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洲认识“的较早论文有：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4）、田玄、季鹏：《孙中山“亚细亚”思想述论》（民国档案1991年·10）、吴剑杰：《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 1997·3)、王逍：《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精神实质》（浙江师大学报.1999·6）、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3)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 2004·3）等。

盛邦和2000年于《历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有其“早期表现”,如崇仰儒佛的“文化亚洲”论及抵御列强的“攘夷”论及“中日连携”论等，即谓“早期亚洲主义”。文章强调：这个“主义”是在不断变化中的，19世纪末急骤“右转”，最后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 [1]

戚其章2004年著文与盛邦和商榷。文章认为：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体现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戚先生不同意亚洲主义具有“早期表现”，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论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是不恰当的。[2]

盛邦和复于《历史研究》杂志撰文回应：探讨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3]

杨栋梁、王美平等学者参与讨论，发表《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提出以下观点：“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箩筐中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朴素型和策略型思潮形似而质不同,策略型与征服型思潮目标相似而手段不同。作者指出：早期亚洲主义“思想箩筐”中的“朴素型亚洲主义弥足珍贵”,又指出：“策略型亚洲主义和征服型亚洲主义却是主导近代日本对外行动选择的主要思想源”。[4]

2002年，葛兆光发表《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5]一文，指出亚洲非仅地理的空间亦为文化与思想的空间。文章追溯日本明治时代“亚洲主义”及其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在“亚洲主义”言说的背后，潜藏的是本国民族主义，也称“大日本主义”，体现日本迅速近代化以后，认同自我及确立“他者”的意识。这段时间，葛兆光又发表《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6]

葛兆光2011年撰《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一文。[7]文章说：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需要做的是在文献资料研究和学术史清理的前提下，思考以下问题：什么是“亚洲”？为什么要“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连带感而日本却有？人们会发觉，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已经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蕴含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

王屏撰《日本的亚细亚主义》，200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分析日本近代以来亚细亚主义形成、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另辟思路开展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研究。通过研究梳理亚细亚思想的发展脉络,探明日本人于“历史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该书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探求亚洲区域合作的可能与前景,求索构筑东亚文化体系的方法与路径。

2008年王屏又发表《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8]。文章说：日本的“亚洲认识”决定着日本的亚洲战略、对华政策。19世纪80年代,福泽谕吉的一句“谢绝亚细亚之恶友”,拉开了中日两个民族的距离。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东洋史学”理论出台。东方伦理与价值受到质疑,中华文化与思想被矮化,中国和亚洲受到日本的轻视和蔑视。尽管在民间还存在着作为理想主义的“古典亚细亚主义”（亚洲各国平等联合的思想），但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价值取向规定着其亚洲外交的发展方向。近代日本在畸形的亚洲观和中国观的导引下,实践着其错误的亚洲外交战略。

2005年孙歌出版《竹内好的悖论》[9]，评论竹内好[10]的鲁迅研究，又在第五章《寻找近代》中设以下的章节：“《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基本轮廓”、“竹内好与荒正人的近代的超构论”、“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与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这些章节与本稿主题“亚洲认识”发生重要关联。孙歌在书中多次叙论“近代的超克”[11]，是在回答以下的问题：什么是“近代”？这个“近代”由谁冠名与定义？这样的“近代”是否为亚洲所需，是否适合亚洲？亚洲如何“超越”与“克服”（“超克”）欧洲的“近代”，走出亚洲的“近代”道路。[12]

《竹内好的悖论》一书云：“竹内好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与《中国文学》的传统被揭示了出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竹内好既不是在御用文人的层面也不是在民族主义者层面更非在军国主义的层面支持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他始终是在文学的位置上思考和处理战争的。”[13]

孙歌对于丸山真男的评价是这样的：“丸山对于中国的无知，导致他只能最大限度地‘活用’他所习惯的的西方理论思维” [14]。丸山等人对于“脱亚论”等有所评价，采用的也是一种“西方理论思维”式样的分析方法。

孙歌同意竹内好的看法，“脱亚论”与“文明一元论”等显示的无非是对于亚洲认识能力的低下，是“对亚洲无知的产物”。从甘地用纺车对抗欧洲“文明”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的真意，看上去是在对抗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在对抗模仿西方的“伪文明”。

孙歌在2007年出版《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书中探讨整个亚洲文化的相互关系、发展态势等问题。以下的论题与“亚洲认识”相关：“亚洲意味着什么?”、“《亚洲意味着什么》导言”、“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等。

2011年孙歌出版《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15]。作者认为“东亚”作为一个思考的范畴，它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当“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地理想象空间”加以研究。这样“东亚”就具有应有的“合理性”与不可置换的“价值”。书中有《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一节，分述以下问题：一、中国社会既定的东亚视角及其问题性。二、现代历史过程中东亚内部的不均衡状态。三、冷战历史与东亚的关系。四、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视野与东亚叙事的思想品格。五、关于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在阅读以上书籍的同时，人们自当关照孙歌所编著的《近代的超克》，另外还可阅读作者的《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16]。

在《孙歌、唐小兵：东亚论述与东亚意识》这篇对话录中，孙歌说“东亚”这个概念，是“西方介入远东之后”造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概念的命名权归于西方，再说一切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都会出现自行生长与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东亚观念构成东亚人的主体观念，形成这个观念是在近代以后，之前不具备基本的要素”。

对日本来说，“东亚”(“东洋”)最初是一个文化概念，冈仓天心1903年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东洋的理想》，开头就说：“亚洲是一体的”，用的是“亚洲”的概念。地理上的“亚洲”包括东亚、西亚和南亚，但冈仓有条件论述的只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由此他说的“亚洲”，就是“东亚”。冈仓强调：尽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但亚洲依然呈现思想“一体”的状态。冈仓时常反省日本，认为它“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是保存其他地区创造出来的文明的地方，自己没有太多的创造性”。

冈仓天心的“亚洲”论述“在当时没有直接的政治意图”，仅是一种文明论比较论。冈仓深感东方文明是看重精神的文化，西洋文明看重物质与力量的文化。孙歌说，经历“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过程”的东方知识分子，都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东西对比观。

孙歌认为日本的确存在一个“早期亚细亚主义”，“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并不是侵略意识形态，它有很健康的一面，是反对西方暴力扩张的。它有反殖民的色彩，但是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社会力量，把这种理念作为政治理念体现出来。”

这样就不可将日本亚洲主义不作分析，一概否定。孙歌说，这样的做法“反历史”。早期亚洲主义中的部分知识人，也包括一些来到大陆的浪人，自有一种“亚洲情怀”。“早期日本有一些大陆浪人，他们当时潜伏进入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俄罗斯。这些浪人的亚洲情怀不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比如说有浪人认为清末中国太腐败无能了；朝鲜政府也不行，我们搞政变扶植他们的革新力量上台，然后我们就撤出来。最突出的要数辛亥革命时期了。我们都知道，宫崎寅藏等人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提供了直接的援助。如果把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或者其亚洲一体化的想法仅仅看成是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反历史的。”[17]

不过，“这些早期含有某种国际主义色彩的区域意识，到后来都边缘化了。日本明治时期一路走过来，最后越走越主流的那条路变成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以日本代表亚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对邻国进行侵略。尽管在表面上日本仍然坚持对抗西方的说法，但走的是跟西方殖民同样的路线”，孙歌补充说。

孙歌分析这个根源是从日俄战争来的。“日俄战争爆发后过了二十年，孙中山在神户发表讲话谈大亚洲主义，也谈到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阿拉伯人对日俄战争的胜利欢呼，让他意识到有色人种打败白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日俄战争的胜利，事实上是日本在明治之后对外战争的第二场胜利（第一场胜利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让日本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充当东亚的霸主），到了日俄战争虽然是险胜，但是它觉得它可以成为霸主，之后军国主义变成主流意识。”[18]

2008年至2010年汪晖出版的几本书与“亚洲认识”有关，如《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三联书店2010版。《亚洲想象的政治》（2008年）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的“附记”，讨论以下的问题：一、“亚洲”概念的“衍生性”，即这观概念如何从欧洲历史,尤其是19世纪欧洲“世界史”中发展而来，而福泽谕吉等的“脱亚论”，则为欧洲“世界史”的衍生物。二、以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为背景，研究两种亚洲民粹主义。一种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试图以亚洲特殊性对抗现代资本主义，另一种以孙文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试图通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纲领创建民族国家，在“亚洲”背景下发展“农业资本主义”。三、研究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区别与紧张，“讨论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范畴理解亚洲问题的必要性”。四、以历史的亚洲、东洋及其“特殊遗产”如“朝贡体系”及早期现代性为中心，质疑现代海洋中心论、欧洲中心论，重现“亚洲”的真实存在。

汪晖认为“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作者的著作中”，构成“欧洲的亚洲概念”。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与欧洲近代国家或君主国家形成对照的多民族帝国；二、与欧洲近代法律和政治体制构成对立的“政治专制主义”；三、与欧洲的城邦和贸易生活完全不同的游牧和农耕的生产方式，等等。

“亚洲”概念的提出始终与“现代”问题或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现代”问题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这一概念中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张力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国家和跨国关系的双重依赖密切相关的。由于讨论围绕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等问题展开，从而亚洲社会的丰富的历史关系、制度形式、风俗习惯、文化构成都被组织在有关“现代性”的叙述之中。

汪晖强调存在一种与欧洲“世界史”理念相关的“现代性叙述”。一切与“现代性”叙述缺乏联系的亚洲价值、制度和礼仪的“被压抑到边缘的部分”。真正的“亚洲”思考者，要在“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的同时，重新发掘那些被压抑的历史遗产——价值、制度、礼仪和经济关系”，对欧洲“世界史”作重新的思考。

一个是“西方中心论”，一个是“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真正的“亚洲”思考者，要反对这两个东西。“对亚洲文化潜力的挖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亚洲概念的重构也是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亚洲”思考中一切消极部分“来自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共同的从属地位”。“亚洲”思考的一切积极意义，“来自亚洲社会的民族自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解殖民运动”。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撰有《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19]。书后对本书的介绍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对于日本现代知识制度和话语体系的所谓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进行了猛烈的颠覆，并展开了对于‘东亚’这一个既缀满历史痕迹又有现实迫切性的话题的重新讨论”。作者写作此书，存着一个希望，即借这些问题的辨析，“对日本现代文化中浓重的国家主义和殖民时代话语的毫无反省的普遍滥用等所谓日本的‘现代性’进行全面的清理，以确立新的价值和观念”。本书强烈的批判意识，让人们见证日本学界的客观公正，“对于中日两国知识界的对话平台的真正建立预设了一些良好的要素”。书中讨论以下一些与“亚洲认识”有关的问题：“世界史”与亚洲、日本；黑格尔“东洋”概念的紧箍咒；昭和日本与“东亚”概念；关于东洋性社会的认识；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国像；“东亚”概念与儒学；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

在子安宣邦看来现存东方学都是西方人的东方学，而其发难者为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东洋’的构成，处在作为西洋原理的世界史之‘外’，在时间、空间上都是与西洋异质的社会。构成‘东洋’的乃是‘我们西洋’的原理。”[20]

他认为日本人受到西方东方学的影响，一个代表就是竹越与三郎。他读竹越与三郎的《二千五百年史》，感觉到作者的目光专注于地中海的海洋文明，“他要描述的是在终极上日本国民文化的成立乃海洋文明的胜利。”他要说明的是，“近代欧洲文明和其亚洲代表的日本对旧文明中国的胜利。”[21]。

宣邦説：佐久间象山《省侃录》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粗略无遗，表里兼备，以此润泽民物，报其国恩。”当是最早将“东洋”对置于“西洋”的例子。宣邦认为，提出“亚洲为一”的冈仓天心最早确立起包括印度、中国的文明论概念“东洋”，“这种地域概念本质上是与帝国日本的视野分不开的地域政治概念。”[22]

吉野耕作撰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吉野耕作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本书以求实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对十九世纪末叶日本出现的以“国粹”论、“日本人论”为特点的思潮进行分析与批判。认为这样的思潮体现日本“近代化成功”后，文化民族主义的抬头。作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涌现，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归属极其重要的社会学范畴，应予深入的讨论。

野村浩一撰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23]。书中涉及以下的论题：日英同盟和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大陆问题”的构想；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洞察―——北一辉的眼睛；国权主义空想家――以内田良平为中心；支那学者内藤湖南世界里的“中国”；开放性的中国认识——吉野作造；大正知识分子周围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与中国革命运动；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对近代文明的控诉；情念的亢进——亚细亚主义与翻译社会主义；尾崎秀实与中国；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与日本的构想；问题的所在——橘朴与中国；亚细亚主义的彷徨与寿终，等。

此外，论及“亚洲认识”的研究成果还有和田守、王美平：《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连带论与盟主论》，《日本研究论集》2007年第10 期。许岩：《福泽谕吉研究的新挑战——安川寿之辅及其新著<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日本研究论集》2004年第9期。徐冰：《亚洲视野中的日本》（上册：《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下册：《中国人认识的日本》）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孙江：《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2000年9月），等。

注释：

[1]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4]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5]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台湾大學2002年。

[6]葛兆光：《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12月。

[7]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2.27。

[8] 王屏：《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期。

[9]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年―1977年），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专门从事著述工作。著有《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作为方法的亚细亚》。竹内好有《作为方法的亚洲》，收《竹内好全集》第五卷，是1960年1月25日在国际基督教大学“思想史方法论讲座”上所作讲演《作为对象的亚洲与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记录，最初收武田清子编《思想史的方法与对象－－日本与西欧》。竹内好1967—1973年编写《为了理解中国》，论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革命使得“近代超克”成为可能。亚洲本应抛弃”学习西方“的陈旧理念，回过头来”学习中国”。正是中国，开辟了超越欧洲“现代化”的真正道路，这条道路远比西欧道路好得多。

[11]“近代的超克”源自“近代杂志的超克”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日本《文学界》杂志社1942年举办的一个跨学科座谈会，一共开了两天。《文学界》1942年10月号以“近代的超克”为题，发表座谈会纪要。此后《近代的超克》（创元社1943年版）一书出版。讨论的主题有：“我们的近代”、“文明开化的本质”、“美国主义与现代主义”等。

[12]笔者认为，就像“新教伦理”问题是一个“韦伯问题”，“现代超克”问题，就是一个“竹内好问题”。《竹内好的悖论》一书的贡献在于提出与规定了这个“竹内好问题”。

[13]孙歌：《竹内好的悖论》，第266页。

[14]孙歌：《竹内好的悖论》，第113页。

[15]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6]孫歌：《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

[17]孙歌、唐小兵：《孙歌、唐小兵：东亚论述与东亚意识》。

[18]孙歌、唐小兵：《孙歌、唐小兵：东亚论述与东亚意识》。

[19]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21]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38页

[22]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59页。

[23]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