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虽然生在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但是因为我自幼体弱多病，家庭并没有给我严格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从1953年我17岁考入北大时才开始的。刚进北大时，抱着当作家的梦想。没想到系主任杨晦先生“无情”地告诉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开始并不理解这话，学了一年以后才明白确实如此。那时的课程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例如一入学就上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引论”，高先生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他讲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发的讲义后来出版了，厚厚的一大本。又如上游国恩和浦江清两位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一开始就讲《尚书》，课后我抱着《十三经注疏》啃《盘庚篇》，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虽有趣味，但连注带疏读起来真够难的。还有杨晦先生的“文艺学概论”，天马行空，必须细心听讲方可以沙里淘金。难怪比我低一个年级、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刘绍棠在北大中文系念了一年之后便退学，当他的专业作家去了。有了第一年的基础，到了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便突然觉得轻松多了。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到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很有特点，讲到元明戏曲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唱一段。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讲稿好像是用毛笔写的，课讲完了讲稿也就出版了。此外还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也是我感兴趣的，不过以他们的专长讲这类基础课并不能充分发挥。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用各地民谣或民间故事教我们说各地方言，我至今还记得粤语的故事《无尾鼠》。余真、曹靖华等先生的“俄苏文学史”、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东方文学史”、李赋宁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使我大开眼界。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合开的“中国通史”，给了我史学的视角，这对我研究中国文学史很有帮助。上述各位先生教我的时候，不过四五十岁，确切地说林庚先生才43岁，游国恩先生不过52岁。当时他们已经学富五车卓有成就了。不过上课只是师傅领进门，更重要的学习是自己课外阅读，泡在图书馆里捡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古今中外，中文、历史、哲学，其乐无穷，收获也最大。

就这样，我在北大扎扎实实地读了四年书，渐渐窥见了做学问的门径。毕业时林庚先生需要一名助教，系主任让他自己物色，这在当时是有点出格的。林先生便让比我早一年毕业留校任教的倪其心学长到班上了解情况，同学们反映我还不错。林先生看过我的一篇作业，对我有点印象，这样我就在21岁时留在北大中文系当了一名助教，从此很幸运地走上学术之路。那时的图书馆长向达先生准许教师进入书库自由阅读，我便经常泡在书库里，随意浏览，增长了不少见识。

1958年秋，北大搞半工半读，我被派到京西城子煤矿劳动，同时给二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下煤井时头戴柳条帽，身穿矿上发的工作服，腰里别一个充电池，七斤半重，电线通到头顶的一盏照明灯。胸前还要揣一个饭盒，装上满满的一盒饭。在井下的八小时里趁着点了炸药炸开掌子面的功夫，躲到岔道上吃饭。平时有罐笼送我们下井，但遇到高产日12小时一班，罐笼用来运煤，我们便走下爬上。原来矿井是层煤矸石一层煤炭间隔着，第一层叫一道巷，第二层叫二道巷，以此类推。每一层间隔大约三米，越往下越深。我下过七道巷，那层巷道也就一米高。八小时都弯着腰干活，手握一把大铁锹，不停地攉煤，煤块在头灯的映照下闪闪发光，黑宝石似的。在井下彼此的脸都被煤屑熏黑了，只能认个大轮廓。上到地面，洗了澡，彼此又不认识了。在煤矿三天挖煤，三天上课，挖煤和上课究竟是隔开来互相穿插呢，还是集中三天挖煤，再集中三天上课呢？换了好几次，大家觉得怎么都不对劲儿。原因并不在于时间如何调整，而是在煤矿劳动的环境中，讲王维、孟浩然，实在有点别扭。

两个月以后，学生回校了。我又转到密云县钢铁公社炼钢，从冬天干到第二年夏天。那里的主力是人大的老师，北大的老师只有中文系、东语系和俄语系的，还有一位工人、一位实验员，总共不到二十人。我们北大这批人先是负责烧锅炉，供给全体下放劳动的老师喝水，以及早晨洗脸之用，因为天太冷了，住的又是半截在地下的花洞子，毛巾都冻成了冰片。烧锅炉是在夜间，先要到三四十米外的一口井里打水，挑回锅炉房连夜烧开，存在一排大缸里。天刚蒙蒙亮，就看到人大的老师分班挑着水桶来打水，他们的衣着做派都像工人。后来我们还当过木工、高炉工、翻砂工。当木工实际上只干一种活儿，就是拉大锯。一根大树干斜支在地上，一人站在上面，俯身；一人跪在下面，仰头，来回地锯。两人相对，不断交流着眼神，调整着节奏，同事之间从未如此亲密。当高炉工，两班倒，十分辛苦，可惜炼出来的都是豆腐渣一般的粗钢。密云的铁矿是贫矿，钢铁公社的高炉虽号称小洋炉，但只有55立方米，所谓洋不过是有一台鼓风机可以往炉内送热风而已。出渣或出铁时，我们要抡起5磅的大铁锤将钢针打进炉中，将渣水或钢水放出来。后来又当翻砂工，这活儿更累，八小时蹲在地上盘弄沙范，再将钢水浇到其中铸成零件。不过我们的情绪还不错，都自觉地通过劳动锻炼自己。俄语系一位老师会唱歌，我们晚饭后休息时，常常请她唱一曲。我要求唱舒伯特的《圣母颂》，她的声音隔着用秫秸筑起的墙传过来十分动人。在那样的环境中，居然能欣赏《圣母颂》，而且没有人干涉，真有点奇怪了。

在密云劳动了八个月，然后又转到京西斋堂人民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一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斋堂是山区，梯田一层一层地从山下直达山顶，春天漫山遍野粉红色的桃花和杏花，秋天漫山遍野金黄色的谷穗，山下小溪潺潺，农舍点缀其间。那里盛产桃、杏和核桃，春天跟着老乡爬树摘桃、摘杏。秋天跟着老乡割谷子，左手搂一把，右手挥动镰刀顺势一割，刷刷地响着，很有规律的节奏带来一种乐感。或者手持长杆打核桃，一杆打下去，哪里啪啦地落一地，有的还会落在头上身上。傍晚用背篓背回村来，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汗水湿透了衣裳，但心灵是很纯净的。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出村子，参加撰写斋堂人民公社史，到许多村庄采访。山区农民生活的艰苦、心地的朴实、性格的坚韧，以及待人的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到王家村采访，一路爬山，步履艰难，只见一位小脚老太太从后面赶上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她便将我甩到后面了，过了一会儿已不见她的身影，我很惭愧。等我抵达村子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老乡在锅里为我留了玉米碴子粥，灶里的柴火还有余温，那碗碴子粥可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马栏村奇特的地貌、百花山下的依依墟里烟，也曾使我陶醉。有个村子周围仍然保留着石头砌的城墙，我猜想是北朝时坞堡的遗迹。我离开斋堂后到文革开始前的六年里，曾经两次回去看望老乡们，领略那诗一般的景色，找回那段生活的色彩。每个中国人，不管是从农村出来的还是生长在城市的，都不应该忘记农村和农民，是农民的汗水浇灌了中华大地，农村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根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虽然耽误了读书做学问的时间，但是人生的阅历丰富了，做学问的眼光也就有所不同，此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吧。

我从进北大的第一天起就患了高血压症，低压96，高压165，不能正常上体育课，经校医院院长吴继文开示证明，转入医疗体育课。老师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燕京大学转过来的，十分和气。所谓医疗体育无非是柔软体操啦、远足啦之类的，远足也就是从第二体育馆走到北大的蔚秀园或承泽园。那时这两座园子没有楼房，还留有大片池塘树木，颇有田园风味的。经过一年多的劳动，1960年春回校以后，血压竟然降到75～115，水银柱上的这个刻度一直保持到现在，成为我那段农民生活的印记。

我回北大后便讲授中国文学史。我的导师林庚先生、我大学的班主任老师冯锺芸先生、我的师兄陈贻焮先生都来听我的课，课后在林先生家里小聚，他们给我很大的鼓励，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林先生在各方面给我的启迪和熏陶，对我影响深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从他为拙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写的序中，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此后我连续为中文系、外语系和北京电视大学讲课，同时跟随林庚先生参加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并承担了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卷初盛唐部分的注释工作，还发表了几篇现在看来很不像样子的论文。

正当我感到可以展开自己的研究之际，1964年秋被派到湖北江陵县张黄公社张黄大队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身份是工作队员。我去的那个村子只有17户人家，却进驻了五名工作队员，三名是附近公安县的干部，再加上我和一名北大的学生。五个人去查这个贫穷的小村里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真可谓兴师动众。江陵本是南朝民歌《西曲》的诞生地，是我向往的满地是诗的地方，但实际的情况跟读《西曲》所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那里生产水平很低，主要是种稻谷，一天吃两顿饭，一干一稀。我的师兄陈贻焮跟我邻队，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饱吃干稀饭，深交贫下农。”可谓妙趣天成。这里根本没有副业，连蔬菜都很少，萝卜长得像拳头那么小。主要的下饭菜就是炸胡椒，过年杀一头猪，腌起来吃半年。但工作队员是不准吃鱼肉蛋的（以免被腐蚀），村民笑话我们是和尚，他们偶尔吃一顿荤的，只好为我们把那点荤的挑出来另盛一碗。村里一律的茅草房，除了一家富裕中农的房子盖着灰瓦以外，其他16家连房顶都是稻草铺就的。房子的墙不过是一些插进地里的竹竿，上面涂了泥巴而已。下雨天人们穿上木屐，冬天老人提着一个瓦盆，里面盛些做饭剩下的草灰，放在棉袍下面取暖。我们进村没几天，小队会计便冒雨穿着木屐，背一张八仙桌供我们办公使用，我们拒“腐蚀”没有接受，他便又背了回去，看着他的背贴着桌面的身影，我感到不是滋味。我住在宋大娘家，老两口带着一个儿子，儿子娶了亲，小两口的卧室跟老人的卧室只隔着一道竹墙。为了安排我和那名学生下住，临时隔开一间小屋，支起一张木板床来。我们住房的后面便是堆放粮食和杂物的仓库，晚上睡觉时老鼠从我的身上爬来爬去，可以清楚地感到它们脚步的轻重。再往后就是牛圈，躺在床上可以听到老牛反刍的声音。夜里睡不着时，从墙缝里仰视天空，星星眨着眼，似乎也在看着我。我们五个人思想都有点右倾，至少我个人看到的是一片和睦平静的景象，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跟群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组长委派我当资料员，按时向上汇报清查的结果，我们汇报不出什么重大的战果，而邻村却得到赫赫战功。其巧妙的计算方法是，队长家的鸭子放进后门外小队的稻田里，假设一年吃多少稻谷，又假设这些稻谷当种子，一年收多少稻子，几年累计下来价钱惊人。我们不愿意仿效，上报的数字很少，所以总是受批评。组长着急，怕是队长跟群众串通了欺骗我们，让我晚上蹲到他家墙外偷听壁角，我十分恼火地顶撞他说：“我一个堂堂北大的老师，怎能干这种事情！”他便不再说什么。有一次召开三级干部会，工作队和村民代表集中住到大队的仓库里，我房东那年轻人代表村民也参加，他没有铺盖，我便请他跟我睡在一个被窝里，一转身便感到他的双脚在头边。心想我的脚也伸到了他的头边，彼此彼此无所谓的。

当时的农村还保持着朴素的田园风光，宋大娘家后面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大湖，偶尔有渔民放鱼鹰捕鱼，那些鱼鹰的眼神诡谲，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叼了鱼又咽不到肚子里，脖子一仰一仰的，不断抻着头，既可怜又可笑。村里有一片小池塘，春天放鱼苗，秋天鱼长大了就到县城买巴豆，磨碎洒在池中，鱼中了毒晕晕乎乎地，游得很慢。农民就站在小船上用鱼叉叉鱼，一两天内就把全池塘的鱼叉尽了，等来年开春再买鱼苗放养。并没有规定工作队员参加劳动，但我觉得参加劳动更愉快，便主动找活儿干。我刚去不久跟着农民劳动，就参加过对鱼的“围剿”，我只能在岸上叉，一天叉了12条鱼，却惹来猜疑。当地话“叉鱼”和“吃鱼”声音相近，工作队当时是不准吃鱼、肉、蛋的，领导听说我“叉鱼”以为我“吃鱼”，便来调查，积极参加劳动原来是应当表扬的，却成了问题。幸亏很快就查清了。冬天农闲，公社派人到长江边上加固大堤，我也参加了。江陵地属荆州，这段长江又称荆江，水面高过地面，形成悬河。在岸边看到来往船只的白帆，似乎是在头顶上滑动，这景象使我惊异不已。

等我们回到北大，正赶上北大搞起了“社教”运动，随后又是文革，我被说成是“白专典型”，据会上揭发，我的情况曾由北大上报到北京市。系领导重用“白专典型”，便成了一条罪状。好在我只是用来说事儿的，不是打击对象。但心里很好笑，领导何尝重用我了？我多次下矿下厂下乡劳动，努力向劳动人民学习，怎么能说我白呢？我学识浅薄，说我专岂不是过于抬举我吗？我既不是走资派，说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又不够格，当然更不可能成为造反派，便逍遥起来。趁此机会读了一些跟政治毫不沾边的书，如《山海经》之类，文革结束后我发表的《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1969年秋，北大的大部分老师都下放江西新建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中文系的军宣队宣布下放名单时，我正住院，遂向领导说明情况，那位领导很痛快地回答：“你先治病、病好了再去。”我为了表示自己属于下放的那一队人，绝不赖在北京，便托沈天佑老师将行李带走。有一段时间，我主动跟学生到机械制造厂劳动，干的是刮研工，据说是最累的工种。同时，我百般求医，病仍未痊愈。第二年春便豁出去了，毅然奔赴鲤鱼洲干校。原来鲤鱼洲濒临鄱阳湖，硬是围湖造田，造出一座劳改农场，劳改农场迁走后，我们的干校就建在农场的旧址上。这里是血吸虫疫区，大家不免有几分担心。但我想鄱阳湖对岸就是陶渊明当县令的彭泽县，他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值得敬佩。我到鲤鱼洲正可以体验他的生活，也就释然了。在鲤鱼洲根本接触不到农民，还是这帮“臭老九”在一起，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当时流传着“劳动省心论”，对于我这样的逍遥派确实省心。早饭后排队，这一天干什么活儿，自有排长分配，根本用不着操心。晚上开会既不会当作“5.16分子”（造反派中的一部分）挨斗，也不用发言斗别人，在大草棚的角落里一坐，尽可以打我的盹。工宣队宣布，你们要当鲤鱼洲的老祖宗，别想回北大了。我也无所谓，当陶渊明就是了。

尽管如此，值得回忆的事还是不少，在这里只写几件。鲤鱼洲本是湖底，一下雨地上很滑，许多五七战士常常跌跤，而我竟然没跌过一次。有一回挑着秧苗走在小渠的岸上，忽然担子一头的绳子断了，我失去平衡将要跌倒，便纵身跳到对岸，秧苗落入水中，而我稳稳地站住了。我很为自己的矫捷和坚定而自豪。还有一次，我正在插秧，横着插，一排六株，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秧苗均以60度立在田里，一束一束的，不能披头散发。人则倒退着，在泥里走出两道直直的痕迹。我觉得这活儿挺有意思，看到自己所插之处，秧苗整齐地排列着，颇有美感。这时听到班长大喊一声：“袁行霈可惜身体不好，要不然一定是插秧的好手！”我从小受过不少表扬，但这句话最使我高兴也最使我难忘。另一件难忘的事是1970年春，我和一些人乘敞篷卡车到井冈山修铁路，鲤鱼洲没有道路通向外边，车子只能走在鄱阳湖的大堤上。雨后堤上泥泞不堪，车轮子根本就不转，只是费力地滑行，一上午才滑出几里地。午饭后从队部叫来一辆拖拉机在前面拉，没想到拉出去不远就是一道斜坡，向前的拉力和向下的滑力合起来，把整辆汽车翻到堤下，四个轮子朝天。我们也都被摔了下去，或压在车下，当场死了两人，还有一些受伤的，而我竟毫发无损。摔死的那位同事恰好是打前站的，他先去井冈山联系好，然后回来接我们。命运竟是如此捉弄人吗！幸亏汽车是向湖的外侧翻，如果向另一侧翻向湖中，我们岂不都化为鱼鳖了吗？生死原只有一线之隔！我从此似乎将生死觑破了。那年我34岁。

有一天晚上雷电交加，暴雨像水柱般泼下来。我们都躲在所住的大草棚里。忽然有人高喊墙快倒了，只见朝北的一面土墙向里倾斜，我们几个人便用手顶住那面墙，等那墙立稳才散开。这时，我望外看了一眼，只见鄱阳湖上的闪电竟然跟平时所见不同，闪电本是自上而下或稍有斜度，湖上的闪电竟然是横向的，好像人的心电图，把天空横着切成两段。这一奇观使我叹为观止，大自然竟是如此神奇难测，人在大自然面前是何等渺小啊！

二

我这八十年，以四十岁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翻车那次可谓是跌入了我人生的最低谷。

四十岁正是文革结束的那年，听到清除“四人帮”的消息，我从北大朗润园家中走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通知，大家自发地涌到那里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汹涌的人流仿佛是一条不尽的大河，让我想起李白的两句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一条宽阔的道路展现在眼前。因为四十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所以我的心态至今还定格在那年，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中年教师。

的确，四十以后我开始了新的人生，从此再没有人批判我“白专”。1978年发表了《横通与纵通》一文，代表我学术的自觉。1979年发表了《山海经初探》和《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还到昆明参加了中国古代文论第一次研讨会，发表了《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古代文艺理论》，从此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参加会议的有吴组缃、钱仲联、程千帆、杨明照、马茂元、王达津等老先生，都是刚刚解放的学术权威，会议的气氛自由轻松舒畅。会前我曾到导师林庚先生家，将自己准备提交的论文读给他听，得到首肯。又到吴组先生家读给他听，论文颇长，他并无厌烦的表示，相反地，有几处赢得他的称赞，每到他满意的地方辄拍一下大腿说：“好，写得好！”这让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过的事，老舍有时把自己的文章读给他听，读到得意处，便拍一下大腿说：“这一笔除了我老舍谁写得出来！”这则趣闻置之于《世说新语》毫不逊色。

顺便说说，1979年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那年我在当了二十二年助教之后晋升讲师；那年我从三家合住的一个单元房中搬到蔚秀园，两室一厅；那年我在中文系跟吴组缃先生各开了一门专题课，那是文革后中文系最早的两门专题课，我的课就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后来整理成为一本书出版。第二年1980年，我晋升副教授。

1982年春中文系本来准备派我到荷兰莱顿汉学院访问研究，我加紧复习英语。后来改派往东京大学任教，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到东大任教的。我的职务是“外国人教师”，这本是二战后不久，由当时东大的系主任仓石武四郎教授设立的，所请的第一位教师是冰心女士。这样说来我便是她的后任了，东大的同事提起这情况，我深感荣幸。

东大为我安排的宿舍在西片的West Wood公寓，听说房东是东大英语系的教授，我猜想他大概是姓西木吧。宿舍离东大正门不到十分钟路程，步行去学校上课很方便。西片属于上手町，是豪华住宅区，一栋栋小楼房，各有自己的风格。我住的公寓则比较简陋，一进门是厨房和餐厅，向里隔一扇拉门是客厅，再向里进一道拉门便是卧室兼书房。本来是日式的榻榻米地面，东大特地为我安置了一张床。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那一年间我要教大学院、文学部、教养学部共五门课程，主要是在大学院面向研究生讲“陶渊明研究”。那时的学生现在不少人成了教授。中文系主任伊藤漱平教授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老派学者，著名的红学家，也会写汉诗，并擅长书法。他亲自到机场接我，举着一张相当大的纸，上面写着“欢迎袁行霈先生”。在这一年里我们一起切磋学问，吟诗唱和，挥毫写字，探访名胜，消除了我不少的乡愁。他曾邀请我到名古屋附近一座小镇上他父亲家里做客，他的父母以极其隆重的日本礼节迎接我，跪在门口的榻榻米上表示欢迎，我不知所措。伊藤教授安排我在老人的书房里住了一宿，并请我在他父亲的册页上题字。值得纪念的还有东京大学、日本大学、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和爱知大学的六位教授跟我组成了读词会，每月一次研读宋词。因为第一次是6月，读的第一首词是六一居士欧阳修的《蝶恋花》，他们又谦虚地说是六名学生一名老师，所以称为“六一读词会”。这逼着我开始研究唐宋词。我不会日语，一个人住在东京，感到很寂寞，只能常去神保町，那里有许多书店。有时门外的小街上传来叫卖石烧白薯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婉转中带着苍老，卖者是一个老汉。有时附近后乐园的野球（棒球）场上传来拉拉队的喊声，那三、三、七的节奏，使我想起中国七言诗的格律，原来这节奏是人呼喊时自然形成的，是人呼吸最舒服的节奏。

一年后我回到北大，便给研究生开了“唐宋词研究”课，并发表了几篇词学的论文。爱知大学的中岛敏夫教授又两次请我去他的大学做集中讲义，我的那本《中国文学概论》就是根据讲稿写成的。

1984年我被特批为教授，本来教育部门认为前几年教授评滥了，便派人到北大调查，结果不但不滥反而是有些人该上没上，于是便组织全国最有权威性的老教授在北京进行评审，称为特批，各学科都有，全国中文系共评上七人，北大占了三名，我忝居其一，还有严家炎和金开诚两位。这是王瑶先生会后私下透露给我的小道消息，跟他一起的中文学科的评委还有王力、程千帆、王季思等几位。那年我48岁。当时有人传说我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恐怕未必。

陶渊明是我自幼就喜爱的作家，1992年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约我为陶集作注，我在东京大学期间完成了大半，可是当我以读者的身份阅读这份书稿时，竟完全失望了，因为缺乏新意。于是从版本调查入手从新做起，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总算对得起这位素心之交的朋友了。

从东京回来后的前十年，我在教学上花的时间比较多，先后为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开设了“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六门专题研究课，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指导了商伟、王能宪、马自力等多名研究生，现在他们都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商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王能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常务副院长，马自力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可惜的是孟二冬教授当了北大教授后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但受到政府表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此外我还指导了几名外国的进修生，1989年我过生日时，柯马丁、柯嘉豪、小野桂子三人分别用德文、英文、日文翻译了我的一篇文章《诗与禅》，打印出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这是我十分珍贵的收藏。现在柯马丁和柯嘉豪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讲座教授，小野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不过严格说来，前两位都不是我名下的访问学者，他们没有正式的导师，是常常到我家请教的朋友。

我人生中关键的年份还有1992年和2009年。1992年1月6日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校领导任命我为主任，香港的南怀瑾先生赞助了第一批经费，我们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还资助了文、史、哲、考古的老师们许多研究项目。半年后，1992年7月我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在新加坡一年间，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如系主任林徐典教授、后来继任系主任的陈荣照教授，同样担任客座教授的罗郁正教授等。罗教授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我年长许多，他热心好客，开朗幽默，我们相处很愉快。说起来真有缘分，大概是1978年，他曾来北大访问，想见历史系邓广铭教授，因为他们是研究辛弃疾的同道。也许是邓先生提议、我陪侍左右，早已跟罗教授见过面的，在新加坡国大重聚，彼此都还记得那段往事。还有王国璎教授，她跟我早已通过书信，据她说，当她的《中国山水诗研究》出版后，询问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应当寄给大陆的哪位学者，梅教授让她寄给我，我们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我之所以去新加坡国大任教，因为前一年那里召开“国际汉学大会”，主题是“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从中国大陆去的还有任继愈先生，他在北京没赶上飞机，所以第一天的主旨报告是由我代读的。据说我在大会上发言时“台风好”，所以第二年新加坡国大便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王国璎的丈夫是元史专家萧启庆，父亲是我敬仰的王叔岷先生，他本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得意门生，后来任教于中国台湾大学，曾在新加坡国大任中文系主任。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陶渊明的研究是我十分敬佩的。正是在新加坡，我对港台和国外的汉学有了较多的接触，这对我此后的工作帮助很大。新加坡的华人很热情，学生对老师很有礼貌也很有感情，我深感快慰。牛车水是华人住宅区，也有许多华人开的商店，在小巷中还可以看到代写书信的摊子，以及坐在摊后的老先生。这些小摊是早年漂洋过海的华人思念家乡的遗存。

我去新加坡时，我的妻子也应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邀请，前往任客座教授，她本是北大汉语教学中心的教授。我们都离开北京的家，唯一的女儿正读高中，她一个人在北京我们不放心，我便带她去了新加坡，在那里她上了一年英语补习学校，这决定了她此后的专业。

1993年春我在新加坡国大时，同事告诉我：“你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找来《人民日报》一看果真如此，十几天后又得到消息我被选为常委，这都是出乎意外的事。当年秋我回到北大，除了继续在中文系任教授外，还继续担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组织校内一百多位老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中华文明之光》大型系列专题片，共150辑，每辑30分钟。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侯仁之等等长辈教授都亲自撰写文稿，并参加了拍摄。北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前后，对我们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多起来了，有人说我们是新保守主义，有人说我们提倡复古，一时间压力很大。那时提倡研究传统文化，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大不相同。但我们顶住了压力，继续走我们的路。而且坚持我所倡导的“虚体办实事”和“龙虫并雕”的宗旨，对传统文化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我们的学术研究。我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一次大会上发言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赢得大家的好评。

2000年中心更名为国学研究院，我又担任了院长的职务，第二年国学研究院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从此，我更自觉地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己任。当2005以后国学热兴起后，我明确反对把传统文化商品化，用来赚钱。我在一次国学研究院的开学典礼上说我们国学研究院不炒作，不跟风、不凑热闹，不赶时髦。其实这是我一贯的主张，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奉行的宗旨。

2009年成立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这是国家汉办跟北大合办的面向国外汉学家的高端研究基地，又任命我为主任。从此，我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视为已任。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用六年时间撰写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于2006年出版后颇有好评，现在已被国外汉学家翻译为英文和日文，分别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日本潮出版社出版，还有四种译本将陆续出版。这是我们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所做的贡献，也是北大人文学科整体实力的展示。那六年很辛苦也很愉快，我们充分发挥学术民主，鼓励作者们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又组织了几十次研讨会，对每一章的初稿都认真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由于我除了自己撰稿之外，还担负着统稿的任务，对每一章每一节都得认真阅读，这使我自己更深入地接触了本行之外的史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以及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学问，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这件事是跟着我主编《中国文学史》之后做的，前后连续的两项工作，扩展了我的学术格局，提高了我的学术眼光。如果连同随后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主编的《中地域文化通览》34卷，我的研究遂构成既有点、有线而又有面的新格局。

主编《中国文学史》是我学术道路的一个新起点。1995年我接受教育部的任务，主编一部中文系本科的教材面向21世纪《中国文学史》。我约请19所高校的29学者连我一起共30人共同撰稿，这对我的组织能力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我提出“守正出新”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编写宗旨》和《编写要点》，并强调此书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学术著作，必须站到学术前沿，从而确定了努力的方向。后来又提出“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以及“三古七段”这一新的文学史分期法，作为这部书的纲领。我说文学本位，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而不是社会或政治的图解；我说史学思维，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要写出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是作家、作品论的汇集；我说文化学视角，是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应当把文学史放到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研究。关于文学史的分期，我要打破相沿已久的按朝代更替来分期的方法，朝代的更替不过是政权的变更，不一定能引起文学划时代的变化，应当以文学本身的变化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这都是针对当时和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研究的老习惯而提出来的。由于我注意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既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又坚持主编的定稿权，所以工作十分顺利，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97年夏就收齐了书稿。在1997年秋，我趁着哈佛燕京学社邀请我前往访问研究的机会，带着全部书稿，手提一个行李箱上飞机，准备在美国修改定稿。可是在洛杉矶换乘飞机，行李重新安检时，一名安检员不由分说随便将这一箱手稿分送到不知哪里去了。偏偏把30人的心血丢失了，急得我到处打听，好不容易在下一班飞机起飞前才找到那只箱子。回国的飞机途径东京成田机场，航空公司的人把住机舱的门，硬要我把这箱手稿托运，我急切中只好用英语跟那人讲道理，我的英语很差，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气，竟然说服了那人让我把这件宝贝随身带着，回京后第二天就交给了出版社。

哈佛燕京学社为我租的宿舍在学校附近花园街29号，我常到大学的各图书馆阅览室工作，逐章逐节地修改《中国文学史》书稿，有的实在达不到要求便寄回国内要求作者重写。就这样紧张工作了四个月，终于完成了全书的定稿。在哈佛的那段时间真安静，但也真寂寞，原来自由是以孤独为代价换来的。美国领事馆规定，签证必须亲自上门，不接受北大外事处代办。领事馆前的大街排着长长的队，有人从半夜就等在那里。跟签证官谈话时他板着脸，没有一点欢迎的意思。还没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尝到了冷漠的滋味。在哈佛能够做伴的是严四光先生，他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来哈佛访问研究，为人厚道热心，给我不少温暖。我曾受到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邀请前往演讲，题目就是文学史的编写。也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陶渊明。12月中旬波士顿一带下了大雪，我怕冷，便去了西雅图，住在好朋友华盛顿大学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家里，他是1988年我去长春参加《文选》第一次研讨会时结识的。从西雅图又去了夏威夷大学，并在这两所大学各做了一次演讲。后来康达维教授翻译了《中华文明史》，于2012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说我是他最好的中国朋友，我也将他视为最好的美国朋友。

《中国文学史》出版后，被全国高校广泛采用，多次再版，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年轻学者都说他们是读我的书长大的，这给我莫大安慰。从文学史到文明史，再到地域文化通览，我的学术研究在逐步展开。而陶渊明则是这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

1999年我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同时启功先生被任命为馆长。文史馆是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吸收德才望兼备的耆年硕学之士，以敬老崇文为宗旨，馆员人数只有六十人左右。启先生在得到任命后的第一次馆员会上说：自己何德何能，获此殊荣，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这是一句真心话，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1年，首任馆长是符定一先生，此后的馆长是章士钊先生、杨东莼先生、叶圣陶先生、萧乾先生。此前著名的学者和书画家如：齐白石先生、叶恭绰先生、柳亚子先生、徐森玉先生、陈寅恪先生、沈尹默先生、谢无量先生、陈半丁先生都曾是馆员。启功先生是第六任馆长，那时馆员中老前辈如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许麟庐先生都还健在。我任副馆长无非是协助启先生做一点杂事而已。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编辑了《馆员传略》，还编选了馆员诗词选《缀英集》。2005年启先生仙逝，次年1月我接替他担任了馆长。这时社会对文史馆的期待，以及馆员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我意识到文史馆应当在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倡议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倡议得到各地文史馆的赞同。这套书篇幅很大，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有一卷，港澳台也各有一卷，共34卷。香港卷怎么写，主编到北京询问，我回答：突出两点，一是国家认同，一是文化认同，这两点都得到贯彻。我写了全书《总绪论》，还到广西、甘肃、四川、香港等地召开了分片的研讨会，跟作者们认真地讨论书稿。每一卷完成后都在北京讨论过，编委们举手表决，通过的才交给中华书局出版。就这样，前后花了八年时间，写了1700多万字，终于在2014年完成。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也扩大了眼界，形成了时地互相补充的文明史观，从而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完整地思考。

我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以后，先后率领多位馆员前往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讲学，并与当地文化部门交流工作。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从而切实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不可低估。我自己也不断地将中华文化放到世界格局中重新审视，我的眼界自然扩大了，胸襟也更宽阔了。

2016年，我又跟其他先生一起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由中华书局出版精装两册，这使我重温了多篇经典文章，这才发现有些原来能背诵的文章已经背不下来了，另一些比较生疏的文章想背诵也已不可能，毕竟是老了，不承认不行。

三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没说八十如何，因为他只活到七十三岁。如今我八十岁了，八十如何呢？

从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说，应当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所谓“纵浪”就是放浪的意思，意谓放纵而不受拘束，这是道家所追求的自由境界。《列子·天瑞》说：“人自生至死，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髦也，死亡也。”到了老髦之际一切顺其自然是最聪明的态度。《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真人”说：“与化为体者也。”那么，“纵浪大化”似乎又有与天地阴阳融为一体的意思。试看天上的鸟，地上的树，一切动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就连那天上的日月星辰、云雾雨露，地上的山脉丘陵、江河海洋，又何尝没有生命呢？他们都有生有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感情。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天地万物的对话之中，应当学会聆听他们的对话，加入他们的对话，成为他们的朋友。这就是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我不喜欢辩论，更不喜欢竞争。各人有各人的造化，各人有各人的条件和能力，互不妨碍，有什么可争的呢？你种你的萝卜我种我的白菜，互相补充不好吗？天地广阔无垠，谁也不妨碍谁。《庄子·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杜甫诗曰“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正合我的心意。我喜欢合作，喜欢共赢。既为自己的成绩而高兴，也为别人的成就而欢喜，罔谈彼短，靡恃己长，这是我的信条。当然，也会有人不喜欢我，有人不赞成我，但我绝不向人解释，更不跟人辩论，我不愿意把生命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借用一句土话，我没有跟任何人结梁子。所以我活得很自在。

人的生命是什么？是大自然变化中的一瞬，是大自然的一个极其渺小的细节。地球不过是人的一个栖息地而已。栖息过后把自己交还大自然来安排就是了。这似乎回到了老庄那里，但我并不完全皈依道家。我近来反复考虑儒释道三家的道理，儒家讲仁义，释家讲慈悲，道家讲逍遥。仁义、慈悲、逍遥，三者本有融通之处，又各有重点。人不可无仁义之心，亦不可无慈悲之念，至于逍遥则是精神自由的境界，仁义、慈悲都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是在一种极度自由的放松的状态下，无须思考、无须衡量，类似本能的行为。逍遥而仁义，才是最大的仁义；逍遥而慈悲，才是最大的慈悲。所以，我更服膺道家，但那是融合了儒家和释家的道家，可以说是“新道家”吧。

罗素有一篇文章题为《八十岁生日的反思》，文中说：“人一到八十岁，便被认为大部分该做的事已告完成，这应是持平之论。”又说：“我的工作即将接近尾声，而我能够对自己的工作做整体的回顾的时刻已到。”他生于1872年，80岁那年是1952年，他活到1970年，享年98岁。80岁以后又活了18年，这18年他从事许多社会活动，提倡和平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反对越战，又创造了人生新的辉煌。

我无意跟罗素相比，在他面前我显得很渺小，我有两句提醒自己的话：“常怀感激之心，长存谦逊之意。”年轻时自己预期的寿命是60岁，没指望活到今天，更没想到还能取得一点成绩。我应当感谢许多人的帮助、指教、成全。我知道自己做得还很不够，留下许多遗憾，只不过大家对我宽容而已，所以应当谦逊、谦逊又谦逊。

一个人能活下来有偶然性。我从小体弱多病，小时候生过两次大病，险些丢了性命。一次高烧不退，有一段时间简直昏死过去，母亲和姐姐都以为我不行了。我自己的感觉则是一片大雨自天而降，伴着唰唰的雨声，如珠帘般遮住了视线。难道这就是濒死的景象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场病多亏一位中医聂大夫治好，他用了猛药还是无效，说我家煎药的方法不对，便亲自到我家来煎，吃下去很快就退烧了，病好后听到庆祝日寇投降的锣鼓声。如果没有聂大夫，如果他的医德和医术不是那么高，我的生命早就终结了。

80以后不应停步，倘若身体还可以，应当继续努力完成已有的计划，还有一些研究工作等着我去做。同时抽时间练练书法、写写诗，这是我自幼的兴趣。我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希望有时间多听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的心声。再就是想把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温习一遍。

吴为山先生应王能宪之请为我塑了一尊铜像，为此我写了一首自嘲诗，题为《应王能宪教授之请，雕塑家吴为山为我塑铜像，形神兼备，憨态可掬。遂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俚语笔调，口占一诗，以致谢意。时八旬正寿》，抄录如下，以博一粲：

日月如穿校，瞬已髦朽状。何德复何能，名家为造像。昔有戴安道，建康称巨匠。今有吴为山，写意不相让。一瞥似电闪，慧眼何明亮。妙手捻又搓，须臾见模样。笑尔癯如柴，鼻准大无当。笑尔目昏眊，何堪察悖妄。腹中既空空，举止每招谤。寡学又无术，岂敢常亮相。吴公多美意，祝尔寿无量。同学诸胜流，纷纷寄厚望。桃李已盛开，湖水正荡漾。相期十载后，重聚各无恙。

吴先生的雕塑追求神似，他的作品享誉世界，他对这件作品挺满意，据说要摆在他个人在南京的展厅里。但我不好意思摆出来，只将“自己”放在一个书箱里，与书为伴。

本文选自《愈庐夜谭》，袁行霈／著，海天出版社，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