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互动研究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对于这一重要问题，语言学界几乎无人涉足，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文学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者主要有郜元宝、高玉、刘进才等，但是语言学界很少去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其实，面对如此宏大的研究论题，我们完全可以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两个角度切入来进行考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笔者认为，“语言学可以独立于文学而成为一级学科，但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文学”，这或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语言学可以独立于文学研究（文学学）而成为一级学科，但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文学作品与文学研究”，语言学与文学的互动研究（或者交叉研究）大有可为。这类研究也是“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部分。
汉语“欧化”是“现代汉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常常把“欧化”作为“五四白话文”（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欧化”肯定不是“引车卖浆之徒”口中的“白话”。这说明了两个方面：其一，“五四白话文”其实是一个“大杂烩”，绝非仅仅是“白话”，还包括各种“洋话”；其二，所谓的“欧化”，其实应该称为“欧化文言”，由“通洋”的文人写出来并在文人之间流传，当时甚至存在“读者圈即作者圈”的局限。刁晏斌指出：“欧化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借由这一桥梁，传统文言成功走进并最终融入现代白话，成为其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汉语“欧化”是“现代汉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文学广泛地运用白话文、文言、欧化文言、方言等各种各样的语言手段进行写作，在当时无疑是击败了“旧文学”（古文学），然而，新文学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全面地反思了新文学。文振庭曾提到，1932年瞿秋白批评“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文无异于“非驴非马的骡子语言”，是需要批评和继续改造的语言，他事实上认为新的语言应该更“白”才行，应该更加“土白”。大众语运动对于“土白”的强调过于极端，新文学的支持者们大多不能接受。比如说，胡适就曾推动、支持新文学，提倡利用外语、文言、方言等一切手段来构筑“国语”，因此并不排斥外国文法。当时，傅斯年的观点与胡适相近，傅斯年对“欧化”文法的态度更为积极。在谈及“欧化”的时候，常常要涉及外国文学在当时的“硬译”问题，这也是语言学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论题。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口号，主要是为了鼓励人们大胆地去做“国语的文学”，不必因为当时还没有“国语”就不去做“文学”了。当然，问题也还没有那么简单，胡适的内心深处有着相当复杂的考虑，他倡导人们积极地去创作“国语的文学”（白话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其目的大概也还不是“止于文学”，文学或许还只是改造思想、解放文化的一个途径、一种手段而已。也许是胡适基于这种深层的考虑，这才让人们感到困惑。朱晓江曾就此指出：“终胡适一生，他提及欧化白话文的次数，实在也很寥寥……在胡适数量庞杂的文字著述中，他正面对于‘新文学’创作实绩的评价，同样很少……（晚年）胡适也丝毫没有提及‘新文学’的创作实绩，既不表彰，也不批评，而是完全忽略。”如果得出如上这种更为宏观的理解，那么只做“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互动研究”就不够全面，就有点“小”，我们还应该研究“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互动”。限于篇幅，关于“现代文化”的问题我们在此暂不论述。
唯有研究“现代汉语史”，人们才能大体上了解当今“现代汉语”的各种来源。如果忽视了新文学，“现代汉语”就容易被误认为完全是“古代汉语”自身生长、自然演变的结果。
“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
由“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互动研究”这一论题进一步引申，我们还可以从更深层次来反思我们当前的现代汉语研究。现代汉语的研究者应适当关注“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把“现代汉语”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仅供“描写”的“静物”。最近几十年来，某些语言学家在研究中“去人文化倾向”有走入极端的趋势。其实，既然语言学同时具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重属性，那么语言学在这三个方面应该都有所发展。比如说，把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结构等同于自然界中的土壤、岩石、空气等一类的“客观物质”是不合适的，如果还要进一步尝试对这些“客观物质”进行看似科学的“化学元素”分析，那必然不是“科学”。事实上，以往对现代汉语的许多“描写”都存在着“刻舟求剑”的可能，只有把现代汉语研究纳入“现代汉语史”之中，把握语言的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这样的语言学研究才有可能更加“科学”。现代汉语研究的“科学”倾向，不是它与现代文学“断交”的根据或结果。
当今的现代汉语研究已经在比较多地关注“口语研究”，这确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方向。这种最新最近、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口语”也许还没来得及形成文学的“文本”，但是，这并不否定“语言与文学的互动研究”。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口语的稳定性更差，口语更加多变，口语中的“客观物质”更少，研究时应该更加慎重。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类的“口语研究”本身就属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只不过在“共时”上更为短暂、在“历时”上更加嬗变罢了。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学”曾经伴随着现代汉语一起成长，为“现代汉语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语料基础，这应当可以作为“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互动研究”的重要的学术理据之一。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