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鸿博，即博学鸿词科，是正常科举之外一种特殊的搜罗人才考试。鸿博之试在清代只举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康熙十八年（1679），第二次是乾隆元年（1736），即牛运震参加的这次。这第二次的发起其实是在雍正十一年（1733），该年四月初八日发出上谕，要求在京的满汉三品以上官员和在外的总督、巡抚和学政，荐举“品行端醇、文才优赡，枕经葄史、殚见洽闻”的“瑰奇大雅之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以便优加录用。
但是，上谕下发之后，督抚们对荐举的热情似乎不高，这令雍正帝震怒，乃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二十七日又发上谕严厉批评，说督抚们“各怀慎重观望之心”。这个上谕并表扬了直隶总督李卫和顺天学政吳应棻，他们合举一人，吳应棻又独举二人，皇帝说只有他们两人才是真心实意为国家留意人才。
这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患病，两天后就去世了。
乾隆帝登基后，继承其父之志，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发布上谕，重申荐举的事。
山东省巡抚岳濬，当然负有推荐人才的责任。从现在看到的资料，他的荐举题本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乾隆上谕发出后十七天奏上的。山东省共荐举四人，即兖州府滋阳县的牛运震、曲阜县的颜懋伦，曹州府巨野县的刘玉麟，东昌府馆陶县的耿贤举。
然而事实却是，至少在雍正十二年的下半年，即正式题奏前一年多，牛运震已经在准备考试了。也就是说，岳濬在接到雍正帝第一个上谕后不久便开始了物色筹备，并且在省城进行了预考（模拟考试），只是没有上报而已。
现存牛运震《甲寅年谱》抄本，上册为雍正十二年二月到五月的日记，下册为九月到十二月的日记。上册所记，多是访友、喝酒、春游、看花，有“去樱桃园投壶饮酒，沿泗河而上，至金口坝，日夕还樱桃园，尽饮馔而归。”有“同刘渔村出南门，沿路看花，至桃花屯……沿河堤而归，晚招宋廷栋、高表舅及五弟花间小饮。”有“投魏家园子，海棠花下小饮……酒尽乃归。”有“西关见范内弟，同过尚老亲借《牡丹亭》”。又有在“壮丹花下然灯看花饮酒，饮歌至三更。”如此等等。此时的他，是新科进士，正等候吏部分配，所以身心放松。可移用他日记中一句话形容此时状态：“日气甚煦衣袄，体舒偃伸自若”，仿佛从严冬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要尽情地享受生活。这段时间甚至连书也不读了，四个月的日记中，竟只有三个书名岀现，而且是《天文图》《七政历》和《牡丹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月以后的日记，几乎是每天都在读书，每种书读五、六天，显然不是兴之所至的浏览。从雍正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七月所读的书，有《内经》《参同契》《鹖冠子》《关尹子》《孙子》《列子》《吕氏春秋》《后汉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三略》《荀子》《山海经》《汲冢书》《三坟》《韩子》《新序》《穆天子传》《白虎通》《越绝书》《管子》《淮南子》《易》《南史》《隋书》《三国志》等（日记中所记某天读某书的某卷某篇，此均从略）。读之外，还要点和抄，如“评点《淮南子·说山》”，“抄《史纪·五帝本纪》”，“抄《夏本纪赞》”，“抄《殷本纪》”“抄《周本纪》”“抄《夏小正》”，抄《史记·货殖传》，等等。这足以说明，他读这些子部和史部的书，是为了应对博学鸿词科的考试。
由此可以推测，牛运震应是在《甲寅年谱》上下册之间所缺记的六、七、八三个月这段时间里得到被荐举的通知。
至于岳濬为什么已选定对象却不上报，应该就是缘于雍正帝所批评的原因：“观望”。探听朝廷对此事的真实态度，看看其他督抚荐举情况，这其实是官僚政治中的常态，只有这样，官员才能进退自如，左右逢源，永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待雍正皇帝有批评有表扬的第二道上谕发出，岳濬很快就交上了荐举名单。
有一点很令人奇怪，就是清代山东号称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而被荐举者四人都集中在鲁西南。何以包括省城及胶东等文风素著的府县竟无一人可以入选？而且对此还正式向上回报，说“今据济南等十府回称，各所属内悉心延访，并无堪膺博学鸿词之选，不敢滥行举送……”。（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山东巡抚岳濬为荐举博学鸿词事题本》，见中国第－历史档案馆《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史料》）说得像真的一样！其实，鸿博之试不是常规考试，何谓“瑰奇大雅之才”也并无具体标准，更无荐举指标，故岳濬是否把此任务布置到了各府州去都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会做好两手准备，所以早在雍正十二年时便已通知了牛运震。这是他做官的高明之处。
那么，又是由于什么因缘际会，使牛运震幸（或不幸）而进入岳濬的视野的？
岳濬是个“官二代” ，其父即名将岳钟琪。岳濬做山东巡抚时只有二十九岁，可说是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他对鲁西南尤其兖州和曲阜比较重视，应与雍正帝十分重视的孔庙重建工程有关。曲阜是兖州府属县，雍正二年六月，孔庙因雷击发生火灾，大成殿等建筑被毀，次年八月重建工程启动。雍正帝说过重建竣工之日“朕将亲诣行礼”，还多次为孔庙御制碑文，题写匾额。而作为雍正帝十分看重的山东巡抚，对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程，当然要高度重视。岳濬一定是常到曲阜视察指导的。
朝廷派驻曲阜的钦命督修孔庙大臣，是翰林院学士完颜留保。现存的雍正八年《重建先师孔子庙碑》即他撰文，碑阴中有他和岳濬等并列的署衔题名。留保与曲阜颜氏家族关系密切，与颜肇维、颜懋侨、颜懋伦等都有文字交谊，见于各人诗集。而牛运震和颜家也关系很深。所以可以推想，有可能是完颜留保向岳濬举荐了颜懋伦，而颜懋伦又介绍了牛运震。
二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和雍正十三年七月，牛运震两次赴济南参加了鸿博之试的模拟考试，或曰预考。
《甲寅年谱》下册，封面上题有“十二月考鸿博”六字。十一月十五日记“见沈太守。”十六日，“祭告先茔”；十八日，“起身往济南” ；廿二日，“见学台”；十二月初七日，“见抚台，考经书三篇” ；初八日，“考经三篇” ；初九日，“考论、表” ，初十日，“考诗、赋、颂” ；十一日，“考诏、诰”；十二日“考策” ；十三日“考记、辨” 。这是第一次预考。到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又赴济南 ，六月初三“见藩台”； 十二日“见抚台” ；十三日 “见学台” ；七月初四日，“抚招，试诗、赋”；初五日“试策”； 初六日“试表” ； 初九日“学台试赋”。这是第二次预考。
这两次预考，第一次是在雍正十三年皇帝的第二次上谕督催上报名单之前。第二次是其后。
日记中的沈太守是兖州知府沈斯厚。牛运震是以兖州府的名义向省级推荐的。学台即山东学政喀尔钦；抚台即山东巡抚岳濬；藩台即承宣布政使郑禅宝。他们代表了山东省最高领导班子。
第一次预考的内容，是经、论、表、诗、赋、颂、诏、诰、策、记、辨，共十一门；第二次的诗、赋、策、表，应该是对上次考试的加强或巩固。
牛运震去世后，其父牛梦瑞在《行状》中说 ：“雍正十三年举博学鸿辞科，东抚岳公引荐。省试十一次，书、经、诗、赋以及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诸子百家之文，皆条晰明畅。毎呈文，即击节称快，谓‘鸿博无出其右者！’”
看来岳濬对牛运震预试的表现极为满意。
《空山堂文集》卷十一收有 《省试山东分野形势海防河工策》一文，应该就是预试时之作。看上引日记，曾两次试策；而且考其他科目都是一天考两门，唯有策是考一门，看来策应是分量最重的一门。
策，分“策问"和“对策”，前者是试题，后者是答卷。“策问”是发问（殿试时是以皇帝的口吻发问），内容主要是治国安邦、国计民生之事。士子们针对“策问”的内容作出回答，也就是“对策”。此策因为是在省里的考试，所以模拟巡抚的口吻，询问对山东诸问题的见解：
问：山东分野：奎、娄、胃，鲁，徐州；角、亢、氐，郑，兖州；虚、危，齐，青州。陈卓所分州郡躔次，如平原、清河，实兖土也；赵得清河而入昴，齐得平原而入危，则从国不从州。东平、泰山、济北、济阴、陈留，齐、宋、鲁、卫错处，而概以角、亢、氐属之，则又从州不从国。其说安在？唐僧一行谓山河之象存乎两戒，以南、北河为占，其占十二次，以云汉始终言之，其亦有所本欤？若乃以十二国占者、以天市垣占者、以北斗占者、以五车占者、以五星占者、以干支占者，齐鲁之所当占者可指陈欤？《禹贡·职方》区域不同，青兖徐三州之沿革，其说云何？青齐，十二之雄也。山川形势关津要害安在？以及古来用兵战守机宜，抑孰得而孰失邪？海畔之营汛星环，河上之堤工林立，何者为备倭之遗垒、何者为防丽之故城？抑何策而浊流安澜于邳徐、何道而横波不冲于曹单？其设置区画，俱有要道欤？其悉著于篇。
牛运震的对策长约3000言，这里只能录其开头的部分，以见一斑：
《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所以布度分纪，画州系象。然古《星经》亡，分度不可考。其大历乃散见于《左传》《国语》及《吕氏春秋》：参为晋虚，商主大火；害在鸟帑，周楚恶之；星孛大辰，四国当灾。他如彗出东北，齐侯惧焉；熒惑守心，宋公徙之。古星土稍稍可参互《史记》，考定星野。角、亢、氐，兖州；虚、危，青州；奎、娄、胃，徐州；馀各以次列布。《汉书》《天文志》、《地理志》并沿其说。至魏太史令陈卓以国配州，所分州郡躔次乃详密。
顾尝以山东按之：东郡、任城入角，齐国、济南、东莱、淄川入虚、危，则国与州悉叶矣。平原、清河，古兖土也。赵得清河而入于昴，齐得平原而入于危，则似从国不从州；东平、泰山、济北、济阴、陈留，亦古兖土也，齐、宋、鲁、卫错处，而概以角、亢、氐属之，则又从州不从国。愚以为古者列宿隶野，盖取班布齐均，星气自然脗合，国与州俱非所论也。按古星度，角、亢、氐为一宫，虚、危为一宫，奎、娄、胃为一宮，宫度并三十上下，故其所隶区域，截长补短，广狭亦不相远。东郡、任城，兖之中界，故东郡入角一度，任城入角六度，而国与州适叶；清河、平原，兖之边陨，一以近赵而入昴九度，一以近齐而入危十一度，实未尝从国也。东平、泰山、济阴诸郡，列国牙错，大半兖土，则概以角、亢、氐统之，故东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济阴入氐一度，济北、陈留入亢九度，亦未尝从乎州也……
该文涉及到山东的天文、地理、历史、海防、军事、治河等各方面，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条理清楚，用语准确，其中很多内容都是扣紧当时形势，而不是坐而论道的空泛之语。充分反映出作者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杰出的分析表达能力。说明他能读书又能思考，博古而能通今。并且，此文在考场上并无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以一天时间完成，也确实非一般人所能。
著名学者孙星衍为牛运震作墓表，说“世宗十三年诏举博学宏词，山东巡抚岳濬举君以应。先策试以山东分星、地势、海防、河渠之学，君对以魏陈卓星度为西法入中国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贡》《职方》之所以异；议以山东形势，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关；海防巡洋不如守内洋；河防宜筹沁黄交斗及决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图志，通晓时务。东方硕学，无出其右。”即指此文。
这种正式考试之前的“省试”，其他省也有举行。例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被荐举后，参加了在安庆抚院进行的考试，所作诗赋现存《文木山房集》中。诗题《賦得云近蓬莱常五色》《賦得秘殿崔嵬拂彩霓》，赋题《继明照四方赋》《正声感人赋》，题下均注“抚院（或督院、学院）取博学鸿词试帖”，可见在省内还是分层级进行的。
但是吴敬梓后来因病（或云托病），拒绝了巡抚的荐举。
安徽的这些诗赋题目大都华赡堂皇，具有颂圣的特点。而牛运震《空山堂文集》卷十一有一篇《东鲁毓祥麟赋》，亦庶几近之。不知道是这次省试时所作吗？
而且，“东鲁毓祥麟”乃是当时发生的事，具有“时事政治”的色彩，并且与岳濬有关。
三
乾隆《宁阳县志》收有一篇《再贺瑞麟表》，署名是山东巡抚岳濬。
表中说，“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兖州府宁阳县民孙永翔家，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未时，有牛在鹤山产一瑞麟。产时异光四彩，声若雷鸣，麟身长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玉定文顶，首含肉角，鼻准隆起，孔若芝云。双瞳烱烱有光，眶赤如炬，两耳卓立，孔有彩毫，遍身麟甲……”。
不管表中描绘得有多么神奇，现代人都知道，所谓“麒麟”，本来是出自古人的想象，牛产麒麟，不过是生了一只怪胎而已。但在当时，却是被认为这是天降的祥瑞，值得表奏朝廷。
笔者认为，署名岳濬的这篇《再贺瑞麟表》很有可能出自牛运震的手笔。
据上文所引《甲寅年谱》，牛运震是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去济南参加鸿博预试。他十二月初七日拜见了巡抚岳濬，正是得到产麟消息的那天。十二月初九日，考论、表；初十日，考诗、赋、颂。不难想像，岳濬敏锐地发现了产麟这事具有重大利用价值，感到这是献祥瑞以邀宠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隆重上表称贺。
所谓祥瑞，即吉祥符瑞，指表示吉祥的征兆。诸如禾生双穗、地涌甘泉、奇禽异兽出现之类。祥瑞出现被认为是“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是政治清明的表现，也证明当今皇帝是天命所归。所以地方官员会变着法子献祥瑞，用以表达政治上的正确。这种传统在封建时代可谓源远流长，很多正史都有《祥瑞志》或《瑞应志》，专门记录这些五花八门的祥瑞。
岳濬献祥瑞的贺表，当然不会是他亲自动笔。他的幕僚中也不会缺少文章高手，但在博学鸿词的预试现场，他亲见了牛运震令他击节叹赏的才华后，灵机一动，以“东鲁毓祥麟”作为考试表和赋的即兴命题，也是顺理成章十分可能的事情。
表这种文体，虽属于行政公文，却要求典雅庄重。写作者要以官员的角度和口吻，正如写八股文就是代圣贤立言。这篇《再贺瑞麟表》正是这样。所以岳濬只要把这篇试卷拿来填上自己的官衔和名字就可以奏报。而赋是文学作品，讲究词藻的铺张渲染。以同一题材用不同体裁作两篇文章，这在考试命题上也不算出格。只是因为那篇表已经署了巡抚的名字上报，所以牛运震就不能收入自己的文集了。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猜测。
那篇《再贺瑞麟表》之所以称“再贺” ，是因为雍正十年（1732）巨野县也曾有过一次牛产麒麟的事。《再贺瑞麟表》中也曾提到，说“前此地当巨野，岁在元枵，欣逢神物之挺生，肃缮丹函而上报”云云。蒋良骐《东华录》卷三十一及《世宗圣训》卷二等也都有记载。下录余金《熙朝今语》卷九所记：
雍正十年七月，山东巨野县民李恩家牛产瑞麟，麇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缝有紫毫玉定文，顶光彩烂生。抚臣岳濬奏请诏付史馆，宣示中外……
三年间两献祥瑞，颇可看出岳濬对此类事情的热心。我没有査到这一次岳濬所上贺表，却忽然产生一个联想：这次贺表会不会是刘玉麟撰写的呢？
刘玉麟雍正四年中举后，在观城县做训导。道光《观城县志》说是河东总督王士俊聘他为省城泺源书院山长。而泺源书院是雍正十一年由山东巡抚岳濬主持兴建的，恰在岳濬第一次上表贺瑞麟之后。何况刘玉麟是巨野人，而巨野是著名的鲁公西狩获麟之处；刘玉麟不但名字中有个“麟”字，他还字麟兆；这么多吉祥元素都湊在一起，足以使岳濬认为他是撰写贺表的最佳人选。此推测如可成立，则此后的为什么聘他为泺源书院山长，以及被荐举参试鸿博之试，就都可以看作是水到渠成的事。
刘玉麟是四名被荐举者中唯一的胜出者，胜出之后被乾隆皇帝改名刘藻，我在《牛运震与刘藻》一文中已作介绍。现在看来，乾隆帝为他改名，除了对他本人的强烈好感，也许还有更深曲的心理原因在，那就是与岳濬和其父岳钟琪有关。
在岳濬荐举刘玉麟的时候，岳钟琪还在牢里关着。他因与噶尔丹策零战争中“攻敌不速，用人不当”，受到雍正帝严责；又因鄂尔泰和张广泗的弹劾，于雍正十年十月被革职交兵部拘禁，后被判斩决，又改斩监候。直到乾隆二年岳钟琪才被释放，貶家为民（见《清史稿》本传）。岳濬作为罪臣之子，虽然终雍正之世帝眷对其并未稍衰，但他对不可知的天心和未来有着巨大恐惧，惴惴不安临深履薄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十三年年初上表，说元旦那天山东“省城祥云捧日，历辰巳二时不散，又正月初五六日名府瑞雪普降”云云，还有这第二次的上贺瑞麟表，这样不厌其烦地讨好皇帝，都可说是这种心态的曲折反映，其实是对皇帝的政治表态甚至谄媚乞怜。
乾隆帝登基后，难免会因岳钟琪而对岳濬恨屋及乌。这从乾隆元年五月对岳濬一份条奏的批示可见一斑：“朕逐条批阅，不过敷衍文章而已。汝尚其实心实政行与朕看，朕因汝尚无大过，是以姑留东省，汝不可以此为得计也。戒之，慎之！”（见《高宗实录》）读后可以想象出皇上面若寒霜天威凜然的神态，与他对刘藻近乎溺爱的温情形成强烈对比。
乾隆帝当然知道刘玉麟是岳濬荐举的。所以在刘玉麟中式之后，他会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就是要尽量淡化或抹掉刘玉麟与岳濬之间的相关信息，以示你刘藻的功名富贵都是皇帝我的赐予，与他岳濬无关。或者，你岳濬不是要挖空心思讨好先皇吗？而我偏要把你炮制的所有与瑞麒有关的信息彻底去掉！
这，就是为刘玉麟改名的心理动机。
推而广之，甚至牛运震考试的落榜也未必不与此有关。
当然，这又是笔者的猜测。
现在回到岳濬的两献祥瑞。雍正十年这次献祥瑞的结果，是皇帝下旨：“山东前岁被水，今闻产瑞麟，实深愧悚。该抚所请皆属虚文。将朕朝乾夕惕对越上天之悃忱，晓谕天下知之。钦此。”（见《世宗实录》）－－搞这样的花架子没用，还是让天下人都看看朕是怎样夜以继日地实干的吧！
以“虚文”二字定义岳濬所为，已可见批评之意。
而雍正十二年年底的这次，皇帝的反应比上次又严厉了许多。这次是对连同云南、广东等地献“庆云现”的祥瑞一起发表意见，载《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正月初八日条。全谕八百余字，下边摘录部分：
……庆云见于云南之大理等府……又山东宁阳县产毓麒麟，嘉瑞骈臻，仰见上天慈恩福佑……朕向来不言祥瑞，非为谦让之虚文……两省庆云，何如处处雨旸时若！……尔等为朕思之，何由使宗室天潢之中，人人品行端方？何由使八旗根本之地，事事奉公守法？何由使六卿喉舌之司，纪纲整饬，万事咸宜？何由使封疆守土之吏，大法小廉，万民安业？朕之愿望，常多未满。则斯产麟，何足深庆！若以产麟为朕德所感，益属朕所不居。传言诚能格天。朕十二年来，恳切至诚，时时训诫尔诸王大臣。所颁上谕不下数千万言，而诸王大臣，尚未尽能激发天良……则是朕于人心未尽感格，而谓能感格天心，实不敢自信也！……朝廷一丝一粟，皆天下之民脂民膏。如朕今者解衣以赐，此衣虽被于朕躬，实未尝成之朕手，揆厥由来，仍是万民指膏。岂朕所得而自有哉！……尔诸王大臣亟须猛省奋勉，厚自期待。果能实心实力、办理国家政事……则泽被生民，感召天贶。将使四海九州之大，尽致五风十雨之徵。此时再感上天慈佑，贺朕瑞祥，岂不更胜于庆云屡见、麒麟叠生乎！……
雍正皇帝是个相当务实的人。他在位十三年，始终能坚持实事求是励精图治的作风。孟森说过，“自古勤政之君，未有过世宗者。”（《清史讲义》）这从上引上谕可以看出。当然，他也说“嘉瑞骈臻，仰见上天慈恩福佑”，并不能彻底否定所谓祥瑞；那是因为他必须承认“君权天授”这个证明政权合法性的说法。事实是他对献祥瑞之举是十分反感的。
不知道岳濬他们跪迎这样的上谕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羞愧？后悔？还是恨自己没有摸清皇上的脾性？……这上谕颁后七个多月，皇上便“龙驭上宾于天”，看不见臣下的表演了。不过可以相信，如果岳濬他们发现新皇上喜欢这一套，此后各种各样的祥瑞，还是会变着法儿继续出现的。
四
乾隆皇帝即位后，当然要秉承先皇遗志，继续高调征求鸿博人才。各地上报的举荐名单，累计已二百七十多人。乾隆元年二月的上谕，除督促举荐外，还考虑到了已经陸续到京者的衣食问题：“其赴考先至者，未免旅食艰难，著从三月为始，每人月给银四两，资其膏火。”
牛运震等人是何时进京的，未见有记载，只知道他是和颜懋伦同时去的。牛运震死后颜懋伦作的五古长诗《送牛平番归窆》有：
……天子登博学，明诏下旁徵。薄海百余人，而余副君行。督亢收地络，皇居曕列星。对酒西山晓，论诗道院清。慷慨相期许，浮名匪重轻。献赋明光殿，颇复拟两京。异数不可邀，一时为君倾……。
诗中的“对酒西山”，点明他们是住在了宣武门西将军巷来爽楼，那里是颜家的房产。论诗的道院，应指神乐观，在天坛附近，是当时他们经常活动之地。明光殿，是汉代长安皇城的宫殿，此借指皇宫中的保和殿。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帝亲临保和殿主持考试。两京，指汉代张衡的《东京赋》和《西京赋》，据说是拟班固《西都赋》《东都赋》而作，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这当然是比喻牛运震的试卷了。
然而事实是被荐四人中除了刘玉麟，都没有张衡、班固那样的幸运。牛运震、颜懋伦和耿贤举都名落孙山。
牛梦瑞撰《行状》说：“丙辰召试，竟以赋长、策多典故被落。”
孙玉庭撰《牛真谷先生传》说：“及庭试，竟以赋长逾格、策多古字被乙。”
赋写得超过了规定字数？策中典故用得太多？试卷用字不太规范？——就是不提文章好不好、答案对不对！
任何对失败原因的探讨都意义不大。只能沿袭一句俗套的说法，这是命。对于牛运震来说，他此时终于梦醒；而对于岳濬来说，他可能早已不再关心此事。因为他在山东的仕历已经结束，考试结果公布后的第七天得旨调任江西巡抚，从此就离开山东了。
现代人难免会好奇，那次鸿博之试的考试内容都是什么？胜出者有多厉害？失利者真的不堪吗？这是一个可以写一本专著的大题目，本人当然无此能力。下边只就涉猎所及，略作介绍。
这次考试共两场，第一场考赋、诗、论，第二场考经解、史论。
赋的试题是《五六天地之中合赋》（以“敬授人时圣人所先”为韵）。我找到了大学者杭世骏的一篇（见《皇清文颖》卷四九），他在此次考试中被取一等第五名，授翰林院编修。为省篇幅，只录其“敬”“授”两韵：
原夫子建天元，丑为地柄。试推防于二篇，实肇基于三正。帝出震而成艮，一元之运皆本中徳以流形；星伏戌而见辰，四序之行必于合神而布令。析之是名九星，统之乃云七政。数得主而有常，道无为而不竞。抚辰惟勤，授时在敬。奇全偶半，积五位以相乘；兼两函三，合六爻而互应。
尔其积寸该分，课虚责有。生成备而变化行，神鬼交而刚柔剖。五则一三七九相后先；六则二四八十居左右。探天根者必以为圆盖之心，溯地极者必以为方舆之纽。马拳毛而图浮，龟坼文而书授。大衍置闰以归奇，皇极居尊而用九。求天产则音以出，清声唱而浊声酬；求地产则管以成，阳律终而阴律奏。验空积于忽微，穷岁差于章蔀。是故自阏逄以至上章，随乾道而错行；由星纪以讫元枵，叶坤维而比夀……
笔者在勉为其难的断句标点过程中，只能大致地理解为这就是拿“五”和“六”这两个数字来做文章。在古代术数之学中，这两个数字蕴合着十分高深的道理。五是十的一半，六是十二的一半，一半是谓中，即中庸之道；十是天干，十二是地支，而天为阳、地为阴，阴阳相合乃生天地万物。这是中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文章以这两个数字为线索，涉及到八卦、卜筮、历法、音律，以及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等多个方面。赋这一文体的特点就是铺陈其事，要掇拾甚至穷尽有关材料，并不须要论证。这是一篇骈赋，除了要求对仗外，还必须押指定的韵脚，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做这样的赋，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诗的试题是《山鸡舞镜》。山鸡舞镜典出《异苑》：“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限七言排律十二韵，得“山” 字，即押“山” 字所属的上平声十五删部的韵。这个韵部只有二三十个字，属于窄韵，无疑又增加几分难度。范文网上可搜，不再举例。
论的题目是《黄钟为万事根本论》。黄钟本是乐律名词，古人用象征比喻附会等手法，发掘出其复杂深奥的哲学意蕴。下边摘录此次考试录取排名第一的刘纶之作的中间一段：
夫黄钟者，在气为中气，在声为中声，其得乎理者，全也。均其长得九寸，径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其赅乎数者，备也。故《史记》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而六律之中，物不得过事，民不得过臣，自有黄钟以为之君，而按序递生，即十二曲、六十调，不过错综以写其藴；太和所以鼓荡于两间也，气化所以节宣于万类也，天时人事所以纲维枢纽于终古也，由是以之通歴而缇灰有消长焉，以之嘉量而累黍有亏盈焉，以之准度而圭撮有嬴缩焉，以之平衡而铢两有空积焉……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发点感慨。以上所录的文章，只有整饬严格的形式和华丽空泛的语言，看不到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其实是制艺文章的共同特点。在当时，是颂圣和谋取功名的手段；所有的读书人穷年累月学的做的就是这样的文章。这次鸿博之试的参加者们，哪一个不具有极高的智商，如果把聪明不用在这些上头，将能做多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清初学者李塨反思明代的灭亡，曾说过“万卷经书，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弯一矢，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庙墟、而生民熸矣！”（《平书订》卷三》）实在是痛定思痛的椎心之言。
第二场考策问，包括经学、史学的策问各一。策问考的是真才实学。此次史学的策问，仅所提问题就七百多字，涉及十七史各书的源流评价，以及对中国正史的体例沿革的梳理，并要求对史书的数百家作者“悉数其姓氏，详其名目，以证其是非”，用今天的话说，内容可以涵盖一部《中国史学史》和一部《史学概论》。其复杂繁重程度令人惊讶。这里就不引录试题和答卷了。经学的策问也是一样。
五
这次鸿博考试只录取十五人，与康熙十八年（己未）那次参加者一百多人取五十人比例十分悬殊。
对两次考试，史上评价很多。孟森概括说，“己未惟恐不得人，丙辰惟恐不限制。”（《明清史论著集刊》）商衍鎏认为这次主考官张廷玉“托慎重之名，苛绳隘取。如淹通经史之桑调元、顾栋高、程廷祚、沈彤、牛运震、沈炳震，文章诗赋之厉鹗、胡天游、刘大櫆、沈德潜、李锴，他如裘曰修、钱载等皆一时绩学能文者，俱未入选，颇失士林之望焉。”（《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其实，把责任推到张廷玉身上，并不公允，因为《高宗实录》乾隆元年十月初三有明确记载，“大学士鄂尔泰等阅取博学鸿词优卷进呈。得旨：考取博学鸿词一等五名，二等十名。应如何授以官职之处。尔等查例具奏……”这十五人的录取名额是皇帝亲定的，何况《实录》上连张廷玉的名字都省略了。
曾见一篇刘文兴的《杭世骏厉鹗博学鸿词试卷跋》，说“康熙去明未远，胜国遗民多在草野，志垂网罗，故试宽而名额众……计所取士，盖已十之六七矣；乾隆时承平已久，士重实学，与试既重，名额复严……计与应试者相较，盖犹什不及一，其相去为何如也！”（《文献论丛》，故宫博务院编）说出了其关鍵在于乾隆所定名额。今天我们可以认为，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开鸿博之试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康熙帝是出于真心收罗高级人才为国所用（当时正编明史），当然也有解决明遗民不与统治者合作问题的政治考虑；雍正皇帝决定重开鸿博，也可说是继承其父的传统为国家求真才，只可惜他未竟其志而死；到乾隆皇帝的再开鸿博，甚至可以说只是为表现姿态的一场政治作秀而已。
所以，牛运震这样的结局，很大程度上也是早已注定了的。
对丙辰鸿博那些未能入选的应试者，后世史家大都抱有很大的敬意。如福格《听雨丛谈》：“凡应荐之士，无论取落，皆非村儒俗士侥幸得名者可比也！”用今天的话说，他们虽没获诺奖，却被提名或入围，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福格还认为此科考试有作弊现象：得第一名的刘纶是张廷璐举荐的，而张廷璐之兄是主考官张廷玉。刘纶当时年甫弱冠，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事先泄漏了试题。张廷璐不回避，这是程序不正义！
李富孙《鹤徴后录》一书，载乾隆丙辰参加鸿博考试者的传记，卷七“与试未用二十三人”中有牛运震。在《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之类官书未出现前，此书最早全面介绍了牛运震的生平政绩及学术成就。
大学者杭世骏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并被录取，他也认为结果很不公平，因为他素所钦佩的厉鹗、胡天游和全柤望都遭摈弃。但他把原因归之为命运：“岂非命哉！”（《词科掌录》）杭世骏也提到了牛运震，说“牛阶平，临洮岳公所荐，山左硕学，无在其右者。既不被录，海大司农为悼惜者久之。”
——称岳濬“临洮岳公”，未知何故，或误。海大司农，指户部尚书海望。现在见到的资料中未见牛运震与海望有何关系，此待考。
此次鸿博之试的失败，对牛运震是一个打击，短期内他一定是很沮丧的。但这次失败，也客观上成就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牛梦瑞作《行状》叙其科举历程，说：“壬子魁北闱，受知于淸江夫子……癸丑捷南宫，受知于故大司寇刘公。两公皆亲之若父子，饮食教诲，恩谊备周。当是时，彭大人已入阁办事，意必获翰苑，竟未得。”其中的清江夫子是他乡试时的座师杨锡绂，大司寇刘公是会试时的座师刘吴龙，彭大人则是他少年时进学的座师彭维新。他的这些座师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中进士后进翰林院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他会试只考了个三甲，三甲进士是进不了翰林院的。翰林院是国家的储才机构，只有成为翰林，下一步大的发展才有可能。以牛运震对自已人生的期许，未入翰苑对他是一个不小的遗憾，这也是他没有像董淑昌那样立刻去做县令而欣然接受鸿博之荐的原因——根据康熙十八年那次鸿博之试的经验，录取者五十人都进了翰林院。
当然，他无法预料结果。
六
大约一年后，牛运震在《与李侍御元直书》中对这次考试的得失利害，进行了比较冷静的分析。李元直，高密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监察御史，有直声，颇为雍正帝器重。他比牛运震大很多，他的父亲李华国曾任滋阳县学教谕，和牛运震的祖父辈有交往，所以他称之为太先生。这封书中说：
运之役于鸿博也，三年矣。外则汗流奔马，内则蝇钻遗经，然而保和两试，遂成乌有……运少负不羁之性，长无师保之责，纵笔所之，往往猖狂妄行而逾乎大方，以此而使低首下心，学为工妍润泽之文以见于世，岂其不愿，实力有所不能也。……使运驱策今古、排奇垒诡，此其所长也；若为按部就班、镂章粉句，此其所短。如运者所谓朴且散焉，不能自尽其材者也。既不能早见其不济，又不能自量其狂陋，而犹欲侥幸于万一，此亦大悔；然而外诱于其名，而内自底其实，三年以来苦心孤诣，于经史百家言又三四过，此亦何负、而又何悔于运？安知造物不故为此摧折颠倒以砺其志而邃其学？命毋两责，道毋歧志，然则或有告运者，曰：夺汝三年所有，而予以空名鸿博，此有深闭固拒耳，有如白日，吾不与易也！
这种分析是切中肯綮实事求是的。牛运震是一个有突出的性格和鲜明爱憎的人，从做人到作文，都有自己的原则，表里如一。他不能做曲学阿世低首下心的事，也做不了工妍润泽镂章粉句的文章。少年时作《宠忠诗》，他所钦佩的是比干、屈原、苏武、朱云一类人物，在文人中，他的偶像是韩愈。然而一切统治者所需要的，首要条件却必须是顺从，甚至是谄媚和巧言令色。从牛运震后来的经历和作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要做司马迁，而皇帝需要的却是司马相如。
他说，不能事先就发现自已的弱点，却又心存侥幸，抱着能被录取的希望，事后确实有一点后悔。然而三年中逼自己读了很多书，其实收获很大。考试失败的打击，也许是上天有意的安排，目的是磨砺我的意志，增加我的学识！人生的道路有多种可能，但最基本的人生之道是必须坚持的。这期间所学知识，所受历练，要比一个博学鸿词的空名有用得多！
他承认“居高者泽延，居卑者泽约”，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对社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但作为一个读书人，就有责任为百姓“嘘枯润暍”。鸿博之试虽然失败，但作为已经列入吏部册籍的进士，迟早是要做官牧民的。所以他接着说：
古来循良之吏，三代吾不知已。两汉之隆，此道为盛：上之兴礼宣教，鸣弦千室；次之甸山渠河，功在方社；最下亦皆诘奸发伏，息讼宁人，有以便安于一邑。每览先后汉《循吏列传》一十有六人，生有父母之号，死有甘棠之思，未尝不淋漓感激，踊跃低昂。然自揣耳目寡昧，才力驽弱，万万不能得当于此。然常夙夜蹶然，此志终不可灭……
他认为以诗书礼乐以教化天下，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最高愿景；其次的是为江山社稷建大功立伟业，也至少是封疆大吏才有资格。自己这个守部进士的此生去向，也就是做个知县。那么，就扎扎实实地做个民之父母官吧。从这时开始，他就下定了要做一个好知县的决心。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以全副精力管好一个县，“诘奸发伏，息讼宁人，有以便安于一邑。”这就是他此时的打算。看看他两年后在甘肃秦安县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是怎样落实这句话的。而希望将来能进入正史的《循吏列传》，就是牛运震在鸿博失利后定下的最终奋斗目标。
牛运震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大约在他去世不久，他的事迹就被宣付史馆，以作为后世修史的材料。在他去世一百七十年后编的《清史稿》，《循吏传》中果然有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