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老清华
吕文浩
辞却桃花不避秦，可怜明媚清华春。
九州豺虎成何世，一代英才应有人。
事业文章皆报国，天堂地狱慎栽因。
贫贱富贵寻常耳，珍贵百年无价身。
1930年清华大学第二级学生毕业时，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写下了这首诗向同学送别。我不知道那一年即将离校时的同学当时怀着什么样的情绪，看了题在毕业纪念册上的这首诗作何感想。我们从当时的物质和人文环境出发不妨大胆地想象，也许他们正在对着清华园的美景恋恋不舍，不忍离去，茫茫九州，混乱时世，哪里是他们大展才华之地？桃花虽好终须离，社会的风浪要把这漂泊的生命打向何方？
我们的想象并非毫无根据。清华园是当时国内少有的风景秀丽、生活舒适、图书设备充实的学府，这里集中了国内一流的教授，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好苗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难得有这么一批人讲学论道，只凭四堵围墙就把世间的烦恼隔开 ...... 清华人是幸运的，是天之骄子！他们深深感到肩上的使命，1929年，一位学生在《清华周刊》上写道：“吾人爱护清华之忱，所以如此殷且切者，非阿其所好，而有所私爱于清华也，实以处此时期，其他学校，虽有努力求进之心，但其全副精力，泰半耗于争经费闹欠薪之中，已无从容论学之暇，吾清华幸而免于此危，则其对于社会，对于国家，自应负特殊之责任，即从道义上言，亦应尔也。”清华为何独独能免于社会动荡带来的负面影响呢？这得从它的出身说起。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1912年10月以后改称清华学校），是外交部管辖下的独立于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它的学制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学校，分中等科和高等科两级，各4年。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要能在美国大学插班的学生。说到清华学堂的留美预备性质，在此还应补上一笔。清华学堂的缘起是这样的：1901年清政府和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到1940年止），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万两，这就是“庚子赔款”。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还金还银问题时获知美国索取的赔款“原属过多”，于是就转而积极谋取美国退还赔款超收部分，“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取得一定进展。不巧的是，1905年正当中美关系低潮，中国国内发生抵制美货、收回粤汉铁路权、杀害传教士等一系列事件，所以美方遂将此事搁置。梁诚并没有灰心，仍然积极活动，争取舆论支持。1906年在华传教的公理会牧师明恩溥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力主退还赔款，接受中国留学生，得到罗斯福的支持。1907年6月，美国正式同意退还赔款。1909-1911年的三年间，中国先后招考了三批学生直接留美。原计划每年派100名学生留学，由于招考到合格的学生不够，前两届总共才派出118人，“游美肄业馆”意识到有必要对学生进行长期的留美预备教育。在这种背景下，1911年4月清华学堂正式成立。
清华学堂成长的时代正值新的留学潮蓬勃发展，因而有幸吸收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学校的经费充裕、师资优良、管理严格，学生在外语、基本自然社会科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对外国的一般文化、习俗都有不少了解，因而到国外后适应能力很强，能够迅速吸取国外学术的精华，回国后多有优异的表现。
清华是因留美而生，也是因留美而发展变异的。留美和本校发展始终是相互依存的两种力量。早在1910年代，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清华学校应该逐步缩减留美名额及经费，用于充实提高本校，以至于成立一所永久的清华大学。否则1940年赔款结束，清华的经费来源中断，经营了多年的清华学校就要关门，未免太可惜了。1913至1918年任校长的周诒春先生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校长，在他的任上，着手“改大”事业。他在物质建设方面，先后开始建设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四大建筑；逐步提高课程标准；计划逐步缩减以至停止中等科和高等科，改办成完全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留美学生等等。可惜周诒春的抱负还没有实现，就被排挤出校。尽管如此，清华以后正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了下去。
在曹云祥校长任上（1922-1927），清华实现了增设大学部的目的。那是在1925年。与此同时，作为对社会上批评清华不重视中文的回应的一个阶段性的改进举措，清华还设立了研究院国学门（通常称为国学研究院）。这样，清华一时就出现了旧制留美预备班、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种学制并存的局面。旧制留美预备班最后一班学生于1929年全部毕业留学，旧制结束。国学研究院以科学地整理中国传统学术为宗旨，聘请国学研究有素的一流学人王国维、梁启超和当时还不大出名，但站在学术第一线的学人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还聘请了一位当时学术成就不错、后来享有大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李济。国学研究院招到的学生层次也很高，有的从名师学习过，有的还有著作。这些学生虽然在校学习一般只有一年，但是由于本身底子厚，又经名师点拨，学术眼界大为开阔，成材率很高。到1929年国学研究院结束时，短短四年，培养出了70多名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乏名师硕儒。1925年，大学部在张彭春教务长的规划下，成立了普通科和专门科。“普通训练为期两年或三年；专门训练之期限视其门类之性质而定，亦约两年或两年以上。前者重综合的观察；后者重专精的预备。”谁知，张彭春的这一设计不受欢迎，不少学生入学后又纷纷退学。1926年继任教务长梅贻琦撤科设系，把大学部改为四年一贯制的大学。当时设立了17个系，其中11个系能开出课程。
在曹云祥校长去职以后，清华的校长人选一再更动，直到1931年底梅贻琦长校才稳定下来。这一期间，较为重要的是罗家伦校长，其贡献我们已在《尴尬的首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一文做了介绍，在此不再重复。罗家伦去职以后，原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的吴南轩继任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锐意执行中央政府的大学规程，不承认清华自2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教授治校制度，与教授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不得不辞职而去。梅贻琦是1909年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返校任教，1926年任教务长，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时由他兼任，在20年代中期的教育行政事务中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得到了校内冉冉上升的少壮派教授的拥戴。1928年罗家伦任校长时，梅贻琦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监督。1931年10月，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那时还不是国民党党员，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的最大长处是与清华历史渊源很久，自觉认同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尊重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因而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拥护。自此长期持续的校长风波结束。梅贻琦专心办学，在前任多位校长奠定的良好基础上把清华大学推向黄金时代。
30年代清华大学名师云集，教学严格，声誉日隆。这一时期在教学方针上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教授会经过热烈讨论确定的“大一共同科目”、“文理法三院大一不分院系”。这是清华通才教育传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用意是加强学生的基础。学校主张通才教育的一批教授还经常劝三、四年级的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文理法三院大一不分院系，全部上公共基础课，二年级时依自己的志愿和一年级的课程成绩“入系”。各系的门坎都不好过，如算学系、物理系、化学系都曾规定，学生的微积分或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的全年成绩不及中等（70或75分）者，不得相应地入算学系、或物理系、或化学系。中国文学系规定，大一国文在超上中等者，始能入该系。当时校方提倡一种“重质不重量”的方针，一旦发现学生不适于学习本系的课程时，系方就会劝他转系。严格的训练、频繁的考试、很高的淘汰率是清华30年代教学方面的一大特点。就其长处而言，学生的基础扎实，训练有素；就其缺点而言，学生缺乏自我探索、自我发展的时间，难以出特殊人才。
虽然今天海峡两岸的清华大学均以工科见长，但在清华的历史上，文理科的发展在先，工科的起步较晚。自改办大学后，清华大学的工科只有土木工程系。1932年才添设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连同原有的土木工程系合组为工学院。初建时，由梅贻琦校长兼任院长，翌年由顾毓琇任院长。由于清华设备充足、人才济济，因而工学院发展很快。后来在西南联大只有清华有工学院，可谓一枝独秀。在全国范围内，清华的工学院也是很强的。
清华自改办大学以来，一直在提倡学术研究。如1927年物理系刚刚开办时，叶企孙在《清华物理系发展之计划》中就提出：“大学校的灵魂在研究学术。教学生不过是一部分的事。物理系的目的就重在研究方面。所以我们请教授时，必拣选研究上已有成绩，而且能继续做研究的人；是否有教书经验，还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我们课程方针及训练方针：是要学生想得透；是要学生对于工具方面预备得根底很好；是要学生逐渐的同我们一同想，一同做；是要学生个个有自动研究的能力；个个在物理学里边有一种专门的范围；在他的专门范围内，他应该比先生还懂得多，想得透；倘然不如此，科学如何能进步？”罗家伦校长在推进清华研究事业的进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梅贻琦校长认为：“凡一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清华为完成此使命，故其发展之途径不徒限于有效之教学，且当致力于研究事业之提倡。此在学术落后之吾国，盖为更不可缓之工作。”清华在研究事业方面的进展主要有：（1）1929年设研究院，1930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2）1934年设立农业研究所，分虫害与病害两组；（3）进行航空工程研究；（4）增加创办学术刊物等等。
30年代的清华园内生活安定舒适，而墙外却一点也不平静。农村经济趋于残破，更重要的是清华地处华北这块中日关系的紧张地带，不可能不感受到中日战争威胁的时代气氛。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清华园里顿时沸腾起来，指责张学良不抵抗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清华学生在北平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清华学生喊出来的。
抗战开始后，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争逼近长沙，1938年2月又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实行的都是常委会制，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常委会。三个常委之中，张伯苓常年在重庆做国民参议会副议长，蒋梦麟初期参与临大、联大的筹建工作，以后虽然不时飞往昆明，但极力避免过问校事。学校的日常工作由三位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负责。联大初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教师学生投入大约是5：4：1。西南联大的校务会议作用大致相当于清华的评议会，也就是说这是清华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的体现。除了参加联大以外，清华还有自己的五个特种研究所，即在抗战前已经设立的农业研究所（1938年增加了植物生理学组）、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抗战后设立的国情普查研究所、金属学研究所。这五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七个单位（农业研究所的三个组之间财务、人员相互独立），有60多个研究人员。统一由特种委员会主席叶企孙负责。这些研究所在抗战时期的艰难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在学术上取得不少收获。也是清华大学重视研究工作的一个表现。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还举行了两届留美公费生考试，连同抗战前的四届，共举办了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这是清华传统工作的延续。虽说留美公费生考试是面向全国的，但是录取的学生大约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清华的应届毕业生或青年教师。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北上，1946年10月在故址北平清华园开学。抗战期间，清华园被日军占领，建筑、图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1947年4月在校庆时的《清华周刊》上，褚士荃先生写道：“复员以来，大厦依旧，而内部之破损，实七七事变前曾在清华之人，不能想象。欲恢复原有之设备，恐非短时期内所能达到，罔论增益。而同学人数则已超出二千，一二年内即达三千。因之今日清华同学人数，已倍于清华所能容纳之量。宿舍拥挤，教室不敷分配，实验更成问题，举凡生活与受教，在在感到不满，此乃事实，无可讳言。”梅贻琦校长也看到这一问题，他说：“盖我校既因容量之关系，学生人数，终须加以限制，则毋宁多重质而少重量，舍其广而求其深。”这一时期尽管困难重重，清华还是添设了一些院系，比较重要者为在农业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农学院及成立建筑工程系等。由于内战爆发，物价飞涨，师生们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以学生为例，由于公费不足，营养不良，1947年参加体重测量及营养检验的不到1000人中，不合格者共343人，占全校同学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患肺结核者104人（内含女同学9人），体重过轻者88人（内含女同学6人），营养指数在百分之九十以下者151人。比起抗战前清华园生活的舒适安定，学术的繁荣进步，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理法三院被调到北京大学，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许多校友为之惋惜。本书叙述的是老清华时期的人物，这篇提供背景的校史概说亦应在惋惜声中结束了！
原载《文史精华》199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