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几位朋友的发言集中在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的前半段，像提到的学术大家如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胡适等，他们都有很深湛的传统学术的根底，后来又接受了一些西方学术的想法，所以表现出了一种亦旧亦新的形态。

我这些年的研究比较偏重中国社会学史，从学科形态来说，有人说是“舶来品”，我则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的后半段。社会学的传入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过程，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文化积淀必然会制约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存在形态。

我研究中国社会学史不是完全从社会学学科出发的，有一点社会学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社会学史的外史以及社会思想史，前者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路径，后者是“依托社会学史做的社会思想史”。我的看法，做这种研究，不懂一点社会学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不懂社会学，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那样说，为什么早先写这些文章，后来又写那些文章，你看了会莫名其妙，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加以猜度。在基本了解社会学的前提下，我想做历史性研究还是不要过分集中在学科本身上，最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种什么样的语境下选择了社会学进行研究，他们在研究时选择什么样的学派或思想学说，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表现出了哪些特征，他们如何以自己的研究参与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之中，换言之，他们的研究，与已有的社会背景有什么关系，又给中国的社会文化带给了什么新的内容。更简洁地说，我希望把社会学史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出来。

许纪霖先生有一个看法，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做的基本是通人之学，他们的传统根底更深，他们的议论不受学科界限的束缚，其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层面；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则大多接受了新的训练，比较强调学术规范，讨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注重其知识上的根据，他们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专业范围内或者是从专业圈内向外逐渐扩展。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家属于许先生说的后一类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知识上很新了，一些留学回国的人可以与国外的学术前沿保持同步，他们讨论社会问题时都注重专业上有什么根据。但是，也要看到，他们的思想境界、情感世界以及做人做事的风格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费孝通先生。费先生的知识可以说是很新的了，看似他好像对传统国学的那一套没有什么深湛的修养，一副很洋派的样子。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熟悉费先生的人知道，费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相信为知识而知识的那套想法，他要做的学问是要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单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做得再精深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意思。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书里都表现出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意愿，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了。费先生在《生育制度》那本代表作里，知识上真是很新的，主要引用的是西方学术的成果，在表述风格上也很西化，频繁使用具有英国味道的成语（如“象牙之塔”、“恶性循环”、“旧瓶装新酒”等）、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句子（如“我们伊甸园的祖先”、“我们之中谁敢扔第一块石头”、“上帝基于人类严肃的考验”、“当我上天的时候”、“每个人想像中的乐园多少是一样的，树上结满葡萄，河里流着牛奶”等）。由此，他的传记作者阿古什曾认为他很西化。但实际上，那些都是表面现象，费先生的基本人生追求，他的情感模式，他的为人处世，都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态。如果有人看过我写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可能会了解到：潘光旦接受了西方的优生学、性心理学、社会学，这些都是很新的学问了，中国传统的学问里没有这些的，但他在接受这些学问时固有的儒家文化根底起了重要的筛选作用；像张昭军老师刚才概括的中国学术的特点（人生主义；人伦日用、文史哲不分、见之于实事、注重传承）在潘光旦身上都有很深的印迹。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潘光旦喜欢“译注”，他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时候，加了很多“注”——以很多中国的事实加以印证和补充，《性心理学》的译注有10万字，《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有15万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是以“译注”来表现创作，但“译注”并不是创作，有一个对经典原文的尊重和传承在里面。这是不是中国文化注经传统的一个新的表现形式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从罗检秋先生提出“学术社会史”的概念以后，我就在想，我以往的这些研究大概能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考。我觉得罗先生的这个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它的作用就是把以往不明确、不自觉的努力在方法论上提高一步，变得更明确、更自觉，这样做出来的成果就不会是若干个人成果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角落，彼此不相往来，而是大家都集中在“学术社会史”的旗帜下彼此呼应，在切磋中不断提高。我愿意在罗先生提倡的“学术社会史”旗帜下，把自己以往的研究再深化一些，争取做出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