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岳双栖——朱复戡诗文选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出版）集中了一批朱老的诗文，包括一些书札、题跋、随感之类，于深入了解其人生及艺术，颇为有助。读后偶有所得，辄随笔记之。今年是朱老诞生120周年，整理其中三则以为纪念。
1《致巢丈书》的价值
《致巢丈书》是朱复戡先生现存书札中年代最早者。虽仅200字，却有重要价值。文云：
十年前千里外得长者书，以旧搨阁帖见赠，幸何似焉！侄自得帖，晨夕浸淫，孜孜以还，未尝废离。其所以如此，欲报长者情意之殷相期之深也。比者所书，还乞诲正，不审尚得一二不？侄别来故我依然，䌹丈每以未达见痛。侄终以“候权门、贿阍者、立厩下、献上寿、五六揖”为不能，此所以迄无所成。然侄未尝以此戚戚也。比年忧患余生，临池自遣，每临纸笔，辄怀长者。盖侄于书，其转变实蒙其赐。今吾丈高龄远处，每一念及，辄为神驰。关山遥隔，时切梦系；北地多故，尚祈珍摄！临书拳拳，不尽阔怀，专肃敬上 巢丈尊前。
侄百行拜顿首
关于巢丈，在现公开发表的朱复戡先生文字中仅此一见。笔者查了些资料，发现可被青年朱复戡（百行）称为巢丈者有多人（注），其中可能性最大者应是巢章甫的父亲巢鹏云。巢章甫是张大千弟子，书画家、藏书家。朱复戡与张大千在上海有交往，因此与巢章甫也有可能交往。但巢章甫生于1910年，复戡先生比他年长，不可能称之巢丈。可以被称为巢丈的应是他的父亲。
巢鹏云生平不详，但他居于天津，《致巢丈书》说“十年前千里外得长者书”，又说“吾丈高龄远处”“北地多故”，这些都相符。
文中又有䌹丈，则可以确认是指张䌹伯。张䌹伯是复戡先生的恩师宁波人张美翊（蹇叟）的长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投身实业界，是银行家；还以收藏钱币和古墨著名。解放后供职外交部，又是著名民主人士。
从《致巢丈书》看，巢丈与䌹丈是相熟的；而且，从书中“侄别来故我依然，䌹丈每以未达见痛”句来看，当时张䌹伯与复戡先生之间似乎有点隔阂：未达，是没达到某种期望、要求，也可解释为不通达；见痛，是因此而痛惜、遗憾、不满意。下边接着说“侄终以候权门、贿阍者、立厩下、献上寿、五六揖为不能，此所以迄无所成，然侄未尝以此戚戚也。”（我不会巴结钻营，所以未能腾达，但是也并没有因此心情郁闷）——应是䌹丈希望复戡先生在为人处世上要圆滑世故一些；而青年复戡对此不以为然。
从张美翊的《菉绮阁课徒书牍》（笔者校注本，载《新美域》2008年第2期）中，可以找到一些张䌹伯与朱复戡过从的记录。
两人之间的接触是在1923年初。当时朱复戡正谋求进入上海的南市通商银行，由张蹇叟向经理方椒伯作介绍，时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的俞佐庭作保，张䌹伯作证人。此时䌹伯正在青岛筹办明华银行，大约是春节回宁波过年，张蹇叟在正月初七日致信在上海的百行（复戡先生），要他去码头接船。信中说：“褧星期抵沪，贤最好起早向新绍宁官舱往接，表示青年能早起态度……”（《致朱百行》第67书）这里的“褧”即指儿子䌹伯，“贤”是张蹇老对复戡先生的一贯称呼。
五个月后蹇叟又有信致复戡先生：“廿一日函附褧儿书多至八板……谓其爱贤甚至而知贤未深，然所言则甚有道理……至其误会各节，大率闻之大媳，实则淌牌造作，谤毀以为疑点。老夫前致贤函，及得贤书，褧盖未之知也。容即代为辩护，贤放心可也。”（《致朱百行》第79书）这里说䌹伯“知贤未深”，又说“误会”“代为辩护”云云，显然是指䌹伯和复戡之间产生了矛盾。
当时张䌹伯39岁，已有七子一女，事业有成；复戡先生22岁，尚未结婚成家；他们的年龄、辈份和社会地位都有显著差距，而且两人是初次接触。在此之前，张蹇叟曾说：“褧求人才，与（于）贤有意”（《致朱百行》第55书），是䌹伯当时有任用复戡先生的打算。那么他和复戡先生的接触，就具有对他考察的性质，会格外认真仔细；更由于听信了其妻“淌牌造作”（宁波话，此谓不负责任的无中生有）的“谤毁”，他会带有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年轻气盛的朱复戡必然是敏感而自尊的。因此，两人之间形成某种误会甚或龃龉，也就毫不奇怪。
对张蹇叟而言，䌹伯是令他骄傲的爱子；复戡是才华横溢的爱徒，并且即将成为自己的外孙女婿。两人间产生误会，他当然会竭尽全力地去调解安抚。《致朱百行》第72书，应该是接到复戡辩解的书信后所作，有云：“来函读竟发笑：‘举世如柳子厚所谓肥皮白肉柔筋脆骨一流’，何从说起！”按，柳宗元此语见《题昌黎毛颖传后》，是嘲笑格调卑下的世俗庸人看不懂韩愈的文章。复戡先生用以比“举世”，当然是愤世嫉俗；张蹇叟则认为他是针对䌹伯及其周围的人，那确实是不太恰当，但也只是读后发笑，说“从何说起！”蹇叟此信后边接着从多方面对复戡解释劝慰教诲，充分表现了对他的喜爱。
从蹇叟所言，可知复戡先生当时是颇为冲动的。这封信前半部分原缺，估计是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辞，后来被有意销毀了。
以上所叙，属于私人间的恩怨，可谓琐屑无关宏旨。而且，䌹丈要求青年复戡先生为人成熟一些，也是出于善意，未可厚非。此事有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味道，本来不值得深究；笔者之所以不嫌词费地梳理，是因为可以凭此推断出《致巢丈书》的写作年代，应是1923年的夏天。
1922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吴佩孚部与奉系张作霖部在长辛店、固安一线激战，以奉军失败告终；此后的1924年、1925年又相继发生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直奉战争。故在1923年，京津一带的天空是战云密布的。此书说“北地多故”，就指此事。
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则“十年前千里外得长者书”，就是指1913年前后曾获得巢丈寄赠的书信和碑帖。当时朱复戡只有12岁。他早在7岁时就以神童之名轰动上海，曾参加大世界的书画笔会，在爱俪园里写大字，与吴昌硕对案挥毫写石鼓文集字联；为宁波阿育王庙的大雄宝殿写擘窠大字的匾额……可谓风头颇健，引人瞩目。设想此时巢丈因某种因缘见到他或他的父亲朱景曙，出于对他未来成长的关怀，建议他从认真临帖入手以打好长期发展的基础，故而千里寄赠阁帖，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清末民初书坛，隐然有碑学和帖学两派，传统的帖学在南方影响很大。纵观复戡先生的艺术历程，帖学在其一生中都占有主导的地位。这从本书所收他的多篇题跋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对二王、对钟、张、怀素等书家的评价，大多与阁帖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巢丈可以称为他书法发展方向的最早引领者之一。先生在书法尤其行草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巢丈和阁帖是有贡献的。他在《致巢丈书》中说的“盖侄于书，其转变实蒙其赐”，不可以理解为一般性的客气和应酬，而是自我总结的得出的结论。故此书于了解复戡先生的艺术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此书的另一价值，是反映了青年朱复戡刚强不阿的性格，以及他极其看重风操气节的人生价值观。
细读《致巢丈书》，在典雅的文字后面，能感到某种震撼，尤其“侄终以‘候权门、贿阍者、立厩下、献上寿、五六揖’”一句，可说是锋芒毕露，甚至血脉贲张。
“候权门”等十五个字，出自明代宗臣（子相）的《报刘一丈书》。文章的背景是奸相严嵩当权，小人们蝇营狗苟，毫无羞耻地奔走于权奸之门，令正人君子齿冷。作者用尖锐泼辣的文字，描写贪图仕进者干谒送礼的过程：
……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
这段描写细致生动，干谒者的奴颜卑膝，被接见后的洋洋自得恬不知耻，都写得真实如在目前，活画出明代官场的丑恶不堪。而这就是要博取所谓功名富贵必须付出的代价。有骨气的士人对此当然深恶痛绝。所以作者说自己有时走过权相之门，要“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而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即使因此“不见悦于长吏”，也只好以“人生有命，吾唯守分而已”安慰自己。
《报刘一丈书》是曾被选入《古文观止》的名文。据石羽、旷铗编《朱复戡年表》，复戡先生8岁起就读《古文观止》。此文引发过他强烈共鸣，所以记忆深刻，会很自然地在《致巢丈书》中引用。
在青年朱复戡看来，不为某种实际利益而丧失人格，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此书和几年后的《致戴季陶书》，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而他着意保留此二札，应是有意向后人昭示这一点。
注：以下几人也有可能是巢丈：
1沈卫。字友霍,号淇泉,晚号兼巢老人。浙江嘉兴人，光绪二十年进士。他比朱复戡年长约四十岁；晚年寓居上海鬻字。郑逸梅《艺林散叶》记：“沈兼巢卒，遗有精搨碑帖十二箱……后均散出。”
2李宣龚。字拔可，诗人，因喜欢伊秉绶（墨卿）的书法，晚号墨巢。比朱复戡年长二十多岁；长住上海。
3陈去病。原名庆林，字佩忍，又字巢南。南社成员，诗人。
4涂筱巢及其父涂紫巢。上海著易堂书店的老板。朱复戡先生的好友陈定山（小蝶）和其父陈栩（蝶仙）是这家书店的股东。以上诸人在年龄和生存年代上均可能被称巢丈并与复戡先生有所交往。
2从《读帖有感》看朱复戡的艺术雄心
战乱频仍，民生涂炭；衣食奔驰，不遑喘息。哪得余暇从事临池？彼钟、张、羲、献，席履丰厚；养尊处优，心无挂碍，以书遣兴，笔墨精良，窗几明净。孙过庭所谓“五合同臻”，自然心手双畅，逸兴遄飞。逸少于伯英之池水尽墨，尝谓“假令寡人耽之，未必谢之”；吾以为使吾耽之，必当胜之！
以上是《读帖有感三则》中的第一则。另两则可以认为是同一内容的不同版本。
从“战乱频仍”等语看，这些话应写于解放前的四十年代。那时复戡先生已近知天命之年，却仍要为衣食所累，缺乏专心致志（耽之）从事艺术的环境和条件。想起自己夙愿难酬，不禁感慨万千，他写下了这几句话。
朱复戡视书法艺术为终身志业，所悬鹄的极高。文中的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顶级人物，而先生竟说要“必当胜之”；真可谓大言炎炎，毫无谦抑。若令庸人见之，必讥其狂妄自傲。其实，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是他自幼立下的壮志。所以他在第三则中又强调：“此言唯知我者当能信其非虚语也！”
朱复戡本来就不是中庸乡愿之人，他具有兀傲不群的性格和辟易万夫的气魄。“扶摇莫讶群山小，天外昂头万象低”，“神驰珠穆接云天”，这些诗句正是他精神气质的绝妙写照。他在学问和艺术上从不迷信权威，敢于标新立异，言人之所不敢言，光明正大，掷地有声，具有雄视一切、领袖群伦的意识。他对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虽然也祟拜欣赏，称为精妙绝伦，但绝不顶礼膜拜，曾指出他“是书法家而非文学家”，说《兰亭序》文笔有可讥之处。他又改写过《琵琶行》诗前小序和《战国策》的片断等。这说明他看问题能别具只眼，绝不盲从俗说。
复戡先生对康有为十分崇拜，1985年撰《康有为墓志铭》，称为“先师康公”。郑逸梅《艺林散叶》载：“康有为赴礼部试，……试文结语曰：‘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乃隐以自况也”。康称自己要大于孔子，这在当时确是惊世骇俗的。朱复戡称必当胜过王羲之，两人真可谓异曲同工。也可以说他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
复戡先生的高度自信，既源于他不甘人后的性格，更是源于他对数千年中国艺术史深入了解所形成的历史使命感。这种自信和使命感，构成了他艺术的基本底色。
艺术高低的评价毕竟无法计量，而影响力和名气的形成又决定于很多因素。所以朱复戡在艺坛的成就和地位是否能达到“胜之”的境界，后人很难确定，也没有必要探讨。但艺术是艺术家内在精神和主观意识的外化，要了解艺术家和作品的深层意蕴，作者的自白无疑值得重视。
朱复戡所读之帖，应是孙过庭的《书谱》。该帖开篇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两相比较，复戡先生此数语受其触发而产生的痕迹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王右军只说到“未必谢之”，口气上留有余地；而复戡先生说的是“必当胜之”，则斩钉截铁，显示出两人性格的不同。
文中提到的“五合同臻”，亦见《书谱》。是孙过庭提出的写字的五个条件：“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其中“时和气润”和“纸墨相发”可视为是对外界环境和工具载体的要求，其余都是强调作书时的精神状态。“神怡务闲”，是要精神愉快，心情闲适；“感惠徇知”，指作书是为了感人恩惠，酬答知己；“偶然欲书”则强调作书必须待兴致来时，才能灵感迸发。这三者都强调了艺术创作的主观意识。
理想中的“五合同臻”与自已面临的“衣食奔驰，不遑喘息”形成强烈鲜明对照，朱先生的感慨正是因此而发。
3《拟右军爱鹅》所反映的仁爱之心
《拟右军爱鹅》共四则，录如下：
祟虚刘道士所畜鹅硕大逾常类，并皆解人意。道士索书《黄庭》，书毕以鹅相赠，吾乃大乐。鹅若解吾之爱也，摇尾鼓翼，绕左右依恋不忍去，乃悉数笼之以归。岂道士得道，鹅亦通灵耶？安石如不信，明可来一观，当为作介见，复当命其列队肃立以迎东山谢傅。羲之顿首。
昨夜梦寐中，忽一鹅作人言，来告别，吾大惊，抱其颈；鹅亦张翼相拥抱，呜咽啜泣而告，曰：“此劫数不可挽也！”甦来己近午，亟奔至笼外觇视，则一鹅已为庖丁杀，将烹，吾大痛，怒责之，云：“平时辄就幼孙相戏嘻，遇邻家儿偶相侮，鹅必合群鼓噪以护之，虽棒梃勿惧也。吾每出必欢送半里许，归时则列队申颈拍翼以相迎，僮仆勿如也！”羲之。
奉太夫人命以饷佳客。盖是日吾舅自远方来也。吾以母命无奈何。至晚将寝，乃跪以稟白梦中事，母亦大悔，余鹅得保全。次日诣笼畔，见群鹅垂项邑邑然，盖伤其侣也。吾乃告以禀母事，鹅始鼓翼欢鸣相庆幸。
去月吾病将兼旬，鹅亦不欲食。忧愁痛心。急告以吾病已愈，始就少许食。今日新妇得一男，鹅群鼓翼高鸣来吾室，若道贺报喜状。奇哉！物之通灵，竟能忧吾忧乐吾乐也！但愿汝鹅得长年，与我终身长相依。山阴王羲之。
这四则内容连贯，是以王羲之的口气叙写鹅的可爱。从第一则后“羲之顿首”的落款和其中“安石如不信”云云来看，这是写给东晋大政治家谢安的书札。谢安曾在会稽东山隐居，他和王羲之、支道林等名士整天徜徉山林，留连诗酒，著名的《兰亭集序》就产生在那段时间。
如标题所示，四则书札是“拟”，即摹拟、假托、虚构，是朱复戡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以王羲之的名义写给谢安的书信。
关于羲之爱鹅，《晋书·王羲之传》载：“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可见正史上记录他的这一癖好，是为了表现他的“任率”——任性率真，不矫饰、不做作，这正是魏晋间人文思想冲破礼法桎梏的时代精神的表现。
以《拟右军爱鹅》和上引《晋书》比较，可看出朱复戡是利用原本简单的素材，创造出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一组文采斐然的寓言、小品。令人读后有所思，有所感，仿佛可以触摸到作者单纯、真诚、充满仁爱的赤子之心。
第一则写从刘道士处得到鹅的喜不自胜。遇到高兴事就想让好朋友分享快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得鹅后立刻写信给谢安，并且邀他明天来欣赏自己的宝贝，还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届时他的鹅会“列队肃立以迎”——读到这里，略一思索会令人忍俊不禁：谢安是后来统帅千军万马指挥淝水之战的大将军，他如面对列队相迎的鹅群，将是何等滑稽的景象？
第二则写一只鹅被庖丁杀了，这令他大痛。他想起了晚上曾做过鹅向他告別的梦，又想起这些鹅的种种好处，如保护幼孙、对自己出送归迎等，更加悲痛不止。
第三则写他的母亲命令杀鹅招待舅父，他因不敢拒绝而极为痛苦，最后终于告诉了母亲上一次鹅在梦中告别的事。他母亲也感到神奇乃收回成命。鹅得不死，皆表现出欢欣之状。
第四则写这些鹅与自己忧乐与共，自己病了鹅郁郁不乐，自己痊愈鹅欢欣鼓舞。儿媳生了孩子，鹅竟会报喜祝贺。如此通灵的鹅，实在是值得永不分离长久相依！
正常人都知道，鹅作为一种家禽，被饲养的最终目的就是杀掉吃肉，天经地义。所以上引《晋书》中那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孤居姥”，其实并不值得讪笑。并且，在王羲之看来神奇、令他兴奋感动的那些所谓“通灵”的现象，也不过是鹅的本能，或者训练而成，也并非不可理解。所以，从根本上说，王羲之的爱鹅，其实是生存在自已心造的幻影里。
然而从古至今，羲之爱鹅，以及后来的渊明爱菊、太白醉酒、米颠拜石、东坡玩砚之类，都是被作为雅人深致而赞美传诵的，并无人提出质疑。这是因为这些行为已经超越了世俗物质世界的实用目的，而进入了精神世界的审美层次。人们欣赏的是隐藏在这些爱好后面的精神之美，人格之美，如上文说到的率真、单纯和仁爱，等等。
明末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癖和疵，是深爱不能自拔的表现，也可以说是痴。《红楼梦》有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大艺术家，大都是有若干痴的表现而令世俗不解的。王羲之的爱鹅，以世俗的眼光看何尝不是痴！无癖无疵，意味着圆滑世故；深情和真气的反面则是浅薄和虚伪。张宗子此语，反映了他对平庸甚至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批判、逃离，以及对真实、善良、美好境界的呼唤和向往。对于王羲之的爱鹅也应作如是观。而复戡先生为什么作此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拟右军爱鹅》作年不详，推想应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朱复戡又连续写了《白凤吟》《哀赤羽》和《雏雀吟》（见本书。笔者有《幽衷频托小生灵——介绍朱复戡的几首古体诗》，可参），这三首诗分别以白母鸡、红公鸡和麻雀为咏叹对象，其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明显是《拟右军爱鹅》的延续和深化。几十年中，先生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和人生沧桑，一颗至仁至爱的赤子之心却未尝改变，老而弥笃。这种爱心出于至性真情，毫无矫饰做作，既施之于人类、民族、国家，也表现于扰攘人间的芸芸众生，乃至禽鸟之微。这些诗文为探索朱老一生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