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午是乾隆十五年（1750）。这年秋天，牛运震从甘肃回到故乡。冬天，他又去了京师。
关于这次入都之行，现存《空山堂文集》中没有记载，牛运震去世后其父写的《行状》也无一语提及。只《空山堂诗集》卷六有《京师酬人》等诗数首。
《空山堂诗集》卷五《金城遣怀兼酬阎刺史同年》一诗中，有“承君劝我京华去”句。这阎刺史即兰州知府阎介年，是牛运震在甘肃时最好的朋友。诗当作于乾隆十四年秋，次年六月，牛运震即告别甘肃东归。年底，他果然便北上京师。这说明他是听从了阎介年之建议而进京的。
离家十年的牛运震，在家过了也就两个多月，就急匆匆地在寒冷的严冬离开，而且放弃了第一次陪着父母子女过个团圆年的机会，在京一直住到次年早春。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很给人猜想的空间。
这次入京之行，牛运震是和好友颜懋侨一起去的。颜懋侨，字幼客，曲阜人，恩贡生，乾隆二年考充万善殿教习，三年期满，诏试紫光阁，赋诗称旨。次年引见圆明园，乾隆帝谕“颜懋侨曾考过诗，不必读履历，着以教谕即用。”于是补观城县教谕。乾隆十五年时因其父颜肇维去世，守制在家。
颜懋侨是牛运震的祟拜者。他去世后其弟颜懋仝撰《行状》说：“乾隆三年，牛子真谷入都，下榻天坛。兄晨夕往过，与对坐松树下，掀髯而谈，亹亹不倦。比归，漏常数下。语真谷曰：‘如子真大聪明人，我安得不倾倒！余人不足畏也。’”牛运震为他的《蕉园集》所作序则说：“余于当代远近之诗不敢有所论著，而独称颜子。”两人可谓惺惺相惜。并且，两家还有姻亲关系。颜懋侨之侄颜崇枱，是牛运震的女婿。
牛运震约懋侨同行，除两人的亲密关系外，我猜想还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颜懋侨曾在京任职，结识官员贵胄比较多，约他同去，是想利用他的这些人脉资源。二是懋侨早有考察西北边疆山河形势之志。正可以从京师出发，实现壮游夙愿。三是颜家京中有房产，在宣武门西将军巷，两人同去可以住颜家，自然可节省些花销。
（颜懋仝撰《行状》说懋侨“庚午冬复入都，与牛真谷寓宣武门西来爽楼。”在这次入都后三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懋侨从弟懋价的日记中有两次提到了将军巷住房，还有“登来爽楼，不胜今昔”之语，可证来爽楼是颜家房产。）
他们这次北行，正是初冬时节，天气不好，道路泥泞。行至良乡县，又下起雨夹雪，牛运震有《良乡遇雪》诗记其事。
他们到京后，主要的活动应该就是干谒贵胄和探访故人。可惜记载阙如，详情难知。只能从他们的一些诗作中略窥端倪。
《空山堂诗集》卷六有一首《京师酬人》：
冠盖京华地，相逢独有君。升沉且休问，把酒共论文。明月还同照，秋声不可闻。向来别经岁，愁绪日纷纷。
所酬是何人不得而知。但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情绪比较低落。“相逢独有君”，即使不作机械的理解，至少也可以说是并非全遂己愿。新年将至，人们一般不会远出，怎么会有很多人反而难见呢？是有意躲着吗？京师是个势利的地方，人情寡薄，自己一个罢官县令，遇见故人的冷淡和白眼也不奇怪。当年的同门举人进士料想不少，不知有多少人春风得意，又有多少人像自己这样潦倒？
他们难免会想起乾隆三年的事。那年四月牛运震赴京谒选，住在天坛附近，颜懋侨正做万善殿教习，还有榜眼曲阜人黄孙懋，博学鸿辞巨野人刘藻，进士济宁人仲永檀，以及海丰人吴绍诗，这些山东老乡们整天聚在一起。他们在陶然亭聚会，流连诗酒，谈笑风生，真是风流倜傥，前程无限。人们远远地看他们，如观云中仙人，引得“都中争羡，啧啧人口”。（见牛梦瑞撰《行状》）但是，十多年过去了，情形并不像当初人们设想的那样靓丽：几人中的仲永檀和黄孙懋都已经相继去世，刘藻正在故乡奉母，自己则仍在奔波，而当时最不起眼的吴绍诗却已做到了云南巡抚。人生际遇，真是难以捉摸啊。
从这首诗，很能看出牛运震的失意。
颜懋侨也有诗写到此行，是七律《重到》四首。其中的第一首有“小楼重到不胜情，雪里关门百感生”。这小楼自然是他们住的来爽楼。第二首有“狂生三两似悬匏”，自注：“同客者牛平番运震，余靖远其兰，傅广文尔德”。使我们知道，当时在京的还有老友和老乡。余其兰，字义亭，湖南茶陵人，举人，曾任甘肃靖远县令。《空山堂诗集》卷四有《赠故靖远令余君其兰》七绝二首。傅尔德，字中蕴，号金樵，巨野人。乾隆壬戌会副，官峄县教谕。他学问好，据说和牛运震齐名，一时有“牛傅”之称。
这诗“伉直放归同一死”句也有自注：“泰安赵公国麟及御史大夫仲公永檀。”按，赵国麟，字仁圃，康熙四十八年进士，雍正时官至福建巡抚，乾隆时官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按科第和年龄应是他们的前辈。乾隆六年，赵国麟被仲永檀参劾，奏请乞休，帝未允；七年，仲永檀因与鄂容安勾结事下狱，不久死于狱中。赵国麟被革职。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也就是牛运震他们到京的前后，赵国麟卒于家。
赵国麟和仲永檀的死，其实源于背后复杂的派系斗争。这些官场的恩恩怨怨，显示了政治的丑恶。面对这些，牛运震和颜懋侨他们，一定是大受震动，感慨万端的。
这次在京师，他们还曾与完颜留保、顾琮等共席宴饮。牛运震作《完颜侍郎席上题顾河使除夜怀友图》诗。
完颜留保，字松裔，满洲正白旗人。颜懋侨一家与他关系颇密，懋侨的《雪浪山房稿》有《赠留宫詹松裔》，诗中自注：“宫詹尝监修曲阜文庙。”这可能是留保和颜家关系密迩的原因。颜懋伦及懋侨之父肇维也都有赠他的诗。
完颜留保曾官吏部侍郎，吏部是管理官吏之任免、考核、黜陟的部门，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牛运震的被劾罢官。不禁怀疑，他是来找留保“上访”以寻求公道的吗？
《清史稿》卷二九0载完颜留保“迁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而颜牛来京已是乾隆十五年，此时留保致仕已久，再去找他能有用吗？这种推测，恐怕也只是推测而已。
（网上有载完颜留保生于1689年，卒于1762年，则生于康熙二十八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享年73岁。与《清史稿》不同，可惜未注出处。又说他乾隆初去世，则是误读《清史稿》所致。牛运震此诗，还有颜懋侨的《上元后一日和顾用方河台除夜怀留阁学韵》五律一首，都足以证明他乾隆十五年时尚健在。）
顾河台，即顾琮，字用方，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初署江苏巡抚，转河道总督。和颜氏家族多有交往。
颜懋侨《重到》诗有“夜寒莫向岐王宅”句。其中的“岐王宅”是用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中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岐王指唐玄宗李隆基之弟李范。史载李范好学工书，喜爱交结儒士，聚藏书画。在这里岐王是指宝啬斋殿下允祈。
会见允祈，是牛运震和颜懋侨此行的重要内容。
爱新觉罗·允祈，是康熙皇帝第二十三子，当今乾隆皇帝的叔父。《清史稿·诸王传》载，其母是静嫔石氏。“雍正八年二月封镇国公，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晋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四十五年复封贝子，四十七年晋贝勒，四十九年加郡王衔，五十年卒，予谥。”《清史稿·皇子世表》载“谥曰诚”。
关于允祈的年龄，只能作些推测。与郑板桥关系甚好的紫琼崖主人慎郡王允禧，是康熙皇帝第二十一子。《郑板桥集补遗》有一篇《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其中说：“主人之年才三十有二”。跋作于乾隆七年（1742）六月，可以由此推出允禧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允祈是康熙第二十三子，当然康熙帝妃嫔众多，但其生至少要晚于允禧，或在康熙五十一、二年。颜懋侨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牛运震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此可知他们三人的年龄，各相差五岁左右，而允祈最小。在乾隆十五年时，他大约四十岁上下。
颜懋侨与允祈何时交往无可考，乾隆《曲阜县志·颜懋侨传》说：“……宝啬斋二十三王谓曰：‘久闻诗人颜幼客，今乃得见耶！’”应是颜懋侨在京时的事。按懋侨之父颜肇维乾隆二年任京官，懋侨随父入京，不久考任万善殿教习，任职三年，其弟懋仝撰《仲兄幼客先生行状》，说“辇下名士多与之游，当道者亦争为延致”；又说“壬戌冬十月诏试紫光阁，并试诸弟子”时，懋侨“恭赋御试《望云》《思雪》意诗二首，《纪恩》诗四首，并恭和御制《落叶》诗六首，一时奏上之，深为嘉悦。”壬戌是乾隆七年（1742），允祈闻其名，或许是在此时。
《行状》又说，“庚午冬复入都，与牛真谷寓宣武门西来爽楼。尝与真谷谒宝啬斋二十三王殿下，敝衣从入座。王调之曰：‘吾闻颜幼客天下诗人，今观其貌，乃类厨人，何耶？’兄立赋诗二首呈上，王讽之，大笑，曰：‘厨人有诗如是！’”
——这段记录中的描写，容易给人是初次见面的印象，其实未必。允祈的话是“调之”，即开玩笑，不可以完全当真。他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表现颜懋侨的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懋仝说这话是要表现其兄的诗才敏捷，所以未可肯定真的是两人初次见面。并且，颜懋侨着敝衣初访贵胄，允祈对初识之人开玩笑，即使两人都特立独行，也不太合于常理。所以，合理的推测应是他和允祈此前任万善殿教习时就有过接触。
这样说，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在懋仝所撰《行状》中说过，懋侨“每游公卿大人，非固召弗往。”有高官想和他交往，如果不反复邀请，他是不去的。这样一个清高的人，怎能轻易地带着陌生人登门求见？
如果以上的推测还有几分道理，那就可以说，颜懋侨在此前曾向允祈介绍过牛运震的聪明和学识，使允祈对他有了交结的愿望。颜懋侨带牛运震拜谒允祈，是为了向允祈介绍他这位好朋友，甚至是兑现以前的承诺。
当然，是否初次见面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颜懋侨的《西华行卷》有《宝啬斋应教二首》：
不作王门看，今朝始曳裾。春风吹积雪，明月照前除。旧事空禖祝，微名属子虚。河间诗思好，多在奉陵余。
邸阁说诗夜，能容匡鼎来。先祠留翰墨（时为先考功题祠额），上日到金台。词客今谁在（谓刘阁学鞠太史等）？王孙去不回（谓晓亭侍郎）。明朝关外路，欲问陇头梅。
诗题中的“应教”，就是应王命而作的意思。应皇帝之命而作叫应制或应诏，应太子之命而作叫应令，应诸王之命而作应教。“曳裾”是汉代邹阳的典故，他的《上吴王书》有“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语。“禖祝”，是为求子而祭祀，这是用《汉书》的典故，汉武帝曾命东方朔、枚皋作禖祝。这里是把允祈比为汉武帝诸子。末联的“河间”，指汉河间献王刘德，他喜欢藏书，潜心学问。以上一系列典故都是指向允祈的皇子身份。而“奉陵”，是指允祈时任东陵护陵大臣。
——允祈任护陵大臣未详始于何时。《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有一条上谕，说贝勒允祁等奏东陵各处补栽仪树的事。上谕分析了每年都种树而成活率不高的原因，然后说允祈：“伊乃系初任，嗣后著丰盛额专司其事，务必留心稽查，敬谨办理”云云。可知任职未久。
第二首首联说到了“说诗”，匡鼎即西汉学者匡衡，据说他对《诗经》别有解说，当时有民谚，“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这里匡鼎是作者自指。第二联自注中的“先考功”，是指作者的祖父颜光敏，官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从这句诗及注看，颜懋侨请允祈为自已祖父的祠堂题写了匾额。第三联“词客”的自注中的刘阁学，应指巨野人刘藻，曾任上书房行走；鞠太史指海阳人鞠逊行，任翰林苑编修。他们都是乾隆三年在天坛登陶然亭聚会时的常客。在赠允祈的诗中提到这段掌故，应是因为允祈也熟悉他们，这也为前文所说懋侨和允祈的初识不是在庚午提供了一个证据。“王孙”自注中的晓亭侍郎指塞尔赫，字慄庵，号晓亭，官总督仓场侍郎，是宗室著名诗人。他已前卒于乾隆十二年（1747），故曰“去不回”。颜懋侨《蕉园集》有一首《立春前七日宗室晓亭（塞尔赫）侍郎司城过完颜少宰鸥波亭看月迟余不至限韵属和》，第一句即“王孙才调魏陈思”。略可见两人交往。
颜懋侨还有《奉和宝啬斋主人赠别韵》，是一首押“支”韵的七律，可知允祈不仅喜欢诗，也是能作诗的。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有诗集传世，或者宗室诗人的合集中是否有他的诗，如有，也许还能找到些有用的信息。
从以上所叙可以看出，宝啬斋殿下喜欢写诗，善书法，喜欢交结文人。文人之间相互欣赏切磋，流连于诗酒，结缘于翰墨，本是很平常的事，何况允祈还有个殿下的高贵身份。不过，牛运震这次专程来京相访，恐怕不能用仅仅是相互倾慕之类的理由解释。他一定有所诉求，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罢了。
牛运震和允祈此番在京的“重头戏”，是在除夕之夜，他向允祈讲杜甫诗。
《空山堂诗集》卷六有《庚午除夜同宝啬斋殿下说杜诗感怀有作》七律四首：
江山积雪照清尊，把卷平生谁细论？万里边关真落寞，十年心绪几寒温！空堂高唱为知己，残岁相依如故园。鄙陋哪堪陪宴赏，祗缘曾入杜陵门。
官衙簿领久相仍，怅望三唐惭未能。逸兴不随流水尽，壮怀真与野云并。几年感慨成今古，一代诗篇关废兴。此意京华谁共讨，雪天骑马到东陵。
陇外长歌只自怜，栗亭兰峪共霜烟。昔人情性堪相许，晩节风骚孰与传？景物关心每回首，岁华到晚更淒然。当今才子谁寥落，把酒重嗟天宝年。
草堂声律亦吾师，尊酒论文可自怡。曾羨邹枚陪凤辇，仍怜屈宋咏雸篱。疎星明月经吟赏，峡虎江猿入梦思。朱邸故人复谁在？残编独抱望天涯。
第一首中的积雪、清尊、残岁，第二首中的“雪天骑马到东陵”，第三首中的“把酒重嗟”，第四首中的“尊酒论文”，都是写的眼前事、身历事。这就产生两个问题：这次说杜诗，是在东陵吗？为什么会选择在除夕？
我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是肯定的。选择在除夕的原因是他要在除夕主持大祭。陵寝的祭祀，除了每月朔望的小祭，“以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为四大祭”（《清史稿·礼志》）。《高宗实录》载这年腊月二十八日“遣官致祭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 ——这其实是每年的例行公事，但却不可不认真对待。尤其是岁暮大祭，升斗小民都会在除夕郑尔重之地祭祖，何況皇家。这些陵中的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在沈阳；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则在遵化，分别是顺治、顺治妃嫔、康熙、雍正的陵墓。庚午年腊月小建，二十九日就是除夕，而东陵距京城二百五十里，故允祈不可能赶回京城守岁。牛运震和颜懋侨反正是在客中，不存在陪家人过年的问题，所以他们会一起“雪天骑马到东陵”，以慰允祈的岑寂。允祈喜欢作诗，学诗应从杜甫入手，这是那个时代的通识。应该是颜懋侨向允祈介绍过牛运震对杜诗的造诣，才在东陵搞了这个专说杜诗的“讲座”。至于前引颜懋侨诗“邸阁说诗夜”，那应是另外一次。
牛运震对杜甫极为崇拜，《空山堂诗集》卷一有《感杜》，说杜诗“有时沥血倾千秋，千秋帝王朽骨皆惊起！”“汉魏以来无师友，落落天地我与尔！”可见其少年时期对杜诗的倾倒。此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无论题材形式还是声律风格，都努力学习杜甫。他在《与松门杨中丞》书中说，“拙诗谬承推奖，至有‘老杜鼻孔别窍’之喻，运何敢当。然如松门言，不可谓非深于诗者矣。”可见他是以继承杜甫为己任并且也相当自负的。这组诗第一首的最后两句，“鄙陋哪堪陪宴赏，祗缘曾入杜陵门。”表面的谦抑中透出了充分的自信：自己之所以能与皇子坐在一起，那是因为自已堪称杜甫登堂入室的私淑弟子！
牛运震十年仕宦的甘肃秦安和徽县，是安史之乱时杜甫曾至并留下大量脍炙人口名作的地方。徽县有栗亭，杜甫有诗说“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芋，崖蜜亦易求”。后人在那里建有杜甫祠，牛运震重加修葺，并立碑记其事。牛运震还有《栗亭怀杜少陵》诗，末联说：“把酒怜君天宝际，栗亭秋雨夜萧萧。”牛运震与杜甫有关诗文有多篇，此不备举。
此时的牛运震，是在被劾落职之后。其时的一种沉郁悲凉心境，与杜甫大有相通之处。所以他在向允祈讲杜诗时，会很自然地融入自己的感情。这组诗第一首中的“万里边关真落寞，十年心绪几寒温！”第三首“景物关心每回首，岁华到晚更淒然”，都有沉深的感慨。陇上千年后风物无殊，处处都令人想起诗圣行迹，而自己和杜甫一样，晚年遭际同样令人感到凄凉。第二首“官衙簿领久相仍，怅望三唐惭未能”，说自己多年做官，簿书旁午，公事繁忙，没有多少精力用在做诗上，实在惭愧。接下来“几年感慨成今古，一代诗篇关废兴”，堪称警句。是说从诗中可见政治之得失，社会之治乱，杜甫之所以有诗圣诗史之称，就是因为他的诗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粉饰生活，而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这组诗写与允祈的关系，如第一首说“空堂高唱为知己，残岁相依如故园。”称允祈为知己，说自己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除夕之夜找到了家的感觉。第三首说“陇外长歌只自怜，栗亭兰峪共霜烟。”——栗亭既可代杜甫，也可指自己；兰峪即马兰峪，东陵所在，也是向允祈说杜诗的场所。长歌当哭，自伤自怜；千年风霜，当下心绪，十四个字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下边的“昔人情性堪相许，晩节风骚孰与传”，说自已和杜甫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而杜甫的做人和诗歌成就，又有谁能真正继承？这里的“有谁传”，是历史之问，针对所有作者，包括自己，也包括允祈。末联的“当今才子谁寥落”，也未尝不包括允祈，他虽然贵为皇子，也是性情中人，何况皇子也自有其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恼，所以谈起杜甫及其诗，也会深有寥落之感的。
——上引《清史稿·诸王传》说允祈“屡坐事降镇国公”。皇宫中争夺权力尤其是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之激烈无情，局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有时候无意中的言行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站队和区分阵营的当口。允祈所坐事是否与此有关？有意思的是，他一生屡次因罪而被降爵，死了以后却给了个“诚”的美谥。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是个没有城府的人，重感情，喜欢诗、书法、瓷器等艺术品（注）。这样的人性格比较另类，但时间久了可以发现他的诚实。我所说的“性情中人”即此意。
第四首“草堂声律亦吾师”句，亦非泛泛之言。古人说过，李白诗以气韵胜，杜甫诗以声律胜。声律，又作格律，不可以用现代人的习惯认为仅仅是用韵平仄之类近体诗的写作规矩，还应该包括诗的风神格调，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作者的人格境界。杜诗之沉郁顿挫博大精深，牛运震视为终身效法的榜样，向允祈说杜诗，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内容。后面又有“曾羨邹枚陪凤辇，仍怜屈宋咏雸篱”一联，则提出了超出诗本身的社会问题：邹枚、屈宋分别指邹阳、枚乘、屈原、宋玉，都是历史上的著名文人。但邹阳、枚乘是受宠得势者，屈原、宋玉是志不得舒者，前者可羡，后者堪怜，同样是文人（而且邹枚的才学远逊于屈宋），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同？诗的最后两句“朱邸故人复谁在？残编独抱望天涯！”这里的朱邸故人不必确指为谁，只能说是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谁也逃不出死亡的结局。所以，这里表现了作者一种无法回答的天问式的彷徨和迷惘，不禁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牛运震为允祈说杜诗未必是有意的安排，也不是此行的目的。但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以杜甫为参照，回顾自己的人生，又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使《空山堂诗集》中有了这组重要作品。
我们虽然不知道牛运震此行的具体诉求，但从现象看，他似乎并没有达到目的。新年过后，颜懋侨和他分手，出居庸关赴山西等处观览；牛运震则嗒然返里。从此后以后，他或者在家课农教子，或者外出讲学授徒，沉潜于学术，矢志于著作。可以说，这次入京之行，竟成就了他一生事业的转折。
向允祈告别，牛运震作《自京还山左奉别宝啬斋殿下》五律一首：
又作归山去，停车为旧恩。春风正澹荡，高唱孝王门。说剑宜灯影，论文且酒尊。同俦近寥落，把卷忆王孙。
孝王，即汉代梁孝王刘武，他在封地（今河南开封）建梁苑，广召文士。此用指允祈。诗中回忆了和允祈在一起的日子，灯下看剑，把酒论文，都是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刻。老朋友越来越少，我会经常想念你的！
允祈也没有忘记他和牛运震短暂接触所产生的感情。大约第二年的秋天，他托人带口信给牛运震问候致意，表示想念。牛运震作《秋日孔员外继咸见过，承宝啬斋殿下传语枉问，感谢有诗》七律二首：
江村寂寞掩柴荆，白首花间聊避名。却忆趋陪成往事，忽烦知己讯馀生。岱南岁月惊将晚，海上风涛看未平。感叹空堂黄叶里，几回翘首向京城。
荒原卧病数秋天，诗卷重翻开宝年。忆在边城霑笔翰，更从陵苑共风烟。此身樵牧真堪老，他日旃车岂有缘？惭此文园旧司马，一生枉得孝王怜。
第二首中的“开宝年”，即唐开元天宝，是杜甫生存的时代。此指为允祁说杜诗事。下边的“陵苑共风烟”，也是此事。第三句“忆在边城霑笔翰”，似乎说在甘肃时曾与允祈有过文字过从，但此事待考。诗的后半说，自已老守田园，此后恐怕再没有进京一见殿下的机会了！惭愧啊，辜负了殿下您的厚爱！——文园旧司马，指司马相如，曾任文园令，是梁孝王的座上客。
真的如他所说，他们此后再未见面。
（注） 现在拍卖行有时还可以见到有“宝啬斋藏”“宝啬斋制”款的艺术品。民国时许之衡撰《饮流斋说瓷》，至少有两次提到宝啬斋，但他不知道宝啬斋是允祈的堂号，竟说宝啬斋瓷“乃李姓制品也”。据《清史稿·诸王传》，允祈后人不甚发达，子弘谦，袭贝子；孙永康，袭镇国公；曾孙绵英，是个“不入八分镇国公”，又无子，死后爵除，所以宝啬斋这个堂号较少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