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将郭子仪是享誉古今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是圆满的，也是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不是指战功赫赫，彪炳史册，而是特指他全身而退，善终谢幕！
那么，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其实，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词：1，忠诚。2，自晦。
“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心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铁树开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鹜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快，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傲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桶，这样教寡人如何驾御，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抒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侈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傲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整掉功臣宿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按上“有不臣之心”的罪名，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不吃这碗“迷魂汤”的。你看那历史上的一桩桩屠戮功臣的大案要案（事后证明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其罪名不外乎是“有异志”、“阴有异志”、“包藏不臣之心”之类。总之，是对皇上陛下不忠。同样，只要尽力表示对皇帝陛下的赤胆忠心、忠厚老实、忠字当头、精忠报皇——忠得越愚越好，那么不管你有无能耐，有无功绩，有无出息，就是寡人我最最赏识也最最放心的人，不但不砍你的脑袋，而且还要百般宠信，赏赐给你高官厚禄，让你一辈子逍遥自在，风流快活。
功臣宿将把准了皇帝陛下的这号脉，那么他就要投其所好，尽量在皇帝的跟前扮演一副忠臣驯仆的模样。皇帝讲话他点头，皇帝训诫他叩首，皇帝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赶紧凑上去奉承：月亮方得有棱角；皇帝讲这匹马儿原来是头鹿，他忙不迭地插科打诨：说起此鹿来头大。只要能够让皇上相信自己的忠诚，保住自己脖子上的头颅，那么，唾面自干本也无妨，装学孙子实属正常。至于是真忠还是假忠，是大忠还是小忠，是精忠还是愚忠，那就只有天知道，不好过分去深究了。关键是要假戏真做，一本正经不出任何破绽，能够哄得住皇上陛下，让他信以为真，让他放你一条生路，同时还要瞒得过皇帝身边的小人，让他们找不到理由在背后捣乱，不至于败坏自己的大事，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孙子兵法•虚实》）既然，表忠输诚有这么大的好处，于是功臣宿将便把这一招当作保全自身、摆脱魔掌、告别祸患的不二法门，偶尔也在皇帝面前露上一手。
其实，对君主、朝廷的绝对忠诚，是秦汉“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建立后才开始全面提倡的。在先秦时期，除了法家之外，忠君的观念尚是相对的。以儒家为例子，孔老夫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双方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君主与臣僚各有其权利与义务，臣子对君主尽忠是以君主以礼对待臣子为基本前提的。孟子更宣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强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提倡“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易经》中的名言，但最为孟子所服膺)，这与臣子绝对忠诚于君主可是一点边也不沾。
然而，到了秦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是使法家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体系之中，“外儒而内法”，“霸王道杂用之”，使得“忠”成为衡量做臣子的是否政治合格的唯一标准。于是便有了“《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董仲舒《春秋繁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逻辑，便有了刘邦赏效忠项羽、同自己作对的季布、而杀背叛项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丁公之类的反常行为。其核心便是以“忠”划线，以“忠”为最高的政治品质。
自此以后，统治者对“忠”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太宗造就“贞观之治”，算是比较稀罕的一代明主了。可他一旦谈起“忠”来，言辞中也不免充彻着陈腐而血腥的气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这里，君臣伦理关系上，便只剩下无私无偿的“忠”了。正如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所言，乃是“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明夷待访录·原名》）
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尽忠节义”这一基本特色后，再回过头来看功臣宿将大打“忠”字招牌，也就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他们这种以全身免祸的做法了。既然皇上喜欢大家尽忠于他的朝廷，热衷于让全体臣下都变成一个个以皇上的思想为思想的无脑人，做封建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就不妨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以“忠臣”的面孔出现，以顺从的姿态周旋，也好让皇上放心，让自己活命。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原出于《墨子·兼爱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礼记·缁衣》）云云，正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方面做得最高明的大概莫过于唐朝中期名将，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将军。
要谈论郭子仪，就不能不附带着捎上唐代另一位名将李光弼。两人一相比较，方可知道郭子仪之“忠”难能可贵，其“完名高节”实属事出有因。
郭、李两人都是唐代中叶的大功臣。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柞之所以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个人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旧史书称道他们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 （《旧唐书·郭子仪传》），评价虽高，但也没有什么夸张。
更深一层地讲，在齐名的“郭、李”两人之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战功似乎要更胜一筹。这一信息是由《新唐书·李光弼传》透露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高明卓越、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在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杀得安史叛军魂飞魄散，鬼哭狼嚎。即使在治军管理上，他也显得比郭子仪来得更有章法，更有手腕。当年他曾替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要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富贵寿考，哀荣终始”这一幸遇，不仅落实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后。
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少数有 “历史癖”的人士还知道他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头老百姓来说，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物。换句话说，郭子仪早已活在了千百万人中间，有如今日频频在荧幕上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李光弼却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有如当今世上越来越稀罕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钻故纸堆的冬烘先生。
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说穿了，其实也并不是想象中的复杂。这中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所应具备的品德素质，尤其是在“忠心事上”方面有上佳的表现。相反，李光弼在这方面则要瞠乎其后、相形见绌了。
郭子仪对唐王室的忠诚，可谓是已经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书即称他“事上诚”。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达，不管是对是错，郭子仪都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地加以执行，“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是“谗间不行”，宵小之徒就是想要算计他，也苦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了，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 （《新唐书·郭子仪传》）。
可是李光弼就完全不同了。此人身上流淌着少数民族野性刚烈的热血，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更不会曲意去奉迎上司，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构，遂陷嫌隙”。有时皇上下诏令他率师“勤王”，他又瞻前顾后，逶迤不进，拖宕延误，优柔寡断，“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结果呢，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史载其“谋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新唐书·李光弼传》）
对皇帝陛下“尽忠”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郭子仪、李光弼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身后际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除了皇帝外，所有人都需要遵循的准则，它推到极致，就是“天下无不是的君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式的“高论”，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对皇上及其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来说，郭子仪式的“愚忠”自然更合自己的口胃，更是树为典型的合适人选，而普通民众因长期浸馈于儒教文化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也很容易认同统治者的观念。在皇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仪属于“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旧唐书·郭子仪传史臣语》）；而李光弼则是大节有亏，“卒以忧死”，并且从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新唐书·李光弼传赞语》）的堂皇说教。古人说“立德，立言，立功，是谓三不朽”，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这一点，而郭子仪则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立德”，在效忠皇上方面有杰出的表现，这自然是讴歌肯定的最理想之对象了。所以，对李光弼来说，乃是“寂寞身后事”，就郭子仪而言，则是“千秋万岁名”！
可见，郭子仪是凭借着自己那份“赤胆忠心”而赢得皇上的充分信任的。他的“尽忠”，不但使他自己摆脱了皇上猜忌的阴影，确保全身远祸，而且也让自己获得皇上的恩宠优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子仪乃是典型的“完人”，用旧史臣裴垍的话说，就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旧唐书·郭子仪传》）。这样的“完人”，自然是大伙儿膜礼崇拜的对象，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也。换言之，他为后世的功臣名将树立了以“忠诚”换取自身安全的优秀榜样。
唐代名将郭子仪的人生成功，除了以己之“忠诚”而获皇上信任，获社会肯定之外，还借助了“自污”“自晦”的手段以全身远祸。换言之，郭子仪能够“福禄永终”，除了前面提到的他处处表现“效忠”皇帝的身段姿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自晦”、“自污”、“侈穷人欲”，聚敛奢侈，纵情声色，使得皇上相信他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贪图享受的“赳赳武夫”。
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郭子仪也比与他齐名的李光弼多留了几个心眼。李光弼为人“幼不嬉弄”（《新唐书·李光弼传》），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全身上下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可郭子仪却根本不欣赏这一套。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皇上宁可功臣贪墨，不愿功臣清廉，因为前者让人安心，后者却教人揪心，所以他便顺着这根梯子朝上爬：聚敛奢侈，穷极人欲，“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旧唐书·郭子仪传》）仅一次宴会就耗费了三十万钱，正是典型的“朱门酒内臭”的写照。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郭子仪私生活上的污点。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它正是郭子仪善于韬晦的表现。你想想，他“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稍有疏忽，就会步韩信、彭越之类的后尘，生发功高震主的嫌隙，轻则丢了乌纱，陷身囹圄；重则丢了脑壳，株连九族。而纵情享乐，五毒俱全，则可以让皇帝陛下高枕无忧，心情愉快。这恰恰是郭子仪他参透玄机，“明哲保身”的障眼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是深谙为臣之道，富于政治经验者，哪里会想得到这步妙招？
另外，在处理与同事、部下的关系方面，郭子仪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在治军管理上的最大特点，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唱黑脸，会做“顺水人情”，懂得“锦上添花”，对部属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宽厚得人过之”；“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旧唐书·郭子仪传》）。这样就使得麾下将士对其感恩戴德，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子：“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新唐书·郭子仪传》）这种不做“难人”，善于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本领，李光弼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受到郭子仪的器重，得了郭子仪的好处，投桃报李，就很自然要替郭子仪说好话，唱顺流。而皇上陛下呢，看见郭子仪一副窝窝囊囊、徜徉于声色犬马温柔之乡的样子，又听见有这么多的人称道郭子仪与世无争、为人随和的好处，所以就不会再猜忌他了，反而觉得留着他恰好能显示自己不杀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荡。这样一来，郭子仪以“自污”求自保的意愿也就圆满地实现了。
其他像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数万”；南宋名将韩世忠纵情声色，风流快活之类，同样学的是郭子仪以“自晦”、“自污”求全身免祸的招术。如石守信的“专务聚敛”，早有史家指出此乃石守信的“自晦”之术：“论曰：然守信之货殖钜万，……岂非亦因以自晦者耶。”（《宋史·石守信传》）这讲得的确颇有道理。因为当时石守信虽然已经被解除了手中的兵权，但是当年威望尚在，难以完全保证不为别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守信自毁声誉，以保生命，不失为聪明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