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全球治理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对外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之一。所谓全球治理，顾名思义，就是世界各种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对关涉人类福祉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综合整治与调理。全球治理既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又以总体的世界政治为基础。所谓世界政治，简言之，就是对关涉人类生存发展事务的治理活动及各主体间关系的总和。
“全球治理”与“世界政治”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世界政治既包含全球治理，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舞台。可以说，全球治理是在世界政治的基础上和框架内开展的。因此，要想认清全球治理目前的状况就必须首先认清世界政治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大变局就是世界政治的变局，进而也可以说，这个大变局就是全球治理的政治基础。
当前世界政治变局及其影响
世界政治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比较基本的内容是主体、基础、主题、格局、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所谓世界体系就是这六大要素的有机统一。这个体系在冷战结束后定型。
就主体来说，虽然世界政治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民族、宗教、企业、社团、个人等都是主体，但国家是基本行为主体，其他主体的行为和作用都受到国家的制约，所有国家都将国家利益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基础来说，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国家的主权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的侵蚀；就主题来说，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断深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难以被颠覆；就格局来说，世界政治格局正由西方占优势的“一超多强”格局朝着多极化和非西方化的方向发展；就国际关系来说，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特别是大国之间，不存在截然对抗的关系；就国际秩序来说，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依然有效，虽然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性，需要变革。当前的世界政治大变局就是在这样的体系框架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进行着。这个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世界政治格局上，尽管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更直观。如果仅仅是经济格局变化，而不是在经济格局变化的基础上发生政治格局的变化，那么这种格局变化对世界政治的意义就非常有限。随着格局的变化，国际秩序、全球化等内容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纵观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当下的世界政治之变虽然不如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烈，也不如冷战结束那样动荡，但综合起来考察却意义更为深远。
（一）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是当前世界大变局的核心内容
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主要表现在政治格局上，集中表现为非西方化已经达到一个接近质变的临界点。如果将世界政治力量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那么世界政治力量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的过程就是非西方化。
自西方崛起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一直居领先地位，西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几乎是同义语。后来日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其治国理念和行为方式几乎完全西方化，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成员。广大的亚非拉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绝大多数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掠夺、奴役。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殖民地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崛起。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概念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世界政治力量已经形成。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非西方化进程提速，“东升西降”的态势更为明显。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金砖国家集团的出现和二十国集团的升格。金砖国家由概念成为现实，表明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受到公认，发展前景更受期待。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财长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并活跃于国际舞台，显示出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重视。
非西方化还影响到多极化进程。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中，西方占有明显的优势，欧盟和日本作为“多强”成员，同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同美国保持一致。近年来多极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多极力量中，像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大国地位不断上升，而作为重要西方力量的西欧和日本的地位在下降。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多极化的中坚力量。一个曾遭受西方列强欺压，一度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明古国能够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对世界格局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当然，说非西方化达到接近质变的临界点，只是说目前的非西方化进程明显提速，达到质变即非西方世界的综合实力超过西方世界的前景可期，并不是说很快会发生突变。
（二）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实际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比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奋发图强，改革开放，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非西方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85%，而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发展潜力巨大，非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崛起是个大趋势。如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已经占全球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如果按平价购买力计算，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早在2014年就超过了西方国家。
除了非西方国家经济总量上的赶超外，世界经济格局还在两方面发生了突出变化：一个是世界经济重心；另一个是科技和产业。
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移到太平洋。自西方崛起后，世界经济重心就一直在大西洋，西欧和北美是世界经济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东盟、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国家集团的群体性崛起，太平洋世纪才逐渐成为现实。所谓太平洋世纪的本质是亚洲崛起。从发展态势来看，太平洋地区的潜力远远大于大西洋地区。世界主要大国都看好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就拿美国来说，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都体现了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或者是亚洲的高度重视。
世界经济重心之变可谓是百年未有。如果说19世纪末因美国崛起而导致世界经济重心由西欧移向北美算是一次世界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那么这次大变局的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是上一次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这次大变局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科技与产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兴国家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进步一直呈加速度之势，其间还伴随着几次科技革命。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总体实力提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强国，特别是霸权国家，都是在科技进步上领先并且能够将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产业动能的国家。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唱独角戏，而已经初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主要角色，但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不再是局外人，而是非常抢眼的重要角色，而且从发展态势看，这些新兴国家拥有更深厚的潜力。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必定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使之沿着已有的轨迹加速发展。
（三）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突出特征
同以往相比，这一次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自西方崛起以来，每一次世界政治格局变化都只是同一体制内大国力量对比层次的变化，是世界政治主导国或霸权国的更替。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这些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国家，还是荷兰这样靠商业而兴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这些靠现代工业和科技而称雄的国家，抑或是法国、德国、俄国、日本这些一度兴盛并试图挑战霸权的国家，都是西方体制内的国家，它们对待外部世界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往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只是更换了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已，所上演的“剧目”均无本质区别。而这一次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却大不相同。多极化进程是以非西方化为基础的，是世界总体力量对比和大国力量对比上的东升西降。虽然在大国力量对比中，西方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新兴大国不可阻挡地跻身大国行列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与西方国家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必将给世界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四）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对世界体系的影响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将给总体上的世界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将对世界体系其他几方面造成冲击。这种冲击可能有利于世界体系的进化，或者反之，关键在于两股力量即西方和非西方如何相处，是合作还是对抗。非西方化是大趋势，但是如果西方国家不能顺势而为，而是试图通过运用现有的力量优势来阻止非西方化进程，那么势必会导致世界局势动荡，甚至冲突、战争，如此，世界体系必定会退化；反之，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审时度势，理性地看待世界格局和世界体系的变迁，摆正自己的位置，那么世界体系就会进化。简而言之，当今世界大变局给世界政治发展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从世界政治主体来看，世界格局变化不会动摇主权国家作为世界政治基本行为主体的地位。主权概念是西方的发明，尽管如此，广大非西方国家也都坚持主权原则，甚至比西方国家还重视主权。不过，世界格局变化有可能影响世界政治主体的结构。如果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能够和平相处、合作共赢，非国家行为体将会更加活跃，在世界政治主体中的地位会有所提升，但不会取代主权国家的地位。世界政治主体多元化有利于世界体系进化。
从世界政治的基础来看，世界格局变化正在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由西方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持续500余年，其间虽然遭遇挫折，但趋势未变。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并相互促进的另一个趋势是区域一体化。近年来，随着英国退欧、一些欧盟国家内部民粹主义膨胀等新情况的发生，给人们以区域一体化退潮的感觉。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体化仍然在推进。
比如非洲联盟建成了涵盖10多亿人口的“世界最大自贸区”，而且还推出了“非洲统一护照”计划，继续推进一体化进程。以美国和西欧为核心的西方世界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在美欧内部出现了颇为强劲的反全球化声浪，特别是一些国家政府开始推行逆全球化的政策。全球化可谓是遇到500年未有之新情况、新挑战。如果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度会弱化，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制约作用会减弱，如此，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有可能乘势而兴。这不利于世界体系进化。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一些西方大国丧失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必然要发生逆转。新兴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生力量，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从自己的长远利益出发，也支持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的重组为中国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极好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探索将社会主义理念注入全球化进程，从而克服以往全球化的弊端，使全球化进程展现全新的面貌。
从世界政治主题来看，世界格局变化正带来世界政治力量的重组和世界政治舞台角色的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伴随着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如果大国之间，特别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在战略博弈中走向对抗，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或“冷战陷阱”，那么世界和平与发展肯定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复存在。
从国际关系来看，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与其对世界政治主题的影响相似。如果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能够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那么国际关系就会不断进化，新型国际关系就有望构建起来。否则，国际关系很有可能重回战国时代。
从国际秩序来看，世界格局变化已经带来十分引人注目的影响。随着非西方力量的上升，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不可忽视的变化。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机构，新兴大国的地位都在提升，话语权在扩大。当然，国际秩序走向何方，最终还是取决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战略博弈，取决于在这场战略博弈中世界政治主题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
世界政治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机遇
世界政治变局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
随着全球治理的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不断进化。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主体、客体、机制、规则、价值等内容，其中治理主体是核心，主体的结构决定着其他层面的状况。全球治理的主体虽然包括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组织，但是主权国家仍然是基本主体，而大国又是基本主体中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是核心主体。自全球治理开启以来，西方大国一直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并趋于复杂化，全球治理的客体越来越复杂，而现有的治理体系已经不适应现实需要。
世界政治变局呼唤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然而由于西方大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动力不足，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政治格局不相适应的局面，进而使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是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当今全球治理的突出问题集中在经济治理、安全治理和气候治理这三个领域。面对各种治理赤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或者显示出“能力不足”，或者是“意愿缺失”，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方案。其中意愿缺失更为严重。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综合实力位居第一的大国，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问题，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挑起同诸多国家的贸易战，严重威胁着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繁荣。面对国际安全治理中的问题，大搞单边主义，不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而且还退出《中导条约》等机制，挑战国际军控体制，特别是公开将中俄这两个大国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强化同两国的战略竞争。全球气候治理本来势头良好，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却单方面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其次是西方大国的国家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特别是那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的国家治理。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浪潮表明，这些国家的国内治理出了问题。从特朗普执政乱象到英国脱欧困境，再到法国等国内部的各种抗议运动，都反映出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个案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危机。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国家不是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而是试图将矛盾向外部世界转移，通过贸易战、减轻本国的国际负担、限制移民等措施来缓解国内的危机。这种状况无疑对推进全球治理构成巨大挑战。
再次是大国战略竞争严重制约全球治理推进。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新态势使得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化同中俄的战略竞争，必然引起后者的正常反应并采取反制措施。中美作为GDP排世界第一和第二位的两个国家，双边贸易摩擦已经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之面临衰退的风险。美俄作为世界头号和第二号军事大国，它们之间的军事博弈也让世人担心世界总体和平局面还能否存续下去。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大国关系大有重回群雄并起、恶性竞争的非理性状态的风险。大国竞争回归无疑将对全球治理构成极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治理都需要大国合作。
最后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突出矛盾难以解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治理客体越来越复杂，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主要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却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并且强化同其他大国的竞争，阻碍其他大国参与全球治理，恶化推进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这个突出矛盾如果不解决，全球治理前景肯定不乐观。在西方大国缺失推进全球治理意愿的情况下，新兴大国如果不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必定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然而，在西方大国看来，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又会挑战其霸权，因此，它们要极力阻止新兴大国发挥主导作用。如此，大国关系又面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冷战陷阱”的风险。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两难的处境。
不过，世界政治变局恰恰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它们有望跻身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行列并成为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新兴国家总体实力的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二是一些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运而生。
在已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中，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度积极寻求新兴国家的合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新兴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开始探索“八国集团+”机制，即在八国集团会议期间，邀请一些重要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与会，共商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率先发起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二十国集团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属于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虽然经过了曲折的谈判过程，但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所占的份额和投票权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加。
面对全球治理新形势的需要，新兴国家在积极参与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同时，还积极探索创建新的机制。比较有影响的是三个。一是金砖国家集团。“金砖”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到成为现实，表明新兴大国团结协作的意识明显增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金砖国家集团已经成为可与西方七国集团相提并论的国际机制。二是“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当下，“一带一路”无疑为推进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方案。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可以视为“准全球”的地域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人民创造福祉。虽然美国等国对“一带一路”一直有负面评价，而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几年来实践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拥抱“一带一路”，特别是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能顶住美国的压力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显示出“一带一路”的强大生命力。三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亚洲国家之间以及亚洲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中国在亚投行的成立和直至目前的运转过程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亚投行在成立过程中虽然遭到美日等国的抵制，但是却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持。目前，二十国集团中除了美国、日本、墨西哥外，都是亚投行成员国；金砖国家集团全部是亚投行成员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机制的兴起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它们反映了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这个大趋势，体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也预示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正迎来一场大变革。尽管这场变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它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全球治理的推进，所以前途是光明的。
推进全球治理的中国作为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之一，从国家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进步的角度出发，肯定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上的作为主要体现在贡献中国理念和方案、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协调新兴国家和西方国家关系这几个方面。此外，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还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一）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贡献中国理念与方案
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变治理主体结构的同时，促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否则，中国有可能在提升自己在全球治理主体中地位的同时，与西方大国同流合污，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成为一个新的强权。西方大国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它们缺乏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动力。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推进其变革，就必须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许多外交新理念，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完全适用于全球治理。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治理的目标模式；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基石，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是保证全球治理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我们需要在提出中国方案上多下功夫。中国方案应主要聚焦在规则制定和治理机制创新上。在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等问题上，中国要主动发声，提出制定规则的主张，并在其中更多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诉求。在机制创新上，一方面是完善现有机制，比如二十国集团，可推动其进一步制度化并将功能由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适时构建新的机制。构建新机制的目的并不是要破旧立新，完全取代现有机制，而是对现有机制进行补充，同时对现有机制改革形成压力，促进其加快改革步伐。
（二）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
理念和规则都与价值观密切相关。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需要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支撑外，更需要共同价值的支撑。没有共同价值的共同体不可能有生命力。美国在二战后所打造的同盟体系之所以比此前的许多同盟存续时间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重视将价值观作为维系同盟的重要纽带。我们提出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如果没有承载能被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价值观，就很难被它们接受、支持，甚至还会遭到抵制。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应当积极倡导它们并将之内化进中国方案。
（三）协调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鉴于世界体系变革的和平性和渐进性，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必定是和平地、渐进地进行。作为全球治理主体，新兴国家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如何使这股力量不成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阻力，而是助力，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加快推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难免会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动了它们的奶酪，所以，任何中国方案不应是革命性的，而是改良性的，在更多满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西方国家的诉求和顾虑。只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大群体实现合作共赢，全球治理才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推进。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应当发挥两大群体合作推手的作用。当然，面对西方大国的强权、霸权行径，中国也应当同发展中国家一道同它们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协调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既要看到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的一致性，又应认清它们之间的矛盾。在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上，整个西方世界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在具体领域和问题上，西方国家之间又有矛盾。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欧盟同美国一度矛盾很深，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就遭到欧盟国家几乎一致的批评。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要简单地将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为此，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我们应尽量避免意识形态色彩，提出的中国方案应“去意识形态化”。
（四）统筹好若干个重要关系
1.给力与量力的关系
中国毕竟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实力还相当有限，与西方大国的实力差距依然十分明显。所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必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特别是要避免使自己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首要任务还是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因此，参与全球治理要与国内发展统筹兼顾。
中国虽然是新兴大国，但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特别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复杂的角色定位决定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要保持低姿态，不当头，不扛旗。中国可以发挥引领作用，但不当领导。中国的引领作用主要是通过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和符合世界多数国家利益的理念，提出基于这些价值和理念的治理方案，以及协调各类国家的行动来体现。
2.推进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就要求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摈弃“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陈旧思维。但是，当今世界毕竟是主权国家时代，任何国家都不会是“利他主义”者。中国倡导并践行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的理念，为此需要坚定维护国家利益。
在统筹推进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上，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妥善处理涉华国际争端。伴随着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接触、碰撞、摩擦会日益增多，再加原有的领土海洋权益争端，使得中国正日益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重要对象。处理好这些争端，对维护中国国际形象，进而顺利推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否则，西方大国会借助它们掌控的传媒优势，将中国描绘成全球治理中的问题和治理对象，进而否定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按照它们的逻辑，不能妥善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就等于是在国际舞台上制造麻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怎能承担全球治理重要主体的重任?
妥善处理国际争端，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处理好维护领土主权等利益与维护国际形象的关系。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在对方未武力进犯的情况下，绝不轻言使用武力。如果采用必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应尽量同相关国家合作，避免给人造成耀武扬威或武力威胁的印象。
3.参与全球治理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在主权国家依然为全球治理基本主体的当今世界，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只有那些实现了良治或善治的国家才有能力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而那些国家治理不善的国家，不仅不能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反而往往会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这两个进程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参与全球治理有利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进而吸收别国的国家治理经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则会使中国更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在理念、原则上是相通的。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都要遵循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文明化、合理化的原则。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疑将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