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代中叶的名将。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祚之所以又延续了百余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人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旧史书称道他们是“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评价虽高，但洵无虚饰。

更深一层地讲，在齐名的“李郭”两人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战功似乎要更胜一筹。这一信息是由《新唐书·李光弼传》透露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战功高居“第一”，那么，不言而喻郭子仪的战功便只能是“第二”了。这样简单的道理，恐怕初中生也想得到。史载，李光弼“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是浑然天成的统帅气概与风度。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他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河阳之战，怀州之战都打得精彩绝伦，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即使在治军上，他也显得比郭子仪来得高明。苏轼有诗云：“中有李临淮，号令肝胆裂。”号令森严，军纪申明，就是他治军上的根本特点。当年他替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唐肃宗称道他“器识弘远，志怀沉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于日月，嘉绩被于岩廊”，应该说是对他将才与贡献的正确定位。

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要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富贵寿考，哀荣终始”这一幸遇，不仅落实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后。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少数有历史癖的人还知道他以外，对绝大多数的平头百姓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人物。换句话说，郭子仪早已活在了千百万人中间，成为历史上的公众人物，而李光弼却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说穿了，其实也并不复杂。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应具备的品德素质。相反，李光弼的这方面则要逊色得多。

郭子仪对待唐王室的忠诚，可谓是已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称其“事上诚”，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达，不管其正确与否，郭子仪都毫无保留地执行，“诏至，即日就道，无谶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谗间不行”。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可李光弼就不同了。此人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构，遂陷嫌隙”。有时皇帝召他“勤王”，他又瞻前顾后，逶迤不进，“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就”。结果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谋就自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已邪”。

对皇帝陛下“尽忠”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郭子仪、李光弼身后际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每个人都需要遵循的准则，它推到极端，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对统治者和他们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来说，郭子仪这类人自然更适合自己的口胃。而普通民众因长期浸馈于儒教文化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也很容易认同统治者的观念。在皇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仪属于“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而李光弼则是大节有亏，“卒以忧死”，并从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的堂皇说教。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这一点，而郭子仪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还能“立德”，即在效忠皇上方面有十分杰出的表现，自然是歌功颂德的最理想对象。

在处理与同事和部下关系方面，李光弼也远不如郭子仪来得精明圆滑。他“御军严肃”，执法雷厉风行，丝毫不顾及情面，使得“天下服其威名”，他手下将士都畏惧他的指挥，“每申号令”，常常是“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这虽然保证了军队的纪律，在平叛作战中所向披靡，战胜攻取。可这样做最容易得罪别人，至少也是让部属觉得李光弼可敬而不可亲。从国家利益说，李光弼是做对了；但从人际关系讲，李光弼则算是大败亏输。中国人自古讲究关系和圈子，李光弼你最有能耐，也要有人在一旁替你说话，替你捧场，这就是“红花还要绿叶扶”的道理，也是所谓的“人脉”有无问题，换句话，在社会上混饭吃，靠的是关系，关系即为资源，资源就是实力与影响，李光弼个性强硬，人脉太浅，太薄。一旦失势和身死，自然不能指望有太多的人替他说好话。

相形之下，郭子仪可要聪明多了。他在治军上的最大特点，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话说，是精明圆滑，大智若愚，会做“顺水人情”。虽“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宽厚得人过之”，“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样就使得麾下将士对其感恩戴德，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子，贯穿起一条自己的“人脉”，“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有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贵。”俗话说：“做人难，难做人，做难人”，这种不做“难人”的本领，李光弼他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得了郭子仪的种种好处，就不免处处维护郭子仪的“形象”与利益，一有机会便替郭子仪说好话，唱顺流。

郭子仪不但对部下宽厚仁爱，百般笼络，而且还特别善于处理与周围同事的关系。对那些“口含天宪”、权势炽热的宦官，如程元振、鱼朝恩之流，更是处处依从，屈意奉承。鱼朝恩暗地里派人发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不久东窗事发，朝廷内外均担心手握重兵的郭子仪勃然震怒，兴师问罪。可是郭子仪却将此事轻描淡写放过。这种惊人的自制力何人能及，无怪乎连鱼朝恩本人都要感激涕零了。而此事若换了李光弼，恐怕就不会如此太平收场。郭子仪圆滑的待人接物之道，甚至“唬”住了不少骄横跋扈的宵小。如田承嗣盘踞魏州时“傲狠不轨”，可是当郭子仪派人出使魏博时，田承嗣却当着来使的面，面向西边望空而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来使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郭子仪）拜。”又如李灵曜在汴州独霸一方，不论公私财物，只要一进入汴州地面，都一概截留。惟独郭子仪的钱财粮饷经过时，不但不加扣留，而且还“令持兵卫送”。这类待遇，李光弼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郭子仪也比李光弼多留几个心眼。李光弼是洁身自好，“幼不嬉弄”。可郭子仪却不欣赏这一套，他知道皇帝宁可功臣贪墨，不愿功臣清廉，前者让人安心，后者却教人揪心。前者不过是个人品行上的小瑕疵问题，后者乃是十分严重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问题，“侈穷人欲”的结果，无非是让皇帝以为此人乃胸无大志，只图享乐的平庸之辈。这种为稳固统治而需要投入的小小腐败成本，皇帝是非常乐意“买单的”。所以郭子仪便顺着这根梯子朝上爬：聚敛奢侈，“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仅一次宴会就耗费了30万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郭子仪私生活上的污点。其实大谬不然，这正是其善于韬晦的表现。你想他“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稍有疏忽就会步韩信、彭越之类的后尘，生发功高震主之嫌，轻则丢官，重则丢头。而纵情享乐，则可让皇帝老子高枕无忧，心情愉快。这恰恰是其“明哲保身”的障眼法，与当年王翦征楚前夕，向秦始皇“多请良田美宅”的做法如出一辙。皇帝陛下见郭子仪一副窝窝囊囊，与世无争，随遇而安，贪图享乐的模样，自然不会再猜忌他，反而觉得留着他恰好能显示自己不杀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荡。这样一来，郭子仪以“自晦”、“自污”以求自保的意愿也就不会有任何的落空了。不是深谙为臣之道，富于政治经验者，哪里会想到这步妙着。更何况，郭子仪这样做，也完全吻合中国普通民众“衣锦还乡”的一般心态。受羡慕富贵虚荣心理的驱使，他们当然要热衷郭子仪而冷落李光弼。

总之，郭子仪是“完人”，用旧史臣裴垍的话说，就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这样的“完人”，自然是大伙儿崇拜的对象，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也。至于李光弼，只会打仗，不会做人，所以尽管战功卓著，却难得后人的青睐。两人身后或风光，或寂寞，殆非偶然！

了解了郭、李两人身后的际遇及其背景，对历史上孙武、白起等人身后寂寞；关羽、岳飞等人大名垂世、如日中天等现象，亦可思之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