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黄昏，楼下椰子树的树影疏疏落落映上阳台时，一个电话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去向：听说您正准备调动工作，愿不愿意到苏州来呢？
电话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打来的。
我对苏州大学所知甚少，但“苏州”打动了我。一周后，我便决计调往苏州大学。那时恰恰赶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苏州大学文学院委托范培松教授在会上与我面谈。范教授说，年纪大了些。当时我已经五十六岁，年过半百，作为引进的“人才”确是嫌老了。
至于苏州大学从哪里知道我在调动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夏中义兄告诉苏州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刘锋杰教授的。那时，华东师大的徐中玉、钱谷融几位老先生一直动员我到上海来，并委派文学院的院长齐森华先生与一位副院长专程飞到海口做我的工作。尽管我与华师三代学人都有非浅的情谊，由于我生性恐惧大城市，缺少激流勇进的自信，终于还是谢绝了上海，而从中具体联络的就是中义兄。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曾经来过一次苏州，似乎就住在拙政园附近一家临街的小客栈里。记忆中拙政园门前冷冷清清，临河人家栉比鳞次，一律粉壁黛瓦，河水从房后流过，妇人在河边淘米洗菜，有小船从河心划过，河水拍在石条砌成的岸上镗鞳有声。在我的印象里观前街就和现在的葑门横街差不多，虽然热闹，也很逼仄。我从小是在古城开封市井中长大的，江南苏州在我心中留下了舒适而又亲切的印象。
说起与江苏的缘分，再就是八十年代初，我初始混迹文坛，在上海参加笔会时与一位江苏作家张弦同住一室，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深得人心，作为编剧的张弦正春风得意。我很喜欢张弦小说温婉凄美的风格，常常与他谈到深夜。分别后又通过一些信，多半是我向他请教创作心理方面的疑难，他总能认真悉心地回复。还有一位江苏作家高晓声，当年都是我在课堂上乐于宣讲的江苏作家，不料他们在九十年代竟相继过世。
鉴于对江苏、对苏州的诸多美好印象，2002年春天，我便在位于姑苏东北一隅的这所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虽说年既老矣，似乎依旧壮心不已。临辞别海南岛之际还写下一首貌似的七律，记得最后两句是“此去东吴烟波晚，火烧夕云满江红”。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放火烧江的勇气，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罢了。
说是引进人才，在苏大人事处报到时，工资一下子就被降了两级，人事处的劳资科长说是按照规定套用这里历年来教师工资升迁的级数。既然愿意到这个学校，只有入乡随俗。好在那时苏州的房价比现在要低得多，园区新加花园的房子才两千多块一平米，补贴的那点安家费差不多就可以买下一套房子。
来苏州不久，海南的朋友仍在惦记我。韩少功趁来苏州讲学的机会，亲临我在现代大道的新家看望，还带来湖北大作家方方女士。方方对我房子里的阁楼很感兴趣，也许是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
少功去后不几天，我正在会议室开会，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是王蒙先生。他说，听少功说你的房子很大，人就你一个。他还说也给陆文夫说过枢元来苏州了。恰巧《光明日报》的韩小蕙来苏州，我就顺便陪她一同到陆家看望。文夫先生身体已经很虚弱，呼吸都有些困难，但和小蕙还是谈了许多话。我对先生说，我已经年纪不轻，学问根器又浅，以前也曾经热闹过，来苏州后只想静下心来多读点书，不想参与社会活动了。文夫先生说，他也很少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那次见面过后不久，陆文夫先生便撒手人寰，追悼会上站我身边的王安忆说，她的父亲也于前年去世了，她如今已经成了失去爹妈的“孤儿”。我感到她是在以这样的话语方式表达对于陆文夫去世的哀伤。
我曾翻阅过陆文夫去世后出版的文集，发现他在告别这个世界的几天前仍在写作。在文学的人生旅程中，他就是一位“纤夫”，一位纯粹的、辛劳的“纤夫”。
钱谷融先生听说我已经在苏州安置了新家，说要过来玩两天，就住在我的新家里。是殷国明兄陪同老人过来的，拖了一个拉杆箱，箱子里装有茅台酒，还有一副竹骨制作的老式麻将牌。可惜我不会打麻将，新来乍到没有朋友，竟凑不够一桌。老人有些失望，我就陪他到金鸡湖边闲逛，看到湖边一些大人、小孩在放风筝，老人来了兴致，追着看天上的风筝，湖边风大，回到家里就有些不适，像是感冒了。那时节文学院正在申报一级学科，人来客往十分热闹。晚间，学院通知吉林大学刘中树教授来了，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要我陪客。钱先生知道后也想去凑热闹，我请示当时的院领导，领导说人已满了，安排不下座位。钱先生说那你就给我带个好吧。没想到中树先生听说钱先生在苏州，立马就要离席到我家里看望先生！结果，酒席上从头到尾钱谷融先生成了核心话题！
钱先生的那次苏州之行，在我心中留下许多遗憾。事过多年，钱先生快一百岁时，我到华东师大二村看望他，他还说起：枢元，我还有一幅麻将牌在你那里！
苏州大学文学院的一级学科顺利批下来了，学校举办庆功会，我也成了“功臣”，被授予一个巴掌大的小红本。只有荣誉，没有奖金。
开头几年，虽谈不上“火烧夕云”，日子倒也过得畅快。我曾给本科生上过课，讲文艺心理学、生态批评专题，学生们听课很专注，积极认真做作业。作业中我发现一位学生的文字颇具识见与才情，恰巧当时的院领导罗时进教授到我房间来，他听后也兴奋起来，说让我们同时将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下来，看看究竟是哪一位。结果，两人写下的是同一个名字“黄晓丹”。晓丹同学本科毕业后就在苏大读硕士，后来考到南开大学，在叶嘉莹先生门下读了博士，毕业后在大学任教。我有时想，如果赶上八十年代，她也许早已经成为学术大家了！
还有一位本科生徐燕，被选定为“保送”读研，她一心想跟我学，就向班主任提出要求。班主任朱老师爱生如子却又严厉过人，批评她：你想跟谁学就跟谁吗？于是她就两次三番到我上课的教室门口等候，痴诚感人。三年读研下来，事实说明她的确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文字功夫曾经得到太老师钱谷融先生的夸奖。由于种种原因，她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了中学教师。在我的价值选向中，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绝对要比一位在大学混日子的平庸教授更珍贵，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多。
初到苏大的几年，正赶上研究生扩招，一时间在我的身边聚集了一群硕士、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两位毕业于复旦与清华的博士后以及前来访学的青年学者。我自知学问浅陋不足以课徒，仅能以真诚待人，授课之余、暮春早秋，常陪着学生们登花山、天平山，游灵岩寺、重元寺，在山光水色、春花秋草间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或许还是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做法：浴乎沂，咏而归。这样的活动产生了意外的结果，不同届别的学生们得以相互亲近。尽管一些老学生有的已经成为知名教授，成为大学的院长、校长，与刚刚入学的学生在年龄上相差不止一代人，却可以成为知心相交的朋友。我发现，学生们之间的相互熏陶、相互感染要比我的教学指导更有成效。
我在海南大学时期创建的“精神生态研究所”、创办的《精神生态研究通讯》，调入苏大后改组为“生态批评研究中心”，并继续编印《通讯》。2006年深秋，我们教研室与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学林出版社联手，结合《人与自然》、《生态批评的空间》两本新书的发布，在海南举办了一次生态文艺学研讨会。学界、出版界、文学艺术界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如余谋昌、曾繁仁、朱立元、韩少功、多多、徐敬亚、王小妮、尤西林、曾永成、王诺、张皓等应邀出席。参会的还有当时已经在中国生态批评界崭露头角、如今已成大器的青年学者王晓华、刘蓓、胡志红、宋丽丽、王茜等。我这一生也曾组织过不少的学术会议，而这此会议却别开生面，十多年过后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我为会议定下的宗旨：既然是生态研讨会，就应该开出生态的意味。建议会议省吃节用，全程吃素，尽量少乘车多步行；会场采取流动性，多半设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从风光旎丽的海大校园一直开到那大镇的云月湖、儋州苏东坡流放的桄榔庵、礁石嶙峋的棋子湾、热带原始雨林尖峰岭。会场座次只论年齿不讲级别；会议论文不拘一格，散文、随笔皆可入编。有当地多位“志愿者”自带车辆到会上服务。数十位代表上岛后的吃住费用全包，不收会务费，五天下来，总共花费五万来块钱。尽管那时海南的消费尚且低下，会议仍坚持用严格的清贫精神约束自己。棋子湾一片荒凉没有饭店，便事先给每位代表发10块钱，自己在昌化镇购买食物，然后到夕照下的海滩聚餐。开始时中国朦胧诗的首倡者多多先生有些担心吃不饱，大家开玩笑说他常年流浪荷兰国饿怕了！结果，10元的自购自助餐反而比在高级饭店吃出更多的乐趣。
在苏州做下的另一件事是写了一本书：《陶渊明的幽灵》。核心内容是写陶渊明的，但写作的心态却不是陶渊明式的散淡，反而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从大处说是为了给日益惨烈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寻找一剂中国传统文化的疗救验方；从小处说是要为自己倡导多年的生态批评展示一个切实的案例。书，写得很艰难。我在《后记》中曾经说道：这本书稿，竟做了6年。最初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一选题的难度，后来才发现与选题密切相关的文学史研究、哲学史研究以及古代文学研究，都非我所长，我只好一边补课一边写作。该书出版后反响不错，一年后竟意外获得“鲁迅文学奖”，当时的苏州市文联主席成从武先生带了鲜花光临寒舍道贺，省里、市里都增发了奖金，各种媒体上也很热闹了一阵。这使我越发惭愧。日前在陶渊明的故乡开会，我还一再检讨：拿一生散淡、清贫的靖节先生换来我的名利双收，实在有些不堪！
在苏州大学，称心的日子过了大约十年，后来不知是我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还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出了偏差，教书的时光越来越让我感到别扭，感到无聊而且无奈。要填写的各种表格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早年鲁迅、胡适这些大牌教授一辈子填写的表格恐怕也没有我们一年的多。发表论文必须是“核心刊物”，而且是校方指定的几份“核心”。我接连在乐黛云先生主编的颇具学术分量的《跨文化对话》中发表的长篇论文竟什么也不算。以往，我的一些文章常常被一些文摘类刊物转载，近年来自认学问较前有所长进，文章却不再有人问津，据说此类刊物也已经被变相“承包”了。由于学校定死的退休制度，当我62岁时便被告知要准备退休不再招收研究生；等到65岁要退休了，学校党政联席会商定要我推迟到70岁退休，又可以招收研究生了。等我刚刚招收了一位研究生，按照学校规定，67岁进入“准备退休”时段，不许再招收研究生。这样折腾下来，从62岁到70岁的八年时间里我只能带一位博士生，而且还是蒙校方特加的恩宠。自己想想也好笑。（听说现在规矩又变了，教授只要有经费，80岁也可以带研究生）在规章制度越来越严密的同时，学生的厌学情绪却越来越严重，教师学科创新的动力越来越不足，起码我的感受如此。初来苏大，我的课不同学科的同学都有选修的，甚至外学院的学生也有来旁听的。教室后边常常还要临时添加凳子，甚至小教室要换成大教室。后来，自以为学问看涨了，愿意就教的学生反而大大减少，连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生也不愿多选课，剩下的只有我自己的几个学生，活脱的门可罗雀。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王元化先生临终前发出的一声叹息：这个世界不再让人着迷！
同时我也想到我早年的一位学生、如今已是多产的翻译家的张月教授翻译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在《法令不能改变社会》（On ne change pas la société par décrit）一书中表达的思想：我们应对复杂局面的制度手段效能低下，仅仅凭借逻辑演绎出来的条例规则，不可能用来解释诸种实际的境遇，所以归根到底，行政管理机构通过法令来对自身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介书生更无从改变社会，我只能约束我自己退出这场游戏。于是我向校方提出提前退休的申请，并被很快批准。
2015年国庆节过后，苏州大学文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的一篇关涉教育界多种弊端的申诉文章，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这篇网文中还提到我：“有一位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鲁枢元教授，也是六十刚出头，就被迫黯然离开了苏州大学，回到了河南老家的一所大学重新就职。”这段话字数不多，但与事实多有出入，我想借本文发表的机会加以澄清：校方曾按照程序决定我延迟退休至70岁，是我自觉没趣，感到再这样混下去无疑自取其辱，于是主动申请提前退休，不能说是被迫的。
今年苏州的梅雨时节虽然阴雨绵绵倒也不乏清风袭袭，置身阳台窗下，反倒特别凉爽。天色渐晚，独墅湖的湖面上云暗水白，樟树林葱茏茂密，一片稠绿。脑海里反而回忆起童年上学时的情景。我5岁半上小学，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离我家不到一里地，沿着惠济河的河岸走，要经过两座木板桥。从不记得有家里人送我，一个瘦弱的孩子揹着一只家做的蓝布书包，一边走，一边看河里浮游的白鲦鱼，草丛里跳出的蚱蜢，树梢上飞过的蜻蜓。
从惠济河到独墅湖，从汴梁到姑苏，70年过去，对我来说也差不多就是从“北宋”到了“南宋”。在北方长年喝的是白酒，到了南方才学会喝黄酒。白酒浓烈，黄酒绵长。白居易诗曰：“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樽。”他喝的也该是黄酒，即古人所说的“醴”、“醪”之类。杜甫叹息：“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所谓“老杜”，也只活了59岁。说到底，还是喜欢潇洒的苏东坡：“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己亥年梅雨时节·姑苏·暮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