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回潮？
大西洋的一边，欧洲勃勃兴起右翼民粹，另一边，特朗普当选总统，两岸遥相呼应。西方政治正经历倒退？久违的保守民粹回潮了？愤怒的自由派称特朗普是法西斯上台，特朗普也用同一标签回敬敌人。中情局泄露其竞选班子与俄罗斯暗通款曲，总统在推特开骂：CIA是纳粹情报部！像“二战 ”老片回放。难道西方穿越到 “二战”之前？可网络媒体已改变了世界，“千禧一代 ”刚步入社会，究竟是 “阳光底下无新事 ”、历史永远在左右之间摇摆，还是我们没眼光洞察历史的新变数？
历史是连续的，转折巨变之前，“常数 ”不断积聚而后质变。但巨变的爆发力却不源自 “常数 ”，往往是偶然机缘，如技术革命、地理大发现、气候骤变等，“异数 ”的冲击力酿成 “突变 ”，把“常数 ”带入新时代，衍生新意。观察者却囿于既有的知识型，能辨识已被认知系统编码的 “常数 ”，面对 “异数 ”失语，它尚未进入语言，待后人解读才进入历史叙述。也有观察者只注意观念史，坚持思想推动历史前进。其实，思想的演进乃回应历史变革，而非其肇始。以经典意识形态解释特朗普现象，贴上保守、民粹甚至法西斯的标签，便当易行，却言之无物。历史上的法西斯，有具体语境，两次大战之间，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保守逆流同时飙起，也彼此不同。非要总结出个 “共相 ”，无非都针对现代的高歌猛进，利用大众担心亘古的 “自然秩序 ”被破坏，煽动回归 “健全的自然 ”，重振罗马帝国雄风。今天使用这个标签，并非回访历史，而是污名性的诅咒。自由媒体和特朗普口中的 “法西斯 ”，是骂对方 “坏蛋 ”，并非对象性描述。那么，特朗普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位看似不可能的候选人，为什么在二〇一六年大选获胜？
乔纳森 ·艾伦（Jonathan Allen）与帕恩斯（Amie Parnes）出版新书《破灭：希拉里竞选失败的内幕》（Shattered: Inside Hillary Clinton’s Doomed Campaign），刚上市便获热评。新书发布时，艾伦侃侃而谈：“欧洲民粹浪潮如海啸涌到美国海岸，希拉里看到了，不知所措。她是体制中人，一生只懂在体制内运作，通过政府机构改良社会。如今发现公众要颠覆一生信仰的体制，她不知如何应对，也不能把握时代。”克林顿夫妇早意识到，英国脱欧的孤立情绪会传染美国，却找不到更好的竞选策略。希拉里对助手说：“我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国家的事情了。”整个主流媒体也没看懂，才误判选举。现实改变了，大家的思维没跟上。新书作者言之成理，打开书却少有新意，仍因循两党博弈的老路，似乎希拉里只输在竞选策略未与时俱进，而自由与保守的对决仍为选举定式，两党轮流坐庄将世代罔替。果真如此吗？
“拉什 ·林堡秀 ”（Rush Limbaugh Show）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广播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林堡口无遮拦、极端保守、死硬民粹，堪称民间保守势力的代言人。一次收听，有听众打进电话，说要给自由媒体一个忠告：“他们大搞通俄门弹劾总统，要小心了，如特朗普下台，副总统迈克 ·彭斯（Mike Pence）接任，可比总统更保守，自由派打错了算盘。”林堡很敏锐：“我只同意你的后半段，彭斯的确保守，但特朗普并不保守，还有点 ‘自由 ’嘞，属于讨人喜爱的自由派。”林堡对民主党的 “自由范儿 ”衔恨入骨，欣赏共和党保守候选人麦坎恩（John McCain）、保罗 ·瑞恩（Paul Ryan）、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之流，重返美国黄金时代。他们的保守如桑托勒姆一言蔽之：一手《圣经》，一手持枪，属美国 “老派 ”。特朗普可不老派，做客 “霍华德 ·斯特恩脱口秀 ”（Howard Stern Show）多年，从未看出有麦坎恩或彭斯式的循谨与正派，相反他反叛、另类、虚无，是娱乐界 “恶少 ”。如果说法国的勒庞、德国国家民主党（NPD）或英国脱欧属保守复辟，特朗普却既不保守也不自由，他代表什么主义？赢得哪些选民呢？
草根崛起
二〇一七年全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一男一女卡车司机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他们金发碧眼、臂上刺青、一身腱肉，歪戴牛仔帽，对着镜头满不在乎：“我们不管媒体怎么埋汰总统，反正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人，道出我们的心声。”好似宣言：拒绝媒体摆布！别以为我们头脑简单，让你们告诉什么对、什么错，这回我们要说自己的话，选自己的人。开幕式上，特朗普称媒体是人民公敌，全场沸腾。查一下美国史，媒体是监督权力的制衡力量，总统诋毁所有主流媒体，岂有此理？哪来的底气？
特朗普骂的 “公敌 ”，是传统媒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媒体迅猛发展，一点点蚕食传统媒体的疆域。因为总统宝座是新媒体推出来的，他才有此胆量。除福克斯外，CNN、MSNBC、《纽约时报》等大选民调谬以千里，而特朗普竞选班子却密切跟踪网络社交媒体，多次发布利好选情，被大媒体当成虚假新闻。选后，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开始研究社交网站，深度报道网络动员机制。起初，小网站分别编造两候选人的丑闻，定向投放给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粉丝群。渐渐发现，希拉里的支持者教育背景偏高，对丑闻、阴谋论不买账，特朗普丑闻的点击率不高。特朗普的粉丝主要分布在闭塞的中部，受教育程度偏低，热转希拉里丑闻，而不在乎真假。小网站不再花精力污名特朗普，而专心制造希拉里的坏消息。其实，网站运营者多是自由派，丑闻是生意，但点击率意味着广告收入，他们宁愿违背立场逆向炒作。网络时代，商家注重广告投放的精准，电视、广播和报纸属无差别平面推广，满足不了商家对细分市场（niche market）的需求，才转向社交媒体，让广告更有的放矢。传统媒体的蛋糕被切分，影响力缩水。从茶党运动到奥巴马二〇〇八年当选，甚至左翼民主党人桑德斯的崛起，都是新媒体这匹黑马小试千里脚力。体制外的势力无论左翼右翼，一样利用网络冲击既有体制。特朗普之所以屈尊以共和党名义参选，无非是集中票箱的权宜之计。他一再声明，这是一场针对权威体制的群众运动。没文化的百姓想摆脱精英，与其说特朗普保守，不如说他回应了草根的反叛意识。
在报纸主导舆论的十九世纪，传媒结构是从文化制高点辐射大众。报刊编辑高设门槛，只让政治、文化精英利用稀缺的版面对公众发言，剩下一小块 “读者来信 ”做平民之窗，经大浪淘沙过滤后，泄露一点微弱的噪声。社会运动与群众集会，也由少数人策划与组织。直到二十世纪中，美国广播和电视崛起，政治生态全面改观。一九六○年第四十四届总统竞选，第一次用电视直播候选人辩论。原来选民在报上看候选人照片，读其政见，如今荧屏上面对面直观辩论。肯尼迪年轻潇洒，阳光帅气；尼克松阴郁萎靡，深不可测。镜头使人感觉与候选人有眼神交流，政治竟如此直观、形象，评价体系随之一变，尼克松的老谋深算输给青春朝气。分析家抱怨政治门槛太低，选民重外表不顾理念。之后门槛越来越低，丑闻成了电视时代的政治中心。
但广播、电视仍是单向街，导播、编辑依然把持议题，决定采访什么人、聚焦哪件事、什么上头条，连线观众只不过是花边点缀而已。网络时代脸书、推特、YouTube或微信的热点，与传统媒体头条不同，一切由点击率主宰，由人数多寡决定社会关切，与精英的文化逻辑格格不入。传统媒体不能接受网络逻辑，新旧传媒之间激烈博弈。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特朗普发射五十九枚战斧导弹轰炸叙利亚，头条大新闻，加上“通俄门”的新爆料，电视、报刊连篇累牍。四月九日周日下午，YouTube疯转美联航把华裔陶医生粗暴拖下飞机的视频，点击率一路疾升。第二天早新闻 ,CNN、FOX、 MSNBC电视网继续报道白宫动态，只字不提美联航。下午，陶医生视频点击过亿，各大电视网不得不撤换节目，转播网络视频。周二一早，MSNBC的《Morning Joe》新闻档主播抱怨：“这档节目本该报道政治大新闻，今天却讨论航空服务纠纷！”接下来几周，主流媒体的头条一直是美联航，白宫发言人、众参两院议员、各州州长也纷纷出来表态，谴责美联航。传统媒体不得不向网媒低头。
什么算大新闻？国家政策固然重要，对主权国家动武更大过天，但陶医生的遭遇，每个百姓都能摊上。美联航是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说：“旅行就得坐联航，纽瓦克机场 75%是联航航班。”陶医生嘴角淌血、叨念着“他们要杀我”，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发射导弹、与俄国勾串是大人物的事，普通人无法经验。文人墨客喜谈国是，百姓关心身边琐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百姓一旦有发言的管道，舆论焦点一定错位。另外，过亿的点击量不会仅是美国网民，YouTube没有国界，世界网民均能点击。脸书、推特诞生的那一刻，就无国界之分，用户遍及全球。传统媒体定位本国，制作节目内外有别，与无国别的资讯相比，内容一定不同。当公民身份与社会阶层向简单多数低头时，新资讯时代会是怎样的图景？
碎片化新政治
假如社会演进与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的话，那么，前工业时代，门第、血统主宰欧洲社会的政治资源，以出身论英雄乃前现代特征。工业革命带来机械复制时代，大规模生产线高速制造无差别的标配产品，从中心分拨给普通消费者，平面化的大众社会产生了。福特、通用等制造业巨头，垄断社会资源，资本高居权力的金字塔顶，财富成为时代之骄子。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工业转型，基础重工业转向服务、信息产业，出现了丹尼尔 ·贝尔所谓 “后工业社会 ”。
“知识经济 ”推出社会新贵——知识阶层，学历成炙手可热的社会资本，教育背景相当于前现代的门第，决定人的地位与收入。不到二十岁上四年名牌大学，终身受益。当知识新贵正与资本旧贵族争锋角力，互联网却不期而至。知识爆炸与信息更新，人须一生学习，才能跟上时代，胜任工作。仅几年象牙塔的教育，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含金量，学院的精英资质在蚀损。错过系统教育的蓝领，对社会升迁重学历的制度不满，在社交媒体上吐槽：教育才是特权，造成社会不公正。反智、反精英的愤怒由来已久。而网络给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提供了理想的乌托邦，它区别对待每个用户，一个人访问网站的习惯与偏好，被数据库记忆下来，然后为此 IP设计个性搜索模式、发放针对性广告，投其所好。用户自创个性网页、博客、推特，任意选择立场和意识形态。你可以跟风站队，只当 “点击 ”数，也可标新立异，凸显个性和差异，新媒体的最大特点是让差异无限呈现。
“平民记者 ”（citizen journalists）在博客、推特、脸书上的报道，不同于主流媒体，他们多元、分散、立场不一贯。千禧一代不像父辈，他们不信一套观念会改造世界，眼里只有具体问题，根据问题调整立场、观点。在一问题上支持某党主张，另一问题却赞成敌对党。跨党派、跨意识形态在新一代司空见惯。“机械 ”时代，新闻从大媒体 “客观 ”、平衡地灌输给大众，网络媒体却根据个体的政治倾向、年龄、教育和职业，量身定做个性新闻。网络连接着小 “我”，整体性意识形态支离破碎，政党政治遭遇空前挑战。媒体不再是凝聚共识、创造想象的共同体，亘古恒常的社会金字塔动摇了。茶党、特朗普、欧洲右翼都是在回应碎片化的新政治。
纸媒与网媒，代议或直接民主
代议民主与平面媒体密切相关。孟德斯鸠、卢梭曾认为只有古希腊小城邦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报业和出版给间接民主制提供了技术条件。麦迪逊、本杰明 ·富兰克林开始也忧虑地域上的差距与议会的代表性之间有矛盾，而报纸、书刊的自由发行，让政客远在首都也及时了解选民意愿，行使代表权，形成共识。所以，美国缔造者只规定了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的宪法地位，未料到新闻与政党会成为政治核心，而将其归入私人领域。托克维尔一八三五年《论美国的民主》观察到，公权之外的出版和政党在政治中至关重要。革命前，殖民时代的报业倾向中立，独立革命后却与政党绑定，成为党派的宣传工具。托克维尔考察时，政党、媒体已嵌入美国政治的内在结构之中。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联邦政府监督美媒转向非党派中立，媒体 “自由模式 ”（Liberal Model）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熟：新闻商业化、信息化、价值中立、内部多元、高度职业化。马克 ·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做七十年代媒体研究发现，美三大电视网 CBS、 NBC、ABC的半小时新闻节目，曾左右大选及其政治议题。但三媒体的基调一致 “中左 ”（center-left），这仍是美国学术与文化生产的底色。媒体抱定愤世姿态：负面报道曝光候选人不真诚、为竞选不择手段，迎合大众对政治的不信任，与候选人并无非意识形态分歧。 “水门事件 ”乃自由模式的典范，媒体扮演起反对党角色，分担在野的监督责任。新闻英雄主义自称人民利益的化身，以睿智清醒的头脑，公正揭露权力的滥用，站在道德制高点。但纸媒的舆论并非直接“民意 ”，乃法国大革命创造 “意识形态 ”一词的含义：经精英筛选、加工、形成体系的思潮以引导社会。平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到网络时代，芜杂、纷乱、“不理性 ”的民意才直接表达出来，形成网络民粹，但此民粹非历史上的彼民粹。
欧洲史上不乏民粹运动，始终会被克里斯马式的人物操纵，宣称自己为人民的化身，利用大众的恐惧或仇恨心理，篡极权当寡头，法西斯是其原型。美国十九、二十世纪，左右两翼均出现过民粹运动，思想分散芜杂，如过眼烟云，不久被凝聚力强的主流政党吸纳，成为两党吐故纳新的催化剂。但网络时代，大众绕过政党或领袖中介表达自己，以新形式复现出古希腊直接民主。古希腊城邦是 “公民大会 ”（ekklesia）面对面讨论政治，普尼克斯山（Pnyx）半坡上，诗人、剧作家、辩论家各抒己见，直接投票决定战争或和平、制定政策与法律，无需代理人。今天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意见”（doxa），左右舆论，把“代议”（representation）逼入末路。代议由以政治为业的人行使，从政经验乃其资质。今大众却视之为负资产，滋生腐败与官僚的温床。而特朗普的经商履历备受青睐，媒体挂在嘴边，反成政治资本。政治家重传统读经典，规划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大众则相信直接与实用，日常经验是判别善恶的标准，直观可感才行之有效，“放之四海 ”的抽象原则如何检验？所以，干涉与己无干的国际事务，不如本国至上的孤立外交；担心移民抢本地饭碗，索性用大墙围住边境。“政治正确 ”皆伪善，大众看结果，不顾过程。
特朗普经商暴富，符合大众的梦想。他善变、缺乏远见、无系统性世界观、重实践反理念、以商业逻辑理政，深得民心。入主白宫后，自由派以为他会像奥巴马那样调整角色，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特朗普却将另类进行到底，继续用推特发布消息、表达心声，对记者会、白宫发言、电视采访反而不放在心上。记者本该去白宫记者会了解政情，却发现不如待在办公室读总统推文。特朗普不信任官方管道，政府发言人、幕僚甚至国务院均不能代表他，“他只代表自己 ”。推特上胡乱放炮，让媒体神经崩溃，白宫新闻发布会就剩下仪式感。执政一百天之际，大家以为总统召开盛大记者会，夸耀政绩。特朗普却溜号飞到中部，参加支持者大集会，重温竞选的酣畅淋漓。他煽动群众攻击媒体，说自己是 “猎巫 ”的受害者，一副孤苦无告的可怜相，好似另有一位暴君，人民须起来造反似的。一共和党议员问 CNN主播 ,你们没完没了指控特朗普种种劣迹，无非说他不按民主程序、执政违反先例，为何不睁眼看看，他的支持者不关心这些，只要结果？现代民主的核心是程序正义，如果大众为达目的不顾过程，政治便从 “形式原则 ”（formal principle）转向 “实质原则 ”（substantive principle），代议民主出现根本危机。特朗普追踪热点发言，根据舆论调整立场，支持率成为政治关切。媒体调侃白宫幕僚：与其入白宫向总统面陈，不如上福克斯电视的早六点访谈，因为总统看早新闻安排一天日程。特朗普时代的政治学即媒体学。总统不断与众参两院和司法冲突，不寻求谈判或妥协，却动辄威胁要登上空军一号，飞到议员的选区，动员选民把捣蛋鬼拉下马。僭越民主程序、藐视三权分立、以直接民主威胁代议制，党派与议会政治的未来堪忧。
商业逻辑渗透政治领域
特朗普执政一百天，已讥讽民主党失去领导力，靠惯性运作，不堪一击。自由媒体也哀叹民主党的怯懦，不堪胜任反对党，除了 “说不 ”，无所作为。呼吁 “全美广播公司 ”（MSNBC）与 CNN一道站出来，携手担当反对派，对抗总统与民粹的嚣张。自由媒体全面开火，让政坛危机迭起，丑闻不断，总统时时面临弹劾，“围剿女巫”宣传战如火如荼。民主党竟与共和党罕见联手，幕后助战。然而“水门 ”风光不再，报纸失去读者，电视疲于应付新媒体的挑战。 “the press”已变成 “the media”，媒体 “恐龙 ”暮齿衰颜，渐失自信。希拉里仍依循电视竞选的路数，精心妆点描画，光鲜雍容，以赢得大众。特朗普一脸不在乎，他的班底不仅跟踪主流媒体，更量化分析散布于角落的边缘网民，针对差异定向宣传，把零碎的选民汇合起来，聚成丰厚的票箱。
特朗普的班子研究过公关之父爱德华 ·伯尼斯（Edward Bernays 1891—1995）的著作《宣传》（Propaganda , 一九二八年出版），书中称美国政治是最大的生意：商业已从政治借鉴了所有窍门，政治却没能力学习商业秘诀。精明的商人特朗普，以营销手段赢得大选，利器是推特。它传播量大、速度快、信息短。他的账户常年有一千五百万忠实粉丝，曾有一条推文《今天我让美国再次伟大！》跟帖达五十多万条。管理推特账户容易，赞成者正确，反对者错误。推文短小，口号最有效。特朗普擅长给敌手贴标签：奥巴马没有美国出生证，希拉里身体不济、精神不稳定之类。这符合伯尼斯的观点：大众并不理性，与其掰开揉碎地讲道理，不如以雷人之语操纵其情感，利用其恐惧心理，即实行“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特朗普将 “恐袭”与移民画等号，拿芝加哥犯罪率高与民主党软弱挂钩，常说：“背后还有事情发生。”语焉不详的暗示，最能满足大众对阴谋论的想象。精英通过传统媒体呼唤民众的认同与随从，网媒则靠迅速反馈和无处不在的连接，形成情感互动的巨大洪波。
特朗普无从政经验，也没服过兵役，公共服务的履历空白。他一生为己逐利，人到七十岁才改弦更张。政治毕竟不同于商业，前者为公，后者肥私。买卖盈亏自负，不关他人，企业家才刚愎自用，雷厉风行。为政则服务人人，进取反多苛责。所以，政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挑不出毛病，你奈何我不得。政治官僚化弊端日益凸显，与美国立国的实用主义渐行渐远。美国毕竟年轻务实，不惜矫枉过正，选企业家治国。商业履历非但不是短板，反成优势。特朗普心知肚明，索性将政府当企业管理，家人朋友纷纷入阁辅政，二百五十年的民主传统，如今面临公私不分的困境。百姓并不觉严重，他们眼里的政治也不崇高，总统无需远见卓识，只要提高就业、减税、反移民、贸易保护便万事大吉。汉娜·阿伦特一生担心公共领域会被生存必然性侵蚀，今木已成舟。媒体嘲笑总统幼稚、荒唐、矛盾百出、不够格。特朗普照样口无遮拦，自相矛盾，随心所欲，并如此回敬媒体：在推特上挂出一条自编的二十八秒视频，他骑在一CNN员工身上暴打。近又做一个视频，把自己打高尔夫与希拉里飞机舱口跌倒的画面拼接，中间用软件画出一飞射希拉里后背的高尔夫球，特朗普一杆打倒希拉里。总统如此幼稚，让媒体无语，网民却喜欢七十岁的老顽童。我们崇尚的政治智慧——冷静、客观、克制，败给率性不羁的平民做派。阿伦特心中理想的政治家——鹤立鸡群、追求卓越，被感性与轻率所淹没。
让思想照进现实
如把美国政治乱象归咎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以为他侥幸上台，民主政治暂时偏轨，只要换届，一切恢复如常，恐怕太乐观了。特朗普现象与欧洲民粹不仅是股 “逆流 ”，技术革命已催生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无论谁来主政，西方政治未必回归 “常态 ”，或拐向不同的轨道。如何言说这一巨变？听到最多的往往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阿尔法围棋、人机大战、克隆人之类，戏剧性事件让人驰骋心志，憧憬未来，打开科幻想象的世界，却未必构成对既有知识的挑战，打破思维定式。还不如细心观察我们浸淫其中的微信、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网上支付或华为等现象，这些带给中国人的生活变化之深刻，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天天泡在微信群里，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生活习惯已被工具改变，社会阶层也被技术重置，可正襟危坐谈学问时，脑子里仍只有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或密尔，只愿与古人对话，眼睛盯着传统的权力架构，什么都要阶级分析。因为旧知识信手拈来，而不顾言不及义，思不及物。谈文化是后现代，提未来有“后人类”，凡事从未经验的理论术语出发，却不顾被冷硬现实重塑的感知。现实仍等待翻译，思想需要原创性的思考，而不仅仅寻找新奇现象，把新对象还原成旧意识，安抚思不及物的焦虑。
其实，技术演变为文化范式的转变提供了线索。互联网汇集世界无数网站，没有中心和控制台，网站无论大小，只要参加协议，信息汇入巨大的数据库，同时各网站仍自主独立。技术逻辑的核心是每个 “节点 ”自控，复杂高速的运算使其脱离中心自主选择，同时每个节点又相互依存，这改变了社会关系，从中心辐射外围的人际权力网动摇了。“后工业”原子化、去中心的大众文化，个体自足，又高度依赖社会关系网。互联网蔓延着碎片、分散和多元的 “意见”，传统意识形态在弥散中消解。精英仍在打造“群众”宣传“主义”，百姓却在 “群”里交流饮食、娱乐、身份、教育和住房的话题。知识分子的“大观念”（big idea）曾造就十九、二十世纪的“现代社会”，改变历史。如今被冷落、放逐，有多少人仍相信观念创造历史？以十九世纪的“左”“右”意识形态分析特朗普，词不达意。混迹娱乐业几十年，特朗普深谙大众心理，运用商业营销策略，调度消费心理，才是其政治“理念”。别把网民的日常焦虑和生存压力，嫁接到“左”“右”政治谱系上，在“后意识形态”社会，两个立场同时失势。风雨两百年的现代思想体系正经历大转折，这不是“小时代”，而是千年未有之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