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世界历史”阶段性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没有形成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的狭义共同体，其关照的范围是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延续自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并结合了时代与现实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实然的事物也是应然的事物，主权国家是其基本行为主体，经济全球化是其经济基础，私有制普遍存在是其社会基础，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是其政治基础。共同命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世界各国应当确立命运相互依赖意识，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人类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也是在“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即“无产阶级时代”尚未到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同全人类发展进步结合起来，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作为“世界历史”高级阶段目标——“真正的共同体”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与核心要义进行探究，以明确努力方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态标定
所谓“共同体”，从广义上讲，就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严格地说，共同体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只有当组成共同体的成员对这个“集体”形成共同的认同之后，这个共同体才有意义，也才能得到不断的构建。在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只要是由个体所结成的集体，就可以算作共同体。因此个体与集体构成了共同体的两个基本要素，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也就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考察，共同体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的集体，已经成为更大范围共同体的个体，这种共同体已经有了自己特有的名称。比如国家，它是由本国人民组成的共同体，有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和权力关系，而且是构成国际社会的最主要个体。第二类是有组织形态，但集体组织的权力很小、对个体的约束力有限，比如曾经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由大约130个实行西方宪政民主体制国家组成的“民主国家共同体”等，它们基本都使用“共同体”这个名称。第三类是没有形成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的集体，即狭义上的共同体，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属于这一类。
从范畴而言，历史与现实中的共同体五花八门，有根据不同范围或场域而形成的共同体，比如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也有根据不同领域形成的共同体，如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例如，北约就是一个安全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民主国家共同体”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最高层次、最广范围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着眼于某一领域或一般的人类问题，而是关照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根本性的共同利益。
从思想脉络而言，近代以来比较有影响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思想，另一种是西方的人类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在批判、否定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虚幻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人类社会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那时，国家将会消亡。西方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结论是人类的未来“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世界主义的最终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走向世界主义。不过，西方的人类共同体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认定“未来的世界主义一定会带有西方烙印。至少在最初阶段，任何世界性国家都将会成为西方的一个帝国。即使非西方人掌握全球范围政治军事的最高控制权，也只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们只能通过宣扬这样或那样的民主政治信仰来利用工业化、科学和减少公共权力这些西方最早的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已有人类共同体思想之大成，立足于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国际社会这个基础和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各民族越来越相互依赖这个现实，但是摈弃了“西方中心论”。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从思想体系和对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都关照人类的前途命运，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形态、价值取向上一致，其构建也必将促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同“真正的共同体”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其明确的特征。
（一）既是实然的又是应然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实然指的是在当今时代，人类已经命运与共。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层面，“当今国家间关系已不是‘共存’和低层次的‘合作’所能概括，各主权国家被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联结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全球层面的国际共同体，这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新发展阶段”。应然指的是已经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很不牢固，“体”还非常虚弱，人类很有可能因为不同人群之间，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恶斗而遭受噩运，并使这个共同体瓦解。因此，实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整个人类共同努力去建设、加固、强化，现存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基础不牢，身体虚弱，主要原因就在于共同体成员对人类共同命运和整体性的认知度不够，一些国家、民族、政治势力等将本位利益置于人类整体利益之上。
（二）主权国家是基本行为主体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主体有很多，只要是人类社会存在着的行为体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和组成单位，但是在主权国家时代，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国家的参与，没有国家之间的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构建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并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基本上都是在国际场合面对各国政要；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是在对外工作部分集中论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体思想；在阐述“地球村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他强调的是“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他还经常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提并论。这表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体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这五个方面同时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但是政治方面是最为根本的，它要解决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没有良好的国际关系，人类社会在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方面的合作都不可能顺利推进。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相协调。从某种程度上说，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程和最为根本的途径。
（三）在国内社会层面私有制仍将广泛并长期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将消灭私有制，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消灭是需要条件的。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个重要思想，“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尤其是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从“世界历史”第二阶段的百年历程来看，公有制最终取代私有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还伴随着两者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变化。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定为“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并且写入党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私有制长期存在有着清楚的认识。
三、共同命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作为“世界历史”阶段性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产阶级时代”形成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基础上而存在的，各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找到能够让各国克服利益矛盾而真诚合作的共性因子，这个共性因子就是人类共同命运。在共同命运面前，所有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都会退居次要地位。人类的共同命运是随着人类整体性的逐渐形成而不断显现出来的。
（一）人类整体性是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石
共同体都是整体性与个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过，“从哲学的角度看，一切共同体都有着统一性的追求”。对那些组织形态、权力关系明确的共同体来说，共同体的整体性已经得到充分展示，这种共同体如果说还需要建设的话，其方向与主要任务是调整共同体内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对没有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共同体来说，构建共同体的方向与主要任务是强化对其整体性的认知。在没有权力关系约束的条件下，如果缺乏对共同体整体性的认识，没有形成共同的认同，共同体很容易因内部成员之间冲突、斗争而分崩离析。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有明确权力关系的共同体解体，更不用说没有权力关系的共同体了。
人类整体性是伴随着全球化及全球治理而不断被认知的。在全球化进程开启之前，人类分散居住在各洲及各区域，虽然欧亚大陆与非洲的民族、国家之间有交流、融合，但是它们与美洲、大洋洲却是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还未被普遍认知。全球化开启后，人们才认识到，所有的人类，无论身居何地，有何肤色，生活方式以及语言、文化、信仰怎样，都是地球人，都是地球村的成员。既然都是人类，就有共性。有人认为，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体系；都使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都采用相近的法律制度，特别是都承认国际法；都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实际上，人类的共性还不止这些，在思想观念层面，人类的价值取向是有共性的。比如，人们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都要不断改进生产工具，进而改进生产方式，这就是进步。如果将进步视为一种价值，那么它就是一种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有一些民族因不思进取、不求进步而被淘汰。那些有生命力的文明之所以能存续下来，皆因为承载这种文明的民族积极进取，不断进步。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共性越来越多，人类的整体性也逐渐显现。比如核灾难，如果说常规战争的结果通常都是有输有赢的零和博弈的话，那么核战争就是两败俱亡的负和博弈，甚至没有参与战争的人类也都被迫一起毁灭。再比如气候变化，如果任由气候变暖而不加以抑制，人类很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在这些危及全人类的灾难面前，主权国家的利益已经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主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整个人类，不管何国何族，恐怕是一存俱存、一亡俱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人类整体性的凸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命运相互依赖升华人类整体性
人类整体性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而不断加强，这中间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就是相互依赖。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相互依赖是由浅到深、由狭到广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剖析了世界市场形成后的相互依赖状况：“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不过，在他们那个年代，相互依赖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以及部分文化领域，比较单一的、浅层次的，存在着敏感性和脆弱性。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证明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抵消国家之间在安全、军事、战略上的利益冲突。
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和文化层面，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试图用复合相互依赖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状况。他们认为：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经济及文化相互依赖，还有生态、军事安全、政治社会、战略等层面的相互依赖。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三是“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运用武力”。不过，这种对相互依赖的认识存在缺陷，没有反映出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他们特别指出：“即使相互关系近乎复合相互依赖的状态”“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可能导致武力重新成为直接的重要政策”。实际上，当今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已经达到不允许将“武力重新成为直接的重要政策”的地步，因为人类的整体性所蕴涵的相互依赖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复合相互依赖概念所涵盖的那些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已经蕴涵着当今时代人类相互依赖的程度和特征，这就是“命运”二字，可以将这种相互依赖称作“命运相互依赖”。如果说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所反映的相互依赖还没有将各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涵的命运相互依赖则已经将相互依赖升华到这样一种高度，即人类已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辱与共的大家庭。“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成员是命运相关、荣辱与共的；各成员间会有分歧、矛盾，但不应存在零和游戏，更没有理由因为利益之争而毁灭整个家庭。正如习近平在谈中美关系时所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关系之所以没有理由搞坏，因为不仅两国已经命运与共，成为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两国的命运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命运相互依赖使已有的人类整体性得到升华。如果说基于一般相互依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还存在着冲突与对抗空间，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还是可逆的话，那么基于命运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则使总体上冲突与对抗的空间归零，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不可逆的。
四、结语
推进“世界历史”向前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远奋斗目标和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历史条件下世界使命的集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同“真正的共同体”一样关照整个人类的福祉和发展进步，也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但是基础与条件却存在重大差异，有着鲜明的特征。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也都消亡了的“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主权国家、私有制、阶级对立等“资产阶级时代”的事物都仍然存在的基础上存在着并进行构建的，它已经是现实存在着的实然的事物，同时还需要不断建设，其发展方向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主权国家之间各种差异和矛盾都难以消除的历史背景下，要建设没有组织形态和权力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是强化世界各国对人类整体性和共同命运以及人类各群体命运相互依赖关系的认知。在各国共同面对的关涉全人类前途命运的挑战面前，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必须被超越。
（注释略）
作者简介：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