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然若书
我与书结缘，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五岁以前，我只知道家中有一本深蓝色、土布封面、手工制作的大“书”，高约一尺，宽约七寸，相当于现在大16开的版本，封面上还缝着两根蓝布带子，平时能够系起来。
后来才知道，那其实不是书，而是老祖母当年出嫁时娘家陪送的一个“针线包”。应当是在民国初年，祖母的娘家在封丘县北关开一家文具店，卖些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别致的“针线包”便是用旧账本里的白麻纸一页一页翻拆后裱褙起来，再装上一个靛蓝色的土布包皮。这样的针线包，至今我也没有见过第二个。它看上去很像是书：白麻纸上用毛笔记录的一笔笔流水账，透过纸背仍旧隐隐地显示出来，字迹一律漫漶模糊，像道士驱鬼时画的符箓，又恍如汲古钩沉的书法珍品。
我从小就把这个“针线包”当成书看，里面除了那些若有若无的字，书页之间，长年夹着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和花花绿绿的绸缎碎片，还有一些纸剪的鞋样、袜样。更有趣的是那些绣花时用来参照的各种各样的剪花：“莲年有鱼”“枣得桂子”“蝠鹿双全”“喜上梅梢”，以及“刘海戏蟾”“麻姑献寿”“麒麟送子”之类。这些剪花多数是白色，有的已喷上洋红、明黄；还有一些是在油灯上熏出的：将剪好的花样贴在白纸上，放在点燃的油灯上熏，纸被熏黑后，取下花样，花样的形状就留在纸上。这其实是一件“复印”技巧，如今怕早已失传了。这些花样无论有色无色，一律精巧灵动，趣味横生，类乎现代派视觉艺术的造型。现在看来，这样一本似书非书的大书，甚至可以用做改革当代图书装潢艺术的参照物。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没能出生在书香门第而遗憾。只是因为有了这本书，才多少弥补了一些心理上的欠缺。
祖母早已经去世，如今距离祖母当年出嫁也已经一百多年过去。而这本“大书”虽然已经破败，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它是祖母告别青春少女时代的一个物证，也是我在鸿蒙之初最早亲近过的一本“书”，一本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书。
北新书店
开封高中的校址还在东司门的时候，出了校门往西走，距离书店街不远、路北有一家书店：北新书店，这应该是上海北新书局的一家分店。北新书局创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人为李小峰，曾受到鲁迅的鼎力支持，以出版、销售文艺书籍享誉四海。而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又是民国时期的河南省会，自然成了人文荟萃之地，当时不过三十万人的城市就开设近六十家书店！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省会迁往郑州、公私合营运动持续开展，开封的书业便渐渐衰落下来。待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这兴盛一时的北新书店也只剩下两间破旧的门面房，靠墙四周是书架，中间一张很大的案子，案子堆满了书，可以自由自在地翻捡。
书店只卖古旧图书，价钱都是打了折扣的，很便宜，对于我这个身无余钱的中学生来说，这家书店成了我的精神殿堂。虽然说只看不买的时候居多，但时日已久，这家古旧书店毕竟还是充实了我的第一批“藏书”。五十年过去，从现在留存下来的一些书看，我那时买书是很杂的，有鲁迅的《彷徨》《呐喊》《中国小说史略》，有常任侠的《中国画法研究》、欧阳予倩的《一得余抄》，有《马雅可夫斯基诗集》，还有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曾买过几部残缺不全的线装书，如《今古奇观》《五女英烈传》“文革”时被母亲当作“四旧”烧掉了。
书虽然杂，主旨仍在文学艺术。破例的是，还曾买到一本科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达尔文主义》，是苏联专家老大姐杜伯罗维娜在中国米丘林培训班上的讲稿，居然能够让我读得魂不守舍。这本宽型32开、厚约400页的书，原价1200元（旧币），八成新，折价0.15元售出，真是便宜极了。这是一本讲生命进化的书，许多术语和概念我并不懂，但书中讲的某些道理如“自然选择”“人工选择”我还是领悟了。
如今思忖起，我一生从事文学艺术研究，晚来又转向生态文化研究，是否和从北新书店买下的这些二手书有关呢？
灯下读书
许多年前，夜晚在灯下伏案读书与白日里看书感觉是不一样的。当夜幕降临周围变成一片昏暗的时候，唯有一束灯光照射在书页上，那文字就显得更为显突，人的注意力就更容易集中，仿佛其他一切全都隐退到夜色的黑暗中去，只剩下了书。
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灯”与“书”真是一对最好的伙伴。不只是由于灯光照亮了书本里的人物和故事、知识和学问，而且还正是书中显现的丰富的内涵反衬出灯的价值。
陆游曾在诗中吟咏：“天涯怀友月千里，灯下读书鸡一鸣”，月下怀友与灯下读书，历来都是令人神往的人生至境。现在的人似乎已经不再能领悟到灯下读书的意趣，晚间读书写字时甚至不再想到灯的存在，那许是因为现在的灯来得太容易，房间里面的灯太多，用起来太方便的缘故。吊灯、射灯、壁灯、台灯、落地灯、吸顶灯，照得黑夜如白昼，灯与书之间富有诗意的关系反而被冲淡了。
我小时候，最初用的是油灯，那是一种黑陶烧制的灯台，高约五六寸，上端是一个浅浅的灯碗，里边盛着一汪豆油，豆油中浸着两根细细的灯草，点燃起来真是个“灯光如豆”，只能照亮油灯四周小小一团空间。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灯，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中就有这一类的灯，从司马迁到陆游，夜间读书时用的都是这种灯。
后来，煤油灯取代了豆油灯，那亮光也就足以把一间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缺点是烟气太重，尤其是当煤油质量不高的时候，看一个晚上的书，就会把两只鼻孔熏得黢黑。上中学之后为了照顾我每晚做功课，便又添置了一只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灯罩发挥烟囱的效用，让煤油燃烧得更充分，只是耗油太快，每天多费二两油，那几乎是三个鸡蛋的价钱，不能不让老奶奶心疼。
为了节油，我便到大门外的路灯下看书。一丈多高的杉木电线杆上悬着一只40瓦的白炽灯泡，从黄昏一直亮到第二天凌晨。那时，巷子里行人稀少，路灯下也是冷冷清清的，我常常捧一本书靠在电杆上，借着路灯洒下的金黄色的光线，一直读到三星高悬，两眼酸痛。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曾经哺育了我的心灵和精神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巴尔扎克的《幻灭》，这些宝贵的书籍，全都是在这样的豆油灯、煤油灯、以及路灯下读过来的。黄庭坚在诗中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在我则是“古今中外一摞书，柴门寒窗十年灯”。正是这些简陋的灯光照亮了我手中的书本，而书本里的人类文化的结晶一旦融化在我的心里，便又在我的心中点燃起一盏明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照亮了我生命的岁月。
寒素好书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高步瀛先生选注的《唐宋诗举要》，中华书局1959年的版本，至今已经整整一个甲子，60年了！
中国当代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就开始了。经济困难，也反映在这本书上。书印制得很寒碜，封面用的似乎就是一般的新闻纸，正文用纸十分粗糙，摸上去涩剌剌的，说不清是用什么材料造的。纸的颜色发灰，和印字用的油墨的色差不大，看注释用的小字就特别吃力。尽管这样，这本书一直是我案头的常用书，虽然已经又出过许多新版本，我始终舍不得丢下它。原因是，我使用了它半个多世纪，始终没有发现里边有一处错漏。时局是如此的困难，物质条件是如此贫瘠，也许编辑、校对、印刷工人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却仍然能够确保书的质量，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如今可好，图书的印制越来越精美、高端，铜版纸、道林纸、哑粉纸、刚古纸、珠光纸各类纸张应有尽有；烫银、烫金、覆膜、凹凸等等精巧工艺全不在话下，尽管增加了出版的成本，书的编辑、校对质量却往往得不到保障。打开一本装潢豪华的书，错字、漏字却屡见不鲜。一本印制精美的译著，买回家后左看右看莫名其妙，最终发现译者对于翻译的内容原来并不怎么理解。还有个别年轻编辑自作主张擅改书中的术语，让人哭笑不得。如今欠缺的不是物质和财富，而是敬业的精神。
我又想起47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我刚刚走上教师岗位不久，自编了一本关于鲁迅的讲义，并非正式出版，而是在一家铁路印刷厂印制成小册子。在印刷厂，我亲眼目睹了校对的过程。那是两位已经有些发福的中年女性，一位拿着我的手稿，一位拿着校样，口中念念有词：“鲁迅说——冒号——引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逗号……”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读校法”，又叫“唱校法”。她们那一丝不苟的神情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看来也是适用于图书出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