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由清华园车站下车，随着一大班同学，步行进清华园复试，这个印象，我永远不会忘却。当初不过一个小学生，想到八年后毕业的一天，好像遥遥无期似的，那知道光阴过得真快，转瞬就要到我们与母校长别的一天了！啊！到这个时候，谁能不感到惜别的情绪呢！我现在在回顾八年的清华生活，觉得最有趣味的，还是友谊的一幕。清华真给我了许多好朋友。这些朋友，有的早已离开清华了，有的还要在清华再留一二年乃至五六年。我觉得在将别的时候，对我这些留校的朋友，不可无一言以为赠，所以便把我这几年的经验和见解，择几件要紧的，本农夫献曝的诚心，呈给我的朋友。
（一）读书
我希望我的朋友，个个都能发愤读课外书籍。清华的功课，并不十分紧迫，清华又有这样完美的图书馆，我们如不读些课外书籍，就难逃“懒惰”或“糊涂”的批评了。但是读课外书籍，应该怎样读法呢？我愿意贡献三个法子，这三个法子，可以同时并用的。
第一，以课本为中心，同时去念那与课本有关的参考书，使自己对于所探讨的学问智识格外丰富。课本中所讲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是一家之言，难免有偏执之处。我们应该在念课本的时候，便去参考一些同性质的书籍。譬如我们学校用的社会学课本是E.C.Hayes作的，善学的人，决不会以诵一家言自足，他于念Hayes的书以外，一定还要参考Giddings, Ellwood, Ross, Small, Blackman......诸家的学说。因为只有这样念法，才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各方面，才不致为一家的学说所囿。
第二，以疑问为起点，以念课外书籍为解决疑问的方法。我们正在青年时代，求知的欲望极盛，所以无论何时，心中总藏着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学生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复杂，只要多看些书，多用点思想，没有解决不了的。譬如求学方法，在许多同学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永远存在一个人的心中，假如他不去看些讲求学方法的书籍。不过假如这个问题在他的意识中浮出之后，他就去看些讲求学方法的书籍，如E.M.Memurry的How to Study, John Dewey 的How We Think(此书有刘伯明译本，名为《思维术》）。Colvin的Learning Process（此书有黄公觉译本，名为《学习心理》）。W.B Pillsbury的The Psychology of Reasoning。再看一两部逻辑，一两部心理学讲记忆、注意，……各节，这个问题便算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之后，便去解决第二个问题。只要我们时常留心，我们心中的问题，永远不会完的。这种以读书为解决疑问的办法是最好的。因为书若是这样念的，一定有统系，一定有实用。
第三，以求常识为目的，以读课外书籍为获得常识的途径。常识的范围很广，定义很杂，极难统一。但我们各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各个人所谓的常识。梁任公先生说：“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是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梁先生所说的国学常识，我们如认为的确是常识，便可把他所举的那几部书，列入课外书籍的要目中，以便诵读。此外我们如以为各种科学的大纲，也是常识的一部分，凡是读书人都要晓得的，我们也无妨在各种科学入门的书籍中，选一两本读读。
诸位同学愿意念课外书籍的，如采取上述的方法，那么进图书馆后，一定不会东张西望，感到无所适从的困难。不过读课外书籍，贵能领解，贵有心得。食而不化是无用的。关于此点我又有两层意见。
第一，我以为读课外书籍欲得实益非做笔记不可。做笔记的好处，梁任公先生在《治国学杂话》中已经讲过许多了。我个人所受到的做笔记的益处，约有三端。（1）养成读书谨慎的习惯。笔记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得下来的，你若是对于书中所说的，没有充分的了解，你就写不出来。因为如此，所以我读书很谨慎，看完一段要懂得一段的意思。（2）养成鉴别的能力。一本书有好几百页，我们做笔记的，只能花几页的地方，去包括全书的内容。所以在做笔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选择，择那要紧的记下，而把那些不要紧的忽略过去。这种工夫，初做自然烦杂，但久而久之，便会走上了路。上路的人，翻开一本要念的书，看完一节，马上便可觉得，那几句话是重要的，那几句话是不重要的。（3）参考时的便利。我们念书的时候，每每想到，以前看过某书，书中也有同样的讨论。这时节，假如我有笔记，便可把笔记翻开，一阅即得。这种融会贯通的乐趣，真可说是其乐无穷。假如我没有笔记，那我非到图书馆去找原书不可。有时花了半天，还找不到；即找到了，时间上的损失，也就很多了。此外我们作文的时候，也常想征引学者的言论，如有笔记，便利得多。
做笔记的重要，已如上述。附带着我愿意谈谈做笔记所用的纸张。有人主张用一张一张的片子做笔记，做完之后，便分类放在一个大小适当的盒内。这是学者所用的方法，在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似乎可以不必这样精密。我最初是用坊间所售的练习簿作笔记，后来觉得这种簿子有两层缺点：（1）大小不一致，式子不一样，不易保存；（2）假如有写错的时候，不能把那张错的扯下，因为扯下便把簿子弄坏了。后来我便改用零散的纸张。这种纸张，日积月累，满了一学年，我便把他分类装订成本，前面做个目录，后面做个索引，既便保存，又易检阅，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
做笔记是自己用功的方法。但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而且没有朋友在旁边鞭策，自己每每因循不知振作，所以（二）我们读课外书籍，应当邀些同志一起努力。换言之，我们应该邀集四五个敬爱的朋友，组织一个读书会，互相研究，互相勉励。在开会的时候，可由会员把已作成的读书录，对众报告。报告之后，可以互相质疑问难。我同几个朋友在民国九年组织的“二十”，动机在此。我现在回忆从这个会社得到的最大益处有两点。（1）作文与谈话的练习。（2）读书的鞭策。因为开会要报告，所以非常念书不可，自己想偷懒也不行。我想同学中如有觉得自己意志不甚坚强的，非用这种方法逼迫自己读书不可。
读书对我实际生活上的影响也不少。我很相信，一般人的盲从或武断，都是由于念书太少的缘故。许多人以为清华恢复兵操，是一件值不得细心讨论的事，一件极容易解决的事。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中盘桓至数年之久，至今我还没有得到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结论。我因此怀疑同学们，他们赞成或反对兵操的，虽然有的是经过细心考虑而来，但大半不是盲从，就是武断罢？我个人最反对盲从或武断。我很佩服《草儿》作者的两句话：“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我常常想约束自己不做理由不充分的事，不做说不出理由的事。这种态度就是中西学者暗示于我的。你看他们的书中，每发一言、建一议必有自己信得过的理由证实他。作文如此，做事也如此。我们把书中暗示我们的态度，应用到处己接物上面，便是实际生活的受用。
（二）中文
这个问题，我在《周刊》上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希望同学注意中文，最要紧的原因有三层。第一，我们的同学，无论将来学实科或是文科，一定都是国内的智识阶级。我们受了很大的利益，就不应逃脱我们的义务。我们的义务甚多，其中有介绍西方文化一项。试问，我们做留学生的，不负这个责任，谁还来负这个责任？我们既然负了介绍西方文化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中文，就应当特别注意。否则学了满腹学问回来，只落得及身而绝，不能传给别人。我愿意在此特别提醒那些学实科的同学，请他们特别注意中文。因为据一般人的观察，学实科的人，最不注意中文了。他们如长此不注意，中国的国民，便长此得不到科学智识和应用科学的技艺。结果中国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将永远为欧美的附庸，不能自己成为大国。所以我极希望学实科的同学，有些立定著作的志愿，使西方的各种科学，也会与东方的一般民众，发生关系。第二，我们中国古籍中，不知藏着若干珍宝。这些珍宝，只是缺少开掘者，所以大家都不能看到他的丽质。开掘这些珍宝最要的工具，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只有我们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人，懂得最透澈。所以整理国故的责任，舍我们莫属。我们为将来整理国故起见，现在也应注重中文。第三，在现在这种东西交接的时代。我们不但有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的责任，同时还有介绍东方文化于西方的责任。我们从中等科一年级起，到美国大学院毕业为止，天天看英文，写英文，所以用英文发表思想不是困难的事。我们既然能用英文发表思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光辉，传播到外国去。现在的留学生，一大半不能做这种工作，不是英文不行，实在是中文太差。他们中国书看得太少，中国事懂得不多，怎能负介绍东方文化的重任呢。为救济这层缺点起见，为使我们将来介绍东方文化胜任而愉快起见，只有现在多看中文书籍。
上面所说的三种使命，我们不必全负，但我们应该不惧艰难，至少担任一种。第一种事业，只要中文通顺，便可做到；第二第三种事业，则于中文通顺之外，还要训练自己，督率自己，使自己看得懂中国古籍，多看中国历代书籍。中文通顺，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懂英文的，更可由英文中悟到中文的文理及句法章法。我觉得中国的古文家，谈文章义法，无论如何高妙，总比不上外国的修辞家言。看完一本英美人做的English Composition抵得过看中国无数古文家所说的文章义法。我们先谈造句，次谈章法，次谈文章组织，次谈修辞要理，便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通顺无疵的中文了。再多看一些古文，多读一些诗词，便可由通顺进而为优美了。何难之有！
（三）功课与分数
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功课？我们对于分数应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个个学生心中都有的问题。我以为第二个问题是连着第一个问题而来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便不成问题。让我大略说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同学中对于功课的态度，有两种是不好的。第一种是到处敷衍，能够及格毕业，就算了事。第二种是死念功课，以得超等上等为目的。这两种态度的不对，就是他们都是为分数而念书：第一种人是怕不及格才去念书，第二种人想得好分数才去念书。这样念书，真是苦不可言，一点趣味也没有。念书原是一件有味的事，可惜这种人永远尝不到！
我从高一以后，对于功课的态度，可以说是一贯的，没有什么变更。我对于性之所近的功课，以及对于我益处较多的功课，便多花一点时间在上面；对于性不甚近，以及于我益处较少的功课，便少花一点时间在上面。社会学是我喜欢念的功课，所以我对于他，不但课本念得很熟，就是关于这门的课外书籍，教员没有教我们去念，我自己也要自动的去念。至如那些我不喜欢的功课，我就不大热心了。对于这种功课，我做到能够得到中等的样子，就算满足。
我既这样对付功课，所以分数对我不成问题。分数是你用功的成绩，你怎样用功自然会得怎样的分数。我自己的分数，在每学期的（开）始，自己便有点把握，说的痛快一点，在选科的时候，自己便有点把握，用不着朝朝夕夕，劳心思，勤耳目。这样，自己便不会作分数的奴隶，便不会陷溺为分数迷。这样，自己读书才能得到一点乐趣。
中等科的功课不必细谈了；高等科及大学的功课，有几十门之多，我们应该注重那几门呢？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答案，我愿意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作大家的参考。
英文与国文，为研究各种学问以及发表思想的工具，自然要特别注重。此外在高一的时候，应该注意第二外国语、几何、逻辑（中文的）等科，第二外国语，在初学那几个月，非得特别用功不可，否则越学越糊涂。逻辑教人训练思想，是个个学生应当做的工夫。在高一学逻辑的时候，如能参考几本外国学者的著作，自己切实研究一番，以后读书和研究问题，自然有秩序、有条理、不武断、不盲从。几何在数学中，我最喜欢了。他的好处，在能给我们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我们平日说话，最喜随便乱说。几何告诉我们说：你们说话要有证据，不要乱说。没有证据没有理由的话，只算是白说，没有价值。假如我们能把在几何课室中所得的训练，在实地上应用，受益一定不小。在高二的时候，可以在历史上用点功夫。历史是讲因果的学问。他指示我们，有什么原因，可以生什么结果。我们念历史如念得得法，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因果的观念。历史又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胡适之先生所谓“祖孙的方法”。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得到这个方法，受用真是无穷。念历史应在这两点上注意，假如专记事实，没有多少用处。在高三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学一门自然科学。这门功课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便是科学的方法。到了大一，便可在自己预备专门的学问上用功了。
上面所说，多从西文功课上立言。中文功课，下学期以阅书为主体。我们应该早早计划，把梁任公先生所定的最低书目，略加修改，预备于毕业前读完。我们以前因为没有人指导，所以现在后悔也来不及。诸君现在既然有明灯在前照路，还不努力奔驰吗？
（四）运动
同班的许多同学，每每告诉我说：“你的身体，比来清华的时候强得多了！”我现在想起清华给我身体的益处，心中的感激真是无穷。
我在中等科的时候，对于运动，并不十分注意。当时校中没有体育馆，运动的器械不完全，每星期又无体育课，所以像我们这种文弱的人，竟感不到运动的趣味。到高等科以后，我才渐渐知道运动，渐渐觉得运动有味，渐渐有点每天非运动不可了。这种经验于我是新的。我在十几岁以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跑过跳过。小时我在家里，父兄总教我们规行矩步，学大人的模样。我在八九岁的时候，人家每每赞我有大人之风。小时没有练过的跑跳，现在却来补习，所以在运动一方面，我的确可以说是“返老还童”了。
我们都是活泼泼的青年，当然要天天运动。运动的趣味，和运动对于身体的益处，我的同学知道得也许比我还多，所以我也不必赘言，我只希望同学们，要常常保存这个好习惯，（天天运动的习惯）不要丧失。
我们读书固然不要忘记运动，但运动也不要忘记读书。读书忘记运动的危险，在清华这种环境里，大约以后可以不致发生。因为清华学生的运动，已经相习成风了，不运动的人，加入清华，没有不被同化的。而且运动本身的魔力就大，一上了瘾，没有人肯抛弃的。然而运动忘记读书的危险，现在可以看得到，将来也许还有。陷入这种危险的人，应该时自警励。本来运动是为强健身体，使自己现在和将来，可以担任我们的事业。运动的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目的。所以在学生的时代，假如运动忘记读书，实在可以说是轻重倒置了。
许多人有一种迷信，以为喜欢运动的人，脑经比别人活泼；又有许多人迷信，以为喜欢运动的人，脑经比别人迟钝。其实这都不对。喜欢运动的人，身体强健，用功起来，可以不致一下就觉得疲倦，那是真的。但脑经的活泼与迟钝，与运动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若想脑经活泼，非多运用，多训练不可。运动家的脑经，并不特别比人活泼，也不特别比人迟钝。运动家如肯虚心念书和研究，脑经自然可以和别人一样好，或者比常人还要好一点；但是如在运动上用力太多，把应读书的时间都占去了，脑经自然会逐渐迟钝。所以结尾我愿意劝那些喜欢运动过甚的同学一句话，就是：运动不忘读书。
（五）课外作业与团体精神
课外作业的范围是很广，自当评议员以至教西柳村的小孩儿，都包括在内。我的意见，以为我们应该择性之所近，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作自了汉是最不对的。清华的自了派，实在太多了。而且我由朋友那儿听到的谈论，觉得这种自了的趋向，一天胜似一天。这种心理，实在是要不得。假如清华的学生，一个个都抱起头来念书，别事一概不管，那么清华岂不是要变成一所僧院么？还有什么生机可说？
许多人以为清华的团体精神太坏，我也作如是观。团体精神颓废最大的原因就是自了派加多的缘故。假如自了派都一扫以前的陋习，人人都挺身出来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我敢说清华的团体精神，马上就会蓬蓬勃勃。原来团体精神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的具体表现，便是各种形形色色的活动。活动的方面增广，参入活动的人加多，便可说是有团体精神。譬如下半年一开学：《周刊》出版了；学报也出版了；白话报也有人办了；演说辩论也有人练习了；评议会也个个星期开会，开会时个个评议员都出席了；校役夜学的教员有人担任，天天晚上看见学生在课室中教书了；西柳村的小孩子有人教导了；三旗营的图书室重行开张了；......我们还能说清华没有团体的精神么？要达到这个地步，非大家都起来做点课外事业不可。反是，《周刊》无人投稿；学报欲办不成；评议部开会不足法定人数，一开会只听到这个人辞职，那个人不干；校役夜学无人担任，走过教室门口，只看见黑漆漆的；......满目凄凉，毫无生气。我们只有摇首长叹，说一声清华的团体精神衰落！
一方面我极提倡每人出来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一方面我又极反对那些办事太多到处插足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力有限，假如身兼数职必定妨害学业。而且校中的职务有限，一人身兼数职，便把别人服务的机会都占去了。所以即使他们鞠躬尽瘁，勤于职务，结果只有使团体精神衰弱，不能使之兴盛。其故有二。第一，团体精神，要多数参加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假如少数人参加，多数人袖手，结果只看得见少数人忙来忙去，看不出多数人活动的成绩来。第二，课外事务，既都在少数人的手中，这少数人一走，事业便立见停顿。有此两因，所以我很反对那些“一身兼数职，把一切总干事的名目都堆在一起”的人。
(六)献文
我最敬爱的朋友及一切相知，别了，留赠你们这些，作我们数载同窗的记念。
原载《清华周刊》第285期（赠言号），1923年6月8日。收入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23年3月第一版
吴景超文，葛飞坤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