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老友张俊峰教授告诉我，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即将迎来三十周年的庆典，嘱我一定为此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和“中心”学人的交往始于2001年夏在中国社会史学会上海年会上和俊峰兄的结识。由俊峰兄介绍，我陆续和“中心”的郝平、胡英泽、常利兵、马维强等认识，后来都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和他们的学生辈中的一些人都有了交谊。由俊峰兄来约稿是最合适的，也是我不能推辞的。

初识俊峰兄时，他年仅25岁，刚刚硕士毕业留校，即将跟随行龙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为了给自己增加底气，他在名片中间印了“张俊峰  博士”五个字。伴随着黄浦江上的灯影水声，俊峰兄向我意气风发地讲述“行门”师徒几人在学业上的苦苦探索，他说在某些场合他曾“泪流满面”。此情此景，依稀如昨。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尚显青涩的才俊已然成为闻名中国社会史学界的一方诸侯，而他所在的“中心”也从三几个人的地方性研究机构成长为在国内外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学术重镇。“中心”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奇迹，其成长历程应该加以完整记录，其成功经验（如祁建民教授总结的：山西大学堂的学术底蕴、三晋大地的社会文化土壤、丰富的地方资料、科学的研究方法、良好的研究精神和完善的组织机能等）特别值得向学术界展示和推广。但全面总结“中心”的历史过程和宝贵经验固非我所宜，亦非我所能胜任。我想，提高论文品质、发表高水平论文是“中心”能够在学术界声誉鹊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的经验也应该有所总结。这里，我只想说一说我和“中心”的朋友，尤其是俊峰兄切磋论文的一些难忘的经历。

2005年夏，中国近代社会史学会首届年会在青岛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我因俊峰兄的引介结识了郝平、胡英泽等“中心”的朋友。他们结合新学术潮流和田野资料写成的论文既有理论探索的锐气，也充满来自田野的新鲜气息，引起不少与会学者的关注。他们质朴诚恳的做人做事风格也赢得了大家的好感。那次会议安排我评论郝平兄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一篇论文，因我对山西朋友的个人印象很好，便摆脱客套，尽自己所知提供了一些意见。听说这些意见曾得到了行龙教授的称许，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会后我在编辑会议论文集的过程中，又对郝平兄、英泽兄、俊峰兄的论文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大家谈学论道，情谊弥笃。

已不记得在什么场合认识马维强兄了。因此前有和他的几位师兄切磋论文的经历，他要我也给他的论文提点意见，我照办了。后来我还应他的要求给他的夫人、刚从“中心”硕士毕业的邓宏琴关于抗战时期山西灾荒问题的学位论文提了一些意见。当时所提意见，大多属于学术规范方面的技术处理，至今已不复记忆，但印象深刻的是，某年夏天邓宏琴在京参加社会史高级研讨班之余，居然冒着酷热远道造访寒舍，和我这个无名之辈交流了多半日。维强兄是一位指导学生极为热心的教师，我在2016年4月访问“中心”期间蒙他厚爱，馈我以美食，让我和他指导的本科生一一见面叙谈。后来这些同学中的一些人陆续在外校读硕士和博士，他们中的董一熙、任耀星、陈霞也找我看过论文，任耀星更是和我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

2008年夏，胡英泽兄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打印本寄给我，嘱我提点意见。我在这方面愧无专门研究，只读了导论，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他幼年时期黄河发水引致村里人恐慌这部分虽然写得很生动，但这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只是论文选题的一个因缘，并不是充分的理由，故而不宜占据篇幅太多，亦不宜过事渲染，应着重在学理根据上多做开掘；二是对区域社会的研究应注意探讨更具普遍意义的论题，从具体案例上升到理论性的分析，多做延伸性的讨论。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并说后一条意见也由我的导师王铭铭教授在论文答辩会上提出过，王老师也用的是“延伸性的讨论”一词。我笑着说：“这个词本来就是我从王老师那里学来的。”英泽兄还希望我能把整本论文仔细读一遍，给他提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我说一则我对这个问题缺乏专门研究，二则论文主要观点和新意在导论里都作了介绍，我目前缺乏再往下看的欲望了。——这当然不是英泽兄个人写作风格上的问题，主要是学位论文的机械要求所致。我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要求一篇论文在导论中把篇章结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都一一写出来，就好比看一个电视剧，在第一集里就要把大结局都交代给读者，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看完导论大概就真的不想再往下看了。认识英泽兄16年来，他一直很注意在资料、论证、文字等多方面认真打磨论文，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论文。前几年他获得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称号以后依然保持这种谦虚谨慎、不急不躁的优良学风，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像以前那样自然、随意。去年春节期间，他为了一个拟与学生共同研究的课题和我在电话上做了较长时间的讨论。

俊峰兄是我认识最早、交往最多的“中心”学人，这些年来我们讨论过的论文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篇了。俊峰兄的诸多论文，我或先睹为快，或在刚发表后就蒙他赐阅。我对水利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多数学术前沿的了解就来自于俊峰兄的指点。尤其幸运的是，2016年八九月间，我比较深入地参与了他一篇重要论文的修改过程，亲眼见证了在一个月左右时间，一篇普通论文如何发生质变，成为精彩论文的全过程。这次切磋，大大加深了我对论文写作的理解。此前我很少保存论文修改过程中的各个版本，但这次的修改印象太深刻了，便把前后五个版本（俊峰兄修改的三个版本和我修改的两个版本）全部保存下来，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每当学业上有困惑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些文件重温一下，从中获得再出发的启示和动力。那年8月25日，俊峰兄来电话闲谈，顺便说起刚刚给《近代史研究》投了一篇《近代晋陕蒙地区的水权交易问题》，对清代至民国年间晋陕蒙三地把水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交易的历史过程予以梳理。我起初祝贺他终于“跨出了娘子关”，可以写华北区域社会的综合性论文了。后来听他详细介绍后隐约感到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似有重点不够突出之嫌，便让他把论文发给我看看。收到论文后我浏览了一遍，马上给俊峰兄打电话，因我们的关系很熟，用不着客套，我直接告诉他：“这篇论文恐怕要做一点大的调整，否则很可能通不过初审，要被毙稿。”我的主要理由是他2014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过一篇讨论山西水权交易的论文，而新写的文章第一部分以“旧事重提”的方式把上一篇论文的主要发现重述了一遍，长达3850字，这样大篇幅的重复恐怕是不能被接受的。在讨论中，他说自己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新发现的45件内蒙古土默特地区水权交易契约文书的解读，山西的水权交易此前自己研究过，陕西的情况则有其他同行研究过，他想结合这三方面的情况写一篇综合性的论文。作为读者，我觉得这样写不是不可以，但不容易凸显由新资料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旧资料对比形成的新见解。我希望他聚焦在对新发现的45件内蒙古土默特地区水权交易契约文书的解读，附带地对内蒙古案例与晋陕相关情况的关系做一些比较和解释，这样既扩大了研究范围，又能和既有的研究形成对话，必将有助于深化对华北水利社会史的整体理解。另外，我对这篇论文的摘要、关键词、导论中浮泛之词提了一些修订意见。俊峰兄从善如流，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两个星期多的酝酿，9月18日，俊峰兄发来修改稿，邮件中说：“拙文已修改了一稿，增加了日本学界有关蒙地的研究学术史。将论文摘要又重新写了一遍，应该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全文主旨。”随后，我先后对俊峰兄的修改稿逐字逐句加以推敲，改了两稿，我最主要的意见是把关于内蒙古水权交易的部分由原来的一部分分割为两部分，分别为“地水结合：附着在土地交易中的水权”“地水分离：脱离开土地单独交易的水权”，这样，论述的层次感更清晰了。其他小的修改，如段落的调整、字句的修订也不少。最后我希望在与晋陕比较的部分之后再增加一部分，对以水为中心来理解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发表一点意见。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如果一时写不出来也没有关系，这篇论文没有这一部分仍然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俊峰兄在水利社会史领域耕耘多年，积累相当深厚，我对他能写完这部分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但朦胧中总抱有这样一种期待。我把这个意思和俊峰兄说了，他答应考虑考虑。提升思考层次要经历许多脑筋上的煎熬，俊峰在随后的两天里心情游移不定，时而想写，时而又想放弃。9月20日，我忽然收到他再次发来的修改稿，邮件中说：“今天又改了一天，觉得还是不要偷懒，应该好好改。好文章都是改出来。昨天一天一字未写，今日思如泉涌，又系统反思了一下自己以前的研究和目前最想讲清楚的问题。”我看了这版修改稿，不由得击节赞叹，我期待的理论提升完成得非常完美，于是马上打电话给俊峰兄，告他我的感受：“我对你的修改稿只有三字评价：好、好、好。”随后我协助俊峰兄逐字推敲，争取做到文字精确、简练。9月28日，俊峰兄发来他的三改稿，邮件中说：“根据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一作了修订和校对，力争做到文通句顺，现将三改稿发去，请兄过目。”我看了，果然很好，随即就请他再次正式投稿。据说这篇论文在《近代史研究》的评审和编辑过程都非常顺利，正式发表稿只是在俊峰兄的改定稿基础上做了极个别的一些改动。2017年5月，俊峰兄的这篇大作以《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比较》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第3期。我相信，这篇论文会是俊峰兄感到满意的几篇大文章之一，他对论文的修改和提升过程应该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曾经有数年之久，常利兵兄也和我经常切磋论文，只可惜当时讨论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不能一一叙述了。

我常和朋友们说，普通论文和精彩论文之间的差距，好比普通工匠做的水杯和工艺美术大师做的水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都差不多，都能用来喝水，但两者包含的精神劳动是差别很大的，因而其价值往往有千百倍的差别。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无论搜集了多少资料，也无论申报了多少课题、拿了多少经费，如果没有一些精益求精的高水平论文，在学术界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正是有了“中心”诸多学人精心打磨，不断出产高水平论文，才使得“中心”在社会史领域不断取得话语权。

行龙教授主持“中心”工作二十余年，一向非常重视对外学术交流，他主张只有广交天下朋友，才能打开思维的视野，提高论文写作的能力。我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于区域社会史基本属于门外汉，因缘凑巧，居然有机会滥竽天下朋友之列。事实上，我在和“中心”学人论文切磋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中心”学人的篇篇奇文，带给我的是这些领域的前沿进展，讨论切磋对我的思路更是开阔不少。我所能贡献给各位朋友的，大概一是旁学杂收带来的较为宽阔的视野，二是我从事编辑工作多年养成的看文章的能力。俊峰兄曾称我为其大作的“有思想的读者”，“有思想”三字恐怕还是太高看了我，但我希望这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12月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