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运震和胡天游
牛运震去世后，其父所撰《行状》说：“在蒲时，交江南名士胡稚威，咸相欢，依依不忍舍。”蒲指山西蒲州，胡稚威即著名诗人胡天游。
胡天游（1696～1758），字云持，又字稚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被称为“旷代奇才”，在清代名气很大。其骈文人称天下无人可敌，诗风格独特，开创奇诡一派，人谓可与王士祯的神韵派、袁枚的性灵派分庭抗礼。但他科举极不顺遂，一生都是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最后客死异乡。
牛运震比胡天游年轻十岁。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两人都互相算不上最重要的朋友，之间真正的交往也只有大约半年时间。但要深入了解两人生平，所谓知人论世，对他们相知相遇的情况作些探讨也不无意义。故摭拾有关材料而为此文。
一
乾隆元年丙辰（1736）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是通常科举之外搜罗民间高级人才的考试。应考者不计资格，不管已仕未仕，只要有督抚或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布衣也可应试，录取即可授官。牛运震与胡天游都曾参加。胡天游是被礼部尚书任兰枝荐举，牛运震则是被山东巡抚岳濬荐举。考试由乾隆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主持。有记载说胡天游“疾发即橐笔出”，因病提前离场；牛运震倒是做完了试卷，却不料“赋长逾格”，又“策多古字”，也没成功。
关于胡天游考试因病退场事，袁枚的《胡稚威哀词》说：“稚威鼻鼽，嚏不止，血涔涔下，污其卷几满。”强溱《石笥山房集序》说：“应鸿博试，以血污卷，易卷而复污者再。”但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胡天游并没有参加乾隆元年的考试。“疾发即橐笔出”是第二年补试时的事。
胡天游之子胡元琢撰《先考稚威府君年谱纪略》：
乾隆二年丁巳，礼部尚书任公兰枝，府君己酉座师也。奇府君才，特疏复请试鸿词。续至长安，待诏者欲首拔府君，已入廷试，鼻血污卷，扶病出，诸公咸为府君惜。以府君故复入鸿博翰林者四人：首江南宜兴万松龄，次云南石屏张汉，江南武进杨度汪，福建洪世泽……
据此可知，胡天游参加的是乾隆二年的考试。《高宗实录》乾隆二年七月有“补试续到者二十六人于体仁阁”的记载，胡天游应为二十六人之一。
《年谱纪略》说这次难得的补考机会是胡天游的座师任兰枝为他特疏争取来的。这未免有所夸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这个因素存在。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考试者不少，任身为礼部尚书，在自已职权范围内向皇帝提出补考的建议，也是有可能的。
《年谱纪略》雍正十二年有“丁祖母杜太夫人忧”，乾隆元年有“入都应博学鸿词”，但未记考试事。可见《清史列传》记胡天游是“持服未与试。二年服阙补试，试日鼻衄大作”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如果说鼻血污卷是在乾隆元年，因此次年再补考一次，这显然对像牛运震等大批落榜者不公平，是不太可能的事。
－－之所以不嫌辞费地考查胡天游参加的是哪场考试，是为了判断他是否与牛运震有过接触的机会。现在基本可以断定，这种可能是有的，但订交的可能似不太大。
但他们或许能知道对方的名字，至少牛运震能知道胡天游的大名。因为当时胡天游作为江南名士早己名动京师。《清史列传》说：“方是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稠人广坐，天游辄援笔，数千言落纸如飞，纵横奥博，见者嗟服。”看来他不是个深藏若虚的人。荐举他参加鸿博者就有多人，除任兰枝外：“大学士史公贻直、协办大学士阿公克敦以学问淹博荐，工部尚书刘公统勋以品行端洁博览群籍荐，仓场侍郎彭公树葵以人朴直潜心经学荐，大理寺卿王公曾汾以淹通经史博习艺文荐……”（强溱《石笥山房集序》），有这么多名公巨卿的揄扬，其荐举的理由又几乎包括了所有褒评，胡天游的名字想不在京城妇孺皆知都不可能。
牛运震的名气自然难及胡天游。但他三年前已中进士，四年前在国子监读书时令祭酒孙嘉淦惊叹“汝后生竞绩学乃尔耶！”（《行状》）此次考试时他和山东同乡刘藻、颜懋伦等人出入天坛道院和陶然亭等地，诗酒唱和，风流倜傥，也是出尽了风头。
这次参加鸿博考试的有二百多人，连补考被录取者只有十九人。很多著名的饱学之士、诗文名家，如桑调元、顾栋高、厉鹗、沈德潜、裘曰修等都被摈弃。所以在鸿博失败这一点上，不足为胡天游和牛运震病。但是胡天游为此而两度入京，风尘仆仆于旅途，鼻血涔涔于金殿，而终于毫无所得，也真是倒霉透顶，关键时刻偏就掉了链子！
二
虽然鸿博失利打破了牛运震入翰苑跻玉堂的梦想，但他毕竟是吏部有名的两榜进士，无碍于实现他报效朝廷名传青史的愿望。乾隆三年（1738），牛运震进京谒选，掣签得甘肃秦安知县。当年走马上任，从此在大西北开启了他宦甘十年的人生“重头戏”。他先在秦安县、徽县（还兼署两当县），又调平番县。每到一地他都政绩突出，令人瞩目。他教民耕织，兴修水利，平反冤狱，兴办教育，……为官又清正廉洁，实心爱民，深受百姓拥护和上司器重。乾隆十二年，由于在处理突发事件固原兵变时表现了过人才智，一省之最高首脑总督和巡抚已准备提拔他。但在乾隆十三年（1748）秋，牛运震的人生道路出现急遽转折，仿佛从高峰一下子被拋到了谷底。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乾隆十一年（1746）春，平番县发生大面积的饥馑，其中有个叫五道岘的地方特别严重，百姓缺衣少食，奄奄待斃，牛运震组织粮食和衣物赈济，又自捐粟二百石，煮粥施放。连百里之外的饥民都来领赈，活人无算。灾荒过去后，五道岘百姓感念县令救命之恩，自发每户集钱一文，做了一件万民衣，连同余钱一起，敬献给父母官。牛运震难以拒绝百姓的一片诚意，“受衣返币”，即接受了万民衣退还了余钱。
省里高层官员对牛运震的格外重视，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牛运震在官场埋头政务，不事逢迎，得罪了一些官员；他禁革陋规、让利于民的种种措施也使一些人利益受损，他们对牛运震当然恨之入骨。于是在关键时刻对他发起弹劾，“罪过”就是受万民衣事。事发后平番县“城中民数百号泣于庭”，他们决定赴省城为他申冤；被牛运震坚决制止，因为他知道，这样只能造成更坏的结果。
此事的最终结果是牛运震被罢官。
牛运震有一首题为《偶成》的诗，写的就是当时感受：
老至犹徇禄，青山归去迟。平生真自许，世路竟何宜？家破边霜后，官休秋雨时。自怜摧损后，空叹羽毛奇！
四十多岁了，还在贪恋官位迟迟不能回家，这值得吗？平日里自命不凡，现在碰了壁才懂得未必应该那样；但是，人生在世，到底怎样做是正确的啊？现在家也散了（应指随任的家属己经离开），官也丢了；自己就像杜甫笔下的那只曾经招人喜欢又终被伤害的鹦鹉，羽毛再美丽，又有什么意思啊！
但他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免职后的牛运震“无饔飧计，门生百姓竞以柴米遗之，始获济。”（《行状》）他只好先去兰州皋兰书院讲学一年，才筹足了返回山东的路费，于乾隆十五年（1750）回到故乡。从此彻底告别了甘肃，告别了官场，回到一个读书人的本色。设帐授徒，课农教子，笔种墨耕，煮字烹文。
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牛运震应山西巡抚恒文之邀，去省会太原附近的晋阳主讲三立书院。次年的三月，又应山西河东道道员乔光烈之邀，去蒲州主讲河东书院。
乾隆时候的蒲州府属河东道，道员乔光烈，乾隆丁巳进士。在乾隆九年（1744）任宝鸡县令时曾和牛运震一起被抽调到西安任陕西乡试阅卷官，两人因此而相识。上年牛运震去太原，应该就是出于乔光烈的介绍。
蒲州府知府周景柱，雍正己酉举人。蒲州府下辖永济、临晋等六县，永济县为府治所在。而永济知县张淑渠，乾隆戊辰进士，济宁人，与牛运震可称乡党。牛运震在写给弟子张佩芳的信中说：“吾今年来蒲本非得已，所以来此者，一恃蒲有三知己可作主人”，所谓三知已，就是指乔光烈、周景柱和张淑渠。
在晋阳和蒲州，以及之前在兰州皋兰书院，之后在兖州少陵书院，牛运震开始了他的绛帐生涯。这是他人生中可以与任县令相提并论的重要经历，也是在任县令时每到一处就兴办学校大力发展文教事业的继续。教书育人，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对此他是很有成就感的。他在写给挚友颜懋伦的信中说：
四月十四日始到蒲。初上馆生徒寥寥，旬月间四方云集，负笈者日众。平阳以南，中条以北，都有来者。晋阳旧门人来者五人，陕之同州等处诸生渡河而来，迩日学舍不能容，僦民房道院以居。讲贯日勤，渐有进益，道府诸公为留意作养，以诸生文字长进为幸，奖赏俱有实事，鼓舞相先，诚盛举也。
夏日苦热，讲业批文字亦自过劳。五日之中，一为休息，缘小儿及晋阳旧门人读书中条山中，其地有万固、栖岩、白石诸寺，翠岩青壁，乔松修竹，回复缭绕。毎往，则与诸生寻怪石、穷幽泉，登绝顶；望黄河、太华，倚风长啸，或吹竹弹琴，以相酬和。日暮返辔，马上月来，飘然意得，真不知暑。当事者知之不以为意也，且怂惥之，较之去年晋阳束缚而拘牵之者，乃有仙凡之隔矣……。
从中颇可见出他当时心情的满意和愉快。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品尝过从成功的灿烂辉煌到失意的黯然神伤的种种滋味以后，年已半百，华发生鬓的空山先生，此时似乎已经从失意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又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自信和乐趣。
三
而鸿博失利后的胡天游，只能锲而不舍地继续在科举路上挣扎。《年谱纪略》载他在乾隆六年（1741）、九年（1744）、十二年（1747）都参加了乡试，但仍然不能成功。而他的文名却似乎因此而越来越大。而文名大了，更引得“诸公卿争欲致门下，每试，为推挽者麇至”（袁枚《胡稚威哀词》）。这又反过来增强了继续考下去的信心。
《年谱纪略》载：乾隆六年乡试，“翰林双庆入闱分校，自诩曰：吾必中胡某为阖榜光！府君卷落其房，而双庆公不能句读，即钩勒，皆误。人咸谓其爱府君才而不足以识府君文为恨。以表语华缛拔今顺天丞申甫卷，以为是必胡某也，亟中之。及榜发，则知申甫而实非府君，双庆公亦自以为愧。”因为考卷是弥封的，考官只能凭眼力判断作者。这位双庆公一心想要在自己的房中能出个大名士，无奈他对胡天游的文章根本看不懂，句读都是错的，所以只便宜了那个文字华缛的申甫！同样的故事三年后又重复了一次，胡天游还是因为文字奇古而落榜。
胡天游的文章太深奥甚至艰涩，有人比之为唐代的樊绍述。包世臣说：“征君（指胡天游）文固不至如绍述之奇涩，然在今世与绍述在唐亦略当矣！”这其实是对他文风的委婉批评。而且，他还不愿遵守考试的规矩，袁枚说：“稚威意气岸然，不屑一顾，策文至一千言，论或数十字。与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屡改乙科。稚威凡三中乙科。”“改乙科”就是改为副取，乙科是不具备考进士的资格的。胡天游为文不屑于投合庸众的口味，又不守规程，这都生动地表现了他的不同流俗和名士风度，而其代价就是考场中屡屡失利。
连乾隆皇帝也知道了胡天游的大名，袁枚撰《胡稚威哀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乾隆十六年，再荐经学，有一品官忌之，为蜚语。闻上御正殿，问“今年经学中胡天游何如？”众未对。大学士史公贻直奏：“胡天游宿学有名。”上曰：“得毋奔竞？”史免冠叩首，曰：“以臣所闻，太刚方自爱”。上默然。自后荐举，无敢复言稚威者。
这一品官是谁不得而知。大学士史贻直，是很为乾隆皇帝信任的重臣。在这次对话中，皇帝最关注的是胡天游是否“奔竞”，即干谒投靠权贵。因为他最恨的事情就是官员间形成朋党。在此之前，军机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明争暗斗，曾经牵涉多人，历时数年。而鄂尔泰曾在朝堂公开宣扬胡天游之名，甚至说过“必用胡某以荣馆阁！”的话，所以皇帝对胡天游的事特别敏感。
史贻直回答皇帝的话，既客观又充满政治智慧。他解除了皇帝对胡天游可能有朋党背景的怀疑；但从此朝臣不敢再荐举他，却彻底堵住了他的上升之路。
胡天游性格耿介。他住在任兰枝家时，“晨夕商榷读书，未尝挟一刺干公卿，公卿素慕其名，思一见亦不可得。”（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这就是史贻直说的“刚方自爱”。这样的性格是不适于丛林社会的。他并未进入官场，却已经得罪了一品官；如果幸而中举中进士做了官，他也未必能顺风顺水地做下去。牛运震的经历和下场就是明显例子。
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样，胡天游本来的人生愿景就是读书应考，科举成功后做官。据说他出生时就有鹊鸣于庭的吉兆，又天质聪颖，所以无论家庭、社会还是他自己，期许都很高，至少都认为正途的举人进士不在话下，从任兰枝到那些自愿荐举他的高官都这样认为的。无奈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他光副榜就中了三次，却始终与举人无缘，更不要说中进士了。被荐鸿博这样极难得的机会，居然两次都出事泡汤。除了说这就是命，还真不好解释！
其实，除了机遇等偶然性的因素外，也并非沒有主观的原因。不单是文章过分深奥，他性格中的特立独行，甚至狂放怪诞，都注定他不适于考场。八股文需要循规蹈矩，严守程式，而如前文所述，他却连考试时文章的字数规定都不能遵守！
但胡天游又不具备《儒林外史》上的杜少卿那样的思想境界和家庭背景。他一次次地考，说明他不能忘情于做官；他还家境贫寒，须要以做官改变经济窘境。
说起他的贫穷，有以下两例：《年谱纪略》有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率元琢赴蔚州赘外家童氏”的记载。元琢是胡天游的嫡长子，负有传宗接祀之责。但却要倒踏门去入赘别姓，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情。这只能说明这个名满天下的大文人已穷到连给儿子聘妻的能力都没有，因为那时元琢年已28岁，成了大龄剩男，父亲无奈才出此下策！又，第二年五月，“吾母王孺人偕三弟、七妹至京，是年府君闲居，极窘，吾母自南来，典衣裘以迎吾母弟妹于粮艘”。这个拉扯着一大群孩子（《年谱》雍正十一年有“十妹生”的记载）的男人，在京已十几年却穷到如此程度！
胡天游从乾隆三年起就寄住于任兰枝家，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任去世后，才赁屋于米市胡同；而次年正月又移居到城西道院，十月，移居阎王庙；十三年又住小安南营火神庙；十八年，住棉花下五条胡同……几年中居无定所，可见在京确是居之不易。他谋生方式主要是坐馆和卖文。《年谱纪略》载他乾隆十二年“馆王晋川宗丞第”，十五年“馆田少宰懋第”，十六年“留京馆少司农裴公曰修第”，等等，而坐馆，其实就是做家庭教师，虽然东家都是大官，教的却也许只是蒙童。这和牛运震的在书院任山长或讲习大不相同，那些省级或道、府级的书院，其实是一省或一道、府的最高学府，山长都是由最高领导礼聘的。卖文，包括谀墓文及为官员代作等，还有修撰地方志。乾隆十三年以后，胡天游连续被聘修了《宁武府志》《榆次县志》《河间县志》《蒲州府志》和《阳城县志》，这比坐馆收入可能高些。乾隆二十一年有了“主河中书院讲习”的记录，可惜此时他己病入膏肓，不久就告别人世了。虽然也有时候“四方求文者辇金币踵门”，而他的性格是“歌呼宴客，所获立尽”，存不下钱。所以他一生都是在穷苦困顿中渡过的。
可以说，胡天游是二百多年前的“北漂”。他以惊世的才华，怀抱美丽的幻想，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苦熬苦拼，自信能一鸣惊人一翅冲天，不料十几年过去，他获得的除了虚名只是失望！
他离开家乡后估计回去的次数不多。后来孩子和夫人也追随来京。《年谱》载乾隆五年“元琢至京”；乾隆九年“元琢寄大兴籍”；寄籍是为了能在北京参加乡试。胡天游希望下一代在首善之区扎下根来，让子孙永远成为天子脚下的子民。所幸乾隆十五年元琢“九月登北闱贤书”，参加顺天乡试中了举人。他的愿望在下代身上得以部分实现。这应是胡天游北漂历史上难得的亮点。
（我们只知道胡元琢在乾隆四十五年时做过河南光山知县，但因处理邪教事失当被革职。又，乾隆二十三年的《新修曲沃县志》，署胡元琢、徐储纂，曲沃在山西，可能是其父在山西临终前揽接的任务。）
好在胡天游在十几年中结交了不少高官名流，他们中的很多人真心地关心他，尽量为他介绍卖文和修志书之类工作以维持生计。所以有了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胡天游应蒲州知府周景柱之邀编撰《蒲州府志》的事。
四
胡天游比牛运震早一年去蒲州。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六十大寿，他于此年前回京庆寿，三月即又返蒲州。而牛运震则于三月动身自兖赴蒲，这样，两人在蒲州就有了结识和交往的机会。
《空山堂文集》卷二有牛运震致胡稚威书信四件，从中大略可以看出两人的交往情况。
第一书《与胡稚威》，云：
农夫日履阡陌，而不知其苗之硕，习而忘其美也；海估日逐鱼虾，久而鼻与腥倶化，习而忘其恶也。明镜不疲于屡照，若操爝火以烛暗室，百物其为光也，不亦劳乎！仆今者适有类于是：生童课卷三十五卷，敢求生眼阅之，兼赐削正，山长藉以考诸生，并以自考，何如？
此书内容是请胡天游代看课卷。那时课卷自然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生童，应是指生和童，即已经进学成诸生（秀才）者和尚未进学的童生。请他看课卷的原因是“求生眼阅之”：所谓生眼，与熟眼相对，指没有先入之见的看法，恰如开头所用两个比喻。熟眼看问题容易被习惯形成的偏见蒙蔽，对其特点视而不见；而生眼则具有新鲜感，是第一印象，更容易把握对象的长处和不足。我们知道，那时候的考试除了种种程式是必须谨守不容突破外，文章本身并不存在标准答案。文章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阅卷者的主观感受，同一篇文章有可能甲判优而乙说劣。所以换生眼看文章，可以看作是牛运震教书育人方法的一个创造。
第二书云：
投缟赠纻，此自古人多事，然政不可少。《十九首》“遗我一端绮”乃有胶漆之叹，若“遗我一书札”，便祗是置书怀袖，“三岁字不灭” 而已。故人情重，安知一尺不重山岳邪！时缎一端，此得之门人者。心久欲献而未敢也。今奉上，想不以却世人之例却之。亦见云持、真谷不徒空掉笔头作往来也。
此书是牛运震派人给胡天游送去一端缎子时所附。也许是对代看课卷的酬谢？书中引《古诗十九首》，幽默中尽显亲切。以“故人”相称，或是指当年参加鸿博之试事。曰“久欲献而未敢”，又曰“想不以却世人之例却之”，都是说胡天游平日为人耿直，不愿受人礼物。
从以上两书看，当时两人间的交往应该是经常的。两人都是官方请来的大名士，而东道主也都是文墨之士，诗酒留连文字切磋当然不可避免。
胡天游《石笥山房诗集》有一首七古《褚千峰歌》。褚千峰即陕西郃阳人褚峻，是一位碑帖商人。他出于对古代金石碑版的强烈爱好，长年深入荒山穷谷寻访碑刻，后来由牛运震撰写介绍考证文字，于乾隆八年编为《金石图》一书。褚峻这种人在那个时代是被士大夫轻视的。胡天游在诗中说“古来万事皆有癖，莫笑君痞惟金石。试问中间何所资？自言不以三公易！”对他高度赞赏。此诗在诗集中排在《同张明府泛五姓湖有怀真谷山长》之后，似乎可以说明在乾隆二十年前后褚峻到过蒲州。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之间、以及和蒲州的文人学者之间的一些交往。
胡天游和牛运震本来都是渴望用世的人。胡是才子型的文人，憧憬金榜题名，玉堂献赋；牛是正统型的儒者，讲究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现在他们都步入老境，对那些光宗耀祖的宏大愿望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兴趣，生命只是沿着固有的轨迹和惯性向前移动而已。两个有着第一流天质又饱读诗书的学人，现在都是背乡离井，寄人篱下，一个以笔墨、一个以口舌，来作稻粮之谋。回顾平生，抚摸着心灵的累累伤痕，他们的心境应该也多了几分平淡、少了一些激烈了吧？他们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在风晨月夕或酒酣耳热之时，也应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吧？……可惜的是留下来的资料太少，使我们难以真切细致地了解他们当时的心曲。
五
现在能够知道的两人在蒲州踪迹，还有那次游五姓湖。
五姓湖在今山西永济县。胡天游《石笥山房文集补遗》有一篇《五姓湖记》，该文说周景柱知府任职后，了解了五姓湖以前风光的优美和人烟的繁盛，以及后来由于淤积等原因而失去了往日景象的情况。于是组织人力进行疏浚，五姓湖终于恢复了“浩淼弥望，浮碧无际”的面貌。并且，原先因湖水面积减少而失网罟之利的渔民也大得好处，“水日益盈，鱼亦日益众。癸酉之冬，罟师棹入者舟数十比，甲戌已百余，今年乙岁且二百。盖合临晋、永济、虞乡三县之人皆往焉……”五姓湖又成了当地的名胜之地和聚宝盆。这自然是周知府英明领导的结果。周知府对此当然是欣然自得的，他除了请胡天游写了这篇文章，还又组织了一次规模可观的游湖活动。
活动选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十月初举行，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牛运震《空山堂文集》卷五有《游五姓湖记》，下边摘抄部分内容：
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余与浙东胡稚威及周侯、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泛舟于湖……十月二日，余与张、毕二君先后至湖，已而周侯自虞乡却来，迎胡君达湖上。当是时，渔人、篙工及湖山农民百数人，咸舣舟以待。明日登舟，由南岸放乎中流，绿岚微晕，红林未脱；风平烟净，湖光潋滟；白云横抹，桥影参差。已而叩舷载咏，举酒相属；高宴转清，极望旷渺，乐可知也。然而渔人农父有歌于舟中者，隶卒按拍吹笛和之；渔之柔流而施罛者，罛声与歌相答也。当是时，周侯推酒馔而餍耕牧之民。俯仰云水，四顾洲原，为说乡土山川风景之胜，晴雨桑麻伏腊赛酺之乐。移舟促棹，酒酣耳热，杂引杯觴，高索果栗，若不知有太守公者……湖当昔盛时，环陂皆楼阁亭馆，桃李绮霞，酒旗歌管，晻映簇集。近湖之淤且涸者百有余年，几成眢池。周侯疏涑水河，并湖浚之。今之清波潆漾，弥望浩淼者，周侯力也……于是余与胡君稚威乃肯与太守游。张、毕二君曰：“不可以弗志也！”遂记之。
用今天的话说，这个活动其实是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总策划和导演、主角自然都是蒲州知府周景柱，配角一是永济县令张淑渠，一是万泉县令毕某。两位嘉宾，则是胡天游和牛运震。此外还有大量的群众演员：除了服务于官员的吏卒，还有渔人、篙工以及湖山农民，他们提前一天进入现场，做好准备，以便次日何时该放舟中流，何时该渔歌应答，隶卒如何按拍吹笛以和之，以至周侯推酒馔餍耕民时该如何应对，酒馔果栗如何准备，等等，都恐怕临时出错。当然要进行一番规划设计甚至彩排。从文中所叙看，活动进行得很成功，官员满意，嘉宾高兴，群众欢欣鼓舞，可说是功德圆满，皆大欢喜。活动的主题，除了欣赏五姓湖的湖光山色，宣示周知府的丰功伟绩，还突出了官民关系的融洽和谐，真是万民同乐，太平有象，重熙累洽，猗欤盛哉！可惜那时候还没有报社记者，更沒有电视广播等媒体，但周知府请两位大文人伴游，就是要借重他们的名声和如椽巨笔。这样，我们在二百多年后才得以知道这当年盛事。
周景柱和张淑渠等虽然也是文人出身，但他们是现任知府、知县，是地方父母官。而胡天游和牛运震此时都只是在野的文人。确切地说，他们此时只能算是知府门下的清客。不知道在他们奉命之作的背后，是否还别有感慨？
令人想不到的是，牛运震的这篇文章在将近二百年后被一位年轻人看到了，他还题了－段话：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从此五姓湖的山光水色名声大震，牛运震的这篇文章也进入了经典，获得了不朽的价值。因为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毛泽东。
六
牛运震于乾隆二十年底结束了在蒲州的讲学，回兖州后，还曾给胡天游写过两封信。一封《与胡稚威》，说：
宇宙寥阔，俯仰如寄；平生落落，此中泊然。虽古人亦少尙友，当代何人，谁共千秋？去年蒲郡得共云持为侣，仰资切磨者半载，此亦空山奇遇矣。拙性如山中老树，须倚峭崖亭亭直上，乃有壁立千仞气概，不则偃蹇倾欹耳。
去腊归里，贱事匆匆，都难拨遣。本处有少陵书院，藉以自栖。此地颇属敞静，上馆后谢去俗缘，深沉旧业，要追古人原本，如尊教所云耳。别来三月，东西稍阔，未知高驾犹在蒲中邪？今岁尊体可健？栖泊何处？幸俱以见示。有名作更求寄我，顺时保爱，不一。
牛运震是上年十二月初二日离开蒲州的，三个月后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三月。可能是兖州有人去山西，牛运震乃捎去此书。书中对两人在蒲半年的交往颇为怀念，称之为奇遇；又以老树和峭崖为喻，意思是自己做人刚直不阿，不同流俗；而胡天游也清高凛然，孤标棱棱，两人不仅志趣相近，在精神上还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失去一方便令人生“偃蹇倾欹”之感。偃蹇倾欹者，人生道路不顺、生存理念崩塌之谓也！这里虽有客气的成份，其实也是很帖切很真实的评价，表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欣赏。书中又向老友报告了自己情况，其中说“深沉旧业，要追古人原本，如尊教所云”，可见两人在蒲时的交谈中曾涉及到了做学问的事情。
又有一封《答胡稚威》，与上封时间相距不远，应是对来书的回复：
春杪计稚兄当去蒲郡，接手书乃知犹滞留未发，固知为好朋友強留，但无事空住，恐非力食本意耳。素闻名山水辄神往，亦欲藉此物色同心佳士，缘亲老不能远出，惧违孔氏律令，故且浮沉桑梓，借绛纱为定省计。鲁国诸生虽半及门，要亦无能解人。秋试在迩，终日鹿鹿与墨卷家当作缘，犹苦无得手处，亦姑听之而已。
长夏无事，正在评注《毛诗》。非敢著书，祗图消磨岁月，然不得如稚兄者一为是，政恐犹是迷盲之见也。宇宙寥落，略有知识如吾两人又不得聚首商析，斯道可知矣。如何如何！抵京后当有札相示，《前朝三大案》《名臣赞序》便中抄寄，新作得意者亦望见惠也。蒲中河气湿蒸，尊体安和为幸。临笔惘惘。
书云“长夏无事”，“秋试在迩”，按乾隆二十一年（1756）是乡试年，八月为秋闱之期，故此书应作于七月前后。书中说自己在少陵书院教书和著书情况，其中“无能解人”“宇宙寥落”之语，是深叹在兖州遇不到像胡天游这样高水平的知音，表现出他曲高和寡的内心孤独。所评注的《毛诗》，即《空山堂诗志》八卷，他去世后由其子牛钧刊印。
书中的“抵京后当有札相示”，说的是胡天游，因为他在京中有家。《前朝三大案》《名臣赞序》是胡天游的文章，应是胡的来信中提到，所以牛运震要索观。按《石笥山房文集》卷二有《逊国名臣赞序》，是一篇长达2500余言的骈体文，主旨在于表扬改朝换代时坚守气节的历代名臣。此文可称其代表作之一，很多介绍胡天游的文章都会提到。《前朝三大案》文未见。所谓三大案，应指万历时的梃击、红丸和移宫三案。看来两人都对明代那段历史有兴趣。
遗憾的是，胡天游致牛运震的书札未保存下来。他诗文集中有关牛运震的，只有一首题为《同张明府泛五姓湖有怀真谷山长》的七古长诗（真谷是牛运震的又一字）。诗云：
百顷风漪当面起，下马就船三十里。五月清凉无处寻，赤日青天归净洗。主人好客复爱奇，晓郭邀出临空陂。微茫未辨野岸阔，飒爽但信回飙吹。峨岢驾桨船窗倚，舟子凫雏相向喜。旷观不复碍波澜，幽思何如被莲苇。棹入陂心渺无极，浮虚浮翠皆生白。琉璃看作地上行，翡翠来从浦边直。袅袅瀜瀜动偏侧，阴插中条陂底黑。倒入珊瑚荡陂色，朝暮西南烟雾积。蔓牵藻荇平于席，玉醥哀丝催转剧。乐事贫穷唤打鱼，渔舟出没捷若驱。未知蛟龙有扰怒，咫尺失水观须臾。赤尾银刀杂相送，鲙盘挥霍行鲜供。日暮陂深愁奈何，杳冥忽惊波浪横。奔雷举扇却可麾，鬼神有意同清机。雨飞知向何处黑，鹭瞑悄立沙漘微。舵楼传钟崖寺暗，岭树挂月高城辉。扶醉归来嗔两炬，清景回头失相遇。少昊祠南烟草深，忽忆春星醉边聚。有无变化也复多，抹眼人间飞电去。
这诗文字瑰玮，意象雄奇，颇能反映出作者纵横飚发的才气和奇诡险怪的诗风。诗题中的张明府指永济县令张淑渠。诗写两人泛舟五姓湖中，从微茫未辨的拂晓，直到岭树挂月的晚上，两人长时间畅游湖中，并以湖中鱼下酒痛饮，最后扶醉而归；诗用琉璃、珊瑚、翡翠、蛟龙、鬼神、惊波骇浪、奔雷飞雨等种种意象，创造出一幅幅色彩鲜明形式独特的画面，光怪陆离，变化莫测，动人心魄。诗最后写到“少昊祠南烟草深，忽忆春星醉边聚”。这少昊祠，应该就是曲阜的少昊陵，所回忆的就是三人曾在一起的日子。胡天游大概没到过兖州曲阜一带，但张淑渠是济宁人，他们在游湖时提起了牛运震，提到了少昊陵，所以胡天游把“少昊祠南”当成牛运震的居处写进诗里。
这诗应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7）的五月。大致在牛运震《答胡稚威》书之前。此时牛运震正在少陵书院“谢去俗缘，深沉旧业”，教书之余评注《毛诗》。胡天游的修志工作也已近尾声，正计划去河中书院。
两人此后再没有联系。但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七
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初二日，胡天游病逝，终年六十三岁。胡元琢撰《年谱纪略》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主讲河中书院。是岁十月府君始病，指麻脚肿，不食不寐……是岁秋七月，元琢自太原来省府君，因留不他适，得侍病三月。戊寅正月初二日府君终于河中书院……”
按唐代有河中府，治河东，即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故河中书院也应在蒲州。（河中书院与牛运震主讲的河东书院是一回事吗？待考）这从下边引文中的“太守周西鲸来视”句也可证明，周西鲸即蒲州知府周景柱，字西擎。
袁枚撰《胡天游哀词》则记：
临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鲸来视稚威，稚威已撤帐，盛服奄枼，拱手曰：“公来甚佳，别矣！”即瞑，气缕缕若腾烟。须臾，张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间，为南人乎？为北人乎？公为筹之。”周泣下，曰：“南人归南。”曰：“然。”遂气绝。
此说胡天游卒于太原。这是错的。胡元琢明说“自太原来省府君”，可见河中书院不在太原。其实这也不重要，反正胡天游是客死异乡。
胡天游临终关心的事有点儿出人意料，细思也极有道理。他这个江南才子，从四十二岁就来到北方，用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在北方打拼，好像二十年中没怎么回过南方，儿子一代也己落籍于此，他几乎己经割断了与故乡的联系。当初离开时是那样决绝，义无反顾；想不到在弥留时却为下辈子是做北人还是做南人举棋不定，还认真地征求别人的意见，仿佛这真的很重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人常说狐死首丘，对故乡热土的留恋，是与生俱来的感情。胡天游平时即使不说，故乡的山水也必然是常入梦中的。他最后时刻回顾一生，是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吗？
仿佛是上天的有意安排，牛运震的去世比胡天游只晚二十天。《行状》叙其临终情况：
殁之前一月，屡梦至一宅。楼阁金碧，曲槛回廊，皆目所未睹。尝语家人曰：吾生平得住此宅足矣！然宅中多物故人……又多读书士子。殁之夜，复梦如前。醒，谓家人曰：汝勿惊我！吾仍将寻吾好梦也！……
五年前，牛运震在兖州城内的住宅毀于火灾，财物和书籍文稿都颇有损失，不得已移家城南乡下。一年多前，被他称为读书种子的爱子牛衡去世，年仅十九岁……这些令他椎心裂骨的变故，应该是牛运震致病的重要因素。他临终前徜恍迷离的梦境，是这些变故的曲折反映吗？
牛运震是拥抱着好梦在故乡离世的。而胡天游却带着遗憾孤独地客死他乡，但他比牛运震多活了十年。
牛运震和胡天游都曾为了各自的理想努力，又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去，可谓殊途同归。盖棺论定时，谁能说得清楚，他们哪一个更幸运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