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今天，王元化先生在度过88个春秋之后离开了我们，或许他现在已经生活在茫茫宇宙的某一个星球上。我对先生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希望重新发布这篇往昔撰写的旧文，略表我对他绵绵无尽的思念。
——鲁枢元2020年5月9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钱谷融先生的书信集：《闲斋书简》，印刷精美典雅的一大册。书中，钱先生在给我的信件中，竟有23次讲到王元化先生。重读这些信件，我又再度沐浴在过往岁月的春风雨露中。
我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便是通过钱谷融先生，那是1982年的春天，在广州越秀山下艺苑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年会上。那时，越秀山绿得苍翠欲滴，广州似乎满城都在飞花。会上一位位往常仅只在报刊上见到过名字的人物：孔罗荪、黄药眠、徐中玉、王西彦、蒋孔阳、黄秋耘……都如同神仙般降临到面前。那时的学术会，与会者要受到尊重只能靠自己的道德学问，会上关心的也只有学术，远比现在的学术会议单纯得多、干净得多。其时，我刚由郑州铁路师范学校调进郑州大学，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这是第一次，整个一副懵懵懂懂的模样。因为在这之前钱先生曾到河南讲学，我已经见过他，会议中途休息时，便捧上自己写下的一篇文章——《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请他指教。钱先生却对我说：“隔壁房间住了一位大理论家，比我有学问，我带你去请他指导一下。”
这位“隔壁的大理论家”，就是王元化，清癯的身材，白皙的面孔，金丝框眼镜后面一双闪烁着异样神采的眼睛。王元化先生仅只扫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便告诉我：“情绪记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话题，很值得深入探究。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写这篇文章的起因，的确是因为翻阅了斯坦尼的书，受到了斯坦尼的启示，竟被他轻轻一语道破。
上世纪90年代，徐中玉（左）、钱谷融（中）、王元化（右）在江苏
文章是复写纸誊印的，而且比较长，有一万多字，隔一天我去取的时候，王元化先生说：“你在做的是文艺创作心理学的研究，希望你能继续做下去。”告别时，王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橄榄绿布面精装，烫金题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初版本。同时他还将会议东道主、暨南大学饶芃子女士赠送他的一套细瓷精雕、玲珑剔透的粤南工夫茶具转送给了我，说是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怕途中打碎了。我当时的心情，用一句贴切的话形容，那就是“受宠若惊”。
王元化先生自己可能不觉得，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明白了自己凭着兴趣写下的一点文字，原来是“文学创作心理学研究”，而他的一本书，更使我触摸到一条以西方学术视野洞察中国古典遗产、以现代学人心性探索传统文脉信息的治学渠道。
从那以后，我每次到上海总是要拜望元化先生。一次在王元化先生家，他和我谈到治学态度，嘱我要系统地读一些基础理论书；要做笔记；要学好英语；要做长久打算，多看、少写、精写，把目标定在“理论家”上。谈话间，他为我寻找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在书架上东翻西找，乃至蹲在地板上，累出一头汗来。无论什么时候想到这一幕，我心头都会涌起一股热流。那时，王元化先生已经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因为我文章中的引文不确、用语不当，他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宾馆的住室里，一字一句地更正，说文章里切不可留下“硬伤”。
从那时起，三年过后，我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创作心理研究》。
在钱谷融先生的《闲斋书简》里，80年代初写给我的一些信里多次谈到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关心。接着便是钱先生代我请王元化先生为我的《创作心理研究》一书写序。在1984年9月20日的来信中，钱谷融先生写道：
王元化先生回沪后……邀我一同去他家便饭，我把你请他作序的事同他讲了。他说他很愿意为你的文集写序，但目前实在不行，主要是事多，没有时间，当然也有些不便。他叫我多向你致意，说待到你的集子再版时，他一定给你补写一篇序文。
后来，为此书写序的苦差事，就不容推脱地赖在了钱谷融先生身上。
从《闲斋书简》看，到了我的第二本书《文艺心理阐释》出版之际，我认定王元化先生欠我一篇序文，就又向他催讨起“旧账”来。实际上，在背后煽风点火的，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该书出版的高国平先生、张辽民女士。从钱先生1987年4月6日写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到我当时催讨的急迫：
大约一个多月前，在元化家吃饭，席间，他诉苦说事情太多，答应你的序文，一直未能完成……他说，“你不知道，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不知有多少次。因为他是专家，我完全是外行，写来写去，总觉得不行。”
王元化先生写给鲁枢元的信
这一时期，王元化先生虽然已经不再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但方方面面找他的人仍然很多，日常的繁忙已近白热化，他却仍然赶在出版之前把写好的序文交到出版社。
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是一位旷代学人，20年前，就是我仰望的巍巍泰岳。如果说我对钱谷融先生的态度是亲近，在他面前不拘束，甚至还可以放任地胡拉乱扯，而对王元化先生则是敬畏。元化先生治学非常严谨，而我自己不争气，心浮气躁，学问做得散漫无章，于是越来越有些害怕他，不敢见他，甚至有意避开他的目光。再后来，我离开郑州漂泊到天涯海角，一呆八年，老大无成，写了几本无足轻重的散文、随笔，连见一见王元化先生、向他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业勇气也没有了。此时王元化先生的学术声誉如日中天，泰山的身影距我就更加高远。
我调进苏州大学后，上海音乐学院的戴鹏海前辈曾对我说，他与王元化先生是世交，常到先生家去，自从张可夫人辞世后，王元化先生的身体越发糟糕。但在病中有时还说起过我：人才不容易出来，可能一辈子就“捂”在一个地方了。像鲁枢元，完全可以到上海、北京发展，把事情做大。
我听后一时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恨不得马上到上海看望他，但又担心打扰病重的他，一直在犹豫。不料未过多久，元化先生去世，我最后与王元化先生见上一面，竟是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天河厅的百花丛中！
我深深地感到愧对先生。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份对先生的深深愧疚， 而且已经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附录：戴鹏海谈王元化及鲁枢元
戴鹏海先生
鲁枢元按：戴鹏海（1929-2017），中国音乐史学家、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导师，《人民音乐》编委。著有贺绿汀、丁善德、陆华柏的音乐年谱长编及《刘天华传》，参编赵元任、萧友梅、黄自、贺绿汀、丁善德等的全集及专集。因病于美国纽约时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二十五分在纽约皇后医院逝世,享年87岁。在我国音乐学界，戴鹏海先生素以刚正不阿、直言不讳著称。
这篇记录是戴先生事先与我约定的一次电话通话的记录（2008年5月24日，午后2时40分--3时47分）
戴：我是戴鹏海。昨天接到你寄来的书，今天又收到你的信，我眼睛不好，不写信，电话上说一说。
王元化先生那里我经常去，我们住得很近，过一条街转一个弯就到了。有时，隔一段时间不去，元化先生还要打电话叫我过去。他今年88岁，我比他小十岁，今年79了。
一个月前，他就很不好了，只能躺在床上，已很虚弱。他三姐在身边。
去年，我到他那里还说起鲁迅、高长虹与许广平之间的事，他不甚清楚，很感兴趣，问我怎么知道。我爸爸当年办杂志搞出版，也是文化人，与向培良、高长虹很熟，小时听老爸说起。
张平（鲁注：我的爱人，此时为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做访问学者）到上海，是居其宏介绍给我的，说是她进音乐学院访学。这里院长都是小字辈，我向杨立青说了。张平来后，院里很重视，想请她上节课，她怕耽误学业，没有接受，也曾想过留下她，但一定要先拿个博士学位。她说外语不好过关，没有学位，不好调入的。
张平有抱负、有才华，一些想法很好。她从海南带来的苦丁茶，每次我都要分给王元化先生一半，他喝了感觉不错。因此就谈到鲁枢元，张平的朋友，我说不清你们之间的关系，两地，结婚还是没有，只是听居其宏说过，我不清楚。说到鲁枢元，第一次还是在两年多前，王元化先生说他是搞文艺心理学的，很肯钻研，也做出了成绩。
元化先生其实也是自学成才，当然，他有家学的底子，父亲是清华名教授。自己却没有上过什么像样的大学。他在大夏大学读了三年，那是个野鸡大学，给钱就能上，给钱就给文凭。我问他干嘛上这个大学，他说：干地下工作方便么。
我有一个老同学，叫王柏林，很有才华，一直在下边做个群艺馆的馆员，他和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是同学。我曾想把他弄到音乐学院来，给老院长贺绿汀先生讲过，最终没有弄成。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越来越坏，学术界的风气越来越恶化。元化先生说，人都势利得很，经常生气。他说，许多小地方却有大人才，但不容易出来，一辈子就“捂”在那里了，他举例说，像鲁枢元，完全可以到上海、北京发展，把事情做大，现在捂在了苏州。他说，这个人学术上很有开拓精神，又很低调，不张扬，先是搞文艺心理学，现在听说在搞生态文化批评。属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他不吃剩饭，不抄冷饭，敢于超越自己的过去，开辟新领域，不怕丢开自己已取得的成绩。这大约是去年11月份，我到元化家，他对我说起的。
元化先生晚年经常叹息学界风气一天不如一天。他说，他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很看重史华兹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吗？
鲁：看了，林毓生的阐释很容易理解，我有同感。
那天林毓生先生来与元化先生谈，我也在场的。
元化先生也常批评我，说我活到八十岁了还像小孩儿，处事情绪化，怕改不了啦。
这样的大形势，时代潮流，无法阻挡，更无力回春。唯一可以的是守住自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鲁问戴先生身体可好？）
我的身体很差，脑子的病压迫视神经，什么也看不清。必须要到美国治疗了，我的家人都在美国。这里的工作一时还离不开，今年有三个人联系博士后进站，三个人中两个是冲我来的，一个搞钢琴史……
那天（王元化先生的）追悼会上，我看见了你的挽联，上署“弟子鲁枢元”，就是没有见你，见你也不认识，当时我还和钱谷融、徐中玉说了话，和胡晓明、钱文忠说了话。
有人要我写一写王元化，怎么写？我不能写，现在的王元化不是以前的王元化，那是两个人。
重写历史，重写音乐史，谈何容易。
历史无法还原……
王元化的《思辨录》你看了吗!他的每本书都要送我的，有20多种了吧？季羡林（？）说得对，两种做学问的，一是学问型，一是思想型。元化是思想型，中国当代仅有的思想型学者。
他身后很寂寞的，老伴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夫妇感情很深，张可人很高雅。一个儿子，不搞这一行，也已60岁了，没有孩子。
学生中最好的是钱钢，死了。王元化亲自写悼文，白发人送黑发人。现在最好的是胡晓明，人品好，扎实。
还有一个许纪霖，一直搞知识分子问题，不错！人很沉稳，也有深度，元化先生也很看重他。
你有没有我的电话，我的电子信箱（学校给我设的）你记下吧。
（这里记录的主要是戴先生的谈话，全文2127字，通话中对海上一些学人多有臧否，故删去500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