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言：本人出于对乡贤道德文章之敬重，十几年来对空山先生牛运震的诗文集钩稽爬梳，撰为《牛运震空山堂诗文笺证》一书。该书对牛氏诗6卷近400首、文12卷260篇，除句读标点外，又对其写作时间、相关背景、人物生平、涉及本事及典故出处之类进行笺注。同时又从地方志和诗文集、笔记中搜集到漏收之诗文若干篇作为补遗，与作者有关之资料若干篇作为附录。全书约50万言，现已基本脫稿。本人年逾古稀，工薪阶层，僻居小城，迂腐书生，没什么社会资源可用，故书之能否问世，前途颇为渺茫。幸得爱思想网诸君热情帮助，连续发布拙稿，使世人略知空山先生之名。现在此周告读者诸君，如有欲对此书的正式出版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者，请与爱思想网联系，本人不胜感激之至！
一
固原，今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清代属甘肃平凉府，其地战略地位重要，被称为关中之屏障，《清史稿·兵志》载陕甘总督节制二巡抚三提督十三镇，其中就有固原提督。罗尔纲著《绿营兵志》载，清初顺治二年设陕西提督，驻西安府，康熙四年移固原州，改为固原提督。
早在明崇祯年间，固原就发生过一次兵变，其起因是边兵缺粮，乱兵们和饥民一起打开了州库，劫粮之后加入了农民军。想不到一百多年后这一幕又重演，还是因为长期拖欠士兵粮饷，另有“操演过严” ，即出操训练的强度超过了兵士们的承受程度，使他们忍无可忍，于是揭竿而起。此次兵变的发起者是中营兵丁童五曜等人，此外还有右营兵丁张文才等。他们的计划是联合固原所辖的中、左、右、前、后五营士兵，刺杀固原提督许仕盛，夺取兵权，占领固原，然后图谋更大的发展。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十八日夜间起事，由张文才为内应，打开了固原城的南门，众兵士们便冲向城内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提督衙门。他们捣毁了衙前的栅栏门，但在攻打提督署的大门时受挫，遭遇了守营参将任举的抵抗和追杀。
《清史稿·任举传》记：
任举,山西大同人。雍正二年武进士,累迁固原提标左营游击。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固原兵变,夜攻提督许仕盛,毁辕门将入。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招营兵未变者才五十人,部勒使成列。变兵惧,退掠市廛。举追及,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变兵出城南门，还攻东西二门。举守东门，右营游击铁保守西门，御战，变兵溃。事定,总督庆复以闻,擢中军参将。
（夏之蓉《重庆鎮总兵加赠都督同知任勇烈公传》叙此事，童五曜作同文耀，又有“变起夜半，若火燎原。公登楼御之，贼有攀废垣上者，立斩其首”云云）
从以上所叙看，任举在深夜得知兵变发生后，来不及招呼随从，匆忙中以号角召集兵士，组织了只有五十个人的队伍迎战。按《绿营兵志》所载，固原五营每营兵额是792人，合起来驻军应有近四千人。当然这五营不会都驻扎在城内，而且也未必会足额，但城内至少会有一个中营，近800人的精锐士兵。兵变的组织者童五曜就是中营的，他周围必然有大批的追随者，在事起仓卒的深夜，任举一声号令就组织了五十个人，也可见兵士之中想法也不一致，大多数的兵士应该都是持观望态度的。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叛乱即造反，是杀头之罪，任举代表了朝廷和正义，所以他一出面，形势立刻扭转，叛兵们放弃了继续攻打提督署，转而趁混乱中去洗劫商户的财产。事情至此，已经可以确定，童五曜等密谋的兵变是必败无疑了。
兵变发生的信息，是通过川陕总督庆复和固原提督许仕盛的的奏折于二十多天后到达乾隆皇帝那里的。《清实录·高宗实录》载有乾隆帝为此所发谕旨七件，其中既有对处置的指示，也有对有关高级官员的指责。下边抄录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的一件，以见大略：
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固原兵丁纠众抢掠当铺。提督许仕盛驻扎本城，督抚皆经奏到。许仕盛奏折于次日始到，且折中殊有遁词。先据庆复所奏，兵丁口称操演过严，粮饷迟发。有“中营兵丁童五曜等，起意纠众抢掠。并非兵民相合”等语。许仕盛折中并不提及一字，明系袒护兵丁，希图脱卸已过。至于悍兵击碎提督衙门栅栏，是其平日不能服众，以致众心全无顾忌。及至临时，又但委游击查拏，并不亲身弹压。假如临阵遇敌，亦若此退缩可乎！此等软弱畏葸之状，何以膺重寄而靖岩疆？伊以为到任未久，意在推卸；独不思身为提督，安得以新任为词？况伊于上年五月内到任，已莅任半载有余，果其约束有方，何致猖獗若此！而其折中全无引咎之词，可谓恬不知耻！以上情节，著传谕庆复，令其询问许仕盛，一一回奏。此案朕已降旨，令庆复前往会同审讯定拟。案内不法等犯，虽系乌合之众，已经擒拏解散，不足为意……
可以看出，一是庆复和许仕盛所上奏折中把这次兵变说成是“兵丁纠众抢掠当铺” ，只字不提夜攻提督衙门的事，其目的自然是要把兵变定性为一般性的偶发事件，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事实上，总督庆复和巡抚黄廷桂及提督许仕盛等都是把这事当成谋反大事看待的。二是谕中说“乌合之众，已经擒拏解散，不足为意” ，是已经平定后的口吻，可见童五曜他们在当时已经被擒，兵变已完全失败。这件上谕主要是针对提督许仕盛的。
固原在牛运震任知县的平番县以西八百多里。按说这里发生兵变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因为此时他的才略在甘肃已颇为著名，兵变发生后总督和巡抚首先就想起了他，起用他参与对兵变的善后处理。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竟又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分水岭：既是他十年仕途的辉煌高峰，又是开启了他此后灰暗人生的序幕。
关于牛运震与固原兵变，所见记载只有他去世之后其父牛梦瑞撰写的《行状》中所叙：
固原兵变，攻提督署门，蹂躏居民商贾甚惨。游击任举单骑定乱。督院庆公、抚院黄公至平凉，飞檄调平番令夜渡黄河谒二公。曰：“二大人威重，须至固原镇之，但不可多带兵。不妨驻扎城外遥为之势。任将军既能定乱，即令出乱者可也。”两公颌之。时任已护提督印，果以三百余人至。其时城内作乱者尚多，人心汹汹，乃择其无辜者四人，请两院即释之，且谕曰：“固原之安危以汝辈为存亡，汝可速回，以慰父母妻子之望。”平旦即至固原，反侧始安。运治三百人狱，越十日具，斩三人，监候四人，馀予徒杖有差。督抚称其能。
若干年后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撰《牛真谷先生传》时把牛运震对处理兵变所提建议总结为“当示以镇静”五字。这可以说是很具有原则性的建议。牛运震认为当时的形势是：任举已经基本平定了兵乱，掌控了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兵再大规模开进固原城，必会造成大兵压境即将大开杀戒的态势，令城内所有军民商贾都惶然不安。真正叛乱者只是少数人，他们在没有退路时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绑架大多数无辜军民为人质，那就有可能使形势更加复杂而不可收拾。这种由主事者因立功心切滥杀而激变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并且，如前所述，庆复等对皇帝奏报时也是尽量淡化和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的，所以牛运震的建议得到了总督和巡抚的采纳。从这个意义上讲，牛运震的建言决定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在无形中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巨大灾难，确实是功莫大焉。
此时原固原提督许仕盛已被免职，由任举继任提督。 任举不愧是有勇有谋的杰出将领，他实现了对固原驻军的完全控制。但是，“其时城内作乱者尚多，人心汹汹” ，危险也是潜在的。所以，在庆复和黄廷桂接受牛运震提出的建议后，任举把参与叛乱和抢掠的军士三百多人送往城外督抚行辕，由牛运震从中选出四人，请总督和巡抚批准把他们放回。
这四人都是“无辜者”，即虽然参与了动乱但没有罪恶或罪恶很少的被胁从者。把他们放回，目的就是让他们现身说法，宣传上级准备以和平的姿态解决问题的方针，打击少数保护多数，从而打消军士们心中的疑虑，以彻底消弥潜在不安定因素，实现使固原长治久安的目标。
这一招果然有效。此后城内再也没出现问题。
牛运震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对那三百余名涉案兵丁进行了审讯判决。他根据罪错程度分别量刑 ，只杀了三名罪大恶极者。
一场震动朝野的兵变事件得以圆满解决，牛运震在其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果然不负所望。他的才能得到了上司的赞赏。
二
我们知道，庆复和黄廷桂是朝廷大员，封疆大吏，而牛运震只是区区七品县令，其地位相差悬殊。而且，当时平番县属凉州府，而固原属平凉府。甘肃所辖府、州、县各级官员何虑千百，而总督和巡抚却点名以最快速度的公文跨地区调一个县令星夜赶来处理紧急事务，从这事本身就可以看出牛运震在两位大员心中的地位。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此之前，牛运震与总督庆复和巡抚黄廷桂有过哪些接触？他们是怎样了解牛运震其人的？
现在只能作些推测：
《空山堂文集》卷九有一篇《重修太白山神庙碑》，题后自注“代制府庆公” ，这个庆公应就是陕甘总督庆复。
庆复（？－1749年），姓佟佳氏，字瑞园，满州镶黄旗人，康熙帝的舅舅兼岳父佟国维的第六子，吏部尚书隆科多之弟。他承袭其父爵位，在雍正时做到议政大臣。乾隆初为定边大将军，后历任两江、云贵、川陕甘总督。乾隆十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留任川陕甘总督，后又兼管兵部，但在率兵剿曕对时因立功心切，误报军情，贻误军机，被赐自尽。《清史稿》有传。
庆复于乾隆八年（1743）起任陕甘总督，驻西安。太白山在陕西宝鸡。大约是当地人欲以高官为号召募集建庙经费，故请庆复为作碑文；而牛运震在乾隆九年秋曾去西安任陕西乡试校官，故庆复令他代作。其间详情已不可考。可以想见，庆复本人对牛运震即使没有直接接触，但已久闻这位曾应博学鸿辞之试的名进士的大名应是无疑的。
黄廷桂(1690－1759)，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历官宣化总兵、四川提督、甘肃巡抚、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是极有能力又颇受乾隆皇帝欣赏信任的朝廷重臣。乾隆二十四年卒，御制诗挽之，赐祭葬，谥文襄。《清史稿》有传。
黄廷桂从乾隆六年到十三年任甘肃巡抚，而牛运震是从乾隆三年到十四年任职知县，两人在甘肃任职几乎同步，可以说黄廷桂见证了牛运震仕途的盛衰。当然两人的官级中间至少还隔着个道和府，直接的接触不会太多，但是两人之间的相知应该是比较深的。固原事件时飞檄调牛运震赴平凉，应该就是黄廷桂向庆复提出的建议。
在处理兵变之前，牛运震曾就政务事直接向黄上书。《空山堂文集》卷十二《宦稿》有《查议甘省应行兴革事宜禀稿》，说“前者趋赴崇辕，叩谒宪颜，猥蒙宪台格外垂青，曲赐指诲；并优容奖励，加意咨询，饬将甘省地方风土并应行兴革事宜，据实缕陈”，可知是牛运震去省城官署亲见了巡抚黄廷桂，回报了自己在平番以及秦安的工作情况。这里的“格外垂青，曲赐指诲”“优容奖励，加意咨询”，不能单纯理解为套话。因为巡抚大人不仅耐心听取回报，还希望他把甘省风土并应行兴革事宜都“据实缕陈”。注意，不是平番县也不是凉州府，而是甘省，整个甘肃省。这充分表现了黄廷桂对牛运震的器重。果然，牛运震所写的这篇稟稿，还有《查议甘省釆买平粜事宜禀稿》等，都是说的甘肃全省的事。其中未涉及平番县一字。
乾隆十二年，牛运震有致舅父杨名宷书（载《空山堂文集》卷一），其中说：“甥自十年之六月调任平番，治绩熟畅，颇得兵民之心。上官注意，名为能吏。去年抚军已列名荐疏。今岁委办固原兵噪大案，颇称妥练，即今或得一州，十九可望……”所说的抚军，即指黄廷桂。这说明，至少在调平番之前，空山先生已是有相当知名度的能吏，在乾隆十一年时，黄廷桂已经把他的名字正式向中央一级举荐，所以空山先生能充分自信地向舅父透露，下一步升任知州一级，是有八九成把握的。而这也就是在急需处理兵变的人选时，黄廷桂向庆复举荐牛运震的原因。
据载黄廷桂的性格是“生平少笑语，所在见芒角，专以招怨谤忤权贵为务”，“体国奉公，不遗余力”。是一个严肃、正派、有担当而且事业心极强的人，不同于一般圆滑世故的官僚。这种性格和牛运震有相似处，所以黄廷桂对他惺惺相惜，有意提拔，也是必然之事。
处理固原兵变，使牛运震的声望如日中天，仕途预期看好。不料却引发了躲在暗处的反对者的嫉妒和中伤。结果就是牛运震被诬劾落职，原来一切预期均成泡影。这是乾隆十三年秋天的事。而就在这一年，黄廷桂升任两江总督。大约在牛运震被劾时，黄廷桂已经离职。否则，不知他会为牛运震讨一点公道吗？
三
如前所述，在固原兵変事件中，任举是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的。他“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有如传奇中的英雄，理所当然地受到乾隆皇帝的褒奖。上谕中说，“固原提标不法兵丁纠众抢劫，事起仓猝。游击任举单骑直前，奋勇救护，擒获多人，方得解散。任举甚属可嘉……所遗参将员缺。即著任举补授。以旌勤劳。”从此由从三品游击升为正三品中军参将。
乾隆十二年三月，也就是固原兵变事件后不久，四川藏族大小金川部落发生叛乱。朝廷派调大兵进剿，任举被授西凤协副将，参与战事。他作战勇敢，频立战功。总督张广泗在一份奏章中说：“在川镇将，忠诚勇幹无出举右者。”不久升任重庆总兵，已是正二品的高级武官了。
乾隆十三年六月，在攻打昔岭战役中，任举身先士卒，率众连克城卡、碉楼二百余座，屡次负伤，越战越勇。最后在合攻石城时，被鸟枪穿胸，一代名将血染沙场，英勇牺性。时年四十六岁。
乾隆皇帝得知任举事迹后，“阅疏为泣下”，称赞他“胆略过人，才可大用，惜知之晚！”在上谕中说：“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清史稿·任举传》）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并赐茔地，御赐祭文碑文。
任举战死的消息传到甘肃，牛运震深感痛惜。他写了三首诗悼念他，载《空山堂诗集》卷五：
任将军歌（将军名举，战殁金川）：
西南峥嵘太白高，龙呑虎噬纷相猱。王师未捷失上将，白骨千里增萧条。铁马飞空风云暮，昭忠祠里威灵怒。壮士弯弓思报仇，五原惆怅将军树。
金川恨
黑云压阵大旗摧，夜半鼓声凶且哀。将军慷慨出辕门，三千义士如奔雷。孤军长进路超远，飞雪三丈马足踠。昔岭之城难于上青天，砲衰矢尽战气短。白日暮，将军长呼风云怒。令箭不倒三指折，血染金川江头树。吁嗟乎，西南鸟道通夷蛮，古来战地白骨杂烽烟。今日将军格斗死，当年五原勇气义胆薄云泉。山连连，水潺湲，猿啼虎啸空啾然。谁为我皇痛哭万里城，一去金川竟不还！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丈夫临敌誓报国。万仞山城天相连，杀气西来飞雪黑。军书如雨催我行，愿为良将持重安可得！鼓声哀，将军怒，男儿宁当沙场死，安能北面自诣薄！弯我之弓披铁衫，万马飞向凶门去。蛮骑交错敌若云，崩砲千道江水深。悲风惨怆天无色，钩陈倒出元武翻。左长矛，右大刀，三盘三盪战三交。蚩尤之神为贼豪，失我大刀亡其曹。马步攒缩如蝟毛。令旗在手三指折，空弮仰天长呼号。头发上指目吐烟，我死当为士卒先。壮士一言轻刎颈，何况圣主恩如天。水潺湲，山峥嵘，血染金川风日腥。五原上将今安在，惟见枭骑带箭归空营。首已离，心不平，臣死去诉天王廷。西南欃枪会扫灭，义魄常作万里城。
这三首诗在诗集中排在一起，可见是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写的。就同一题材一写再写，足见任举之死对作者心灵造成的冲撞和震撼之強烈。
《任将军歌》七言八句，仿佛律诗，其实中间转韵，乃是歌行体。歌行体适于铺陈，可以避免律诗的束缚和整饬，更有利于表达情绪的跌宕起伏，但此首却给人一种才入情境却已结束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作者骤然得到任举战死的消息，心情激动，急于表达，率尔命笔而未及沉潜思索所致。
《金川恨》一开始就写出战争凶险的气氛。黑云压阵，战旗摧倒，战马受伤，砲衰矢尽，士气低靡……这一切为任举的英勇就死做足了铺垫。接着在“将军长呼风云怒”后写英雄的死亡，引出“今日将军格斗死，当年五原勇气义胆薄云泉！”－－这是以汉代名将李广来比拟任举。最后以战场山水和猿啼虎啸的环境烘托气氛，表现出对任举“一去金川竟不还”的深刻悲痛。
《战城南》是乐府旧题，古人多用以描写战争的残酷，悼念阵亡的将士。牛运震此诗更以古人成句开头，尤具悲壮的意味。此首除了前面几句写作战环境外，更多的是写具体的人，其中的“丈夫”“将军”“男儿”“我”，都是指任举。“弯我之弓披铁衫，万马飞向凶门去”，“左长矛，右大刀，三盘三盪战三交”，“令旗在手三指折，空弮仰天长呼号。头发上指目吐烟，我死当为士卒先”，都写得生动具体，有生龙活虎般的动感和如在目前的现场感，使人仿佛亲临战阵，面对英雄，感受到战斗的气氛。诗中“男儿宁当沙场死，安能北面自诣薄！”“我死当为士卒先。壮士一言轻刎颈，何况圣主恩如天！”都是以任举的口吻，表现其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
这三首诗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字句重复出现，如有“令箭不倒三指折”，又有“令旗在手三指折”（三指折，不知是不是用典；也许任举事迹中真有此事，待考）；有“山连连，水潺湲”，又有“水潺湲，山峥嵘”；有“谁为我皇痛哭万里城”，又有“义魄常作万里城”。这很容易贻人以作者才弱词穷之讥，在牛运震的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笔者猜测，这是因为作者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感情和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三首诗一首比一首篇幅长，一首比一首刻画细。我们与其认为这是三首独立作品，不如看作是同一首诗的三个不同版本，虽然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前两首其实是最后一首《战城南》的未定稿。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令作者满意的字句反复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牛运震的诗文集是其去世多年后刊印的，颇有遗漏和错乱。如果在他生前得以编定刊印，三首中的重复字句必会得到改正。甚至前两首能否收入也未可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三首诗未有一语涉及到自己与任举的关系，这甚至令人怀疑两人是否有过接触。
关于牛运震与任举的关系，未见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常理推测。牛运震用了十多天时间审理那三百名叛兵，对叛兵的治罪判刑应该参考任举的意见，取得他的配合。当时任举已升为固原提督，为固原镇最高武职，但驻于城外行辕的庆复是他的顶头上司，他是应该经常去行辕叩稟的。牛运震在行辕参与处理叛兵，两人接触的机会是有的。
牛运震自己说过，“余雅喜与武人游。每出入营部，物色人杰，凡介服劲装控弦带刀之士，余皆得把臂交之。”（《游击将军马公寿序》）所以，他对在兵变中这样一个立有奇功的大英雄，一定是充满着敬佩和崇拜并乐于结交的。他本有匡扶社稷经世济民的怀抱，曾把“辅翼人主，镇戢边陲”（《寄董景伯书》）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之一。从任举的身上，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憧憬，两人各自为对方气质所吸引，产生友谊的可能也是有的。
但两人即使有接触，为时也不会太多。因为不久任举就入川作战，牛运震则回平番任上。此后两个人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
牛运震诗中没写到与任举的交往，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写作时设定的主题不是写友情，而是写人，写任举。而写任举，其实是写自已，任举的形象是自己的化身。他在任举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慨。这和古代屈原用虚构的美人香草来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可谓异曲同工。
这和牛运震当时的处境有关。
四
牛运震得知任举为国捐躯的消息时，正处于他自己的人生低谷。
乾隆十年（1745）六月，牛运震从秦安县调往平番县后，禁除种种陋规，减轻百姓负担，开掘河道，兴修水利，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十一年春天，平番县的五道岘发生饥馑，他捐出粮粟二百石以为救济，使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保住了生命。据说闻讯赶到五道岘领赈的人有来自百里以外的。灾荒过后，受惠百姓自发地每人捐一文钱，做了一件“万民衣”，连同余钱给牛运震送去，表示感谢。牛运震却之不可，乃受衣返币。
送万民衣以及万民伞之类，是古代绅民表示对官员感恩戴德的方式，并不罕见（注）。何以到牛运震这里竟遭弹劾？在现在能见到的文献中并没有答案。牛运震去世后其父牛梦瑞所作《行状》，只在叙述他处理固原兵变后说：“督抚称其能，从忌者愈多。乃摭去年受万民衣事，劾罢职。”
有能力者被人因嫉妬而中伤陷害，这在中国官场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牛运震任职时的种种作为，直接影响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例如他到平番后有《禁除渠鸡渠杖告示》，说“民力物命，丝毫皆关膏脂。苟非国赋正供，难容额外派累……本县恭膺简命，莅任平邑，诚恐地方向有科敛陋规，苦累小民，是以下车伊始，即不惮悉心访求，务期洞达民隐，省除积累……向来地方一切沿习陋规，俱已蠲革殆尽……”我们不难想象，这些被蠲革的每一件陋规后面，都关连着一些人的利益。再有他在离开秦安即将到平番之前，还不忘要立一个《禁革陋规碑》，刻上当初在秦安所禁革的八条陋规，以免自己离开后死灰复燃。这也足以令秦安县的利益受损者对他恨之入骨。
还有，他在秦安时曾顶着风险平反了一些冤案，解救出即将被行刑的马都兄弟。但冤案的制造者并未受到惩罚，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力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所以，在牛运震博得百姓拥护的同时，也挑战了潜规则，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一遇机会，便会做出暗箭丧人落井下石的事情来。
牛运震被弹劾的罪过是“受万民衣事”。言外之意就是贪污受贿。但他明明是“受衣返币”，当地百姓是可以作证的。而且，他是捐了粮粟二百石的，这二百石粮粟的价值要远高于万民衣吧？所以当地绅民气不过，“数百号于庭，声彻内外”，要到省里去为牛运震讨个公道。但被他坚决制止，说“是重吾罪也。姑听之。”（均见《行状》）
牛运震毕竟是有仕途历练的。他深知数百人的赴省上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唆使莠民聚众闹事”的罪名会很快被罗织成，到那时他纵有一百个嘴也解释不清。而这样的局面，正是躲在暗处的宵小们乐于看到的。所以，他宁愿釆取静观其变的态度。
万人衣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牛运震被革职为民，“无饔飱计，门生百姓竞以柴米遗之，始获济。”然后在皋兰书院教书一年，筹足回山东的路费，从此永远离开甘肃，也永远离开官场。
但是，牛运震的内心，能坦然接受这样的屈辱而无动于衷吗？他的愤怒仿佛地下的岩浆，总要找到出口喷发出来。而任举战死的消息给他以刺激，也使他产生联想，所以在《战城南》中就有了这样的句子：“壮士一言轻刎颈，何况圣主恩如天！”
这里的“壮士一言”，就是当年他曾和董淑昌同发的誓言：“崎岖皇天下，温厚发奇誓。一言苟不酬，鬼神捉其臂！”（《古诗赠董子淑昌》）“圣主恩如天”，也不完全是一句套话。雍正十三年，牛运震在一封信中说，“九月初旬，得知大行消息。天崩地坼，震悼如捣。通籍受恩，得识君父之颜而未获报称……”（《寄董景伯书》）。说的是雍正皇帝薨逝的事。按惯例，会试中式后进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得识君父之颜”指此。在那个时代，得见天颜是一生中最高的荣誉。我们虽然不知道牛运震曾否得见乾隆皇帝天颜，但他对作为最高真理化身的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崇拜是毫无疑问的。
忠君报国，这是早就渗入牛运震血液中的人生信条，是他的终极价值观，肝脑涂地而在所不辞。
而现实生活中的牛运震，却不得不面对重重官场黒幕，接受不公平的判决；对世上种种丑恶，他只能徒唤奈何。他被人诬陷，却无法辨白；他满腔愤怒，却无处发泄。这种时候，他一定渴望像任举那样，到战场上去厮杀，去流血，用生命展示自己的忠诚和无辜，证明自己的清白！\r
所以，“首已离，心不平，臣死去诉天王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牛运震借任举之口，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注：偶然在《高宗实录》上看到一条上谕：“禁挂斗送扁之习”。所谓挂斗送扁，是打蠃官司的百姓向官员表示感恩的方式。乾隆皇帝认为，“秉公剖决，乃职分所当然。在官无可居之功，在民亦不必言感……此等阿谀献媚之习，适以启好讼生事之端，且流为粉饰沽名之弊”，所以要严加禁止。以后再发现这种情况，要求“该督抚将纵容徇隐之有司即行参处。并将本人一并治罪”。看到这条材料，不禁想到牛运震被劾的受万民衣一案。送万民衣之类和挂斗送扁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此谕发于乾隆十年六月，是牛运震被劾前两年，因思牛之被劾，是否与此有关呢？记此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