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潘光旦（1899-1967）先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他在多个学术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堪称中国现代社会学、民族学、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有不少公认的而且也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学术成果，如他对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的研究，尽管没有系统性的专著问世，但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已经显示了他的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深湛的造诣，被中国社会学史专家誉为他在社会学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1]他的长达14万字的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则是公认的民族学研究经典，成为他晚年在这个领域的重大贡献；他和费孝通合作的论文《科举与社会流动》自发表之日起就是社会史领域的典范作品，至今仍在相关学术领域中被频频征引；他译注的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学》一书无论是在翻译方面还是译注方面，都获得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并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这两本依据中国历史文献做的专题研究，曾经在一部分文史学者那里得到了积极的评价；[2]不过，这两项研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依据（优生学）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不无争议，所以有关专家学者在阅读、利用时也不能不小心谨慎。

潘光旦在优生学方面的研究如何评价，至今仍可以说是尘埃尚未落定。坚持极端环境论立场的人早在优生学发轫的时代就对其痛加贬斥[3]，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迄未休止，有不少人甚至称优生学为“伪科学”。那些持中立立场的人也往往对优生学采取“半信半疑”态度。[4]辩护者则认为潘光旦的优生学研究并没有完全步西方先驱者的后尘，即不再将优生学视为改造人类的“万应碇”或“如意丹”，而是对于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相当实际的估计，只不过是希望通过对人类婚姻、生育行为的选择来引导人口向良性方向发展而已。[5]也有人认为不宜将早期优生学视为“伪科学”。[6]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潘光旦在研习优生学的时候，是有所选择、有所综合的。对于西方优生学中盛行一时的种族主义以及那种过分夸大基因改良作用的学说，他坚决拒斥。他批判性地汲取了优生学中的“社会选择论”，参照一些优生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展开了社会学性质的研究工作。他是优生学家的身份在社会学界活动的，所以全面评价他的学术成就不能回避它的优生学研究。我认为，说潘光旦希望借助于婚姻生育的选择作用引导人口向健康、良性方向发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7]

潘光旦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发表了大量提倡优生学的文章或专著，他的研究一直尽管有着鲜明的优生学特色，但立论并不极端，在遗产与环境因素之间他固然着意强调人们一向忽视的遗传因素具有基本的重要性，但从来没有忽视环境因素的作用。或者说，他强调遗传因素是由于人们一向只强调环境因素，基本上把前者忽略掉了，有必要加以纠偏。如1931年他在《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一文指出：在人文论者眼里，形成人才的因素有三，一是生物遗传，二是文化遗业，三是平生遭际，三者共同作用形成生命的三边形。在这三种因素之中，遗传的作用最为基本，只有原料是玉是钢，才有可能是琢出玉铸出钢，如果不是那块料，就是勉强琢起来铸成了也是肯定不经用的。文化遗业和平生遭际，都是供给刺激的东西，前者是纵向的有时间性的，后者是横向的有空间性的。比如羲皇时代的人才任他有多好的遗传，长大了最多也不过发明钻木可以取火、烧土可以成陶器罢了；而爱迪生若是早生了五六十年也绝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绩，因为电学里的若干先决条件那是还没有具备。平生遭际所能影响的是只是造诣的方向，对其造诣的程度不会有根本的影响。因为，真正的人才可以不受环境的限制，而能对已成的环境加以“损益纠正”，从而推动文化的进步。[8]

潘光旦通过对社会的精密观察，一向认为艺术人才除了具备较高的一般智力以外还需要特殊的才具，如果没有其所需要的特殊才具，任凭你后天怎么努力也是难以成才的。1939年他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演讲结束时告诫在座的学生：“每个人必需十分谨慎选择学科，特别是艺术。如果发现自己天才不高的话，虽学也是枉费精力而一无所得的，还是希望赶快改选为是；因为艺术是最勉强不来的，不但需要后天的教养，而且非有先天的遗传不可！”[9]但我们也不要对潘光旦的思想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他所主张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式的流行已久的粗糙见解。他在给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生的演讲的开头明确指出遗传因素的复杂性：人类的品性遗传，不仅发现于哪一代是不能确定的，就是两个品性相当高超的配偶结合，也决不能断定下一代一定能够保持那相当高超的品性；假如一个孩子在完全未经特殊训练时而表现出某种特殊的能力，我们通常称为“天才”，而“这种天才往往突发于某一代而前后各代一无显露，但是，我们还认为是遗传，因为那个天才的血统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统，而是由两家、四家、八家等等混合的血统，某一血统的遗传性就突发在这一代了；还有，往往哥哥是有天才的，弟弟则不然，而我们也还认为那天才是遗传的，以前在习惯上不承认这种情形是遗传的关系，不承认是错误的，我们必需修正错误的观念。”[10]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出，潘光旦对于遗传因素的重要性和它发挥作用的复杂机制都有着相当准确而实际的估计，所以他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西方优生学流派中择善而从，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通过婚姻选择引导庞大的人类基因库大体上向着健康的、良性的方向发展，至今也不能说违背了科学的基本认识。这些基本观点也能够经得起人们生活经验的检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常发现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禀赋，后天的教育并不能对之加以抹平吗？我们也认识到如果不具备某种特殊的才具而去勉强学习某种艺术门类，最终仍然不能成才。我们也不时地可以看见高级知识分子夫妇的孩子很平庸而农民夫妇的孩子很优秀。这些现象如果不诉诸于遗传因素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单凭后天社会环境因素来解释，确实有很多难解的疑点。

我们看到潘光旦在早期的优生学论述中具有择善而从的特点，这与他对社会的精密观察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早期论述与研究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他的一些论述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人类的遗传是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具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他不加更多的解释说明就直接将人的品类高下和他的祖辈遗传作了因果性的推断；在一些论战性的文章中他对妇女解放论者的怨怼、不满之情即使不说是跃然纸上，也是相当难以抑制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人们正确地理解并接受他的主张造成一定的障碍。随着社会阅历与学识的增加，潘光旦的表述开始比较成熟，论述更加全面周到，对别的因素的合理性也给予了更多的理解。我们一方面必须注意到他前后思想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动态地观察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如果摆脱了对早期优生学的先入之见，并能准确理解潘光旦的基本思想观点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基本观点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和接受。他在优生学观点指导下所作的两个最具有系统性和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成果《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了。

在我看来，要重视《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这两本专著的价值，首先必须系统地研读潘光旦关于优生学的基本论述并对之形成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否则，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半信半疑”的态度，或者如有些学者那样，对他“过分”重视遗传因素保持距离而对他梳理的基本史实和具体观点表示认同[11]。

二

从1926年留学回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大约十一年间，潘光旦主要的学术工作是优生学。除了介绍、阐述优生学的一般原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加以评论以外，他的主要精力用在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和家谱问题。其中《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是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中国人才问题的历史研究上，潘光旦最初的尝试是发表于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可惜只完成了上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中国画家的时代分布和地理分布的变迁并从人才移殖的角度给予解释，说“移殖”而不说“移徙”，主要是想指明人才的迁移行为主要不是一二个人的行为，往往是一家一族一血族的集体行为，它所带来的是“一把画才的种子”，遗传的角度在此凸显出来了。[12]在画才的研究中，潘光旦曾长期地注意过苏州的长洲文氏家族，因为“中国画才蕴蓄浑厚之大家颇不少，顾未有文氏之甚者”[13]。1931年中期潘光旦曾根据《历代画史汇传》《清代画史》《苏州府志》中钩稽的材料，初步列出文氏于七八世之间所产出的大约三十个画家，揭示出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血缘关系。当时尚未获得文氏族谱，所以研究未能获得进展。后来可能获得了文氏族谱，他也试图将这项研究完成，1942年他列出了《一个世家家谱之分析——明清两代的长洲文氏》一文的写作提纲，但只完成了第一部分“文氏的源流”，便未能进行下去。[14]1931年12月，潘光旦应杭州浙江大学和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之约，以“杭州的人才”为题目之一作了演讲，但未能写成专文发表。1932年9月，苏州青年会的星期论坛约他参加，他便挑选了“苏州的人才”为题。[15]后面这次演讲经充实、修改，写成一篇论文《近代苏州的人才》于1935年10月发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创刊号上。这篇论文对于近代苏州各方面的人才之盛有很全面的叙述，并着重讨论了苏州成为人文渊薮的地理原因和生物原因，当然文化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只不过因这是一向受人重视的因素，他便略而不论。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的工作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一种特约研究，着手于1934年二三月间，资料搜集费去了半年时间，写作用了一个月时间，全稿完成于1934年9月。这个速度在今天的学术界也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他同时还承担着主编《华年》周刊、翻译霭理士的《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两本书等繁重的任务。这本书的正式出版，则因种种因素的干扰，竟然拖到了7年之后的1941年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

如上所述，在做这项研究之前，潘光旦不仅已经有过优生学理论方面的准备，而且在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开展关于人才问题的专题研究方面有了一些尝试，所以他在着手研究近代伶人时便是轻车熟路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光旦不仅熟悉西方优生学界的人才研究，而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不仅对其代表性著作如高尔顿（书中译名“戈尔登”）的《遗传的天才》、霭理士的《一个英国人才的研究》有关伶人的部分有所消化吸收，而且在留美期间还特意搜集到了一本学术界很少人注意的书，《美国的优伶世家》（Famous Actor-Families in America），作者是美国一位不甚知名的学者摩西士（Montrose J.Moses），书出版于1906年，甚至在1924年出版的加州大学荷尔摩斯所编的网罗得很全的《优生学图书目录》里也未能收录。“这本优伶世家一半是用谱学与传记学的眼光来写的，参考极丰富，背后附录的书目多至三十页，叙事的笔墨也很谨严，小至生卒年月一类的事实，也不肯含混过去。”[16]这本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作品”潘光旦曾仔细读过，成为他研究中国伶人血缘问题的最重要的范本。

一项研究能否成功，除了具备独到的理论视角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是否碰到了好的选题以及是否具有较为丰富而系统的资料。潘光旦对中国伶人的研究着重于地理的分布、血缘的分布和阶级的分布三个方面，而以血缘关系为最有特色，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最终确定为《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选择伶人为研究对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伶人过去长期一面受人“捧场”，一面却也受人歧视，歧视的结果使得他们在社会里成为一种特殊的阶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与别的社会阶级隔离开来，“阶级的内群婚配”使得观察伶才的品性遗传成为可能。在研究资料方面，潘光旦对中国历史上有关伶人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地钩稽，发现近代（即120年以来）的伶人资料比较丰富，足够这项研究作归纳、分析之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一书对于中国伶人的历史状况以及近代伶人的地理分布、婚姻关系与社会阶级分布等方面的史实所作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当时是开创性的，而且至今仍然未被整体上超越。作为一本学术名著，它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它的价值还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潘光旦所处的时代，对于动物的遗传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于人类的遗传研究还是不很精确的，除了从动物遗传研究那里取得一些借鉴以外，对于人类的遗传很大程度上依靠家谱资料，所以在欧美的优生学研究机构，没有不重视家谱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的。潘光旦在留学时期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治学的路径。他回国后开展中国问题的优生学研究时自然将对家谱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进行。1934年初，他在一篇文章里自信地说：“我七八年来的收藏虽不算特别多，但心血和金钱，却也花了不少，就中优生与家谱两类，尤其是经过一番张罗的苦心，在数量上也很可观，至少在目前国内的藏书楼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对手。”[17]从1929年初发表《中国家谱学略史》以来直至1948年发表《说家谱作法》，将近20年时间里，他围绕家谱学先后发表了8篇论文，对于中国家谱学的历史与成就，家谱如何改造以便作为科学的资料和史学的一个分支等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在潘光旦的研究计划里是打通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一个尝试。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嘉兴的成为人才渊薮与此地的氏族的清门硕望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单单做嘉兴一个地方的人才研究，有如1935年他发表的《近代苏州的人才》那样的作品，家谱的用处是不太大的；但如果要把嘉兴所产生的人才和这里的世家大族的关系揭示出来，则不能不借重于家谱资料，有时还需要一些科举的硃卷资料，因为这些资料记载有他所需要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事实。因为有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两方面的结合，所以我们可以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比此前单纯的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有所推进。

中国的旧式家谱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有很多局限性。如伪托名人作为先祖，记载的事实往往太过简略不足以作为科学的分析之用，记载偏重男子一系，对于嫁出的女儿和娶进的媳妇都非常忽视，等等。潘光旦从大量搜集的嘉兴家谱资料里钩稽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在他的努力之下，嘉兴望族之间错综复杂的通婚关系得到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而且将望族与嘉兴的人才辈出联系起来，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总是有缺憾的，他尽管在一时间尽力搜集了他所能看到的资料，但资料是没有尽头的，一个人总难以穷尽一项须世世代代学者从事的研究。他感叹家谱的搜集还不够多，许多孤零的血系还是找不到它们之间应有的联系；除了家谱资料以外，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他平时不专门收藏，所以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不管怎样，潘光旦的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给后人指出了若干努力的方向。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除了开辟了结合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新路径，以及提供大量具体的事实以外，还修正了以往流传已久的某些看法。如中国很早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但作为一种愿望，何以不多包括几世，而甘心以五世为限？如果说《左传》上的占卜之词只说五世，意在表达不敢希望太奢，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肯定的说法又为什么如此肯定呢？潘光旦通过对嘉兴望族的研究，梳理出91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图”，发现最少的世泽流衍有4世，最多的竟达到21世，平均达到8.3世，由此推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老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以实证材料检验一种流行观点的做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启发。

三

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中，从事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并取得比较突出成绩的有潘光旦的中国家族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儒家社会思想史研究，吴景超的秦汉社会史研究，李安宅关于《仪礼》与《礼记》的社会学研究，瞿同祖中国法律史的社会学研究，费孝通的亲迎习俗地理分布研究、与潘光旦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绅权研究，林耀华的中国宗族研究，董家遵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除了一小部分受到今天的学术界重视以外，至今还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阐释。从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来看，潘光旦似乎是最为突出的。这与他的求学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治学路径有密切的关系。

潘光旦幼承庭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切的认识，不过并未得到系统的训练。他仅仅在1905年上过1年私塾，后来就转入新式学堂了。由于诗书家庭环境的熏陶，他年龄稍长时，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中国人，不能对本国的旧学没有研究。他的办法是平时利用自修时间读线装书，还充分利用长达近3个月的暑假和1个月的寒假，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还曾搞过一个暑假的《说文》。这样，经过七八个暑假，他对中国旧文献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出国留学时，他随身带了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18]“旧学商量”、“新学培养”，奠定了潘光旦日后在学术思想上会通中西的基础。在清华学校和留学美国的学习，使潘光旦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时往往特别重视以西方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历史文献，形成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

潘光旦在研究中，历史文献运用得非常广泛，他对历史文献采取的态度是：要善于抉择与多作考据，不能动辄“疑古”，这和五四以来盛行的“疑古学派”形成巨大的反差。他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话固然很对，但对于已往的文献过分怀疑，认为全都是断烂朝报，也不是做中国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据考古学家说，《周官•考工记》的内容，究属可信到什么程度，以前本来不知道，但后来发掘的结果，找出了许多实在的制作物，例如殉葬用的车子，证明《记》中所描写的种种，有许多是很对的。可见原有的文献中，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相当可靠的，要在我们善于抉择与多作考据罢了。如果一切学问都得靠实物，那我们还有多少学问可以做呢？何况社会的现象，特别是人伦关系的比较主要的一部分，又是非常抽象，从泥土里绝对挖不出来的呢？[19]

对于当时照搬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资料的做法，社会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强调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在这一学术潮流之中，社会调查的成绩更为突出，使社会学与中国实际隔阂的局面初步得到改观，但社会学者不通历史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潘光旦又说：

近几年来，自从调查的风气发达以后，统计的资料加多以后，情形当然的比较好些。但社会现象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有它的来历，它有它的原委，它有它的“然”，也有它的“所以然”，近时的调查工作所能发见的最多只是一个然，于其所以然，实际上还没有人过问。换言之，研究社会的人大都不通晓历史，而在研究历史的人又往往不通晓社会。研究历史的不懂社会，还不要紧，而研究社会的人不通晓历史，却有很大的危险，好比医生只看见症象，而不探问病源，也就无怪一切解决方案的不切实际了。到了今日，大学社会学系所列的“中国社会史”一学程，始终没有人会教，即使有勉强开这一课的学校，也无非勉强凑合，以符功令罢了。[20]

从潘光旦说这些话的1942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学科在历史学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但是在80年代初期开始重建的社会学界，中国社会史“始终没有人会教”的状况似乎并未改观，甚至未能达到民国时期的学术高度。继承社会学前辈的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仍是一件迫切的学术任务。重读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这样的早期研究典范应是第一步必要的工作。

本文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潘光旦著《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2015年）的导读。

[1]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2] 如卞慧新1948年5月为《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写的书评（刊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52期，1948年5月31日，第一张第四版），颇为肯定潘光旦家谱研究和人才研究的一系列成果。

[3] 最为典型的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他曾与潘光旦在《社会学刊》上就“优生与文化”的问题展开过长篇学术辩论，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4]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刘绪贻即作如是观，详见刘绪贻：《博学、济世、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社会学家茶座》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胡寿文：《优生学与潘光旦》，《读书》1996年第12期。

[6] 蒋功成：《伪科学，坏科学？——优生学所受到的批判及其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5期。

[7] 详见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第二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8] 参见《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6-337页。

[9] 潘光旦：《艺术与遗传》，《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520页。

[10]潘光旦：《艺术与遗传》，《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517页。

[11] 葛兆光：《世家考》，《东方》1995年第6期。

[12] 潘光旦：《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潘光旦文集》第8卷。

[13] 潘光旦：《论长洲文氏画才的渊源》，《潘光旦文集》第8卷，第346页。

[14] 潘光旦：《一个世家家谱之分析——明清两代的长洲文氏》，《潘光旦文集》第9卷。

[15] 关于潘光旦对杭州和苏州人才问题的演讲，参见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125页。

[16] 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120页。

[17] 潘光旦：《两年前的今日》，《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73页。

[18] 参见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10卷。

[19] 潘光旦：《谈中国的社会学》（辑入《自由之路》），《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30页。

[20] 潘光旦：《谈中国的社会学》（辑入《自由之路》），《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29-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