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廉吏空山先生牛运震的一生中，有一位被称为“性命至交”“第一等知己”的朋友，他就是董淑昌。
董淑昌（1695—1742），字景伯，别字莲斋。他的家在兖州城内的莲池上，与牛运震居所近在咫尺；牛家城南的庄园饶家村和董家的田产所在大榆树，相距也仅里许，两人算得上街邻乡党。但两个人的初次相识，却已是牛运震15岁的时候。董淑昌比牛运震大11岁，则当时已26岁，应该早已结婚生子了。年龄差距应是两人结识较晚的一个原因，另外，两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有差别。牛家当时虽已无复当年的显赫，毕竟可称阀阅世家；而董家只是布衣之家，他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故贫，衣食常不给”。做塾师的外祖父发现淑昌聪明异常，便着力培养他，而他渐渐长大后，也一边读书一边做塾师以养家糊口，依然过着“遇俭岁辄乏绝，妻子饥色”的生活。但他自甘淡薄，“行歌坐诵，纵笔为文字，愈疾力不辍”（均见牛运震《贵州黎平府锦平县知县董君墓志铭》），始终不忘读书上进。
大约缘于家境清寒，董淑昌27岁才进学；而牛运震是16岁进学，两人是同年的秀才。
牛运震有《古诗赠董子淑昌》叙两人青年时的结识和交往：
群鱼戏莲池，莲香群鱼醉。伤我与尔身，生小无兄弟。十三出家门，真气他人费。十四游莲池，仿佛君名字。十六邀天命，惨澹结大义。高明恶小礼，豁然觉尔异。秋风动地起，春草悉破碎。崎岖皇天下，温厚发奇誓：一言苟不酬，鬼神捉其臂。千秋万岁名，前日蒙不弃。不才薄禄命，小心恐失坠。惆怅还弩力，为君惜年岁。今日希新恩，真气驱我至。高言在希声，往住默相视。棘木雕楼阁，小儿夸壮丽。辛苦顾我笑，我亦不记忆。浑浑淳古俗，万物养春气。我志则如此，君情复何似？
诗中说自己十六岁时欲和董结拜为异姓兄弟。但“高明恶小礼”，董淑昌并不喜欢这种世俗的方式。这使空山先生感到了他的卓尔不群。后来他们大约还是举行了结拜的仪式，並且发了“一言苟不酬，鬼神捉其臂”的誓言。从诗中看，他们人生的共同目的，就是求取“千秋万岁名”，这句话在后来的《寄董景伯书》里表达为“报效国家，舒光本朝”。
诗中“高言在希声”以下几句写出了两人相处的情景：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话说（《道德经》：“大音希声”），但自已有时会不自觉地表现为聪明外露（《韩非子·外储说》有“棘刺母猴”），这会令兄长破颜一笑。以自已的年轻气盛，衬托出了董淑昌的淳厚老成。
董淑昌29岁中举。此后大约仍然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到38岁时，他和牛运震还有济宁杨名宷，一同赴京参加会试。结果三人都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兖州轰动一时的佳话。
那时三甲进士照例要有一段时间的见习期才能做官，称“守部进士”，“部”指吏部。在雍正十二年前后，董淑昌和牛运震都已是“守部进士”，但两人对未来的选择不同，平正务实的董淑昌决定听从吏部分配去做县官，而志在清贵高华的牛运震则因山东巡抚岳濬的推荐，准备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
《空山堂文集》卷一有《寄董景伯书》，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冬，此时董淑昌在北京吏部谒选。信中说到与淑昌“耳属心接，尔来一十有五年矣。”两人亦师亦友，情同骨肉，而现在分离在即，后会无期，此后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可以“深讬肺腑，绝去名迹”的朋友了！在这封长一千五百多字的书信中，牛运震表达了自已的人生抱负，也倾诉了自已的种种苦闷，展示了只有对自已最信赖最佩服的人才能袒露的内心精神世界。
董淑昌于乾隆元年（1736）南下贵州任职，牛运震则北上京师参加鸿博之试。果然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了见面的机会。牛运震的考试并不成功，虽然在省城试“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诸家之学，凡十一次皆第一”，而在太和殿正式考试时却“因赋长逾格策多古字被落”（见牛梦瑞撰《行状》）。玉堂翰苑的梦想最终破灭。他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走马上任到甘肃秦安任知县。
一个在遥远的大西南，一个在偏僻的大西北，相距几近万里。在没有现代邮政和通讯工具的时代，两人间的相互想念，只能依靠笔墨的倾诉了。而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董淑昌的文字几乎全部佚失，牛运震诗文集中与董淑昌相关的文字也屈指可数。
牛运震有一篇《寄董阿兄书》，文不太长却十分重要，不妨全文抄下：
尊嫂必然已达。远涉良不易，舟车安稳邪？便中示我悬念，甚劳。意龙里地方情形何如？诸项当就绪，亦有卓卓政绩，足为故人光否？吾谓尊兄豢龙氏，龙尚可豢，况龙里百姓属吾赤子？仆亦僻任秦陇，当与二三老羌作缘，虽小鲜，深恐铅刀不足用。履之后难，怅怅未知所从。自念平生性命依托之人，远望黔南，弃予不闻训诲；骨肉亲戚，环视无可与谋者。渺渺孤身，抚躬自问，如何可言！
计前途，八月中旬可到家，十月中旬可抵任。从此升沉得失所不敢知，差足自信者，作吏或不俗尔！仆见墨卷揣摩家有“典”“显”“浅”三字诀；仆为县官，亦谬效之，有三字拙谋，曰“俭”“简”“检”而已。俭者，用俭养廉，所谓以约失之者鲜，此不亏空、不贪婪之本也，仆愿与秦安中产百姓分衣食甘苦。简者，不拘官体，不听吏例，不信俗讳，不任己见，当无日不与百姓相见，差与之齐而讯其苦，但求一切便民而已，虽驱世嗤我以黄老，吾亦甘心矣。检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限期，胥吏有奸弊。得一钱，乙诸简；施一杖，榜诸册。今日去官，吾仓库不畏下任；明日还乡，吾心迹可告朋友。三者，仆有余者一，所不足者一，所不能者一。愿以质之尊兄，其惟尊兄推分开我，俾得勉为良吏，则是尊兄不惟有德于龙里之民，而又大有造于秦安也。三项未必真是要道，仆亦实不能尽，此时所自信者，惟实心爱民四字，常举以告人。若此四字犹有负，愿尊兄屏诸西戎，勿复与相见也。
自此远适，音书常稀，故不胜惓惓。明年尊兄题授，当有一次引见，可于京中寄我半札也。
从文中提供的信息判断，这信当作于乾隆三年（1738）六、七月间的北京。这年四月牛运震赴京谒选，即去吏部掣签领凭，办理外放知县的有关手续。信中说“尊嫂必然已达”，又问“龙里地方情形何如”，应是在本年春天，董淑昌派人来兖州接其眷属到任，他本人则已于上年从桐梓县调任龙里县令。
牛运震信中说“十月中旬可抵任”。对于即将在甘肃开始的仕宦生涯，他充满了期待和信心。他对老朋友自信地说，我这个县令将来是升是降我无法知道；“差足自信者，作吏或不俗尔”；又说，“此时所自信者，惟实心爱民四字”。
“或不俗尔”，“实心爱民”，这寥寥数字却掷地有声：他宣布自已做官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要为国为民，为了实现和淑昌当年盟誓时的理想。不做虚伪乡愿的政治庸人，要做冰清玉洁对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廉能之吏！
这是牛运震在出仕之前发自肺腑的誓言，也是与远在贵州的董淑昌共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此信中提出了著名的“俭”“简”“检”三字诀。用现代语言说，“俭”是強调对公共财物的节约，避免因铺张挥霍给百姓增加负担；“简”是注重对行政程序的简化，避免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检”是提醒为官者本人，要时时检查反省已之所为，是否做到了一心为公，不忘初心。
这样的思想和提法，对于今天的官员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牛运震的这个三字箴言，决非灵机一动的偶然得之，而是他长久思考而得出的结果。他熟读经史，深刻了解吏之贤否对于政治清明与否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甫入仕途，便“幽告祖宗，明质朋友”，“奋跃激发”，立志要“为当今良吏”（《寄兖郡亲友书》）。他说“每览先后汉《循吏列传》一十六人，生有父母之号，死有甘棠之思，未尝不淋漓感激，踊跃低昂”（《与李侍御元直书》）。综观他的一生，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清史稿》把他列入《循吏传》就是证明。
道光年间的兖沂曹济道员贺长龄，在兖州时读到了牛运震的这篇《寄董阿兄书》，深受感动。他后来升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成了封疆大吏，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在卷二十一“吏政”中收入了此文，题《寄董大兄书》。另外，清代梁章钜的《退庵笔记》卷五、余金的《熙朝新语》卷十二、李富孙的《鹤征后录》卷七、徐栋的《牧令书》卷一等书，也都有对三字官箴的转述。直到现在，人们一提到牛运震，首先想到的就是“俭”“简”“检”三字官箴。可以说，他与董淑昌书中的这一段话，几百年来已成为深入人心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文化财富。
清代贵州由于地处僻远且开发较晚，社会经济文化都欠发达。笔者为了了解董淑昌在任情况，曾努力搜寻当地方志，结果很不理想。龙里县无志书、《锦屏县志》未见，只民国十八年《桐梓县志·秩官》有：“董淑昌，山东滋阳，举人，乾隆二年任”；光绪《黎平府志·职官表》“锦屏县知县”有“董淑昌，山东兖州，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这两条，前者把进士误记成举人，后者把任职时间误为乾隆十二年，其实十二年时他已去世多年。再检《贵州通志》，卷十八《职官》有“锦屏县知县董淑昌，滋阳人，进士”，仅此而已。所以下边对董淑昌宦绩的叙述，只能依靠牛运震所撰《贵州黎平府锦平县知县董君墓志铭》，还有光绪十四年《滋阳县志》（滋阳是兖州府的附郭县，即今兖州）的一篇小传，其实小传内容也大抵出自墓志。
贵州是个多民族分佈的省份，当时古州（今榕江县）苗瑶少数民族常有规模颇大的反抗中央统治的动乱，朝廷派贵州总督张广泗率兵镇压。乾隆元年（1736）年底，宣称苗疆事竣（其实只是动乱暂时停息），大兵全撤，安排善后事宜。此时董淑昌到了贵州，被安排负责物资运输以及勘查等事务，他“应时而办，悉无贻误”，颇受重视。后来任桐梓县和龙里县令，他毎到一处，都号称称职。
后调任锦屏县令。锦屏是个僻处深山的小县，经济凋敝，人户不多，但风俗犷悍，素称难治。他到任后即教给当地人民开垦田亩，把荒山丘陵辟为农田，共得熟地五六百顷。又号召百姓修筑道路，种植茶叶、桐油等经济作物，两三年后便有收成，锦屏县面貌大有可观。
锦平文化极为落后，居民多呈未开化状态。他引导当地百姓中的聪明子弟读书识字，教他们做人的基本道徳和礼仪，逐渐改变提升其文明水平。一段时间后，“锦人乐有矜式焉”，认为有了行为的榜样，即自觉接受了先进文化。
同时他又成功处理了贵州云洞和广西富禄这两省交界处的苗人部落间的矛盾，制止了即将爆发的大规模流血械斗。双方表示接受董县令的调解，歃牛为盟，干戈化为玉帛。
董淑昌在大西南的贵州，与牛运震在大西北的甘肃大致同时。他们都是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当地发展经济，传播先进文化。他们可以被视为东部发达地区的知识分子支援西部地区开发的先驱者。其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和累累政绩，应该永远铭诸史册！
乾隆六年（1741），黎平府的知府因公赴省，委托董淑昌代理府事。期间出现了广西洞苖人石金元率众数千作乱的事。乱军攻下了黎平南边的永从县城，正准备进攻府城。当时城内守兵仅有百余人，城墙失修崩塌严重，情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董淑昌沉着应对，他首先调集黎平府下属的土司兵增援，接着组织全城居民伐树为城，集众固守。援兵三千人于傍晩时抵达城下，他命令埋伏于南门外一个山坳处，不久乱军来到，攻打外围。董淑昌让守兵开城门迎战，乱军见官兵人少，争先上冲，官兵内退，大部乱军追至城内。在城墙上指挥的董淑昌看时机已到，命令发炮，埋伏的土兵起而迎击，乱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官兵遂获大胜。事后他又招抚郭外及永从难民，开仓赈恤，阖郡获安。
守城期间，董淑昌七个昼夜未曾好好休息，“勇气激发，捷出奇谋”，终于立了大功，受到上司褒奖，决定让他“兼摄永从县事”，正像牛运震在秦安曾“兼摄徽县事”，为下一步提升作准备。
但不幸的是，董淑昌竟因积劳成疾，于乾隆七年十月卒于任所，年仅48岁。
自从乾隆元年相别，牛董两人再也无法知道对方情况。中间只有乾隆三年牛运震曾写过上述一信，也不知道是托何人致送和他收到与否。恰如牛运震在《示董楷札》中所说，“吾与汝父性命至交，自分省作宦，数年来毫无音耗”。
牛运震想不到，七年后他得到的挚友消息，竟是噩耗！
由于路途遥远，董淑昌之子董楷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迎其父灵柩回归故里，“牢落铜章系，淒凉路八千”，“丹旐飞襄水，闻君归故乡”，这是牛运震悼诗中的句子。牛运震为老友亲撰墓志，其中说，
君为人性傲岸，不能随人俛仰，然特倜傥有大志……见事开明果决…… 持身侃侃，刚直无他腸。与之久居者，畏而不忍怨之……呜呼！君今其死矣！君之亡，仅仅年四十八耳！向使天假君年……必不仅以一令终！
他无法亲临葬礼，在写给董楷的信中说：
念吾三十年故友佳城永归，远宦边隅，既无素车浊酒之奠，又阙执绋负土之仪，生死途隔，东西道远，心劳神瘁，伤如之何！痛深不能自解，惟于汝父归窀之前一日，在秦安城隍庙内设位酹酒，东向欷歔而已。迩日心间哀怛更起，梦寐如结，发而为诗，五日之内，成挽词十一首，……手书一通，千里封寄，吾侄可于新年拜扫之便，就汝父墓前焚之，以致吾与汝父生死惓惓之意，并以当吾墓门一送也。……今汝父已殁，更无人能读吾诗，即使长留天地，亦复何益！……
所说挽词十一首，现《空山堂诗集》中只有《哭锦屏令董君景伯》五律六首，应该是有散佚。这六首诗沉郁激昂，情深意胜，反复宛转，表现了对老朋友的深切怀念。如第二首：“海右园庐在，黔南簿领春。一官穷到骨，万里病缠身。浪阔蛟龙健，山空魑魅新。怜君少兄弟，泉路更谁亲！”使人想起杜甫的《梦李白》，事实上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确实也可与李杜相比。其他如“无由笔共案，苦忆酒连床”
“同袍惟我在，故吏几人存”等等，都于平淡中极见沉痛。
他又为丧葬资助银两。信中说：
来札云汝父葬事又借吾十金，此亦不足计虑。吾愿吾友得安地足矣。虽连前札所云共为数四十有五，总为汝父而费，不足多也。……如斯者，吾又安用吾侄还邪？吾且更赠之矣！
老友故去，牛运震十分关心其后人的生活境况和遗著的搜集，所谓“他年问遗稿，洒泪向诸孤”也。在写给董楷的信中说：
前索汝父所著诗文并评说《孟子》《离骚》等书……便中幸留意，不妨随抄随寄。即不也，或将诗文专为录寄，以慰吾望……汝父已殁，吾得汝父片札半墨，皆为流涕而珍惜之……前寄来汝父手书二稿，吾已粘之座右，冀朝夕如与汝父晤对也。家中尚有遗笔墨，可好藏之，便中寄我一二为望……
又说：
比有东人来，言汝近日家计益复拮据，不知汝因何颠顿而至于此？又闻莲池上旧宅已典出，汝举家移乡居，此宅乃吾与汝父屈膝论诗地也，今一旦为他人所据，闻之不胜惘然！……吾在书院，诗、古文字日益工，第穷愁寥落，不见知己，毎读自所为诗文至佳处，辄为汝父痛哭一声。第一等知己不在世间，吾复何望哉！计惟有于归里日，悉举平生所为诗古文，于汝父坟上烧之，此后亦不更作诗文矣！”
这后一书作于牛运震罢官之后。其中从对故人之思，联想到自己的穷愁境况，感慨万千，情真意挚，有催人泪下的效果。
董淑昌的遗稿，终于沒有流传下来。
牛运震与董淑昌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他们都把鞠躬尽瘁报效国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受苦受难受误解亦无怨无悔，不改初衷。两人都不长寿，董淑昌四十八岁，牛运震五十三岁。他们用短促的生命，圆满地诠释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