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文学研究从史料出发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定论进行重新揭示和矫正，才是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突破。以初版本为根基，以原始材料辨明争议问题，用史料谱系带动文学的谱系研究，达成朴学方法与现代意识的融合，是新文学研究得以突破的重要环节。然而史料数量的成熟和史料学研究体系的滞后导致了史料学建构的失衡。唯有走出理论与资料难以兼容的困境，史料学研究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能打破研究瓶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关 键 词：史料 史料学 现代文学
近些年来，无论是学界的研究趋势，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倾向，都显示出了对史料研究的高度重视，仅从2017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来看，立项项目一半以上都与史料相关，特别是各种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尤为突出。然而虽然新文学史料整理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作为学科意义的新文学“史料学”的建构还相当滞后。我们面临的一个显在问题是，史料积累得越来越多，史料学的建设却举步维艰，这二者的失衡事实上已经严重影响当下的史料研究甚至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如何从自发的、零散的史料研究走向系统的、理论性的史料学建构，已经成为新文学史料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关于“新文学史料学”建设的倡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来，如今30多年过去了，建构新文学史料学的任务仍然难以推进。从史料到史料学，瓶颈究竟在哪里？
一、史料学的引入：现代文学研究瓶颈的突破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有意思的学科：它的时间不长，但话题特别多；它的空间不大，但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说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态势、源头、焦点以及文学的创作、理论、翻译、社团、流派等，都能在这里找到话题。然而即便现代文学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富矿”，它毕竟只有30年的时间，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人们反复宣布为“拥挤的学科”。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定位、社团流派的划分基本上已经定型，如何寻求突破，找到新的研究空间，已经成为新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研究如果想再度从宏观理论上实现突破已经不太现实，从史料出发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定论进行重新揭示和矫正，才是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史料研究，并非只是将史料挖掘、版本辨析当作一种学术意识和学风要求，而是作为一种体系和学科建立的追问。
首先，以初版本为根基，以原始材料辨明争议问题。因为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甚至因为作家的主观意图，现代文学很多文学事件的记录、文学作品的出版等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动甚至破坏。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很多疑点和公案，至今争论不休，而往往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是史料的短缺和存疑所导致的，没有切实的材料，研究者就容易各执一词。比如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就因为鲁迅的沉默和周作人的“不辩解”而永远地被掩盖了。正是因为失去了两位当事者的证词，仅凭借周围人的回忆和讲述，以及从二人日记、书信材料只言片语的推测，各种各样的解读层出不穷，甚至衍生出一些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谣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疑案。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出版后曾获得了很多好评，然而在周氏兄弟失和的这一问题上这本书仍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这并不是说黄乔生的研究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没有切实的材料，即便是再合理的推测也只能是推测，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成为事实。唐弢先生在谈到自己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有三个硬性要求，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采用第一手材料，引证用早期版本”[1]，阿英对初版本也非常重视，据文载道在《忆若英》的记录，阿英尤其重视新文艺的版本，并且以“鲁迅的《呐喊》在后出本子上已删去了《不周山》、其令弟知堂的《自己的园地》，今出的也未见原版时对《阿Q正传》之评文”[2]为例，来说明了保存原始材料的重要意义。朱金顺更是常常自称自己为“初版本主义者”：“我倾向求真，一切保留最初面貌，我是一个初版本主义者。”[3]这些史料研究的前辈们之所以对初版本、对原始材料如此重视，就是因为它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要给史料绘制一个谱系图的话，那么初版本就是这幅图中的主干，后面所有的资料都是由初版本的原始资料生发出来的。做文学研究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用修改后的其他版本来研究一个作家过去的作品，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初版本的忽视，一旦在二手材料上发生了史实的错误，就很容易以误传误，真正的出版信息就会永远地被淹没了。比如说老舍先生的《老张的哲学》初版本，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老舍研究资料》《老舍著译编目》《老舍资料考释》以及三部《老舍年谱》中均著录为1928年1月初版。甚至在《老舍文集》第三卷的卷前“说明”里，也说此小说是1928年1月初版。但实际上，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唐弢藏书目录》的第129页收有《老张的哲学》初版本信息，其初版时间是1928年4月。这个版本的版权页，还影印在《消逝的风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66页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在这么多研究资料和工具书中都出现了相同的错误呢？原因就是在《老张的哲学》再版本的版权页上印着：“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初版”“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再版”。也就是说从再版开始，将初版时间的“四月”错排成“一月”，以后各版没有改正，一直沿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史实，只要查一查初版本即可获知，但是后世的各类研究资料只查了各种二手资料，才会导致一错再错。如果不尊重初刊本或初版本的学术研究价值，就会直接危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其次，以史料谱系带动文学的谱系研究。阿英曾这样说道：“‘搜刮数年，阅历万卷’，删芜取精，排印成册，既足以便利学者，节省他们的时间，也可以在很小的篇幅之内，客观地做一幅‘文坛指掌图’，其价值有时是高过个人的著作以上的。”[4]做一幅“文坛指掌图”的价值之所以要比个人著作价值更高，就在于建立一个脉络清晰的史料体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么多的社团流派、这么多的文学论争，这么多的文学思潮，相互影响，彼此关联。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站得太高，不免强调宏观叙事而失真；看得太细，难免失之偏颇，陷入“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从谱系的角度对史料进行关照，建构现代文学史料体系，有利于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展现历史发展的流脉，准确把握文学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复杂关联，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事物自身的本质。刘增人先生在2015年出版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就是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将10207本文学期刊置入了77年的文学时空当中，或填充空白，或连接断档。每一本期刊通过具体的刊名、刊期、创刊时间与地点、编辑人或编辑所、出版人或出版所、发行人或发行所、印刷人或印刷所期刊资料，清晰地记载了文学历史上各个流派、各种力量的对峙、传承、变异、组合，编织起了将近100年文学期刊发展的时空谱系。
第三，达成朴学方法与现代意识的融合。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决定了新文学史料研究必须一方面继承乾嘉朴学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新文学全新的主题内容、表达方式乃至出版方式都决定了新文学的史料研究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与古代文学相比，渗入了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元素，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现代意识。但目前看来，新文学史料研究还是集中于版本、目录、考据、校勘和资料搜求方面，这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朴学的体系。新文学史料数量之多、形式之多元、类型之庞杂，如果再完全沿用这种研究模式，可能会陷入一种梳不清、理还乱的处境之中。新文学不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音频、视频等形式的资料越来越多，这都是传统朴学的研究方法难以覆盖的。如何建设一个融合了传统朴学考证方法和现代意识的史料学，是新文学研究得以突破的重要环节。
二、史料学建构的失衡：数量的成熟与体系的滞后
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几乎是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同步开始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集中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作为一种学科意义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仍然相当滞后。
一方面，从数量和范围来看，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基础已经比较完备。从梁启超、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五四这一代人起，他们先后衔接，以完全不同于古典文学的范式开辟了新文学的面貌，同时又传承了晚清朴学的学术传统，扎扎实实地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进行继承和梳理，形成并建立了新文学的学术规范——高度重视材料和论据，强调从史实出发。这个规范直接而坚实地奠定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文学短短30年，却能够诞生无数个文学大师和文化大师，这种高度不是在短短30年内垒起来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基础。这种“重史”的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1929年新文学史的课程就已经走进了清华大学，朱自清授课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已经有了新文学史的基本雏形。到了1935年，在新文学还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下，胡适、茅盾、鲁迅、郑振铎、朱自清、阿英等身处于新文化大潮中的当事者和亲历者，就及时地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全方位、系统地总结了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面貌。特别是阿英在《资料·索引集》对新文学史料所作的11个方面的归纳(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中国人名索引、日本人名索引、外国人名索引、社团索引)，基本上奠定了之后几十年新文学史料研究的范围和框架。建国后新一轮大型的史料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由70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10多家出版社参与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大型丛书，几乎是举全学术界之力共同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系统，包括现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文学运动研究丛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当代作家研究专集等等。
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20世纪80年代的史料学建设，从阿英、唐弢、林辰等前辈学者，到樊骏、姜德明、倪墨炎、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丁景唐、范泉、朱金顺、唐沅、范伯群、刘增杰、张大明、陈漱渝、张梦阳等一代中坚力量，再到陈子善、陈福康、谢泳、金宏宇、解志熙、李今等，新文学史料研究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学术链条中传承与发展的。特别是以樊骏、姜德明、朱金顺这一代学者，无论是学术选择还是事业选择，都带有那个时代特定的特点。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他们有的放弃了自己原有学术兴趣，将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尤其是史料建设作为一种使命，投入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比如说樊骏先生，钱理群曾对他这样评价道：“以老舍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樊骏如果集中精力进行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和期待的。但樊骏却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5]有的人本身痴爱读书藏书，却又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其他岗位，一边从事自己的工作，一边始终保持着对搜集史料的热情，最后终于得以在史料研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姜德明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从事了30余年的编辑工作，陈漱渝先生最初也是在中学教学，朱金顺先生在正式从事史料研究之前的20年，都在进行写作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这一代学者对史料的重视，不是出于某种专业的训练，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热爱和真诚，更是一种致力于学科长远建设的眼光。在网络信息技术并不发达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代学者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藏书、或者亲自搜集查阅各种初版本的原始资料，扎实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今天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高峰和热潮时，发现更有启发的并不是那些煌煌综论，反而正是这些厚重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经培养了几代学者，后来几代学者都是依靠这些资料走上研究之路的，这些思潮、社团、流派、作家、论争等史料的爬梳、整理与考订，不仅是几十年来形成的重要成果，更是影响到了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文学史观与重要定论的方向。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学科和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还相当滞后。千百年来的学术传统和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使我们更加急迫地感觉到，代代相传的史料意识和史料工作，不能在我们这里就停下来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更加艰难，属于新文学史料自己的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几代学者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今天我们拥有了大量的作家全集的辑佚与收集、作家年谱传记的编撰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目等资料，特别是近些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扶持下，各类资料性数据库的建设也越来越多。但如果没有一个建构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的意识，史料积累与研究便会失去一个方向，我们会很容易忽视以前的积淀，更看不清当下的盲点。怎样把今天已经拥有的资料建构为一个合理的新文学史料体系，怎样拥有新文学史料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是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关于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很多前辈学者都曾经倡导过，有的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早在1985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提出“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改变过去的自发的、零散的状态，使整个资料工作形成一个适应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的完整体系。”[6]朱金顺在他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中也提出新文学的史料考据“它并不等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无论从内容到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必须明确的”[7]。1989年樊骏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指出：“逐步形成独立的史料学……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完整而成熟的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标志着史料工作开始成为这门学科中有自己理论和体系的分支。”[8]2008年，谢泳发表论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从现代文学史料的概念、范围、类型、搜集和判断的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初步构想。
从马良春1985年的“建议”到谢泳2008年的“构想”，到今天又过了十年的时间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如何从“构想”走向“成型”、甚至走向“成熟”，这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甚至是一个越来越艰难的事业。虽然这期间的史料研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如2014年金宏宇的《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2015年刘增人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和陈子善的《张爱玲从考》、2016年张梦阳的《鲁迅全传》等等，这些资料对带动史料学的建构走出困境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2010年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2012年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等著作更是直接触及到了史料学应该如何建构的重要问题。但客观地讲，目前关于新文学史料学建构的成果仍然很少，而且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好地构成一种对话，中国新文学史料学显然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体系。
三、史料学建构的困境：理论与资料的难以兼容
现代文学史料不仅数量多、来源广，类型更是庞杂，它的史料学建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需要倾注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心血。但我们可以试着在建构史料学的方向和背景下，去分析当下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以史带论之难。目前看来，史料学建构最薄弱的地方在于理论的匮乏。资料本身与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性，这似乎是史料研究难以理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学的史料研究不同于乾嘉学派的朴学，它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沉溺于浩瀚的资料，对史实的订正、对史料的钩沉最终是为了正确的立论，为了有一个客观的“史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但是怎么样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是很有难度的。史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的理论性不仅体现于概念、范围等方面的界定，而且还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史料不仅是一种内容，更是一种方法，立足这一点才能避免史料完全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从而获得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史料学的建构，“史料”不仅要支撑观点，而且史料本身就是观点！这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对于新文学史料来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方法体系，既融合保留了传统朴学关于版本考订、追源溯流的研究方法，又针对新文学特有的“现代”特质，充分展示了史料经过几千年流变后进入现代转型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新形态。与此相关还想谈一点，就是“史料”要想带动“理论”，“史料”自身必须过硬，必须经过历史的筛选和考验。不是所有“史料”都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研究史料的人特别应该注意的。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史料工作提出的“三步棋”走法：一、收集史料，求“全”；二、审查史料，求“真”；三、了解史料，求“逐”。这几步同样适用于新文学史料学的建设，为什么在求“真”之后还要求“逐”？有的已经被历史淘汰、过滤掉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捞，这并不是文学研究新的出路。发现一个作家的佚文，这是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一篇佚文的发现不能改变一个作家的根本价值和定位，不能改变文学史上长期以来的定论，那么这一类史料挖掘的意义也就只在于多了一篇佚文而已。这其实和作家的全集怎么收录是一个意思，一个作家的全集要有多全？全集是否要一篇不漏才能算全集？全集的意义在于“全”还是有一定的评判标准？作家可能随意的一篇日记、书信、回忆录，这些材料的存在确实有其本身的意义，但如果不能在文学史建构中发挥作用，那么在我看来，多一篇还是少一篇意义并不大。
其次，史料挖掘辨析之难。今天很多年轻学者苦于找不到学术论点，想要推陈出新，但是很多观点不是随意就能推翻的，前面多少年积累的史实和材料是不能够随意绕过的。对于学术创新，陈寅恪先生曾有这样一个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9]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的不一定是多么新颖的观点，多么出奇的思路，一定是拿材料本身来说话。然而对于新文学材料的获得与挖掘是很艰难的。史料研究有时很难说是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它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通俗地讲，就是很多资料不是想挖掘就能挖掘的，还需要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行。现代文学由于战争炮火、政治纷争等诸多因素，一些史料可能已经被销毁，也有一些史料即便存在，也可能永远不能再见天日。材料的短缺和难以辨析，使得很多研究都难以推进。更加可惜的是，有些问题即便是已经挖掘出了史料，纠正了问题，也不容易被社会甚至是学界重视。比如，几乎所有文学史都认为曹禺《雷雨》首次的演出地点是在日本东京，但是早在1993年刘克蔚先生考证出《雷雨》的首演不是1935年4月在日本东京，而是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县的春晖中学。2008年刘家思再次深入地考证了这个问题，再次证明和认定了春晖中学首演《雷雨》的历史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时到今天，很多文学史中仍然将《雷雨》的首次演出地点写为东京。《雷雨》的演出史到今天也没有被重写。挖掘考证出的新史料不能入史，那史料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最后是史料学科化之难。马良春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曾经明确提出，“为了不断向史料工作者队伍中输送新生力量，使之后继有人，还应该做培养专门人才的工作”。因为“史料工作，如同工程建筑一样，应该注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而质量的好坏，决定于史料工作者的水平”。然而现如今，我们看还有多少所大学的文学教学中有专门关于史料学的授课？在教学上对史料学的不重视，不仅会让现在的学生史料意识淡薄，而且也不利于史料学的学科化的推进。事实上，教学应用在学科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马良春之所以会把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放在很高的地位，认为“它的出版一定会对这门学科的建立起重要作用，它该是这门学科第一部理论著作，因此，我甚至视它是一块奠基石”[10]，这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本书一开始就是朱金顺为了给北师大第一届硕士生讲授史料学课程所写的讲义，为了配合教学，分散的、琐碎的内容必须要体系化和理论化，而且还需要带有方法性的指导，而这些都是从史料研究到史料学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如今这门课程早已经不在北师大的课程当中了，可谓一件憾事。
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朱金顺这样说到：“一个新学派、新体系的建立，要经过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如同乾嘉学派的建立有个历史积累过程一样，新文学资料学体系的建立，也应当有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中间需要有一批志士，有一批埋头苦干的开拓者。”[11]如今上一辈的“志士”与“开拓者”如今大多都已经年迈，丁景唐、范伯群等多位老先生更是在2017年相继离世，我们越来越紧迫地感觉到，新文学史料学建设的事业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下一辈学者的身上。幸运的是，前辈们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怎样将这些基础进一步推进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更是一种使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5期.
[2]文载道：《忆若英》，文载道：《风土小记》，香港：太平书局，1944年，第211页.
[3]朱金顺：《新文学考据杂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
[4]阿英：《夜航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12页.
[5]钱理群：《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6]马良春：《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7][11]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6、25页.
[8]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9]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