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职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等方面，和过去商务印书馆重点出版西学译作和研究著作的基本方向差距甚远，很难产生多少交集。但近十五六年来，商务的出版方向有所调整，加强了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的总结和整理，我和商务交往的因缘开始萌生。2006年年初至2013年年中，我在《中华读书报》兼职书评编辑，商务的重点书往往会被我列入备选书目。在2019年年底之前，我所供职的近代史所和商务仅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我和商务的朋友们时常见面叙谈是很方便的。作为书评编辑的我，和作为图书编辑的商务诸友，有很多业务性的往来。他们为我提供样书、撰写书评和推荐书评，我对有关商务的书评稿件精心编辑加工，在互动过程中彼此的学识和品味都为对方所了解，情谊亦因之而获得蓬勃发展。蒙商务编辑朋友不弃，邀我参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和“碎金文丛”的一些工作，亦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觉津津有味。
在我兼职书评编辑期间，以独立书评、译者感言和编辑手记的形式刊发了不少商务版图书的书评。当时报社的朋友们约定，凡属与书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写的书评，一律亮明身份，一方面使译者和编辑把他们对书的理解和工作过程中的感受写出来和读者交流，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监督，避免他们不自觉地拔高自己的工作。总体上来说，商务的编辑朋友学养和文笔都是比较好的，我经手编发过他们以编辑身份写的不少商务版图书的书评。
商务的卢煜、丛晓眉、丁波、李霞、杜非、倪咏娟等朋友不时地为我提供样书，我素来欣赏商务图书的品质，乐于邀约评论并精心加工，颇有一些有影响的书评发表。如《写文化》出版后，我约我的老师王铭铭教授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书评整版发表。再如我编发过商务的译者许明龙先生撰写的《译事历五载，甘苦告世人——写在新译〈论法的精神〉出版之际》也是整版发表，许文关于某个词的译法曾在网上引起过很多讨论，我仔细看了这些网上的讨论意见，写了一篇综述发表。
在这个阶段，我的书评编辑工作对商务的朋友也许有一些小小的帮助，至于介绍书稿甚至有一本书出版后获得好评，那是意料之外的副产品了。我给商务的朋友介绍学界同仁的书稿，有几本产生了较好的结果，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2012年12月我介绍的一本书不仅成功出版，而且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那一年12月初，我太太在南京师范大学参与了“抗战时期都市民众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她回来告诉我，同济大学的潘敏副教授翻译了一本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研究江南沦陷区民众生活的书，2007年暑假就完稿了，但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没有受到重视，她深感心痛并答应竭尽全力帮忙。我相信商务编辑的学术判断力和出版胆识，就转请译者将目录、内容简介、译者简介和译稿样章等打包发给我。12月4日晚上我给倪咏娟写了一封信介绍了版权转让和译者的愿望，附有译者打包文件供她参考。不久之后，倪咏娟看了材料，对译稿很感兴趣，直接和译者联系上了。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据译者说：“为了让这本书的中文版顺利面世，我们之间的通信不下40封，对于书名的斟酌、译者序的切入点、一些词语的用法，我们都进行反复交流和商讨。她聪明睿智，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交流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有时间整理整理我们之间的通信，绝对是个看点。”2015年10月，这本书以《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为题出版，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半年左右马上就加印了精装本。我把这本书推荐给近代史所的青年读书会，专门举行了一次读书研讨活动，请倪咏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
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里，我先后参与了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和潘光旦著《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合刊本这两种书的选编、校订及撰写导读和学术年表等工作。我编校《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时，对2008年版《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上编的原著部分重新做了仔细的校订，同时增加下篇“相关研究补编”，收录与原著主题比较相关的5篇文章和一本小册子，使得吴景超的著述更多更精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潘光旦的两本著作合刊本，我做校订后又由潘乃穆教授再次校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参照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原书手稿做了若干校订，是这本书最精的版本。
2012年2月17日，倪咏娟给我发来邮件，附有《碎金文丛》征稿文案，她希望我能够和潘光旦先生的家属联系取得授权，在这套书里出一本潘先生的随笔选本。根据丛书注重独创性、独家性、可读性的要求，我较多地选录了潘光旦发表于《华年》上的“长短评”（大部分未收录于14卷本《潘光旦文集》），也选录了潘先生关于婚姻、家庭、女性的几篇演讲稿，同时将龙美光兄新近发现的潘光旦抗战时期为美军做的演讲稿《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翻译出来，经潘乃穆教授校订后收入。关于这本书的书名，考虑到既要能概括潘光旦思想特色和精神气质，又要比较形象生动，经反复琢磨，我采取了潘光旦在不少文章中提及的一个词汇“逆流而上的鱼”作为书名。潘光旦是学生物学出身的，在社会思想方面属于“生物学派”；又因幼承庭训，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基于生物学的科学精神和儒学的人伦道德情怀，潘光旦在当时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坚持不盲目跟着所谓“时代潮流”走，主张在必要的时候要学习“逆流而上的鱼”，坚决抵抗那些“坏潮流，江河日下的潮流”。倪咏娟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导读性的“编后记”，我起初拟的标题是《科学态度与人文情怀》，自觉比较能够切合全书主旨。不过，倪咏娟觉得这个标题比较宽泛而古板。经过几度构思，我把题目改为《“不合时宜”的另类现代化思考》。2013年10月，《逆流而上的鱼》在“碎金文丛”第一辑里出版，到2018年3月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
我后来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吴景超著述的搜集整理和年谱长编上，所以我们的合作意向自然地转向围绕吴景超做点什么。我们的共识是就都市社会学这一主题选编一本书，但究竟如何选，还是有不少分歧。我起初的思路比较偏向学术性，希望把吴景超关于都市社会学的小册子、短论和书评悉数选入，倪咏娟看了不太满意。我做了一些微调，她还是不太满意。事情就暂时搁置下来。但这段时间，倪咏娟做了不少功课，她甚至在数据库下载了一些文章看，看到她觉得可以入选的文章就推荐给我。慢慢地，我似乎找到了选编的感觉，最后在2019年秋冬之际，确定了以“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工业经济与都市社会”、“变动中的婚姻家庭”三个层次全面呈现吴景超关于都市社会学的见解，选文不求全面，但求能涵盖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面，特别是要能揭示出他的思想特色。为了把吴景超的治学方法和思想特色做进一步的呈现，也为了使这些经验能够对今天的年轻学者有所启发，我特意设计了第四编“治学方法与经验”。关于书名，我从吴景超的文章中取了“都市意识”一词，又从“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的著名论断中提炼了“中国命运”和“国家前途”两个词，我把这个想法和倪咏娟说了，她觉得“国家前途”更好一些，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就确定为《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校订文献上又积累了一些经验，倪咏娟此时也有十年的编辑工作历练，更加成熟了。所以这本书的文献整理和编辑处理较《逆流而上的鱼》又有了一些提高。比如，为方便读者理解，对不能一眼看明白的一些译名出注说明今天的通行译名；对读者不熟悉的人物和事件背景做了简要的注释说明。这本书的校对，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除了原文特别不清楚的几篇由我提供录入稿以外，其他稿子我从一校看到三校，每一校次都要看好几遍，力争把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本书的编后记《不该被遗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我写出初稿后请了五六位富有写作和编辑经验的朋友帮助修改，他们的意见确实让我受益良多，也保证了文章能够较快定稿。
最令我难忘的是，这本书区区二百来字的内容简介，我居然改过七个版本的稿子才最后定稿，这里面也包含了倪咏娟的细心提示。我写的第一稿，倪咏娟看后觉得太实太板，希望能突出思想特点和精神气质，重拟一个更虚更活一点的内容简介。我根据她的意见不断修改，每改一稿就用微信发给她，她每次都提出很有启发的意见。除了总体上的风格把关以外，我特别欣赏她的两条具体意见：把费孝通先生对吴景超的评价“放眼世界，看到了世界中的中国”化成“放眼世界，着眼中国”八个字；将吴景超对西方国家情况的引介适当弱化，而突出其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参考价值这个真正的重点。我把第七稿发给她后，看到她的回复：这一稿完美了！心里真是有说不出来的愉悦。这真是一次愉快而难忘的修改经历！我把前后七个版本的内容简介稿整理、保存下来，作为我们友情的纪念。以前我对图书内容简介的重要性体会不足，这次才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位置比较醒目的“门面文字”，不管是著译者还是编者，都要多多用心推敲，力求以最简练的文字传递出这本书的精华，让读者看了就能产生进一步阅读的欲望。
友情重于业务。我和商务朋友们的交往不太像普通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业务往来，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谈学论道，不经意间，业务工作就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完成了。很难想象，如果换成另外一批人，他们会有耐心帮我“量身定做”式地构思书稿，会愿意为我那些一遍又一遍的修改版本提供意见。商务之所以为商务，以我的理解，大概就在于商务的编辑能够和作者交朋友并进行深度的交流讨论吧。
写于2022年2月
原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五年》下册，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