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尚处在电视时代，互联网还不普及，特朗普在电视屏幕上做节目，金黄的头发上下抖动，活灵活现地讲段子。已想不起他说的是什么了，只依稀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个人很特别，一见难忘。身边一位美国白人指点说：他是美国未来的总统。我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是谁，他告诉我说是大西洋赌场的老板。赌场老板一般黑白两道，怎能当总统呢？太不靠谱了。他辩解说：这是大众偶像，人人都想做唐纳德·特朗普。后来便很少听过对此人的正面评价，政界没这一号，精英根本不屑提他。二〇一六年，特朗普真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我惊住了。保守白人也不都妄言痴语，满脑子阴谋论。这算不算“沉渣”泛起，让你领略一个不一样的美国?
其实，美国本来就是多面的，族群和阶级之间相互很难交流，缺乏共识。我一直也没拿“红脖子”（Redneck——粗俗、没见识的美国乡下人）当盘菜，认为充其量不过是给美国人口充数，文化与精神生活与他们不沾边。对全世界来说，美利坚乃自由女神的化身，代表进步、向上、创新和活力，满满的正能量；美国影视表现的底层“阴暗面”，不过是艺术创作或类型故事，好莱坞最具批判精神，这是美国文化的独到之处，愤世嫉俗、自曝家丑。但作为一个整体，美国是世界灯塔。
一
然而，美国也有特朗普的一面，不过长期不入外部世界的法眼罢了。查阅资料偶尔发现八十年代对特朗普的报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国《人物周刊》封面的大标题：《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证明你可以富得离谱》（Tycoon Donald Trump Proves You Can Be Too Darn Rich）。年轻英俊的特朗普在封面的大照片，题图文字为：“四十一岁的亿万富翁，有四个赌场、好多私人飞机、豪车和别墅——还有一个要吞下整个曼哈顿的ego。特朗普说太忙了，没时间竞选白宫，但已经花钱买下人类可能拥有的一切。”（Michael Ryan, “Too Darn Rich.” People Weekly. Cover story, December 7, 1987）文章从特朗普走出特朗普大厦的电梯说起，围观的群众争先恐后挤到他身后，只想用指尖碰一下他蓝色羊绒大衣的袖子，据说碰一下特朗普会带来好运。然后文章追溯“大亨”（tycoon）的词源，它源于中国或日本，这个头衔封给特朗普，与形容东方王子一样恰如其分（同上文）。八十年代，特朗普是美国普通大众最狂迷的偶像。报道还说民主与共和两党争相求见特朗普，为了拿政治献金。记者采访特朗普：你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他露出那经典的“我知道但不告诉你”的神秘微笑回答：“我爱人民，人民也爱我。”美国的大众神话和英雄，这位亿万富翁其实是为媒体和大众量身订制的偶像。
这是自由女神像阴影下另一幅美国图景，如果早年间被译介到中国，特朗普这副德行，可作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反面教材；如今在消费文化大潮里，他便是大众偶像。但全世界看重的仍是精英化和理想化的美国，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只配花边新闻。
二
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起，总统威尔逊便将列强瓜分世界的不义之战阐释为：“战胜自利与专制的列强、以实现人民自由与自治的战争，打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威尔逊也的确践行其进步主义理想，虽然搞不定巴黎和会上的列强，也左右不了国内舆论和众参两院，但威尔逊的世界图景与国联方案，却激发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对未来世界公理的无限憧憬,也为美国将来抛弃老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共同安全、以美国价值打造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打垮欧洲法西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组建联合国、设立国际组织，让世界告别十九世纪的旧秩序，迎来进步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新秩序。美国遂成为一新兴的无形帝国，不以征服和占领为己任，而以自由经济、军事威慑和民主价值影响世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形象。
其实，美国一直在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只因“二战”重创了老牌帝国主义的元气，美国才一枝独秀，一夜蹿升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扩及亚、欧、南美各大洲。战后美国社会的主旋律是国际扩张，有一系列大动作：签署联合国宪章、杜鲁门主义、柏林紧急空运、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美国顺理成章地当上“自由世界”的领袖。著名记者、作家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曾评论说：“也许美国的主观愿望不是这样，但实际已成为一个新型帝国；它不久前还实行孤立主义，如今却开始国际干预了。”（Godfrey Hodgson, America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1976, P. 17）
五十年代，美国介入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中东的博弈。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总统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英、法老牌帝国主义翻脸了，联合以色列进攻埃及。在苏伊士危机中，美国率先在联合国提案，要求英、法撤军。之后，艾森豪维尔政府对英国实施严厉制裁以实现停火。美媒纷纷发表反殖民的檄文，痛斥英、法帝国主义的大棒政策。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态说：“英、法的所作所为，属于各种过时的殖民主义之中最赤裸裸的那一种。”（Donald Neff, Warriors at Suez: Eisenhower Takes America into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 391）在今天来看不可思议,英、美一贯沆瀣一气，亦步亦趋的，胜似蜜月恋人，怎会在中东问题上成了死对头？“二战”后，美国一度奉行同情第三世界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就像威尔逊刻意与老欧洲切割，图谋以新面孔取而代之。美国左翼史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嘲讽道：“以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Melani McAlister, Epic Encounters: Culture, Media, and U.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1945-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97）右翼政客则给艾森豪维尔的政策冠以“仁慈霸权”（Benevolent Supremacy）的雅号（同上书）。但仁慈霸权并不容易，对外要支持阿拉伯反抗欧洲殖民主义，对内则要从文化和舆论上同情第三世界解放。这对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文化来说，很难消受。当年威尔逊没能做到这一点，如今美国要升格为世界霸权，就必须赢得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认同，此为后殖民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同上书）。
三
美国是个新教传统至上、文化保守的国度，第三世界价值也难深入人心。但艾森豪威尔能调动一个极具动员力的外部威胁，消弭国内分歧，凝聚社会向心力，那就是苏联与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是个保守军人，为顺应大众心理需求，必须找到“冷战”宣传的热点——痛斥斯大林主义与无神论，这立即引来宗教团体的回应。教会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之机，可待复兴日渐颓势的基督教。一时间，美国宗教话语盛行，去教堂的人数激增。电视直播总统夫妇周日教堂礼拜，国会一九五五年通过法案，在美元（纸币和硬币）上一律加印“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沿用至今。一九五六年再次立法，把“我们相信上帝”立为美国格言（The U.S. Motto），不顾宪法不立国教的表述。
五六十年代，好莱坞进入史诗片时代。摄影广角镜头和超大宽银幕广泛使用，给电影带来了新希望，或可抵御电视普及所造成的票房冲击：以超大影像奇观把观众从小屏幕拉回到电影院。大量的史诗电影中，宗教题材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他古装片也都与古代帝国有关。影响深远的有《十诫》《暴君焚城录》《圣徒妖姬》《埃及艳后》和《宾虚传》等。要么《圣经》题材，要么是以古埃及、古罗马帝国为背景。皇帝荒淫、腐败和暴政，迫害臣民让人人自危，黑暗的统治使人看不到希望。《宾虚传》（《新约》题材）里朱迪亚（Judea，古巴勒斯坦南）人民在犹太英雄宾虚的领导下，勇敢抗暴，迎接基督的到来，在黑暗中给人民带来“新文明”的曙光，见证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十诫》（《旧约》题材）中摩西带领古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正直、勇敢、无畏，意志坚定、魅力四射，上帝赋予他拯救人类的使命。这是位有美国自由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古希伯来英雄，他既是上帝新选民美国人的化身，也代表着新兴帝国战胜古老帝国的历史必然性。影片将宗教信仰政治化与美国化，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把犹太复国主义与反殖民运动视为同等的革命，还把古埃及三千年前的排外暴政等同斯大林专制。所以，美国必将领导“自由世界”战胜邪恶帝国，将自由价值推行到世界各地。这种非历史的通俗演绎，符合美国大众的历史想象与政治认同。无论新、旧约影片，情节配方大都是：正义的人民——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起来反抗腐败的帝国——影射衰落的英、法老帝国，迎来基督的降临——象征先进的美国新文明。在旧欧洲殖民主义腐朽与衰败的过程中，美国异军突起，建立起世界新秩序（同上书，P. 199）。这已不是电影传奇，而是战后第一个十年美国自我定位调整的历程，是其从一个区域性国家，跃升为世界霸主的真实写照。
美国在五十年代还进行着另一场宣传“圣战”，即轰轰烈烈的反共口水仗，苏联被描绘成不信神而集权的邪恶帝国，是反基督的力量。共产主义成了“无神的物质主义”（godless materialism），它重利轻德，其国民是铁腕下的奴役工具。教会乃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又是与之斗争的有力武器（Thomas Aiello. “Constructing ‘Godless Communism’: Religio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1954-1960.” American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1900-present], Volume 4, Issue 1, Spring 2005）。美国是“后帝国”时代硕果仅存的仁慈霸权，为世人仰慕的自由国度，也是“二战”的解放者。好莱坞隆重推出的神话版本是：道德帝国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拯救整个世界。
四
在炙热的反共浪潮中，一件丑闻让华丽的道德外衣下露出虱子，美国全社会感受到彻骨的寒惧。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媒反共喧嚣已登峰造极。麦卡锡不失时机地鼓吹阴谋论：共产主义分子已渗透进美国政府。公众的目光转向麦卡锡，情绪由愤怒转而恐惧。连设计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被指为“国务院的红色主教”：制定“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将军被污名为骗子。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朋友和邻里间相互猜忌，社会诚信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是个传奇人，曾是乡下农场的养鸡娃，十九岁因鸡瘟而破产，搬到威斯康星州小镇马纳瓦（Manawa）当杂货店员。后来一路考上法学院，成为律师，仅三十岁便荣升威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野心膨胀让他在仕途上不择手段。一九四六年当选参议员，他来到政治漩涡的中心华盛顿。因名不见经传，媒体曝光率很低，他不惜上演大跌眼镜的政治闹剧来吸引眼球。一九五〇年二月在一次共和党的妇女团体集会上，他声称艾奇逊明知政府机构内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却姑息养奸。参议院只好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排查，发现指控子虚乌有。但闹剧并未就此收场。
一九五二年麦卡锡当选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和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开始利用报刊、电视来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政敌，政见不同者均为共产党。政客、媒体和公众因怕指控而噤若寒蝉，甚至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都对他唯唯诺诺，艾森豪威尔这位沙场老将只敢私下抱怨。麦卡锡对媒体和好莱坞的恫吓令人发指，臭名昭著的黑名单让许多电影导演、演员、编剧受到提审、关押和审讯，有的甚至被判刑，给自由左翼知识分子留下集体创伤。（详见[美]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第六版，刘德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09页）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与共产党不沾边，甚至政治倾向都不明确，不过作品与主流文化不和谐罢了（Daniel P. Franklin, Politics and Film: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 43）。
但麦卡锡最终栽在军方手上，军队将他的得力助手征兵入伍，麦卡锡托人照顾，结果这点把柄落给军方，成了翻盘的机会。一九五四年四月“军方诉麦卡锡”听证会全程电视直播，军方公诉人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Welch）向狼狈的麦卡锡发难：“难道您不懂什么是廉耻吗？先生，您就没有廉耻吗？”（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at long last? 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麦卡锡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只喃喃嘟哝些什么。听证会无果而终，麦卡锡却名声扫地，三年后抑郁而死，时年四十八岁。
辉煌的帝国最黑暗的一页，在体面外表下露出败絮。电视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当年评价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第918页）这一政治文化的阴暗面时不时会出现，让民主政治的光环暗淡。斯坦福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特朗普主义”（Trumpism）是当代版的麦卡锡主义。他同样蛊惑对叛国歇斯底里的仇恨，鼓吹以一人之力对抗建制，救民于水火。（Larry Diamond. “It Could Happen Here: Democracy is facing setback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 hasn’t been reason to doubt America’s resilience—until now.” The Atlantic. October, 19, 2016）戴蒙德认为麦卡锡是战后对美国民主的第一次严峻挑战，虽然是至暗时刻，却终被正义的美国人民战胜；作为民主灯塔，美国在七十年代到二〇〇〇年间，曾激励全世界人民大跨步迈向民主，只是在“九一一”之后，因对穆斯林的歧视，才使民主有所衰退（参见上文）。
但我认为，特朗普与麦卡锡并无多少共通之处。麦卡锡主义属体制内的小人得志，平步青云、党同伐异，致人人自危的经典故事，有普遍性，在任何地方都时有发生。类似事件还可回溯到约翰逊谎报北部湾事件、尼克松的水门丑闻等，都是政客滥用国家机器和政府公信力的腐败案件。特朗普则不同，虽然表面他也少年得志，但与麦卡锡不是一类人物。特朗普年仅四十岁就集商人、明星、戏子于一身，一手打造财源滚滚的时尚帝国。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与公权无缘，靠社会上的黑白势力，创造商业奇迹。直至晚年入主白宫，仍积习难改，按娱乐界的商业逻辑追名逐利。
年轻气盛的特朗普曾造势竞选白宫，但大家都认为他是给生意做广告，未必真心从政。参看一九八七年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采访，四十一岁的特朗普说：“很难放下手头上的生意去参政，我现在没有竞选计划，也许将来会有。”他当时的夫人叫伊凡娜·特朗普（Ivana Trump），担心自己的双重国籍会是个障碍，但又说：“唐纳德过去十年做了别人得做百年的事，他什么都能干成。”（Bill Powell and Peter McKillop. “Citizen Trump: A megadeveloper with a roaring '20s lifestyle—and an ego to match his billion-dollar empire.” Newsweek. September 28, 1987）八十年代，美国流行炫富文化，崇拜膨胀自大的人，特朗普乃时代的产物。他恨天低、嫌路窄，永远高调出场，招摇过市。特朗普（Trump，王牌之意）的名字有霸气，所以总高悬在新开发的楼盘最显眼处。身价带来财富，特朗普最懂得曝光率可以创收。当年一本流行的连环画《杜斯别里家族》（Doonesbury），讽刺这个亿万富翁拿竞选总统当试探彩球。媒体采访特朗普让他澄清，他说：“我不会竞选总统，但如果竞选就准赢。”
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政治抱负，那么看看他在报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美国政客已成全世界的笑柄，花大钱保护我们不拥有的船队，运送石油给永远不会帮忙的盟友。”这是青年特朗普的外交立场，三十多年后他当上总统，真把这个朴素的立场付诸实践。人们说特朗普是“公民凯恩”的幽灵附体，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是驱使他不断追逐更高目标的动力。这一评价是准确的，无论是金钱、美女还是权力，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人生赌博，一切都是生意。
五
二十一世纪，美国历史经历重要的转折——“九一一”，以及随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如果说入侵阿富汗是追杀恐怖元凶本?拉登，那么攻打伊拉克则属无理讨伐。布什政府必须说服国内与国际社会，才不惜请来德高望重的科林?鲍威尔将军到联合国作证。二〇〇三年二月鲍威尔对联大言之凿凿：萨达姆暗中支持基地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鲍威尔是诚信的象征，美国人民和世界政要信任这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军人。但事实证明，他的证言是编造的，萨达姆既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曾支持过拉登。以编造的理由向世界推销战争，成为鲍威尔一生的污点。或许他本人蒙在鼓里。后来曝光的材料显示，副总统切尼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为实现战争目的，蓄意编造了谎言。这不仅毁了鲍威尔一生英名，也使美国信誉受损，对国际政治的未来有深远影响。
伊拉克战争恰如鲍威尔二〇〇二年警告小布什的那样：打掉萨达姆容易，陷入战争泥潭就难抽身了。这场战争拖得美国筋疲力尽，人民开始失去对建制精英的信任，世界渐渐不再仰慕民主灯塔。西方各国爆发大小规模的反战示威，中东局势失控，阿拉伯世俗政权相继倒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空前撕裂。二〇〇四年，虐待战俘的丑闻曝光，美军极端残忍、非人虐待俘虏的影像，扯下道德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美国颜面扫地。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整个世界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金融风暴、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黄马甲、MeToo、黑命攸关、特朗普支持者占领国会山，运动的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结果却一次比一次昙花一现。既无系统性纲领，也无严密统一的组织，抗议像无中心、无目的、碎片化的节日狂欢或街头暴力。阿兰?巴丢（Alan Badiou）说：“二十一世纪初发生的事件无法用现成的语言命名。”（Alain Badiou, The Rebirth of History: Times of Riots and Uprisings, trans. Gregory Elliott，Brookly: Verso Books. 2012, P. 1）他仍相信，群众运动必须服从系统性理念，应该有组织有纪律，才能将运动转化成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年轻人对西方民主的热情和支持普遍低迷。与此同时，精英、政客、党派越来越罔顾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抛弃基本政治伦理和价值观，使用诡计和欺骗来实现政治利益。在丑闻与谎言的时代，谁还会愿托付权利给精英党？
另一个巨变是互联网的莅临，它渗透到生活所有方面，原子化的大众更趋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在“朋友圈”里讨论，谁原意服从一个组织的领导？改天换地的社会愿景已渐行渐远。抗议那些琐碎和切近的议题，或发泄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很少有人要求严肃的制度性变革。“占领华尔街”爆发时，曾一度燃起知识左派的一厢情愿：历史再次启航，从偏离的航向转回共产主义；“茶党”的兴起又让共和党右翼欣喜若狂，以为大众向往古典自由主义。事实证明，草根运动不依循经典的启蒙思想，相反，他们厌倦了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西方已失去宏大叙事，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有动员力。白人将一切弊端归咎移民，保守人士痛斥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团体彰显少数族裔文化，缅怀祖先的辉煌，解构西方文明至上。黑人搞“黑命攸关”，渲染黑奴血泪史。代议民主的根基出现裂隙，草根民众不再通过民主建制表达意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崛起。他以另类的方式竞选，动员下层白人，以网络社交媒体攫取“隐藏票箱”，主张所谓“后真相”——不同意见的人各有其真相，利用网络舆论的极化，煽动仇恨和恐惧。他上台后马上改变美国利益全球覆盖的帝国格局，宣称“美国优先”，煽动直接、可感、实惠的民粹政治。这不仅让美国国策转向，连欧洲联盟的格局也受到影响。英国脱欧、德语国家出现新纳粹、法国极右翼喧嚣，传统意识形态已被具体议题吸纳和消解，左、右之争只剩下所得税、移民、环境、性别和种族问题的观点不和。争论是离心的、分散的，难以形成共识。政治忘掉了政治哲学，蜕变成治理术，政治学变成实证科学。西方民主不再是“灯塔”，西方文明盛极而衰。
六
草根文化不是新生事物，拜金主义、追逐名利，是大众文化永恒的诉求，只不过不曾体现在美国的大政方针上罢了。“上层建筑”是有识之士驰骋的疆场，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乔治?凯南等精英智库，曾撑起美国外交的恢宏帝国气象。就像华盛顿各个政府大厦的罗马古典风格，庄严肃穆，超凡脱俗，走马观花者看不到市井流俗的基座。但二〇一六年一切都改变了，当选总统的特朗普不是传统政客，也不是典型商人，在政、商两界都属另类。他倒有点“东方大亨”的气质，还带着意大利黑手党的做派，用麦卡锡污蔑敌手的词最形象：“非美”（un-American）人格。特朗普做地产生意，以强行拆迁出名。同行评价说：“特朗普以恫吓手段扫清生意上的障碍，虚张声势、闪电袭击，直至压垮对手的心理防线，然后漫天要价，大捞好处。要月亮没有，总得给点什么吧。”（Bill Powell and Peter McKillop，上引文）
一次他在大西洋城赌场Trump Plaza的背后，想建起一个大瀑布，以壮声势。但有家餐厅碍事，那是家九十年的老店，生意不错。店主哈里?斯坦（Harry Stein）被迫与特朗普谈拆迁赔偿。特朗普的第一句话是：“我根本不想要你这块地，这几年地价跌到底了。你搬不搬我都一样要建一座高墙，到那时你一分钱也拿不到。给我纽约办公室打电话出个价吧。”说完拂袖而去。一位叫约翰·摩尔（John Moore）的律师，代理被拆迁的公寓租户，与特朗普打官司，这让他心力交瘁：“特朗普是个危险人物，有朝一日他要是从政的话，会变成墨索里尼式的人物，让意大利当年从不准点的火车，全部准点。”特朗普的强势和独断，可谓有目共睹。他曾如此羞辱纽约市长，纽约市政规划在闹市建一个公共滑冰场，筹备了七年未完成，转到特朗普手上只消四个月就建好了。黑手党式的效率，为美国主流文化所不齿，但民间却崇拜这种力量。
特朗普还擅长幕后交易，明目张胆地给政府官员政治献金，其他地产商人都舍不得在这上面花钱。他还雇用退下来但仍有影响的官员作顾问，疏通关节拿廉价地皮，与马丁?西科塞斯的黑帮电影如出一辙。为他承包工程的建筑商常常受气，特朗普总在完工后鸡蛋里挑骨头，说质量不合格、工期延误等。承包商希尔弗斯坦（Silverstein）说：“明明没这么回事，但打不起旷日持久的官司，只好吞下苦果。”（同上文）因此，《新闻周刊》评论说：“无论特朗普多么想从政，对一个赌场老板实在太难了，无论你多有名，被选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朗普的密友也说，“他倒真想当美国总统，但除非总统不是选的而是任命的。”（同上文）在八十年代，特朗普这样缺乏政治伦理的人，根本当不上总统。可三十多年之后，他真一选成功。不是特朗普提高了自己，或晚年具备了远大的政治理想，其实从四十岁到七十岁，他的思想未见得有多大变化。相反，倒是有一个东西贯穿他生命的始终，用他姐姐玛丽安娜（Maryanne Trump-Barry）的话来说就是：“成功带来成功，之后又会带来更大的成功，得到的越多，他要的就更多。”这是特朗普一生的真实写照。
但如果这三十多年间美国社会没有发生巨变，那么《周刊》记者和他的密友也不会误判。这三十多年到底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答案或许是通信技术革命、高等教育的衰落、知识民主化与政治进一步平民化，让草根底层登上历史的前台。特朗普支持者围攻国会山极具象征意味：国会这一代议民主的常设机构，负载着现代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从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到约翰·密尔，都一致强调“社会契约”和“被统治者的应允”，正遭受“巴士底”式围攻。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转折，美国民主的基本框架遭遇草根“直接民主”的挑战。这正是特朗普崛起的历史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