史，收文12篇。这也多是由教学所引起的课题。我给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目的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做一番回顾与评说，了解这个学科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问题。意图是给学生一幅“学术地图”，领他们进门。收在集子中的多篇文章，都是当时讲课稿的整理，侧重的是学科史的梳理。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学科史这类选修课了。2006年后，我担任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更加关注学科建设问题，不时写一些学科评论，比如收在集子中的《思想史取替文学史？》《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都曾经引起过学界的热议。而写于2011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价值尺度问题》，也是紧扣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和某些争议而发言。
虽说是自选集，也并非就是把自认为最好的论作拿出来，还得照顾到不同阶段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其中有些发表较早的“少作”，现在看是有些青涩的，但也不失年轻时的天真，虽然惭愧，但也还是收到集子中了。
给自己编集子，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这些芜杂的篇什其实“意思”不大，但毕竟留下几十年问学的脚印，其中或有一孔之见，那就不揣浅陋，以表芹献吧。只是想到那些读者省览拙集，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我是既高兴而又有点不安，只能预先在此说一声谢谢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