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成语"天马行空"，很多辞书如《辞源》、《古代典故词典》等都说是出于元代人刘子钟的《萨天锡诗集序》。萨天锡即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又作萨都拉）。这篇《萨天锡诗集序》现载于殷孟伦先生整理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雁门集》附录一，署"成化二十一年，岁在乙巳，仲春花朝日，赐进士第朝列大夫致仕参议寓古兖玉田刘子钟廷振谨书"。成化是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所以说他是元代人是错误的。刘子钟是明代山东兖州人，而且还是有相当成就的画家和书法家，可惜史籍记载甚少。现在笔者根据有限材枓，尽量还原他的生平。
1989年出版的《兖州县地名志》"堡子乡·刘家楼" 条记："本村原名刘家村。明正统年间（1436-1449）进士刘子钟的祖父在山东做官，其家由河北玉田迁至滋邑，明末又迁到此处定居。为了防避兵乱，刘家建了一座三层的避难楼，村改称刘家楼。"未注材料来源，有可能是调査所得。
笔者所见到有关刘子钟的直接记载，是光绪十四年《滋阳县志》（滋阳是兖州府附郭县）卷八《人物列传·乡贤》：
刘子钟，字廷振，别字颐贞。其先玉田人，祖本，山东按察使，卒官，遂家于兖，更为滋阳人。子钟赋性颖悟，酷嗜古人书画，触目即能摹搨。正统壬戌成进士，以部郎出为湖广布政司参议，分守荆襄。值刘千斤之变，大兵进剿，筹防转饷，措理裕如。事平告归，益以翰墨自娱，踵门求书画者，趾相错也。年七十三卒，著有诗文集，藏于家。
以下双行夹注：
据墓表。子锺《自为小像赞》有云："既不敢颠沛而失守，又岂敢显荣而肆志？用图报称，鞠躬尽瘁，暇则究经籍之所载者何理？寻孔颜之所乐者何事？惟以文章自娱，不知老之将至。"
上云"据墓表" ，说明至少在光绪年间，刘家楼村附近的刘氏茔地里还有他的坟墓和墓碑，这是现知有关刘子钟的第一手的材料。不知此碑今后有机会出土吗？
说刘子钟"其先玉田人" ，玉田即今属河北省唐山市的玉田县。又说他的祖父叫刘本，官山东按察使，死于任上。按察使是三品的高官，应该可以从史籍中査到。査的结果令人吃惊，也使人大致明白了刘子钟为什么离开玉田原籍而落户兖州的原因。
原来，刘子钟的祖父刘本是个进士。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査得，明代有4个叫刘本的进士，其中洪武二十七年的籍贯是河北玉田。又从《玉田县志》査得其小传：
刘本，洪武进士。由行人历任陕西左布政使，所在俱有惠政。为人刚明廉介。以直获罪，降交趾参政。莅事十余年，以平陈季扩、简定之功，升山东按察使。尤擅诗词，有《云泉集》行于世。子子忠，登壬戌进士，官至陕西参政。崇祀乡贤。
从姓名、官职、籍贯看，这个刘本是刘子钟的祖父应是无疑的。只是短短几句话竟有多处错误："孙"误为"子"，"子钟"误为"子忠"， "湖广布政司参议"误为"陕西参政"。《玉田县志》是清代修的，出现错误可以理解；而《滋阳县志》的资料是根椐刘子钟坟前的墓表，当然更可靠。
刘本官陕西左布政使，受到百姓拥戴。可是他为人"刚明廉介"："刚"是性格刚强，"明"是不搞潜规则，"廉"是廉洁，"介"是耿直、有骨气。这样的人，在污浊的官场怎能混得下去？结果是"以直获罪"，得罪了上司，被降职降级，从陕西贬到遥远的西南。交趾即今越南，当时是明的藩属国。刘本在交趾十余年，"以平陈季扩、简定之功，升山东按察使"。检《明史纪事本末·安南叛服》，永乐六年八月，"交趾蛮寇简定反"，朝廷命黔国公沐晟帅师出征。但初战败绩；七年五月，"简定称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八月，明军捕获简定，械送京师伏诛。此后经多次阵战，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八月，才将陈季扩"生絷以归"，诛于京师。刘本可能就是此时受到升赏，调回内地做了山东按察使。
按察使是负责一省的刑名、法律和弹劾的官员。刘本任此职没有几年就遇到了大麻烦。永乐十八年（1420），蒲台县（今属博兴县）发生了以唐赛儿为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很快攻下安丘县城。官兵剿抚并用，一个多月后起义军终于被镇压，但终于也没抓捕到唐赛儿本人。有传说唐赛儿有妖术，抓捕后她能轻易遁走。据说就是在她逃脱后，永乐皇帝勃然大怒，不仅有旨凡是北京、山东境内的尼姑、道姑都要逮到京师讯问，还认为是有关官员不力或通敌所致。于是他大开杀戒，山东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参政、副使，还有相关郡县的主要官吏，都以"从贼为乱不言" 而判死刑。刘本就是在此时被杀的。其事载《明实录·太宗实录》，永乐十八年三月：
戊子，山东械至贼首刘俊、王宣……等，皆伏诛；馀虽从贼而未登寨拒战者，免死，编戍交趾；其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参政卢信……按察使刘本，副使王璚……及贼所发郡县官吏，皆以从贼为乱不言诛。
进士出身又刚明廉介的政府高官，就这样被杀了。限于资料，我们不知道对家属的处分情况，但此事无疑是这个家族巨大的伤痛。我想这就是刘子钟或他的父辈移家兖州的原因。
《玉田县志》的《刘本传》只说"卒官"而没记载刘本以罪被杀的事，是为尊者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子钟是"正统壬戌进士" ，查《眀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正统七年（1442）壬戌科二甲三三名是刘子锺，但籍贯却记为"山东东平州" ，民籍。按明代制度，进士的籍贯有户籍和乡贯之分。户籍又有民籍、军籍、匠籍等。进士题名录上刘本的"河北玉田"是乡贯；刘子钟的却是户籍。明代兖州府所辖四州中有东平州，领汶上、平阴、东阿、阳谷、寿张五县。检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选举志》进士栏，刘子钟的名字属于府学；举人栏却没有刘子钟，而只在汶上县里有刘鐘，而《眀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之刘子钟名下就注"《历科进士题名录》作刘锺"。 但汶上县的这个刘鐘下注"庚子，理问。"庚子是中举年份，理问是官职。庚子是永乐十八年（1420），按现知刘子钟的行迹，成化二十一年（1485）他还健在计算，他庚子年只有七八岁，显然不可能参加乡试并中举，何况刘子钟也没做过理问。所以汶上县这个刘鐘和刘子钟不是同一人。
刘子钟以东平州的户籍参加科举考试，说明他的父亲一代已经离开玉田，移家山东。东平州也属兖州府管辖，所以他又是以兖州府学生员的身份被记入府志选举志。
现在查不出刘子钟中举的年份，只能从现知的他一生事迹倒推过去，算出他中进士时大概还不到三十岁，应该属于科举顺利春风得意的那一类读书人。刘子钟的祖父虽然坐纵盗罪被杀，但明显是永乐帝铁腕政治用刑过重的受害者。几年后朱棣死去，以仁厚著称的朱高炽（仁宗）即位，应该会给那些冤死的大臣以平反昭雪。当然笔者目前还没查到准确具体的文献记载，但从刘子钟能顺利地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也不讳言自己的玉田籍贯来看，这样的推测应是合乎逻辑的。
刘子钟天性十分聪明，又勤奋好学，终于以自己的努力，在祖父惨死22年后重振家声，从秀才、举人一路连捷，考中进士。
《明实录·英宗实录》载：正统八年（1443）十月壬午朔："辛丑，擢进士胡珉、刘子钟，俱为户部主事"。 是刘子钟中进士的次年，被正式任命为户部主事。户部是中央六部中负责财政赋税的部门，略似现在的财政部。户部主事是户部层级最低的官职，正六品。由此积累年资，可以逐渐提升为员外郎、郎中，侍郎……。果然，同书又载：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已丑朔："乙卯，擢……户部员外郎陈汝言、夏时、何宜、刘子钟署本部郎中。"从主事到正五品的郎中用了9年。此后，《宪宗时录》：天顺八年十一月庚戌朔： "癸丑，升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佐参议，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从巡抚、都御史王俭之请，员外安置也。"--这段记载就是前引《滋阳县志》上的"以部郎出为湖广布政司参议，分守荆襄"。 刘子钟做了布政司参议。
布政司是一省最高官署，参议是布政使（略似省长）的辅官，从四品。明代的湖广省大致是现湖北和湖南两省，治武昌。荆襄是指荆州府和襄阳府。《明实录》特别注明对刘子钟的擢升是应巡抚都御史王俭的要求而"员外安置"的 ，可以看出是王俭对他的特别器重。王俭，是比刘子钟早一科的正统四年（1439）进士，安徽铜梁人。他特别举荐刘子钟，是针对当时十分严重的郧阳流民问题。
郧阳即今湖北十堰一带。那里明初地处湖广、河南和陕西三省之间，山深林密，有很多无主土地可以开垦，于是成为历次战乱和灾荒中流民聚集的地方。所谓流民，是相对于有户籍之民而言。政府对流民无法进行有效管理，所以流民大量聚集是对政府的巨大威胁。刘千斤之变，就是在那里爆发的。
刘千斤名叫刘通，河南西华人，长得高大魁伟，膂力非常。县署门前有石狮子重千斤，他能用手举起来，因此他得了刘千斤的名字。他和石龙（石和尚）、冯子龙等人谋事造反，于成化元年（1465）四月在房县梅溪寺称王，并定了国号和年号，聚众数万，四出劫掠。次年五月，朝廷派兵部尚书白圭等率大军征剿，数路合围，叛乱被平定。
《明史纪事本末·平郧阳盗》叙各路官兵围剿刘千斤，有"（白）圭与……湖广巡抚王俭进兵潭头坪……"的记载。刘子钟是王俭点名举荐的官员，应当也参加了平叛之战。前引《滋阳县志》说他"筹防转饷，措理裕如"，是说他负责提供作战中的后勤供应。
刘千斤之变只是郧阳绵延不绝的民变中的一件，此后数年中又有过石和尚、李胡子等，凭借那里长山大川绵亘千里的有利条件，和官兵周旋。在这个过程中，朝廷中不断有有识之士指出，历次征剿，官兵滥杀邀功，很多良民被害。应该在那里设州县、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流民变为齐民，才能长治久安。但是皇帝不听。这样的意见真正得以采纳实施，已是成化十二年（1476）的事。其时刘子钟早已离职还乡。
《滋阳县志》说"事平告归" ，如果是指刘千斤被生擒献俘京师并被磔于市，就是成化二年（1466）的事。此年他也不过五十多岁。从中进士进入仕途到致仕回乡，一共24年。他在《自为小像赞》中说过："既不敢颠沛而失守，又岂敢显荣而肆志？"安分自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跃然纸上。临深履薄般地谨慎做官，守住自已那份职志就夠了；从来就不打算追求显赫荣华，不想颐指气使随心所欲。这种心态和人生态度，除了天生的性格外，也应该与祖父悲惨下场所留下的阴影有关吧？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从祖父的人生悲剧中悟到了仕途的艰险，与其胆战心惊地享高官厚禄，还不如过布衣蔬食恬淡平安的田园生活。
告归之后的刘子钟，从此就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从官员转换为文人、书画家。
刘子钟自幼就对书法绘画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他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对古代书画十分入迷。有些他喜欢的作品，他见过一次就能凭记忆照原样临摹下来（"触目即能摹搨"），看来他有很好的记忆力和造型功夫。他聪颕而又勤奋好学，但青少年时期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后风尘仆仆，事务繁忙，都不可能把全副精力用在书画上；现在他有了充足的时间，也有了恬澹平适的心境，他可以任情恣意地在艺术世界里驰骋了。
可惜的是，五百多年后的今天，除两件碑刻外，我们已经难以见到他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只能通过"踵门求书画者趾相错也" 这样的记载，想象当年他的字画受人喜爱追捧的程度。现存的两件他的书法作品，一是成化九年（1473）写的《金口堰记》碑，一是成化十六年（1480）写的《崔玘墓表》，前者署"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奉勅抚民湖广布政司右参议致仕玉田刘子钟书"； 后者署"赐进士朝列大夫致仕参议玉田刘子钟篆额" ，都是致仕后的晩年所书 。规规矩矩的正楷，点划崭截，结构方正，神完气足，上千字的长文一气呵成，如精金美玉，毫无懈怠疲软之弊，一见可知有极深的功力。两碑现藏兖州市博物馆。
他的绘画，据说最擅长的是墨竹和翎毛花卉；从上引县志附注看，他画过自画像，说明他人物画水平也不错。博物馆藏明鲍克信墓志，说鲍克信"多材艺……写墨竹翎毛师刘玉田，别出新意，甚或过之" 。按鲍克信生于正统七年（1442），年龄应比刘子钟小三十岁左右，两人不但有可能交往，而且鲍克信有可能真的拜他为师。
康熙十一年《滋阳县志》卷四《文献部》有：
兖城东南乡南沙堆社有古陋地，村中建关圣帝君庙，阶前二碑，作为门内之屏。勒镌名笔刘廷振写风雨老嫩四竹，并各题咏于上。自故明成化八年，相传至今。
咏风竹 刘廷振 湖广参议
南郭先生气宇清，风标真合比君情。图将石刻高堂看，戛玉敲金似有声。
咏雨竹 孙廷昭 山西少参
雨态娟娟景绝奇，丹青幻出岁寒姿。子猷不必敲门看，对此忘怀好咏诗。
咏老竹 孙廷晖 颖郡学博
一种英姿孰比肩，松兄梅弟旧同缘。时人莫讶坚贞操，阅历风霜不记年。
咏嫩竹 孙廷振
春雷惊起蛰龙孙，况沐宜时雨露繁。从此云霄重奋迅，峥嵘头角看高蹇。
以上四首题画诗，第一首是刘子钟自作；第二首作者孙廷昭任山西少参，即布政司参议；第三首作者孙廷晖任颍郡学博，明代颍郡应为安徽凤阳府的颍州（今阜阳），学博指州学学官；第四首作者孙廷振情况不详。在前举《金口堰记》碑上，出现过他的名字，只说是"兖人也"。我想，孙廷昭、孙廷晖和孙廷振应是三兄弟，那里清代曾叫孙家村，他们应该就是孙家村人。刘子钟的家刘家楼与孙家村东西相距仅三里左右，他们是经常来往诗酒流连的翰墨好友。成化八年（1472）某日，他们四人聚会，酒酣兴豪，诗性勃发，刘子钟乘兴挥毫，连画风雨老嫩四幅墨竹，然后他们四人每人作一首诗题在上面，这就是《四竹图》的由来。这四幅画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也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但纸本的原作不可能保存久远，于是将其摹勒上石，安放在故乡庙宇里，是十分自然顺理成章的事。
后人为保护这镌有刘子钟四幅画竹的碑刻，建亭覆之，称四竹亭。现在亭和碑都已不存，唯四竹亭作为村名，仍留存至今。
刘子钟不但书画倶佳，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十分突出。县志记他"著有诗文集，藏于家。"可惜也和他祖父刘本的《云泉集》一样，没能流传下来。
他的文学成就从下面一事可见一斑：
成化十八年（1482）到弘治三年（1490）的兖州知府赵兰，字廷猗，陕西泾阳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和刘子钟是好朋友。赵兰喜欢收集唐宋以来名家诗文集，他在任刑部员外郎时，偶然得到元代大诗人萨都拉（字天锡）的诗集《雁门集》，十分喜欢，决定出资刊印。他自己作了序，又请刘子钟为该书作序。刘序文后署"成化二十一年，岁在乙巳，仲春花朝日，赐进士第朝列大夫致仕参议寓古兖玉田刘子钟廷振谨书" 。成化二十一年是公元1485年，这是现知刘子钟最后的行迹。这篇《萨天锡雁门集序》也是他现存的唯一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刘子钟说："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神蛟混海而隐现莫测，威凤仪庭而光彩蹁跹，莫不耸观而快暏也！"用了天马、神蛟和威凤这三种传说中的神物，来形容萨都拉诗歌的豪迈俊逸，洒脱不凡。从这篇仅存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刘子钟文笔的才气逼人和漂亮华美。而其中 "天马行空" 一语 ，后来竟成了人们用来形容独往独来、气势豪放和不可羁勒的成语。如本文开头所述，注释者误把明代的刘子钟（廷振），想当然地当成了元代人。
《滋阳县志》记刘子钟"年七十三卒"，大概应在成化末年（1487）前后。这在当时已是难得的高寿。总其一生，他科第出身，在仕途二十多年，官至四品，报效了国家（"用图报称，鞠躬尽瘁"）；又能激流勇退，享受了多年的田园生活（"究经籍之所载，""寻孔颜之所乐"），自己的书画天赋也在晚年得以展露，成为一方之秀。在晚年自为画像并题词以回顾一生时，看来他是非常快慰满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