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迸发火焰，摇曳着烧向手指。火苗燃尽，镜头渐隐，画面跳切一抹晨曦，广袤沙漠的边际上喷薄欲出。镜片的屈光看似热气升腾，背景由殷红渐褪至橙色，霞光铺洒沙丘绵延。大漠与晴空之间，隐约两人的剪影，寥寂地骑行驼背，缓缓踏入一轮旭日。音乐响起，镜头拉近，一人身穿阿拉伯长袍，是贝都因向导，一人英军戎装。这是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一段场景，壮美而抒情。一九一六年十月，T. E. 劳伦斯从开罗出发，穿越大漠到瓦迪萨弗拉（Wadi Safra，今沙特），拜会费萨尔王子，此行成就他的阿拉伯传奇。为确保高清画面的质感，导演大卫•里恩用七十毫米彩色胶片，而非通常的三十五毫米，架起当时属实验性的 Super-Panavision 70摄影机，长焦球面镜头捕捉风卷沙丘、两粒驼影蠕行广漠的晨光蜃景。一部史诗，一个人的灼日苦旅，揭开宏大历史冰山的一角，通向现代中东的诞生。
一
在开罗的英国陆军部有位世故的外交官，举荐劳伦斯去汉志（今沙特西），去了解起义的阿拉伯人有何抱负，说：“世上只有贝都因人和上帝能在沙漠里找到乐趣，对一般人，沙漠是烈火炼狱。”劳伦斯回答“会有趣的”，便是划火柴的特写镜头。这是大卫•里恩的伎俩，塑造最拿手的人物类型：外表文弱而内心刚毅，日瓦戈医生、皮普、阿齐兹医生莫不如此。而历史上的劳伦斯乃中东专家，无须指点。上牛津大学时，便只身穿越大漠，考察十字军城堡，徒步叙利亚、巴勒斯坦（今以色列）一千七百多公里。毕业后为大英博物馆考古挖掘，走遍阿拉伯，稔熟各地方言风俗，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巴勒斯坦的地理地貌了然于胸。
“一战”前夕，他名义上为巴勒斯坦地理基金会勘测西奈半岛，实际受命英陆军作战部，考察奥斯曼从西奈攻打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这次业余间谍，让他熟悉了军事侦察技术，大战一爆发，他即刻志愿参军。而奥斯曼帝国果真加入德奥同盟，以前考古的地区遂成敌后。一个冷僻的专业，大英帝国却视作珍稀资源，劳伦斯被派往开罗参谋部地理处任中尉。他性耽翰墨，落落寡合。军官们的印象是他邋遢轻佻，恃才兀傲，嬉皮做派。但案头工作很出彩，琐碎的地理勘测，经他之手，读来如身临其境。土耳其军官的情报，经他生花妙笔，栩栩如生，仪容动静跃然纸上。他的报告在开罗与伦敦之间反复传阅，做文学赏读，给朝九晚七的机关生活平添生趣。刻薄的史家评价劳伦斯：虽然名噪一时，历史功绩却乏善可陈，只凭器识文章——自传《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6），才笔妙天下。
且不论功过是非，只读一下他的实地观察，也佩服在与阿拉伯人摸爬滚打多年后，他能言常人之所难言：
闪米特人（阿拉伯和犹太人）是自由的，因极度匮乏反而失却物欲的镣铐。其思想非黑即白，不容灰色与暧昧，易走极端，偏执而不妥协，且不守规则。如此思维发展不出系统性的哲学，也难创作深邃的艺术，但抽象艺术很发达；虽不能造就现代工业，信仰却执著一贯。闪族的巨匠对观念直觉超群，输出三大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改变整个世界，而留在沙漠给自己的，却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信仰。（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p. 17）
西方文明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犹太教进入古罗马而衍生出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沙漠上又孕育出伊斯兰教。我们如今谈文明冲突，有意无意间指教义纷争，而劳伦斯身处文化与种族犬牙差互的中东，提醒我们：地理环境对信仰的塑造，或胜过宗教经典，沙漠让人对自我与世界，徒生别样的认知。
二
里恩曾走访约旦、西班牙、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精选“理想沙漠”，以演绎劳伦斯的阿拉伯。那场初会费萨尔的戏，摄于约旦的Wadi Rum，乃唯一实景。劳伦斯曾转战于此，爆炸破坏汉志铁路。Wadi（山谷）Rum（高耸之意）因劳伦斯而成著名景区。其实，约旦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它把一个西方顾问拔高成阿拉伯的救世主。一九一六年大起义，存在不同的版本，英国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各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可算“全球史”的经典案例，从单一国别视角只能管中窥豹。其实，电影版与历史相去最远，却通行世界，影迷几代相传。劳伦斯的《智慧七柱》也饱受史家批评，却仍影响甚广。从一九三五年劳伦斯去世至今，每年有研究新作出版，几成一准学科。为何有“劳伦斯现象”？人们到底着迷什么？且不论电影手法或自传文笔，这段历史的幽灵依然游荡，不时让世界史脱轨，转入歧途。劳伦斯介入、书写历史的方式弥足珍贵，足以启迪不同文明碰撞时，相处与自处的态度。我们如今争论西方价值是否普世，无非义理之辩驳。劳伦斯却身体力行，从荣辱与共的交道中揭示，异质性文化间可以呼吸相通，但非制度或观念的强加，而始于人际间的伦理常情。西方不再是地理或文化上自足的净土，没有其他文明做参照，其价值无从谈起，须身处文明冲撞的界面上，才能鉴识文化价值的适应性。
三
“一战”前，阿拉伯尚未发现石油，英国插手中东主要考虑其战略地位。策反阿拉伯，是为从背后捅土耳其一刀。奥斯曼统治阿拉伯，可追溯到一五一七年，苏丹塞利姆一世灭掉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从阿拔斯王族后裔手上夺下哈里发头衔，集政教于一身，号称伊斯兰世界精神与世俗的主宰。麦加的谢里夫也献出圣城钥匙，伊斯兰正统派的中心移到君士坦丁堡。浩瀚帝国西跨巴尔干和保加利亚，东至南乌克兰、格鲁吉亚，西至布达佩斯，南到地中海东南沿岸直至阿尔及利亚，东南到波斯湾、伊拉克，囊括逊尼派穆斯林分布的整个地区。
但到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已风烛残年，衰落成“西亚病夫”，英、法、俄等列强齐聚病榻周围，切齿之声可闻。连暮齿衰颜的奥匈帝国，新兴小国如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也来凑趣，蚕食其边疆，分一杯残羹。苏丹苦撑时局，割地赔款，只求衰而不死。埃及趁机与之争锋，英、法则伺隙钻孔，怂恿双方内斗消耗，坐收渔利。埃及的财政、司法、行政大权以及苏伊士运河最终落入英、法的掌中。英国只看重治权，宗主权仍属奥斯曼，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则留给埃及国王照管。这种“保护领地制”（protectorate）史称“埃及模式”，即主权、治权、意识形态三者分离。从中东殖民经验中，英国凝练出“阿拉伯东方殖民统治体系”，欲作为战后瓜分奥斯曼中东遗产的“标配”。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均适用，法国在叙利亚也照方抓药，战后则升级为国联托管体系（Mandate System）。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香港谈判，撒切尔夫人竟再提主权、治权分离，令人生时间倒错之感。
设在开罗的英陆军情报部和外交部中东局，总理中东、印度和苏丹的殖民事务，派劳伦斯拜会麦加的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协助其造反。族长侯赛因是汉志之王，穆罕默德一脉嫡传，今约旦王室的祖辈。麦加和麦地那均属汉志，哈希姆家坐享穆斯林朝圣两圣城的进项，外加奥斯曼的基建投入，盆满钵溢，本无不臣之心。风雨飘摇之际，土耳其人唯恐寒了阿拉伯人心，不碰侯赛因的奶酪，还免税、免兵役，增加投入，讨好唯恐不及，侯赛因在一亩三分地里倒也逍遥。然而，土耳其青年党的革命，刺激了这位麦加的大谢里夫。
奥斯曼与大清有同病之雅，衰极思变，质疑起本土传统，相信西方启蒙可富国强兵。一九〇八年进步军官政变，强持苏丹恢复宪政。逃亡海外的康有为闻讯致信摄政王载沣，以土为鉴，早行宪政以免兵变。青年党人反对泛伊斯兰神权，效法欧洲世俗化，搞奥斯曼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的思想，也早播散到巴尔干和阿拉伯，希腊、库尔德、亚美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纷纷闹民族革命，要脱离帝国的轭辕。青年党对外族比苏丹更残暴，只认枪杆子里出政权，无情镇压，其血腥莫过于亚美尼亚种族清洗。帝国往昔的宽松民族政策，曾勉强维持形式上的统一，神权政治也维系过脆弱的穆斯林认同，但世俗化和政治平权加速了大厦的崩解。
古道虔信的侯赛因视青年党为伊斯兰叛逆，不满奥斯曼主义对穆斯林特权的剥夺，与帝国渐生嫌隙。英人洞若观火，一边派密使谗间哈希姆家谋反，另一边游说奥斯曼脱离德奥同盟。英国原来恨苏丹皇族的顽固，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曾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嗜血成性、腐败、野蛮，是“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the unspeakable Turk），寄希望于受海外熏陶的青年党。他们果真上台掌权，英国却改口了：“青年党人都是激进的无神论者，模仿西方却不真懂西方思想，东西杂交出来的最坏品质——狡诈、背叛和暴力，还不如皇室雍容高雅。”英、法已从殖民经验上升到“国际主义”，会巧妙利用民族矛盾为己利，不屑教化蹒跚于民族主义泥沼的东方。以明治维新崛起的日本对亚洲诸国是个刺激，东方也模仿西方的殖民逻辑，列坐抗礼。所以对东方必须分而治之，讲利益至上的现实原则。侯赛因会在奥斯曼和英国之间两面敷衍，他既怕土耳其切断粮道，又需要英国的军火和顾问。直至一九一六年他才决意借英国打同盟国之机，从君士坦丁堡夺回哈里发，重建阿拉伯帝国。至少恢复汉志昔日辉煌，雪耻沙特家族在一八〇三年对圣城的涂炭。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中印边界出名的外交官）不失时机地承诺：如阿拉伯起义，打败奥斯曼，则帮侯赛因建立包括汉志、大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王国。
四
电影里没有侯赛因这个人物，只有他的三儿子费萨尔，是位矍铄老人，似千修百炼的先知。其实，费萨尔当年才三十一岁，剧本将父子合一，估计怕人物太多、线索繁杂，观众难以理解。全片的重头戏在突袭亚喀巴，“西部传奇”式的大场面，将情节推向高潮。切莫将电影当史实，从阿尔韦哈到亚喀巴之间并没有一片无水的绝命沙漠，内陆攻打亚喀巴也非不可预料。史实是劳伦斯绕道迂回两个月，佯攻汉志铁路，迷惑土军为日常骚扰，路上招募霍威塔部落兵数百，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突现大漠之上。土军炮口指向海岸，防守不及，达到突袭效果。但不像影片阿军风卷残云、大开杀戒。实际上部落兵一到前线，便躲在驼峰后放冷枪，寸步不前。午后烈日当空，他们索性躲阴凉罢战，拉锯胶着了三天，直等到英战舰海上助攻，海陆夹击才迫使土军投降。此战为劳伦斯一生的辉煌，为费萨尔夺下红海出口，打通英军供给，又封锁了麦地那城，还可长驱直入巴勒斯坦，为将来进军叙利亚打下铺垫。
地图上红海看似出壳的蜗牛，伸出两根触角，左为苏伊士湾，插入埃及至地中海岸，顶尖是苏伊士运河。右边触角是亚喀巴湾，短而细，尖顶是亚喀巴市。《旧约》摩西分开红海之处，在湾口最窄的蒂朗海峡。“一战”时亚喀巴还是个渔村，如今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约旦唯一出海口。土耳其炮台遗址尚在，竖着一面硕大无朋的起义大旗，入口镌刻“1916”，纪念百年前的浴血奋战。埃及、以色列、沙特三面围住秀丽小城，位置之重要，据当地人讲，萨达姆在位时，从伊拉克斥巨资为约旦修港建路，只为使用这个出海口，巴格达至亚喀巴的高速路仍是约旦的交通动脉。
五
攻克亚喀巴后，劳伦斯总结经验，认为阿拉伯人长于单兵，弱于协同，善守不善攻。他不顾英国同事的偏见，主张以阿军之长，打游击骚扰战，避免正规战，破坏铁路桥梁，策应英军主力。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汉志铁路，为土军补给运兵的生命线，一旦瘫痪，便封锁了南端的麦地那，使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驻军陷于被动。这条铁路部分路段运营至今，马安至亚喀巴的支线上，仍停泊一辆百年前的土耳其小火车，车厢里有沙袋、机枪，纪念起义往事。劳伦斯的游击战术已成世界军事史的典范，美军镇压伊拉克武装叛乱时，重读《智慧七柱》，研究阿拉伯人游击战的规律，吸取土耳其的教训，二〇一四年出版《短刀战》（Knife Fights），将反恐战争理论化。
战局对奥斯曼越来越不利，穷极之下想起了宗教的亲和力，号召帝国各族穆斯林对基督徒“圣战”（Jihad）。侯赛因不屑这种渎神伎俩，你与德国基督徒勾搭成奸，却诡称穆斯林打基督徒？觉得自己才应真主之召，驱赶世俗的党棍，而不反省自己也向英人暗送秋波。“阿（拉伯）体西用”无非遁辞，自欺欺人。历史证明，哈希姆家族从未逃脱英国手掌。劳伦斯对民族主义与宗教身份的变脸戏法了然会心，不光土耳其打两手牌，侯赛因也会玩民族主义，当时各部落尚未产生阿拉伯整体观，侯赛因已鼓吹讲阿语的政府，会给阿拉伯带来和平。更有趣的是，阿军与土军打仗时，仍沿袭“讨敌骂阵”的古老习俗，双方互吐污言亵语，当土军骂阿拉伯人为英国人、对方反诘土军是德国人时，谩骂才到最高级，厮杀不可避免。其实，中东各方无不依草附木，西方染指随处可见。那时世俗政治与宗教信仰互为表里，如臂指之相使，伊斯兰尚未原教旨化。
“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协约国，公布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细节。侯赛因如梦方醒，阿军人心涣散。早在一九一六年五月，英、法、俄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以便战后瓜分奥斯曼在阿拉伯、黎凡特（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领土。一个背对背协议，英国以阿拉伯起义为筹码，压法国退让叙利亚利益，又以法在叙的既得利益，敷衍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叙利亚一个闺女许两家。巴勒斯坦问题上，麦克马洪既承诺将来归哈希姆王国，利诱侯赛因父子作战；又垂涎犹太金元，与犹太复国组织密商，炮制《贝尔福宣言》，称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同时派特使去君士坦丁堡，以保留其宗主权为饵，劝奥斯曼脱离同盟国。巴勒斯坦一个闺女许三家。最终英国谁也不给，战后自己“托管”，若非犹太人以恐怖袭击烦走英国，以色列能否建国也成问题。
劳伦斯早风闻有秘密协定，毕竟不同于政客，他良心备受谴责，对上司克雷顿说，希望在赴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打死，了断欺瞒阿拉伯人的煎熬。《贝尔福宣言》一公布，哈希姆家族与英国更貌合神离，一味要钱、要重武器、抢占地盘。劳伦斯站在阿拉伯一边，全力协助其独立，建议费萨尔北进大马士革。一九一八年十月，阿、英两军一道夺下这颗阿拉伯明珠，奥斯曼统治结束了，欧亚帝国行将就木。劳伦斯开着吉普车“蓝色迷雾”驶入大马士革，街上欢呼、庆祝、劫掠、烧抢，腾腾如沸。英将军艾伦比（Alenby）在入城式上通知费萨尔，按《赛克斯—皮科协定》叙利亚归法国保护，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受英国保护。费萨尔在绝望中无力地抗辩，英国仍以法国关系为重，首相劳合•乔治说：“与法国的友谊值十个叙利亚。”劳伦斯身心俱疲，写下：“烛光般的梦影被胜利的阵风吹灭了。”他黯然离开大马士革，打道回府。
六
古代帝国攻城略地，武力征服异邦为己有，霸占主权和领土，奴役人民，控制文化和信仰。古罗马、阿拉伯、波斯、奥斯曼、奥匈或大元帝国莫不如此。“一战”前后，沙俄、奥匈、奥斯曼、德意志、大清帝国相继崩解，一个时代终结。殖民体系却得以延续，以特许状形式，政府利诱私人或企业去权力薄弱的“荒蛮”之地，开疆拓土，重商主义的掠夺模式，比帝国占领更有生命力。中东的英国殖民模式进化了，“保护领地”不在意主权或文化，只专注财政与司法治权，理念接近现代商业管理，经营细分、目标精准。
“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以实现永久和平。《国联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主权国家普遍平等，但主权资格未必如此，尚存西方文明国家与非西方不文明国家之分。非基督教、非白人地区，纵有国家政治形态和领土属权，也进不了“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不享受国际法的平等，在殖民问题上尤为突出。南非将军斯姆茨（J. C. Smuts）提出战败国殖民地归属问题，如胜者继续吞并败国的殖民地，争夺战利品的战争将循环不尽。国联成立后，战败的奥斯曼在中东的属地，既不该转手给战胜国，也不能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那样独立，而被认定不能自理其政，理论上交由国联监护，待日后民族自决。国联无法直接监护，只好像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因犯罪而被剥夺抚养权那样，法院判给殷实家庭监护。《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最可行的原则是委托发达国家监护这些民族，发达国家以其资源和经验，能最好地履行国联托管的责任……”以西方文明标准评判主权，让日本很不舒服，它已相当发达、实力雄厚，于是建议《盟约》增加不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被西方拒绝。日本虽是常任理事国，但属东方国家，其资格主要因军事实力强，但在殖民问题上受制西方，扩张野心难以满足，便于一九三三年退出国联。而被托管的领土，理论上保有主权，只暂时冻结，治权由托管国代行。国联托管实际是“保护领地”模式的翻版，只独少了些特许殖民的暴力，多了些文明优越的粉饰。
在英国训政下，费萨尔建起大叙利亚议会，一九二〇年自任国王，深得人心。但叙利亚已许给法国托管，法国不顾当地民意，悍然出兵赶走费萨尔，解散国会，多次血腥镇压起义。费萨尔流落伦敦，多亏劳伦斯感念旧情，恳求英政府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回报哈希姆兄弟的浴血奋战。英国便把费萨尔塞到伊拉克做傀儡国王，安排侯赛因二儿子阿卜杜勒当外约旦国王（王室延续至今）。老王侯赛因仍留在麦加，顽冥不化，咬定麦克马洪的承诺，自立阿拉伯之王，并接续被罢黜的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头衔，但穆斯林应者寥寥。他不接受《凡尔赛协定》，也不承认《贝尔福宣言》，英国大为光火，弃他而去，任由觊觎汉志已久的沙特瓦哈比教派进犯麦加和麦地那。结果侯赛因败走麦城，客死安曼。英、法任性地用卡尺勾勒出现代中东版图：外约旦、沙特、英托管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托管大叙利亚、黎巴嫩以及独立的土耳其相继出现。有个笑话，丘吉尔拿着尺子划约旦与沙特边界，身边有人碰到他的臂肘，地图上便有个莫名其妙的曲线。除埃及、伊朗、沙特和土耳其外，“英法之子”国家一直不承认这些边界。不久前，“伊斯兰国”发文，声称要铲除《赛克斯—皮科协定》分裂伊斯兰而强加的国界。“一战”放出笼的怪兽，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肆虐欧洲，刚刚驯良，却在中东依然咆哮。“二战”改变了世界格局，一九四一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尊重各民族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英国理解的各民族在欧洲内部）。联合国宪章再次确认世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第三世界纷纷独立。后殖民时代，文明与不文明之分过时了，却出现新的区分：“了解西方价值的民主国家与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以捍卫人权、重建民主之名，武装干涉主权仍具合法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一次次干涉，让非西方国家愈发反感，以暴力推行一元价值，与中世纪独尊一教的宗教战争何异？“九一一”、《查理周刊》、巴黎恐袭，恐怖主义的理由也是价值不宽容。近来读到分析恐怖主义的各种观点，有人说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与社会不公是恐怖的根源，社会学的解释显然避重就轻，回避实质。有人将罪过归于伊斯兰教，说它自古蕴含暴力，始终与西方势不两立，本质化的叙述本身是原教旨主义，其简化与偏执，是极端思想的根源。也有以殖民史为恐怖辩护的，称西方咎由自取。这暗合了极端组织的宣传策略，利用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蛊惑极端思想。历史与现实之间哪有线性的因果？
中东曾有沉重的过去：列强干涉、精英受挫、伊斯兰教政治化、发现石油与世界的能源依赖、以色列建国、冷战格局的坍塌等。拿历史可以方便地解释为何中东产生恐怖主义，但不该忽视另一维度，即思想原教旨化席卷全球。美国接替英国，在全球营建一体化的新型帝国，启蒙价值前所未有地被推向内部与外部的风口浪尖，自由、民主、人权冲撞异质文化时，必须开放自身，杂糅异己。但现实却是：一边呼唤安拉，另一边高举民主；一边喧嚣圣战，另一边指责人权；一边要回到穆罕默德时代，不顾先知讲经的语境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另一边则言必称卢梭、孟德斯鸠，罔顾先贤面对的乃十八世纪欧洲社会内部。针尖对麦芒，纯粹化的冲动将鲜活灵动的思想简约成黑白两立，谁都不容价值相对化，更无视我们已生活在你中有我的多元文化里，伟大的传统被平庸的头脑教条化。
攻下大马士革后，劳伦斯与费萨尔依依惜别，写下：“阿拉伯人柔软似水，也刚劲似水；曾波涛涌入大马士革，也从此潮退；一旦时机成熟，大潮还会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