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肇祥和他的世界——读《琉璃厂杂记》
有朋友赠我《琉璃厂杂记》一函两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是“北京文献丛书”之一。读过之后，深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推荐给几位书友，看过都有同感。
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从书名便可看出，这是一本与文物古董相关的书；但这书的内容远超文物古董之外，尤其是所反映出的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状态和喜怒哀乐，有相当的典型性，可以作为了解民国初年某种类型人物的标本。
作者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曾肄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政学校。他是北洋政府官员，又是学者、书画家和收藏家，有多种著作，还任过古物陈列所所长和清史馆提调。
书共19卷，形式上是传统的笔记体，每则短者数十字，长者或数千言。写作时间最早的是1913年，最晚的1928年，可说贯串整北洋政府时期。作者无意系统记录历史，但其书亦有证史补史的价值。
一
书中有一些内容，反映了周肇祥的经历和政治态度，于了解其人不无意义。如21页：“去冬别奉天，鼎臣、洁珊邀余及补公摄影纪念。以辛亥之变维持三省大局定谋决计者，惟吾四人也……”按文中的鼎臣待考，洁珊为袁金铠，补公为赵尔巽（号无补）。赵尔巽辛亥时任东三省及奉天总督。鼎臣、袁金铠和周肇祥当时应为其幕中高参（袁金铠时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周肇祥官奉天劝业道）。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等密谋驱逐赵尔巽，宣布独立。袁金铠等人得到消息，急向赵尔巽进策，电召张作霖带队到奉天护驾，并成立东三省保安会。此举促成了赵尔巽继续控制东三省的局面。周肇祥的这段纪载或许有自夸的成份，但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政治上是站在反对革命党一边的。
民国三年（1914）起赵尔巽任清史馆总裁，袁金铠和周肇祥都到馆任职，当是出于赵的推引。但周与赵在理念上时有不合，周说他“昔薄利而今好财，昔乐直而今喜谀，昔亲贤而今近佞”，“始终不纳吾辈言”。民国十六年赵去世后，他表示：“余受老人恩甚深，患难时亦颇知我，思有以酬报”，乃专为他印佛经三百部。（以上均见681页）。
周肇祥在民国初成为北洋政府咨议员。13页：“此次入京，本不打算久住……而大总统忽以政治咨议见委，迟至二月初六始假归……”大总统指袁世凯；“假归三日，揖唐函电交催，十月十日早车回京……”揖唐即后来成为大汉奸的王揖唐。史载袁世凯于民国二年（1913）二月召集国会，二月初四日参众两院复选，周肇祥赴京无疑是参加这些政治活动。41页：“民国成立三年一日，大总统升中海怀仁堂，文武官、蒙古王公、章嘉呼图克图喇嘛、各国公使皆入贺……军乐迭奏，履声剑声，胸间光芒璀丽之勋章累累相摩曳，铿锵成美音，真谲皇雍容之典也。余以府中高级文官资格列第一班第三排……”52页：“四月十一日，大总统于怀仁堂开茶会，以款府中高级文武官、政治、约法两议员，余遍视室中新陈设各瓷器……”此两则皆为1914年事，从中颇能看出他洋洋自得的情态。其后不久袁世凱复辟帝制，周肇祥被授上大夫加少卿衔，但他对袁世凯及帝制派并不认同。104页：“元旦改元洪宪，号为新帝国之新纪元，帝制派兴高采烈，人人自居元勋，出门仰天，面有德色。不知历朝改朔必俟天下大定，然后兴制礼乐、易服色，同其颁布，以新民庶之耳目。诸公乃迫不及待，于西南发难之日，而以大典筹备处之请宣布之，可以窥其用心矣……”袁做皇帝83天即病死，对此他发感慨道：“项城总统一旦逝世，殓于居仁堂，余入视，不知啼之何从也……”（152页）反映了他对袁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而后来对孙中山之死，他说：“孙文之殁，嘱将尸体永久保存，因送协和医院剖腹刳脏……浮生泡影，有形必有坏……惟愿保存其躯壳，真大惑不解者矣。”（514页）虽仅是就事论事，也不难看出他对孙的不以为然，这与前引辛亥时事一脉相承，可见他基本的政治态度。
262页 ：“项城总统之殂，合肥当揆，启金匮石室，己名居首。次东海，次黄陂，河间无与也。合肥以黄陂本副总统，依《约法》当代职，乃与己名相易，撰遗令……合肥重念国家，不肯废法而自利，竟易名撰遗令，二公之贤皆不可及，而以天下为公之心亦同。今合肥败于群小，集矢于合肥者众。此事隐秘，谁复知者，余故表而出之。”按，这段文字作于民国九年（1920），其时的总统是徐世昌。文中说袁世凯死之前决定的总统第一继承人是段祺瑞（合肥），第二继承人是徐世昌（东海），第三继承人才是黎元洪（黄陂）。而在民国六年（1917）起做了一年代总统的冯国璋（河间）根本不在袁的考虑之内。但是当时段其瑞认为，按照《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而黎元洪是副总统，所以段其瑞“重念国家，不肯废法而自利”，把继承人让给了黎元洪。作者在此高度表彰段的高风亮节，认为他和袁世凯都能“以天下为公心”，“贤不可及”。此说是否真实正确可姑不置论，但这里所记的“启金匮石室”和“易名撰遗令”这样的“隐秘”细节，无疑有重要史料价值。
周肇祥与徐世昌（号菊人）关系甚密。221页：“菊人师相卜居河南辉县，置田宅、长子孙矣。曾约挈龙樵（画家萧谦中）往游，为绘《水竹村图》。丙辰九月十三日为师相六十二岁寿，乃往称觞并访苏门之胜……”徐世昌本与袁世凱关系极深，可说是其智囊，但后来袁热心于恢复帝制，两人间产生裂痕。徐乃退居辉县，自号水竹村人。于此可见周肇祥和徐世昌在对袁世凯的态度上是一致的。沃丘仲子（费行简）撰《徐世昌》一书，其中有“徐氏幕中戏下之人才”一章，并未涉及周氏，是周当时地位尚不能与诸大吏、高参相比也。
二
北洋政府时代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周肇祥与各路军阀似都有关系。大约缘于赵尔巽以及他早年在东北的经历，他对奉系张作霖、鲍贵卿等都颇有好感，此外与直系、皖系人物也有交往。他对军阀间因争权夺利而起的战争显然是反感的，对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则充满同情。264页：“直鲁豫陕旱，赤地千里。其长官各营营于富贵势利，不之问……饥民出关逃生，千百成群，挤壅登车，父子夫妇不相及，号哭无与诉……车抵沈阳，南满铁路以防疫见绝，奉省代行省长王永江亦拒不纳，迫令原车载回。至锦县之女儿河，饥民相谓归亦死不归亦死，跳而下，死伤二十余人，折手足肢体者倍之……”此是民国九年事。483页：“闻新村黃姓老夫妇自缢死。黃以饲骆驼负煤为业，十余头悉被军人牵去，情急无以为生，遂萌杀念。可叹息也。”486页：“军事之兴，京师悉索敝赋以应，而银根紧钱市紊，商人乘机射利，物价日增高……人力车夫日获铜元不满百，杂拌面斤售铜元十五枚。筑屋者以材料难致皆罢役，匠作坐食一行通衢中，见者闻者莫不使人喟叹。至于老翁媪以子被征役或骡马被牵去号啕而踉跄，若失其魂魄，则尤不忍卒睹也。”这两条都是指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489页：“被捉往前敌充输卒者死伤亦多矣！竟有六十余人关闭一铁板车中，饥饿枕藉以死，真无人道也！”628页：“近畿战事之棘也，兵士多负伤，军医治不及，有炸伤一足而未绝，号呼求治。军医曰：‘幸不死，亦废人矣！不如早投生’，枪而毙之。”作者对此骇人听闻的事发出感慨：“民，同胞也，谁使之就死地也？战，死事也，谁使尔乐于从事也？驱民就死地者，忍之甚！自乐于死事者，愚之甚！”可谓义愤填膺。
他对当时的官场及社会风气是很不满的。453页：“昔之钻营做官者，下流无已；既称士人，阿谀谄媚或财贿玩好而止耳。今乃有以妻妾供人之欲而图一时之举者，开仕途未有之奇也……岂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乎？”519页：“官僚腐败，为世诟病。则所望以涤荡瑕秽善良风俗者为后进之青年。然青年中志气坚强刻苦作事者，余殆绝无所闻。一出学堂，便思做官；一做官，其腐败乃速过于旧官僚。吾之戚友有年未三十而狂嫖滥賭吸鸦片非日午不能起床者，有寒士入官三年而坐汽车纳艳妾挥霍甚于豪贵者；有为谋官敛财而以妻妾或女结交权贵者；或娶外国女子为妻置父母于不顾者。种种堕落，难以殚书。呜呼，青年！呜呼，中国之青年！”其言词之激烈近乎绝望，此条作于1925年。此前一年，他写道：“上元甲子既终，中元甲子于是始，剥复之机肇其端矣。可喜者：残民以怙其私之军阀将倾覆焉、消灭焉，吾民憔悴于虐政得以苏息也；可惧者：世界新潮日亟，疏寻而隄防之不得其道，则为祸烈于洪水猛兽，吾民无噍类矣。来日之难，有大过于曩时者！”（451页）他看到了社会正处于巨大变化的前夜，但变向何方、是福是祸无法把握，他因此而忧心忡忡。这一段话，颇能反映他对时局世事的态度。这不由使人想起三年后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
周肇祥属于自幼读圣贤书、接受儒家三纲五常教育甚深的一代。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传统文化不可逆转的没落和消亡，他既无力回天，又深感痛惜。所以他把巨大的精力财力用在了收集古董文物上。15页：“余保爱古物，如手足之护头目。”16页：“近年斯文凋丧，国学就湮，搜求古刻之念倍切。旅京以来，月有所获。于是流沙大漠、穷发凿齿，箕子之遗墟，肃慎之故壤，丰碑贞珉、零缣寸墨，络绎充牣于宝觚之楼焉，不亦壮哉！”可见他几近于痴的大量搜求购藏，不单纯是一种文人雅好，而是对行将逝去或毁灭的传统文化的抢救，他对此充满了历史使命感。
三
有人说清末民初的几十年中是古玩业的黄金时代。据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鉴赏》的统计，自1860年至1948年在琉璃厂曾开设的古玩铺有122家之多，而本书所涉及到的，有不少家未包括在内，可见实际数量还要更多。
从晚清时起，帝国主义列强就对中国文物垂涎三尺。他们大肆掠夺、高价收购，使各地盗掘古墓和地上文物形成风潮，大量国宝流往国外，而当时政府对此基本处于不作为的状态。作者对此痛心疾首。538页：“西洋人近喜购殉葬土偶，于是河南掘坟之风又盛……”28页：“冰窖胡同大吉祥专售金石古物于西人，每年流出海外者不可以数计。古物之断头台也！”39页：“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蔑经毀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夫！”168页：“昭陵石马，去冬厂肆延古赵估鹤舫欲攫一为奇货，而重赂某公子之同乡……载以十牛之车，辇之都下……雕镂工绝，雄俊有电力……行见一出燕台，航海而西，永劫不复返。悲夫！”219页：“秘魔崖之上……侍像二皆石造，相传唐天宝时物……前年外国人购佛，僧不敢许；忽雪夜首皆失，无问者。洛阳龙门佛首多被盗，今竟见于郊畿，谁之责也？……”63页：“搜求古物输给外人……乃有汉满积学之士、极负时誉者数人，亦秘密作此勾当，将其生平所蓄精品，捆载于扶桑三岛间以求善价……”514页：“……各国考古家皆于中国北部任意发掘，将国家历史上文化上有价值之物输载而去，后生无所观摩。他日有从事考古、美术、地质诸学者反将于外国求之。贫子衣珠而不知自宝，其我国之谓矣！”其愤怒而又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记录自己对文物古玩的痴迷和收藏过程。他说：“寒不衣，饥不食，唯印、镜、剑之爱不能弛。”（156页）从书中看，他之痴迷绝对不仅仅是印、镜、剑三者，而是从青铜、陶瓷、雕刻、砚台、古墨、印章，到字画、碑帖、古籍、杂项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他的收藏也不是有钱人的冒充风雅和囤积居奇以赚大钱，而是着眼于对文物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欣赏和研究。每有所得，即笔之于书，或记其形制，录其款识；或考其源流，判其优劣。此过程其实也是令他陶醉的精神享受。
当时和他有同好者大有人在，他们都是收藏“发烧友”。自然其中也有不识真赝、冒充风雅者，这种人往往凭贪污得来的钱，一掷千金，毫不吝啬。这样的“收藏家”他是瞧不起的，称之为“四冤桶”（73页）“三大冤头”（176页）。与他交往最多的是文人学者，如陈汉第、罗惇㬊、傅增湘、徐森玉、黃啸莫、萧谦中等，都是学有专长堪称专家的人物。他们相互间交流切磋，其乐无穷。
书中记载了收藏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读来饶有兴趣。如18页：“集雅路估初得一周公瑕字卷，纸色黯败，笔致拳曲，伪迹也，居为奇货。复得一卷，纸色古澹，大字行书五、七言诗，瘦劲清挺，甲仗森然，反视为赝迹。余以四番得之。公瑕为停云弟子，晚年所造，直摩衡山之垒。此卷最为精到，而庸估失之。使弗遇我，不几为俗人作壁障耶？一慨。”
按周公瑕即明代书法家周天球，停云、衡山均指大书法家大画家文徵明。此则说路估不懂鉴赏，把赝品当成宝贝而反把真品当成赝迹，让作者捡了个漏，从中不难读出他的得意。
又48页：“陈簠斋好收古印玺，曾与王西泉说周秦时当有某种文字古玺，惜未见。逾半载，有樵者晨憩于簠斋门，踞而吸烟，烟囊上系一玺，簠斋取看，以指画掌释其文，大惊喜。延之入，愿以钱相易。樵者……期期不可。樵者益拒，簠斋价益增，求之益坚。樵者掉头疾走，簠斋遣仆急追之，至郭门强拉归，竟以钱五百串易得。置酒招宾客出以夸示。有客云似赝品，簠斋拂髯曰：‘如其作伪，惟某能之，王西泉或亦能之，然讵忍欺我？’时西泉亦在座，印即西泉所为而授计于樵者……”此条说文物鉴赏是主观性很强的事。像陈介祺那样大收藏家，因为有了某种先入之见，也会上当受骗。
又556页：“苏姓者新从甘肃来，寄售出土陶器颇为特殊。器皆红土所制，外画黑文如络索，又一器上作一人首，眉目朗列，不识何用？去年碾伯、天水、宁定、金水县出土也……”
按，从描写看，此应为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黑文如络索”，明显是彩陶中常见的网纹；“又一器上作一人首”，使人想到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人头器口彩陶瓶。这些都是距今7000年到5000年间的史前文物。这段文字写于1925年，其时国内的现代考古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本书作者对此懵然无知，他的知识还停留在古董的层面，根本不懂得田野考古和彩陶器的重要价值。与此相似的是他以当时文人画的标准看敦煌石窟所出隋唐纸本画像，称其“笔墨劣俗不堪”，认为出于俗工之手，“何足珍重”（见499页）。
73页说“厂肆百年来讲体面重道义之风扫地无余，只有所谓诈欺取财，而无所谓公道之行市矣。”又26页：“琉璃厂生涯日落寞……伙友徒弟年轻眼浅，未亲炙士夫，日习于廛市儇巧，故有多家，入门见其人即作呕……余尝谓若辈直须饿死乃干净耳。文墨之林而厕此竖，金盘盛狗矢矣。”此对一些古玩业从业人员颇有深恶痛绝之感，用语有失温柔敦厚，大约是受了某种刺激？反映出这一行业的另一侧面。不过他认为古董从业者都应该文质彬彬如《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人，恐也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四
作者于寻访京郊古迹兴致极高，虽然他的寻访具有旅游的性质，算不上田野调查，但他每到一处，都认真记录其碑刻等文字材料，对照地方志乘，了解其历史，描绘其现状，使我们可以知道那些早已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建筑一百年前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实可与《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等相嫓美，但其文笔之优美远远过之。作者继承了《水经注》及明人小品的传统，写景状物，历历如画。文字生动细致而活泼有趣，使人感到作者于学问能融汇贯通，下笔如万斛泉涌，达到了“行于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境界。只是大多篇幅较长，无法引录。下边选抄几个片断，尝鼎一脔，略知其味。
88页记寻访京城近郊古寺：
重阳登高，若弥陀塔，若陶然亭，若万牲园，皆俗嚣苦人。与龙樵出南西门，舍车觅驴，穿苇林两里许，问道旁农家子九莲慈阴寺。指菜畦语我曰：鼠儿年后寺颓败，卖与张之洞，拆修昭忠祠矣。遍觅故迹，惟不中材之础石陷田塍间耳。不数武至碧霞元君庙……石碑林立，多倾仆，近亦为土人卖与城内某石厂，旧碑及雕镂之柱础凿为三海新筑驰道沟石用，斧斤丁丁，神号鬼哭，遍地为砾。庙门精美之石额，狞猛可怖之双兽，行将不可复见，掩涕而过。南西门外农家兼业花，地多明代贵人冢。开畦种花，花菜相兼，花开花，菜亦花，家家篱落三时若铺锦，连塍接畛不稍断。何异岭海之花田！丰碑巨蚨，洁莹比玉，丛菊生其隈，初绽花，空谷佳人让彼幽隽，骑驴徐行，嫌其不蹇……
93页记十月朔日游二闸：
二闸宜夏，乃为冬游，奇矣。出东便门……沿河芦花压堤，群鸭游戏，一白无异色，龙王庙适有会，城东妇女赶庙者或水或陆。陆行骑驴，紫衣绿裤，野菊插鬓，自炫其妍。舟行男女杂坐，中流徘徊。童子摇板唱莲花落，十五年前景象宛在，有如一梦。茶寮踞闸顶，水从闸下，泻声鏜嗒，宜坐听；势曳练，宜俯观。问双林寺，则庚子己烬，夷为秫田。东北里余曰公主坟，乾隆时一等公福隆安尚公主，没而合葬，绰楔翁仲如制。多枫树，入丛中仰不见天，俯不见地，惟珊瑚黄金围绕而已……
145页记游净业湖边诸寺：
宿雨初过，天气清垲，偕森玉访净业湖边诸寺。循岸行，过大藏龙华寺。门挂薜荔，风吹若拂带……今为民户杂居，钟鱼无声，香灯久烬。前室扉紧闭，绳系恶犬，不敢窥。一瓢一珠想早化尘埃矣。后室奉大士，金容悲悯，屠者居之，煮豕腸方熟，以竿盘绕，将担以入市。众生恶业，佛无如何。东北数武曰心华寺，又名小龙华寺，狼藉甚于十刹海。群丐居之，殿廊为满，鸡毛、破布堆积，有数妇如夜叉，踞地爬梳，衣不蔽体。佛座下猪狗皮纵横，污秽不可近。当家僧蠢类山僮，答非所问……
204页游西山深处诸景：
入山不厌深。惟深，故雄厚灵奇，幽尽其胜。暘台、大云、滴水岩、仙人洞皆西山深处也……领要亭踞一寺之胜，上有危石乔柯，下有怪藤丰草。晨光初旭，微露未晞，山泉交流，众泉交响，若奏秦筑而泻珠玉，不辨孰鸟声孰泉声……
八里曰瓜打石，秋初草肥，土人放骡马，百十成群，数日不下，牧人披羊裘夜就石岩宿。上为三瞪眼状元岭，盘旋以登，嶂合宓日，崖转倏寒，危石欲颓，陡涧无底。舍舆步行犹栗栗，一妇乃跨蹇，苍头控而下，对之愧汗。野花被崖谷，红紫黄翠，色态种种，不可名、不可品……
218页叙居庸、昌平之行：
白露既零，天高日晶。出彰义门，再访慧居塔院。极目平野如棋已散局，方净无纤埃。古碑孑孑。田中妇女蹲地持鸦嘴刨秫根，人家场圃正打谷，既筛复簸扬。鸡将雏粥粥啄残粒，老翁踞牛阑石吸斗烟，稚子缚草为人，饰以红蓼花，擎而舞；牛马去衔勒就丰草自恣，熙熙然犹是太平之象也。孰知大城中有所谓政治风潮者！……穿苇丛，渡石桥，水涓涓流，侧耳听之不觉其远；仰视古塔挂青汉，日轮返射作百宝光。已，抵天宁寺，未入，折而东，甘薯蔽野，条蔓碍足。有塔七层重檐雕甍者，明大慈仁寺……，
233页叙游寿安山，正是他买地隐居之处：
碧云之泉出于寺，寿安之泉出于山。山深涧阻，隆教、五华、广泉、普济诸寺久废，游人至臥佛辄止，罕有溯水源者。余欲穷其胜，乃为水源头之游……入山二里许，道旁石勒“寿安山”三大字。渡桥约半里，径绝，乃行大涧中。水落㶁㶁，流水避石，芒鞋又避水。水清石清，石冷水冷，贪看水石，一步一蹶，忘其远近。忽有巨石悬空中，虚可卧，上镌“鹿圈”二字。东一石斜覆，下有穴，泉喷出，终古不息，自然澄澈，所谓水源也。石兽龙口今无之。穴有鱼，长者盈尺，见人影匿石隙，探之无际，不复出。石间刻“志在山水”，字甚劣。其旁石青滑若玉，坐久不忍去。同是泉也，在山则清，出山则浊，岂水之性哉！外缘所侵，本性斯蔽；外缘断绝，本性依然，无少缺欠，亦复无有分别。观水穷源，本性豁矣……
以上只是随手所录，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胸襟和情趣。书中这种美文俯拾皆是。其清丽流畅的文笔和鲜明生动的个性，使人想起明代的张宗子。遗憾的是他所生存的时代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夜，除了在小圈子内，其文字之美已经难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五
从周肇祥的经历看，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虽然在史树青先生为此书所作序中列举了四川补用道、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参政院参政、湖南财政厅长，代理湖南省长、葫芦岛商埠督办等一大串头衔，但大多任职时间不长，还曾因战事失利而被弹劾受惩戒，在当时远说不上是个志得意满的官僚，这也许是他为什么要把精力用于收藏古董以及对社会那么不满的原因之一。从政不满意，退而归隐，流连诗酒，寄情金石翰墨，徜徉云山林泉，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士大夫阶级必然的人生归宿。当然，这也是须要相当经济力量作为支撑的。
除了古董收藏和以寻访古迹为主的旅游，他的生活状态，或曰精神安顿方式，从本书看至少还有如下几种：
一是营建别业，植花种树。他在北京西山樱桃沟置买田产，建有水流云在之居、石桧书巢、退翁亭等，取名鹿岩精舍。本书661页：“入春多雪……所喜者寿安花木去秋苦旱，雪水滋润，生机畅茂耳。老胡治沟洫、去草泥，老赵出蜂巢、补鸽室，余则购果树之良苗，园艺之工具，以输致于山中而接树。今秋开畦修道，皆须于半月毕之。‘一春无事为花忙’，吾之谓矣！”629页：“辰刻到山门外，藤花作千万紫璎珞，牡丹正开，黄红紫白，吐芳竞艳。石绿犹未绽苞，嘱园丁支棚障风日，恨不得居山待其开也。今年杏花时节特长，日本樱三株有花，叶间丛跗垂垂，可想其烂熳矣……蜜蜂孳生极盛，赵仆云须分房，匆匆未及检，产王乃可分耳……”260页：“山中饲鹤、鹿，月糜五斗粮。客过我，谓不如养鸡利，且可便口腹也。……余惟其可以供口腹，故不饲也。求取便则宰割，多伤物命以恣其饕餮，是作业耳，何利之有？”等等，从中不难想像其心情的恬适。
二是学佛。在晚清和民初本有佛教佛学复兴的说法。本书260页有“旧刻经论疏钞语录，昔年无问者。近日京朝官喜谈佛乘，厂肆亦居奇矣。余旧得大慧、中峰两语录，读之未尝不冷汗浃背。今又得圆悟、楚石两师语录……真百世导师也。”看来作者信佛颇虔，不仅书中多有“闭门焚香写经”和大量购求造像、经藏等文物的记载，而且对佛书中因果报应之类记录皆深信不疑。书每卷题下均署“无畏随手志”，无畏就是他的法名。265页说自己“一心回向西方，久欲得阿弥陀佛宝像而申虔奉，忽于烟袋斜街抱璞黄估见铜造鎏金像，法相慈圆，趺坐莲台，光焰骇目，如从阿耨达池捧出。欣喜赞叹，酬以十金，顶戴而归”。178页有论宗教与政治之关系，且叙自己在民国四年曾力请总统下令维持佛教保护寺产。并附有大总统申令全文，或许即他所撰。484页叙战乱中事：“吴、冯两军将于近畿开战，挚资财器物迁入东交民巷者纷纷也。余已司空见惯……但今年之得释迦佛真身舍利，欲作石塔于山中供养，未能成办；又筹辑《辽金元三朝古德录》，方脱稿而未付刊；二者皆一生大愿，不容轻忽，乃椟而送存兴业大库。此外得失无足关心……”254页对清初朝廷“崇尚释教”而社会上大量刊刻经典的活动不胜崇敬向往之至，并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多种佛经刊本及版存所在。320页记游房山云居寺，不仅对石经源流详加考证，且记录所藏各经名目卷数。均表现了他对佛教佛学的浓厚兴趣和相当造诣。
三是沉浸于书画翰墨。他于书法绘画皆所擅长，曾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任会长二十余年，有人称他是京津画坛领袖人物。从本书涉及看，他对书画的鉴赏颇有造诣。如10页论书法：“李北海书最善用笔，极屈伸变化之妙。世多推张从申《吴季子庙碑》为能继北海，但张书用笔过于骠疾，无停顿含蓄之趣，尚不逮徐季海远甚。季海《大辩和尚碑》己有怒猊渴骥之誉，近得楷书《大证禅师碑》，端劲谨严，尤有欧、虞规则。中唐书家，北海外惟季海首屈一指耳。”又523页论草书：“余有诀云：‘作草之法须意在笔先，笔不到而意到，可以无笔，不可无意。笔到者好，意到者神’”。458页论画：“花鸟虫鱼，日本最擅，是由中国古法得来，而略参以新法渲染。盖其国人知重画，能以画为职业，专则易精，不似我国任意涂抹便可称画家也……我国人若不痛下功夫，必将为之夺席矣。”他自己能画，其作品现网上还常能见到，499页说：“梅兰芳纳妾，友人来索画，余不予。友问其故，余曰：‘拙画虽不佳，然与时史异趣，岂能校短长、供品第哉。’兰芳三十生日，友人复见索，云无人敢再评骘也，余以学元人墨梅寿之……”据说有人以“中华美术家”称呼他，他颇生感慨：“嗟乎，周生读书万卷，从政廿年，而竟以美术家名耶，可悲也，亦可幸也。”（转引自张涛论文）
六
书中对北京古迹的寻访和介绍很多，但所记多为庙宇之类。374页记参观古观象台，馆长高鲁亲自为他介绍古天文仪器情况，“乃知今之所存非金元时物，自北而南，南又复北，数百年历兵火风霜而不毀者”。以下逐一纪录各器及其来历。134页记利玛窦墓，“墓在阜成门外白石桥西，庚子被拳匪毀坏，乱后修复……”下又叙南怀仁、汤若望、徐日昇等人墓葬情况。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可惜文字太长，此处不能抄录。
书中对清宫佚事的记载，可资谈助亦具史料价值。如387页：“清内务府包衣旗人，王公贵胄不与为嫁。惟皇帝大婚之前于该旗中择有夫之妇姿色姣好性情柔顺者一人入宫，授皇帝以房中术，名曰如意哥哥。大婚后厚赉遣归。若有孕则不复出，得封至贵人，仍不能厕诸妃嫔之列也。”按这种事正史是不会记载的。407页：“改革以来，清室徒拥虚名，不自求善后之计……日以抵卖珍宝供度支，其何能久？而虚名之坐拥如故，宫内之排场如故，老谬之师傅仍以陈腐之学说教授……臣仆之辈绝不肯有所改图以自破其饭甑，复辟之迷梦或尚未醒也。吾友易水赵凌云尝充都护副使，语余曰：‘皇城之内终日所为无非奸淫邪盗而已，以寡妇孤儿豢养二千阉监，无威权以整齐之，其为奸盗势有必至。’”以下叙宫内公然盗卖珍宝并放火以灭罪证等情，颇为骇人听闻。
又419页，“五月末日，清宫下放逐阉之令，千余人彷皇神武门。留者不及十之一，皆各太妃位下可使用者……”按此五月属1923年，距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逐宣统帝出宫尚有一年多。493页：“逊帝出宫，宦寺星散，所畜禽兽无人饲养。旧时鹦鹉饿死帘前，金鱼冻沉缸底。狗相啮而待尽，猫窜逐以偷生……金猫狮子、雪狸、拖□，种种珍奇，不求自至。同人悯惜，分携以归。饥极□飧不鱼亦饱……”按，作者任职的清史馆在故宫东华门。此所记都是亲见，虽非大事，却给人留下极深印象。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侧面。
又有记满清王公贵族败落后状。542页：“睿亲王府，初有人酬价二十万不售，继由江朝宗作缘售作协和医院，仅十六万。郑亲王府欠债不能偿，由法庭标卖。庄亲王府卖与李馨，材木甓瓦移作英威祠堂。克勤郡王府被熊秉三之妻朱其惠取得，老福晋恚愤死，故屋亦拆卖。袭王有扎玛啡药针、拉人力车，喝而倒毙……肃亲王之子宪章因债迫吞鸦片，遇救得不死。诸子日事游逛，膳食膳喝，不为饿殍不止也……”
周肇祥自幼读圣贤书，习举子业，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思想和官场历练，故思想较开明通达，所发议论往往能切中肯綮。书中有些随笔所记的人生感悟，也可以开人心智，引人思考。当然也有不少空疏迂腐迷信违反科学者，如673页的表彰自杀殉夫的烈妇，读后就令人反感。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常见现象。唯其如此，才是这种清末民初士大夫生存状态的真实面貌。
周氏卒于1954年，终年74岁。在天翻地覆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中，他的晚年遭遇和结局不难想象。他投入大量精力的收藏恐怕也是大部分化为云烟，随风散去。正如他所虔信的佛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但是他留下了这部书稿，这书，可以说是延续了他的生命。
七
据《后记》介绍，此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濒临化为纸浆的险境”，所幸偶然被文管处从事抢救的专家发现，才侥幸被保存下来。若干年后，有赖整理者的辛勤劳动，终于正式出版，使孤本化身千万，不仅作者的心血未被湮没，也给社会留下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此书的保存者和整理者真是功莫大焉。
如果一定挑一点毛病，则书的点校整理尚未能尽善尽美。下边指出两点以供再版时参考：
一、错字。此书据原稿整理，而原稿手书有时不易辨认，亦有可能存在笔误。既曰整理，作者的笔误也应改正过来，至少作以说明。此举两例：一是10页6行有“因题一绝于壁曰”，这个“一绝”应该是“一律”，因为下边所录五言八句，明明是一首五言律诗。这应是作者的笔误。二是54页8行有“云系王穆甫士陵所藏”，此“王穆甫”应该是“黄穆甫”。因为南方人读音“王”“黄”不分。按黄士陵字穆甫，又作牧甫，是晚清篆刻大家。本书58页倒5行有“歙县黃啸莫廷荣，穆甫先生子，渊源家学，好读古文奇字，善制印，《陶斋吉金录》乃其一手所绘。”可以证明此王穆甫就是黄穆甫－－岂有子姓黄而父姓王之理？本书371页有“王子久《富春山色》”，是以黄子久（元黄公望）误为王子久；又380页有“百番售与王百川”，王百川即黄伯川，是尊古斋的老板，当时很有名气。这都能证明作者确实有“黃”误为“王”的习惯。
其它错字，如3页，“抚耕烟本至精”，这个“抚”字应是“摹”字之误。“摹”字有异体作“橅”，与“抚”的繁体“撫”相差甚微，故易混。这种因形相近而致误的字，还有6页“栖霞弁氏”应是“栖霞牟氏”；14页孔继涑，“涑”字三点水误为两点水；19页“泰山若励”应是“泰山若砺”；26页“廛市猿巧”应是“廛市儇巧”；39页“鸟目山人”应是“乌目山人”；60页“余篓人也”应是“余窭人也”。61页两处“符坚”都应是“苻坚”，62页“枢衣蛇行”应是“抠衣蛇行”；65页“新疆老摊羊”应是“新疆老滩羊”；75页“失佚”应是“失传”；“钧深索隐”，应是“钩深索隐”；108页“朴陋无雕肆”应是“朴陋无雕饰”；113页“薛尚切”，应为“薛尚功”；129页“使舆鸡犬同食”应是“使与鸡犬同食”；145页“小龙苹寺”应是“小龙华寺”。150页“朴野生疆”，“疆”应作“彊”或“强”。“碗下妇三五成群”，“碗”字应误，但不见原稿无法判断。“屐齿盈尺”应是“屐齿盈寸”；151页“晋济寺”应是“普济寺”；“冠剑弁胃”应是“冠剑弁胄”；159页“泉出殿下石宝间”，应是“泉出殿下石竇间”。168页“雕缕工绝”应是“雕镂工绝”；184页“太监阿九”应是“太监何九”；190页“日慧聚”应是“曰慧聚”；193页“山东戊山卫”应为“山东成山卫”。以上仅粗步检查一至四卷，据《后记》说，前数卷手稿是“工楷部分”，且已曾出版过一次，错字犹如此之多，则以后十几卷的“行草部分”可想而知。
二、句读和标点的错误：
1.54页倒8行“穆甫曾居陶斋尚书幕，善篆刻，有吴十一镜，考谓所藏十四镜，内有十一系吴镜……”，此句断句标点均有误，应作：“穆甫曾居陶斋尚书幕，善篆刻，有《吴十一镜考》，谓所藏十四镜内，有十一系吴镜……”。
2.143页2行，说明代的偏融和尚“卅载出家”，“载”应为“裁”（此字现在通作“才”）。这里是说偏融在三十岁时出家为僧，下文有“寿八十三僧腊六十四”可证。僧腊，即出家后为僧的年数。又此段末说塔铭是“中书舍人张虎书法，孙福永篆额。”应作“中书舍人张虎书，法孙福永篆额。”这里的“孙”字不是福永的姓氏，而是说福永是通理和尚的法孙。法孙，即徒弟的徒弟。
3.159页倒4行，“后殿供万佛凌霄盘。古桧方盛。开山僧献苦茶，味特甘洌。”句读误。应为“后殿供万佛。凌霄盘古桧，方盛开。山僧献苦茶，味特甘洌。”
4.180页倒11行，“意者初以其廊庙器而贡之，叩其中乃枵然，故弃之，欤夫！任重致远，贵实贱虚……”句读误。应为“意者初以其廊庙器而贡之，叩其中乃枵然，故弃之欤？夫任重致远，贵实贱虚……”
5.227页7行：“取观椟中画，凡十余卷，以《鸥边洗盏图》最佳。《禹之鼎》，为宋牧仲公子姜铭作……《黎岭见身图》，林午桥溥倩。武陵蒋敬画……”应为“取观椟中画，凡十余卷，以《鸥边洗盏图》最佳。禹之鼎为宋牧仲公子姜铭作……《黎岭见身图》，林午桥溥倩武陵蒋敬画……”禹之鼎是清代著名画家，岂可加书名号。与此相似的又有506页倒5行：“得一砚，背有《姚姬传》，像似后镌。”应为“得一砚，背有姚姬传像，似后镌。”姚姬传即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
6.257页10行，“虞道园集，不特文章雄奇如有元，独步篆隶，亦不失矩矱。”句不通顺。其中“如”字应是“为”字，则此应断为“虞道园集，不特文章雄奇为有元独步，篆隶亦不失矩矱。”是说元代大学者虞集不但文章好，书法也好。
7.348页记所见笪重光画，上题“南村云起，北村晴鸠，两鸠相和，鸣临北苑”。按明罗洪先诗前两句为：“南村云起北村晴，晴鸠雨鸠更互鸣”。笪重光取以题画时略有改动，第二个“晴”字有可能用表示同上的记号而整理者未注意；“雨”字与“两”字相似，整理者可能误录；故此处应录作：“南村云起北村晴，晴鸠雨鸠相和鸣。临北苑。”。北苑，即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另外，下边有作者评论，说“此画笔墨秀润，是从香光廉州得来。”“香光”后应断开，香光即明末大家董其昌，廉州是清初六家之一的王鉴。
8.497页倒4行录杨廷麟长联：“青莎台下，绿藻潭中，容我扁舟，容与白酒，熟余黄花开后，消君高咏消闲。”如此断句岂是对联。应作“青莎台下，绿藻潭中，容我扁舟容与；白酒熟余，黄花开后，消君高咏消闲。”
9.509页3行：“又有杭室浦梅花氏镜四帧”，此“杭室浦”疑为杭堇浦，即乾隆时大学者杭世骏。他也善画，又作有梅花诗百首。这里的“梅花氏镜”四字也疑有误。又倒11行，“余得赵琴士、绍祖义书联……”，按赵绍祖号琴士，道光时学者，这里不应点断，何况一副对联安能两人书写？“义书”亦不可解，疑有误。
以上所列各条，多属于对文义的不理解所致，比起单纯的错字似更应值得重视。另外如125页“《佛祖历代通》载”应为“《佛祖历代通载》”；134页“乱后修复，宏阔逾曩。昔门有石阙”，应为“乱后修复，宏阔逾曩昔。门有石阙”；286页“我不受，也甚德之”应作“我不受也，甚德之。”等等，宁可认为是偶然笔误，此类甚多，不再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