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先生过世已三年多了，每年四月先生的忌日，总会有北大学子到八达岭陵园扫墓。也常会听到出版界、学界的朋友提及王先生的只言片语。还不时看到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或新出版专著的“后记”里，回忆王先生古道可风，感谢他的恩惠。然而，大家的记忆却不尽相同，出版界津津乐道的是“风入松”书店的创始人，“人，诗意的栖居”、一位儒雅、成功的书商。学界想到的是熊伟先生的门徒，一位坚定、又有些失意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王先生的学生们又会回忆一位长者，宽容、睿智，对学生负责、慈爱。弟子们一心向学，但未及理解他的全部思想，他已英年早逝。嘉惠后学，循循善诱，他让学生终身受益。而经历八十年代的学人，提起王炜都说是位古道热肠的好友，重情义，厚道待人。一位不熟悉王先生的朋友曾问我，她听说的王炜那么不一样，是同一个人吗？也许，这些形象都是他的不同社会面孔，也许他的生活本来就丰富多彩，人们只能看到一个侧面。我所认识的王先生，又是一个很不同的侧面，生动、具体。一位师长，一个好友，像身边所有人那样复杂难测，又罕见地清澈、纯粹和率真。在记忆里，他似乎还洋溢着青春与激情。
我与王炜先生的交往并不长，机缘是他大病多年后，重新在北大外哲所开课。那是我攻博期间，在哲学系的课表上随意翻到一门“德国哲学研究”课程，授课教师是副教授王炜。我不知道王炜是何许人，只因为这门课的时间与其他课不冲突，就选上了。上课地点在北大“四教”一个极小的教室，难以置信的是，里面竟还摆着一排排的长条凳。坐在细细的木条上，前后没着没落，上这门三小时的课，也不知能撑多久。终于熬到上课了，一位五十多岁的高个子进到讲台，一身西服套装，打着颜色鲜艳的领带。虽然气色很不好，略显老态龙钟，但还能看出年轻时曾是位“帅哥”。记得他开场时语速很慢，还透出些紧张来，后来才知道他已近十年没有开课了。大概是先介绍了一下这门课的内容，记得好像说很多人认为海德格尔与现象学无关，他的著作是存在主义的，而他认为海氏与导师胡塞尔确有传承关系，应该归入现象学。又说他并不是什么现象学专家，只不过比在座诸位早读了几本书而已。特别强调无意传授什么哲学知识，知识都写在书本上了，他只想指点一下做学问的路径。虽然这路径很迂回、漫长，像林中的小路，但有心人会循着它找到自己的方向。海德格尔正是借鉴了老师的现象学方法，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或用他挂在嘴边的海德格尔翻译体：“一片澄明之地。”“林中路”在他含蓄内敛的语调里，似乎是个玩味无穷的意境。
王先生环顾一下教室，觉得实在憋屈，坦言自己站在这儿很不自在，学生也受累不浅，不如换到自己的办公室上课。那里有开水，环境也舒适。于是整个班的十几个学生循着他“指点的路径”，凌乱地向外哲所走去。九月北京的秋老虎很厉害，不远的几步路，在烈日炎炎下也嫌漫长。前面王老师与熟悉的学生谈兴正浓，后面却早有人掉队了。到办公室时，数数不过七八个人了。大家围着一张长方桌子坐下。王先生一杯清茗，促狭全无，显得怡然自得。学生们也纷纷倒水沏茶，俨然一个圆桌聚会。这时先生打开手提电脑，我侧目看去屏幕上满满的讲义。后来知道，他上课前总要花大力气准备要讲的东西，但实际用上的却很少。他讲孙周兴编译的《海德格尔选集》，常常一篇文章刚开个头，大家热烈地讨论下去，结果不长的文章，要很久也讲不完。本来一次课三个小时，却经常拖到四个半小时才下课。一次课下来，王先生精疲力竭，气色更加难看。学生们也昏头晕脑地离开了，他却瘫坐在椅子上，吸烟解乏个把小时，才骑车回蓝旗营的家。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学生总摸不到门，一讨论就跑题，不着边际。王老师一次次把大家拉回到文本上来，却从不用学术权威的口吻评价对错。即使某位问出极不上道的问题，在座诸君早露出一脸不屑，而先生沉思片刻，把问题分解展开，分门别类归入哲学研究的问题框架，再细致梳理概念源流，抽离剥去种种因袭、偏见，反问回问题的真实本意。这时，冒失鬼发现自己还没有弄清楚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座的其他人也深感惭愧，意识到挥舞专业术语或大概念夸夸其谈，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无知而已。一个最“不专业”的问题，却往往掀开知识的遮羞布，让人看到与自己最切身而又堂而皇之、草率敷衍的难题。在王先生这里，哲学不只是一套系统知识，更关乎生存的困境。虽然海德格尔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核心部分，但是海德格尔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专业知识系统，更不是真理话语。触动他的是海氏思想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王炜喜欢用“打开”、“去蔽”等陌生化的中文，来描述这种批判性和否定性。因为语言常被教条和流行话语所征用，赋予了过多的歧义。他希望借助一种“非肯定性”思维，颠覆哲学话语中系统化的偏执和真理意志。
渐渐的，这门课成了我的课表中最重要的。每周我都会拿出大量时间准备下次课的内容，整天扎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王炜先生强调文本细读，逐字逐句对照德文原本与中文译本，每个概念斤斤考究。有时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上会讨论个把小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心目中有个读书的境界，就像伽达默尔当年那样，带几个学生精读巨典，十年不辍，但今天生活的节奏怎能容人如此的奢侈。人常为王先生惋惜，他著作不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王炜先生常提起老师熊伟当年从师海德格尔，回国后专注于编译海氏著作，一生很少著书立说，并引为佳话。他也步导师后尘，呕心沥血研究海德格尔，苦心孤考究语言，以期能言人所难言。但文字一落纸面，意思总出意表之外。语言乖性无常，所谓一说就错，一说就俗。他追求语言的澄明境界，也就常觉得下笔艰难。记得有一次准备到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研讨会，一篇短短的发言稿，他足足写了四个月，反复修改，仍不满意。如果没有开会的期限，估计永远也不会拿出来发表。这就是为什么他虽曾校对几百万字的书稿，翻译、重译若干西学经典，却发表文章不多，只因太看重铅字的信誉。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这种学风当然很不合时宜，所以大家觉得他不得志，而他却处之淡然。
王先生的课一学期接一学期地开下去，我也一次不落地跟着上。从一般性的师生关系，慢慢就有了私交。在课上讨论还不够，我还常在私下请教。天气好时一起出外散步，天气差时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海阔天空，常聊到深夜还不尽兴。这个时候，我对王炜先生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很怀旧，一回忆起往事，就神气活现起来。他不到二十岁就当了兵，在北海舰队某基地服役。因为是机要通信兵，所以有特权随身带枪出入兵营。他高高的个子，一身戎装，骑在挎斗摩托上（用他的京片子说法就是“挎子”），腰里别着五四手枪，疾驰在蓬莱的湖光山色之间，好个风流美少年。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批考进北大，就赶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又经历几次风风雨雨，交到了不少“过心的朋友”。看着他那么虚弱的体态，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位曾是“什刹海体校”的体育健将，总觉得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一次去清华大学新建的游泳馆游泳，让我领教了他的身手不凡。我开始还觉得自己是行家，要与他一试高低。哪曾想，我前面一路拼命紧游，他却不紧不慢，如鱼儿戏水，身轻似箭，划几下水，就超到前面去了。虽因心脏不好，他不敢长游，但就这几下子，已让人侧目。
他的课也越来越带有“cult”的色彩，课上的学生个个成了“死党”，年复一年地跟着先生上课。虽然每学期都是海德格尔，但是读本各不相同，从《形而上学导论》到海德格尔著的《尼采》，却单不讲那本最重要的《存在与时间》。我私下问缘故，他只说后半部是关于时间的，不好把握，虽然一直在思考时间问题，可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楚。这时，他把话题转向了自己不寻常的经历。按王炜先生的话说，他已经死过一回了。当年心梗和脑梗同时爆发，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能活过来真算个奇迹。在大病中他体验了时间和人存在的意义。身强力壮时，死亡只是他人的死亡，一个事件而已，没有关己切身的体验。当死亡突然不期而至，生死一线的时候，死才成为生命中最极端又最切肤的经验，对生命与时间也才有真正不同的领悟。从这一刻起，死亡就在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但并不是恐惧，而是清醒、本真地面对生命。死亡是理解时间的基本前提，只有先行到死这一极端的生存可能性之中，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面对一个脱俗、独立的自我，也才能整体地领悟时间与生命意义。当你追问时间问题时，并不是“时间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而是我们存在的“如何”的问题。所以，企图用“知”的方式去分析、认识时间概念时，却总发现不得要领。生命中有那么多东西无法从书本里学习，而“做”也许才是理解我们时间性存在的一条通途。“知”与“行”和“信”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困扰着王炜的思考。他还有个八十年代的一直未圆的梦：走出书斋，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影响更多的人。他要筹建一个学人俱乐部，取名“林中路”。人们可以在里面舒适地读书、饮茶、讨论、交流。这样，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去处，在一个有归属感的空间相会。
但是此时王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出现腹泻，气色也越来越差。校医院开始诊断为痢疾，打一周的点滴消炎。我几次陪先生去校医，一边打点滴，他一边谈“林中路”的种种设想，眼中闪着憧憬，也透出一丝困惑。突然间，病情急转直下，送到北医三院才查出是种不寻常的梗塞，于二○○五年四月十一日骤然病逝，还不满五十七岁。在铺天盖地的悼念文章中，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说先生有“性情”，那种学院体制里久违的文人气质。哲学是先生的治学方向，但似乎从来都不是职业特长。学术专业也不是他的社会身份，更不是生计、饭碗。他不愿在“技”的层面为学，总爱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人处世性情与学问互为表里。在体制内授课不能满足他的意趣，于是又搞了个读书会。组织起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国际关系、公共关系等专业不同却兴趣相投学人一起读书。先从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读起，然后再根据大家愿望选择新文本。记得当时读书会的条件比较差，外面是风雪交加的寒夜，王炜小办公室里面挤得满满当当，一人手里捧着个热水杯取暖，杯里的水很快就凉了，可争论却越发热烈了。在这间小屋里，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没有长辈和晚辈，大家完全平等，都是来读书的人。来去自由，没有学分更没有课时费，大家凭兴趣聚到一起。朴素清淡，坐而论道，这方净土让人暂时逃离了现实的营营扰扰。以心传心，大家彼此间的疏离感没有了，日后结下深厚的友谊。王炜先生常坐在一边微笑不语，也许正在此时，他“林中路”的设想慢慢成形了。
王先生去世后，读书会面临一个抉择，是解散还是继续。经过再三商量，大家决定继续读下去，于是从康德、尼采到福柯，然后又读回到奥古斯丁。在读书过程中，不断有人退出，出国了，有新工作了，去其他城市了，兴趣转移了。又不断有人加入进来，地点也不断变换。但有某种氛围似乎没有变，它一直伴随着读书活动。
一叶落知天下秋，新学期开始了，读书会又开张了。像往常一样，开场时我介绍王炜的读书理念，但在座的已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时回味当年跟先生读书时的陶然之境，仍让人心向往之。
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