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言：本人出于对乡贤道德文章之敬重，十几年来对空山先生牛运震的诗文集钩稽爬梳，撰为《牛运震空山堂诗文笺证》一书。该书对牛氏诗6卷近400首、文12卷260篇，除句读标点外，又对其写作时间、相关背景、人物生平、涉及本事及典故出处之类进行笺注。同时又从地方志和诗文集、笔记中搜集到漏收之诗文若干篇作为补遗，与作者有关之资料若干篇作为附录。全书约50万言，现已基本脫稿。本人年逾古稀，工薪阶层，僻居小城，迂腐书生，没什么社会资源可用，故书之能否问世，前途颇为渺茫。幸得“爱思想”诸君热情帮助，连续发布拙稿，使世人略知空山先生之名。现在此周告读者诸君，恳切征求合作者，如有欲对此书的正式出版提供各种形式的建议和帮助者，请与爱思想网联系。谢谢！
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尤其是能否剖断疑案，平反冤狱，往往是评判一个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能否为百姓崇拜爱戴的重要原因。乾隆十六年，牛运震为曲阜人孔兴诰作墓志，叙孔任庐州知府时政绩，说他"尤精于鞠狱，钩钜发摘如神"，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任秦安县令时所审马得才案，还有协助淸水县审断的杜其陶案，前者反映了他排除干扰而坚持公正的铁面无私精神，后者反映了他精于勘察善于推理的专业能力。事后当事人为他"立生祠祀之"，可说是对他的最高表彰。
遗憾的是，牛运震本人对此两案沒留下任何记录。官书只《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牛之本传有极简的记载。前者无疑抄自后者。下录《清史列传》卷七五《循吏二》所载：
巡检某诬马得才兄弟五人为盗，前令弗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马都上控，令又诱而毙之狱。其三人者将解府，运震鞫得情，昭雪之。又清水县某令冤武生杜其陶父子谋杀罪，上官檄运震覆治，验死者，得自刎状，以移尸罪其陶，因释其子。
记两案尚不足百字。牛运震去世后其父牛梦瑞所撰《行状》中也提到此两案，较上引稍详，也仅只具轮廓而已。笔者写牛运震系列的原则，是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以推理，但拒绝虚构。所以断狱这个本来很可以有发挥空间和看点的题目，却只能写得如此枯燥。这是要向读者致歉的。
一
牛运震到任之后，照例要"录囚"，了解县监狱里在押待判的犯人情况。他发现，"狱中积囚十五六人，廉其所犯，不过徒杖，而案件沉阁，系累连年。运为一一按件审结，三月之中悉予清理，多所省释。"（《与刘侍讲藻书》）这些无非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或者欠交赋税之类的案件，其实原本事情不大，只是由于处理不当，才造成矛盾激化，性质升级。而系累连年，恰是上一任官员懒政怠政，不能及时处理的结果。
而这位前任知县，还留下了一个未结的大案，成为对牛运震的巨大考验。这就是马得才案。
这个案子，牛梦瑞在《行状》中说：
郭巡检诬马得才等五人为盗，调任郭令私巡检，得才自刎死。其兄马都控臬，令诱至，斃之狱。现禁马云三人狱，经一载，有成案矣。运因起解，问供闪烁，更鞠之，一夜尽得其情。即欲稟州，幕友曰："此事大难。前已经州审矣，马云能耐一架棒耶？倘仍如原招，吾祗受累耳！何益？"运毅然曰："吾既得其情，复行诬陷，何以对神明，何以对冤鬼？宁拼此官，不能委屈也！"遂面稟李州尊，复禀臬宪，皆可之而爱郭令。乃发回原详作初审，竟得昭雪。
巡检，《清史稿·职官志》载"巡检司巡检，从九品，掌捕盗贼、诘奸宄，州县关津险要则置……"大约相似于后世的警察局长。官虽不大，对知县来说，是维护本县治安的左膀右臂；而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却有可能是直接致人于家破人亡的凶神恶煞。
查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州新志·官师志》，秦安县陇城巡检司巡检有郭泽民，应该就是本案中的郭巡检。我们不知道马得才与另外四人的关系，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得罪了郭巡检，甚至他们五个人原本有一些罪错也未可知。总之是郭巡检和他治下的五个百姓之间发生了矛盾，产生了争执。
而毫无疑问，在官府和百姓之间，官府永远是强势的一方，不对官府表示驯服，必然要付出代价。
郭巡检想收拾马得才他们太容易了，甚至用不着自己动手，他手下为了巴结他都会乐意效劳。我们也不知道他报复马得才们的具体办法和过程，只知道是诬他们为盗－－这个定性很可怕，盗可以理解为偷盗，也可以理解为强盗，如果是后者，可以判死刑。五个人中，大约马得才是最冤枉的，或者是性格最倔犟，最容不得诬蔑的，他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最后竟自刎而死。
这样一来，郭巡检的麻烦就来了。
马得才的哥哥叫马都，亲弟弟的凭白自杀，他当然要问个明白，为弟弟讨个公道。他先在秦安县喊冤吿状，然而毫无结果。为什么没结果？是因为"调任郭令私巡检"。
"调任郭令"是牛梦瑞叙述时的说法，即已经调离的秦安县令，牛运震的前任。检《直隶秦州新志》，这个郭令名叫郭懋嵘，是浙江海宁人，雍正二年的举人。州志《官师志》载乾隆初前后数年中只有这一个县令姓郭，可见不会是诬他。他和郭巡检虽然同姓，不可能是同族，但所谓"一笔写不出两个郭字来"，上下级之间会有分外的亲切感甚至私下认个同宗也是可能的。这就是"调任郭令私巡检"句中那个"私"字的含义。
有郭县令这个靠山罩着，郭巡检平日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事在起始阶段，大约郭巡检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严重的结果。他想不到马得才竟这样刚烈，竟会以自杀来自证清白。郭巡检强势惯了，他似乎不懂得小小平头百姓也是有自尊有血性的。他更想不到马得才死了之后，两个哥哥会前仆后继地和他理论下去！
马都发现秦安县里知县和巡检穿一条裤子，他的冤屈不可能在本县得到解决。于是诀定越级上访，这在当时叫越诉。
秦安县的上一级是秦州。上引文中的李州尊，应该就是秦州知州。据《直隶秦州新志》，其人是李鋐，福建侯官人，举人。《州志》在李鋐名字下边列举了他的一些政绩，如"任事刚果"，修"衙署仓库，置养济院"等。但是很遗憾，他在这个案子中似乎没能坚持正义，而是釆取了官场中惯用的手法，把球又踢回了县里。
这反而激起了马都要死磕到底的决心，他要控臬！
"臬"即俗称的臬台，即省按察使。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监察等事务，类似今之分管政法的省长或书记。秦安距京师太过遥远，在马都看来，赴省城兰州臬台大人处寻求公道，也相当于去皇帝那里告御状了。
马都赴省的消息传来，郭巡检和郭县令都慌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个马都竟要走这一步！尤其郭县令，他深知这事如果真查起来，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那将是对自己仕途的极大不利！
于是，他们想法设计，软硬兼施，把马都从上访的途中截回来，关在大牢里，不知是用什么方式，最后竟把他弄死了！
－－"令诱至，斃之狱"，这句话中的"令"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县令郭懋嵘，则他应该是杀人案的主使；再一指命令，则这句话的主语是郭巡检，那么他就是杀人凶手。至于哪种解释正确，现在无从判断，只好存疑。
至此，本来不大的矛盾已演化成两条人命的大案。郭县令和郭巡检当下的唯一之计，是制止马家其他人的继续申诉。
上引文中说"现禁马云三人狱"，其中的马云应是马都的兄弟。另两人呢，或许是他家人，也许是与马得才一起被诬为盗的另四人中的两人。（孙玉庭《牛真谷先生传》叙此事，作"邑巡检某诬马得才兄弟五人为盗"，直捷说五人为兄弟。孙星衍撰墓表略同。但都与《行状》略有不同。其实都是据《行状》所叙。）总之是郭县令和郭巡检调动政府力量，把有可能继续上告和揭露命案真相的人关到了监狱里，并在严刑的情况下录下对郭县令和郭巡检有利的口供。已经结案，只待按照程序押解到高一级的政府再审后，执行判决。
清代制度，州县一级只有民事案件的审理权，刑事案件必须上报。如是死刑案件，州县初审后，要逐级报送知府、按察使、督抚复审，最后还要向皇帝奏报。具体到马得才兄弟这个案子，估计应是秦安县一定要拼命隐瞒下马都被打死这一关键问题，用严刑（或者利益）堵住马云三人的嘴，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郭县令他们的计划，已经走完了秦州复审的程序，距完全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但大约因为郭县令被调走，此事被拖延下来。
牛运震到任后，在准备起解（派人押犯人赴上级机关再审）复核案件卷宗时，发现了疑点。"问供闪烁"，就是犯人的回答含糊其辞，自相矛盾，似有难言之隐。牛运震决定要弄清楚真相，结果，"一夜尽得其情"。
牛运震发现了哪些疑点，他用什么办法撬开了马云他们的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任何谎言都经不起认真的推敲。编造一个谎言，往往要用十个谎言去圆谎；何况这些谎言是在严刑拷打下产生的！
牛运震弄清了事情真相，决定向上級秦州知州李鋐回报。但幕僚们纷紛反对。
那时候官员处理公务，主要依靠的是幕僚和吏员。幕僚又称幕友、师爷，是官员聘请的，大都是很有学问而科举不顺的读书人。幕友是官员的心腹、智囊，帮助官员出主意，但是不属官方行政系列。
现在牛运震做出了为马氏兄弟翻案昭雪的决定，幕友就提醒他说，这事恐怕不容易。因为这案在州一级已经审过一次定过案了。要翻案，到州里势必要重新再审一遍，那马云即使铜头铁额，他能禁得起州里的一顿大棒吗！假如他在严刑之下认了原罪，我们的一切努力不但毫无意义，反而得罪了前任郭县令和秦州的上官。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那时候，对犯人用刑是合法的。所谓屈打成招，是很普遍的现象。
对此牛运震的态度是："吾既得其情，复行诬陷，何以对神明，何以对冤鬼？宁拼此官，不能委屈也！"
绝对不能以丢掉原则来换取升官发财高官厚禄，这就是牛运震掷地有声的宣言。那句有名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虚构的戏剧语言，牛运震说的"宁拼此官，不能委屈"，是他从内心发出的宣誓。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为他点赞！
为了推翻此案已定的结论，牛运震还必须做上司的工作。他当面说服了秦州知州，还回复了省按察使的质疑，使他们认可了自己的结论。"乃发回原详作初审"，就是前令所得的结论全部作废，而改由牛运震主持重新开始审判。
结果就是终于使马云三人脫离囹圄，直接责任人郭巡检也受到应有惩罚。
－－我们只知道冤案得到了昭雪。至于前令原来对马云三人判的是什么罪名？何等惩罚？翻案后郭巡检所定何罪？是流刑还是死刑？以及对已死的马得才和马都如何定性？是否赔偿？等等，都不得而知。
而在此案中，郭懋嵘县令即使不是杀人的指使者，至少也是杀人犯的包庇纵容者，而且他对把马云等三人的枉判负有主要责任。但最后竟毫发未伤，一个上司的"爱"字就逃避了应得的惩罚（《牛真谷先生传》作"请于上官，竟不罪前令。"），尤其令人扼腕。（附注）
但这就是牛运震当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一个七品县令对此毫无办法。能救马云三人走出监狱，人们已经高呼他是青天大老爷了！
而且，牛运震的所为，不仅得罪了前任，还令州、省官员面上无光。这都为他后来的被劾埋下了隐患。
二
马得才案之后，他还平反了杜其陶案。
有关杜其陶案，牛梦瑞所撰 《行状》说：
清水县武生杜其陶、子廩生杜时，因李进祥负债刎于门，杜父子慌遽，同常僱工移尸匿械，前官拟谋杀抵命。因两官相验不符，委秦安令覆审于城隍庙。审二昼夜，尽得其自刎情形，乃以移尸予其陶徒，子时复廩生。
清水县，是秦州属县，和秦安县为邻县。大约是因为牛运震审理刑事案件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所以秦州命牛运震重新审理。
从以上所录文看，此案的关键在于确定那个因负债而死的李进祥，是自杀还是他杀。
"李进祥负债刎于门"，应该是李欠了杜家的债，无力偿还，而杜家催债紧迫，不肯少缓，他才愤而自刎于杜其陶的门前。杜家父子发现了李进祥的尸体后，担心被认为是自己杀的，所以在匆忙中移尸匿械。看来这个武秀才没有什么头脑，也许是见到死人吓得乱了方寸，竟做出一个弄巧成拙的决定，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出了命案，地保是要立刻上报的，县令也会在第一时间带着仵作（专门验尸的胥吏）等有关人员赶到现场查勘。通过了解左邻右舍及相关人员，弄清死者身份和死前动态也不太困难，所以把杀人凶手锁定杜家实在是顺理成章。到了此时，杜其陶父子即使满身是嘴，他也说不清楚；他老老实实地说出移尸的实情，县令也未必相信。
县令会认为是杜其陶父子是杀人后的移尸，而不会采信他们说的死者是自杀。李进祥欠债不还，杜其陶索债情急，过程中引发争执，杜氏父子愤而失手杀死了李进祥，这在逻辑上也说得过去。杜氏父子不承认则上刑，重刑之下，不怕你不招。这应该就是"前官"得出谋杀结论并判杜其陶父子死刑（抵命）的过程。
上引文字中说"两官相验不符"，除了县令，另一官是谁？县丞？典史？已不可知。但可知在当时对县令的结论是有反对意见的。这也是上级（秦州）为什么命牛运震复勘的原因。
牛运震是怎样推翻原判的过程已不可知。推想覆审距案发应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现场早已破坏，尸体也应已入葬，但当时验尸人的记录及证人都在。当事人杜其陶父子为了求生，没必要编瞎话，也不太须要动用刑具。我猜想审问的对象应是那个协助移尸的常雇工。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常雇工应该会说出有利于杜氏父子的实情，但为什么没有？也许他与主人有夙怨要借此报复？也许县令一直就不重视这个线索？刚愎执拗的人如果有了先入之见，是很容易拒绝否定己见的意见的。
牛运震的审问，主要应是依靠常情、推理和逻辑的力量。其实，只要不带成见，案中很多细节都有可能成为揭示真相的关键点。仅仅因为欠债，债主没必要杀人。除了常雇工可以提供移尸情况，仵作也可以提供当时验看伤口的情况，自杀和他杀在致命部位和伤口的方向、形状等方面是绝对不同的。孙玉庭《牛真谷先生传》说："上官檄先生复勘之，验死者得自刎状"，直接说是从"状"（刀口形状）上得出是自刎的结论。其实孙玉庭的文章是几十年后根椐牛梦瑞的《行状》写的，是他的想当然。但这想当然得很有道理。
另外，覆审现场选在城隍庙也不是偶然。在古代，城隍庙的建筑仿照官衙格局，所塑城隍神的两旁，是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和十殿阎君，俨然是传说中的阴曹地府。这样的环境，会给嫌疑人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在长时间的疲劳和心理暗示下，往往能使被审者精神崩溃，从而吐露真情。
总之，通过缜密细致的分析判断，牛运震终于得出了李进祥是自杀而非他杀的结论。从而挽救了杜其陶的生命和其子杜时的"政治生命"。
－－杜其陶因逼债致人自杀，这本身也是有罪的，他又移尸灭迹，罪上加罪，但也罪不致死。给以徒刑，即剥夺自由强制劳役若干年，对比初判的死刑这是很大的优惠。杜时是个廪膳生员，即秀才，本来已革褫掉其功名，现在则是恢复原功名。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处分不得而知。如有也是应该的，因为他参与了移尸。
三
《空山堂文集·宦稿》有一篇《缉获贼犯缘由禀稿》，可说是一篇回报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此稟稿记载了一件村民被窃贼扎死的案件。
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秦安县太平镇百姓张世儒家发现盗贼入室行窃，张世儒之子张汉卿与窃贼打斗中被扎伤致死，窃贼遁走。牛运震二十四日得到报案，立刻组织力量侦察，在二十八日把凶手捉拿归案。仅用了五天时间，可谓神速。这篇稟稿，就是向秦州知州回报破案过程的。
成功破案的关键，一是苦主报案时提供了盗贼遗失于现场的三件物证。二是他亲手建立的保甲制度和旧贼点卯制度发挥了作用。保甲制度是"量村堡之疎密，照人户之多寡，每十户或不及十户，立一甲长；每十里或二十里，立一保长；每十保长立一乡约。俾递相考查，互为守望。现在官有册籍，户有门牌;一县户口，瞭然可稽。"（《秦安县已行未行事宜禀各宪》）旧贼点卯，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对有前科者的特殊重点监管。在秦案县，这样重点的监管对象有二十多人。牛运震通过梳理，发现他们中多有十几个人是干湫沟村的回民，而此案物证中的白羊皮帽、黄小夹袄和蓝裹肚，恰是回民特有的衣物。于是他立刻密派得力吏员陈仁等人，携三件衣物让该村乡约辨认，结果得知三件衣物的主人都是马得库。
调查马得库最近行踪，从他的邻居口中得知他于"二十一日唤同杨登魁前往太平镇地方"。而二十一日正是案发的前一天，太平镇正是案发地。这样就基本锁定马得库和杨登魁是本案凶手。于是牛运震令陈仁在马家附近蹲守，于二十六日见马得库回家，"果然光头赤身，衣帽俱无，止穿伊妻女袄一件"。当时将其抓捕，又抓了同案犯杨登魁，当堂审讯，马得库"不烦刑讯，俯首供认"，并交出了所窃衣物和杀人凶器，此案吿破。
马得库一案算不得大案，也缺乏扣人心弦的看点，但通过此案，可以看出牛运震这个民之父母官是如何行政牧民的，也颇可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文中说，"查乾隆八年春间，卑职接奉宪檄，饬'将境内有案旧贼设簿点卯，拘束防闲，不使放逸'等因，卑职凛遵奉行……" 可见这个"旧贼点卯"制度并不是牛运震的发明，至少也是州一级普遍推行的。但在执行中，牛运震能落到实处，并补充了一些细则，如"令该管乡约掌教，毎管旧贼一名，发给印簿一本，挨编日期……""点卯之时，将该犯年貌服色，暗加记识"。这个制度"行之二年，未尝有懈"，这种严格和认真，恰是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这和他的前任"案件沉阁，系累连年"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对当地民风民情的深刻了解，以及细致精准的推理判断，是牛运震能屡次断狱成功的根本原因。
另外，由此案也可以看出当地下层百姓的贫穷程度。稟稿中未言失窃财物，固可能是因被发现而盗窃未遂；而马得库衣帽遗失于现场，他严冬时分只能光头赤身，穿老婆的棉袄出门。这个细节甚至令人对罪犯产生怜悯和同情。也可见牛运震屡说的秦安县"地旷而瘠，民憨而贫"，（《寄兖郡亲友书》）实在不是虚语。
这篇稟稿没有说到对两犯是如何判刑的。因为马得库拒捕扎人致死，已是人命大案，其判决大概须由州一级决定。如果单纯是盗窃罪，知县就有或杖或枷的权力。
牛运震的堂弟名震，曾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他"责士过严，惩盗已甚"（见李富孙《鹤徴后录》卷七所引），对他初到秦安时行政的铁腕风格似有不满。牛运震回答说："初来时诚亦有之……但边鄙之地风俗疵悍，不如此则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吾当官治民，要通盘打算，与其轻刑十人而不足，不如重处一人而九人畏，是我惩一而恕九也。"
牛运震的回答是有道理的。他曾说过："夫治国以大体，不以小惠；仁民以远利，不以近功。"（《徽县寄兖郡亲友书》）又说："夫事不可以速成，法不可以虚立。威重则民知自爱，政敏则积件日清。"（《与刘侍讲藻书》）在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容不得妇人之仁。这令人想到唐代高适的诗句："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文人进入官场，总是会有种种不适。但这不能成为放弃既定理念和方针的理由。牛运震并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知道为了国之大体和民之远利，"心欲碎"和"令人悲"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冷静权衡的后面必有心灵的折磨与失落。正如他在《秦安示诸弟及颜怀敞书》说：
初意来此，自料虽无吏治长才，但清廉长厚，尚属可保。及抵处所，乃知衙门无物不在经费，无上件不有陋规，非扣窃公用与役私力，则不可一日居：吾乃不得为廉吏矣！风俗刁悍，人情鄙恶，吿争塞门，殴夺满市。非严刑峻法，但依平允律例，则不可一人惩：吾乃不得为仁人矣！一旦握四两铜，升堂坐轿，丢签打人，便觉平生志意大为改易，自揣心地面目所存亦无几……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他的无奈。所谓"清廉长厚"的本性，所谓做"仁人"的"平生志意"，一遇到残酷的现实，立刻毫无用处。最终或者像大多数人那样渐渐被同化，或者在无奈中仍保留一点初心和底线。牛运震无疑属于后者，但仍然没有逃脱被踢出局的结果。
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有良知者的宿命。
（附记）此文写完后，在乾隆《海宁县志·循吏》发现了郭懋嵘的小传："郭懋嵘，字汝峥，雍正甲辰举人。简发关中，历宰秦安、渭源、碾伯、平番诸邑，皆西陲要区。区画兵屯及居民耕牧，无失时失事。遇调遣，勇敢先人，上官倚赖之。进河州知州，总戎建阃地也。承流协赞，卒伍帖然。阅年劳卒官。"是完全正面的评价。这使我们知道，一，他离开秦安后到了渭源。渭源县属兰州府。所以秦州即使想对他追责，也有了一定的难度。二，如果不知道他在处理马氏兄弟案中所犯的错误，凭这份履历，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官员。这说明了社会和人的复杂性，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仅仅依靠简略的记录文本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定性评价，其结论是很有可能片面甚至错误的。何况所依据的文本本身也有讹误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