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气候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企图将气候变化议题转变为其霸权护持的契机。系统梳理美国近20年来的气候政策，可发现其正清晰地展现出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逻辑与本质，美国籍此维护自身在自然资源获取、环境空间使用、全球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等方面的整体性优势地位，进而实现对“外围”世界的新一轮牵制、剥削与掠夺。超越美国生态帝国主义寄望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我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红色工人运动与绿色生态运动应尽快达成“红绿联盟”，通过发起全球性的反抗运动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对化石燃料的贪婪攫取，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关键词：美国气候政策 生态帝国主义 全球气候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最新动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及借由生态环境问题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限制和打压“外围”国家的发展进程。随着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入中国，国内学者也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概念运用上，“‘生态帝国主义’更多是为了概括或概念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生态环境难题的制度性回应，以及由此获得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或等级性优势”。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不断加剧，全球气候治理正进入关键节点，但美国的气候政策与行径却与国际气候合作背道而驰，严重损害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系统梳理美国近20年来的气候政策，可发现气候变化正逐步成为美国霸权护持路径中的新塑造变量，美国气候政策正展现出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逻辑与本质。
本文沿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路径，在系统梳理美国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对其展开一种生态帝国主义视角下的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展帝国主义的内涵，揭露美帝国主义在21世纪的最新表征，为超越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霸权逻辑，进而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正义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提供有益思路。
一、美国气候政策的历史性出场
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由资本积累逻辑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危机。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他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自我复制和扩张，再生产过程的物质交换也以更大的规模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运转。资本逻辑使外部自然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纯粹有用物，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能源被纳入资本积累的范畴，自然界也沦为“垃圾桶”。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内在地不能适应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原料被纳入与日俱增的空间移动中，自然资源逐渐面临枯竭的危险；另一方面，急剧增加的工业废物和副产品（例如温室气体）严重违背了自然的循环规律，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的承载负荷和自净能力，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正常过程被打断，引发“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全球气候危机即源于此。为了避免气候危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扩张的干扰，全球气候治理开始被西方国家提上日程。
1992年6月，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里约热内卢签署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开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制定了总体框架。然而，这种蕴含强烈“世界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一种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关系领域，世界主义主张全人类的利益应当超越地方和主权国家的利益，倡导通过多边合作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理念的“碳政治”仍然内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中，其“很容易被强大得多的传统政治思维与运作所裹挟、肢解或绑架”。一方面，“碳政治”不可避免地与碳减排、碳金融及全球贸易等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其对一国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秩序转型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碳政治”对全球脱碳及经济低碳化的要求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国家的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并进一步影响一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国际分工中的实力和地位。这导致整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无论是《公约》的签署还是《京都议定书》及《巴黎协定》的达成与履约，都充斥着西方国家之间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
巧合的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开展与美国全球霸权式微大致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当中。根据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每个资本主义周期都会经历一个由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变，而金融扩张则是每个积累周期的晚期现象。同样，当一个体系的霸权国由物质扩张过渡到金融扩张的时候，则意味着其正步入霸权的“秋季”。20世纪末美国空心化的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及频繁的金融危机正预示着美国霸权“秋季”的到来，经过“9·11”事件和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后，美国的衰落、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鉴于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国际权力格局变迁、绿色产业竞争甚至军事安全博弈的深刻影响，美国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在当前全球紧急情况下推进美国全球霸权的手段”。
二、美国气候政策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
面对气候危机，美国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原则和方式处理全球气候治理事务，由此蜕变为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掠夺全球生态资源，推卸气候治理责任，掣肘国际环境多边合作，阻滞“外围”国家和地区发展，正在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性障碍和全球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掠夺石油等关键性资源
随着全球温升加速与威胁性加强，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跨国资源供给安全的重要变量。为了在全球变暖时代继续占据国际整体性优势地位，美国开始对全球“碳资源”展开帝国主义式的控制与掠夺。
一是加大对全球化石能源的开采与掠夺，弱化气候危机对美国化石资本主义运行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掠夺全球石油资源作为本国的能源战略储备。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跨国石油垄断资本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攫取石油资源，为了维护本国石油霸权，美国甚至不惜发动石油战争。近年来，美国开始不加掩饰地掠夺全球化石能源。根据叙利亚石油部的最新数据，美国及其雇佣军每天从叙利亚东部地区的油田偷走多达6.6万桶石油，几乎占叙利亚每日石油产量的83%。另一方面，美国大肆撤销环境监管法规，充分“释放”本土油气资源潜力，以延长资本利益集团的统治。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拜登上任后，美国原油日产量突破130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
二是加紧对关键性矿产资源的控制与垄断，维护自身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随着稀土、石墨、镍、钴、锰、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在新能源汽车、电网、光伏、电池、核能等低碳清洁技术与能源生产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美国开始将关键性矿产纳入其霸权战略。拜登政府颁布《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旨在控制非洲关键性矿产资源。同时，美国联合欧洲国家共同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等贸易俱乐部，试图打造排他性关键性矿产供应链体系。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大自身在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刚果（金）、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稀缺矿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企图通过其强大的跨国公司获得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关键性矿产供应链格局。
（二）推卸“碳责任”
美国作为全球累计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对气候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美国消极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出尔反尔，避而不谈历史责任和“碳债”。美国的行径对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造成严重掣肘，充分暴露了其生态帝国主义气候霸权的实质。
第一，抵制量化减排协议，逃避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小布什曾以“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和“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为由带领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奥巴马担任总统后未能带领美国重返《京都议定书》。同时，奥巴马强调要以2005年作为美国的减排基准线，而不是国际社会主张的1990年。如此，奥巴马政府虽提出了以2005年为基准减排17%的“雄心”目标，但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16%，该指标仅相当于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零减排”。特朗普上任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去气候化”的行动，甚至在《巴黎协定》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悍然退出，彻底游离于全球减排体系和安排之外。拜登上台后虽声称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其政府的“优先事项”，但其“减排”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碳捕获”和“碳封存”等所谓“地球工程”，而非对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采取实质性的削减。
第二，拒绝兑现气候资金捐助承诺，阻滞全球绿色低碳化转型进程。资金支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有效应对气候行动的重要条件，但美国从未认真履行相关承诺，屡次出现拒绝兑现、削减力度、拖欠款项等问题。根据西方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承诺，美国在2020年之前应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99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而其2020年仅提供该份额的19%。奥巴马政府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作出的捐资30亿美元的承诺至今还未兑现。2023年，绿色气候基金开启了新一轮捐资谈判，在西方国家普遍提高捐资额度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却表示“无法作出增资承诺”。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治理的典型“老赖”。自2018年起，美拖欠《公约》会费高达1354.7万余欧元。
（三）推行“碳剥削”
美国两党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其气候政策的根本动机是延续且一致的，即将气候危机转变为本国资本积累和权力增长的契机，进而对“外围”世界开展新一轮的牵制、剥削与掠夺。这一霸权逻辑贯穿了过去整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不断侵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原则，强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既有共同责任，又需根据自身情况承担不同义务。原则，企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继续利用化石燃料崛起或消除贫困的机会，从而强化对其的控制与剥削。其一，建立《公约》外气候治理机制，削弱“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合法性。在退出《京都议定书》后的十年里，美国主导建立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等近12个气候治理机制，并反复强调“主要经济体”“主要排放大国”“共同减排责任”等概念，企图在减排问题上刻意模糊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其二，恶意曲解“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内涵，迫使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接受量化减排协议。美国在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后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作出了新解释，在其看来，应该根据经济规模、排放水平、能源利用程度将发展中国家分类，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的小国或最不发达国家的责任是不同的。换言之，美国主张“共同责任”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大国的“共同责任”，“有区别责任”则是西方国家、发展中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
另一方面，将市场机制引入气候治理，打造“碳金融”，妄图从脱碳中寻求新一轮资本剥削与积累的机会。美国向来反对碳减排，却又是低碳项目开发投融资、碳排放交易等碳金融活动的积极倡导者，究其原因在于这种解决方案在意识形态上与新自由主义逻辑完美契合。布什政府出台了《全球气候变化政策手册》，明确指出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气候变暖。奥巴马在其任期内批准了超过9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并争取了15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用于发展低碳金融产品，他以为：“推动创新和减少碳排放的最优雅方式就是定价。”拜登政府则推出了更多的碳金融项目，并扩大私人资本在气候投融资中的占比。事实上，碳金融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气候政策的具体表现，本质上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其不仅无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会为金融寡头操纵气候治理议程提供契机，进而为资本开创新的剥削领域和剥夺手段。
（四）构筑“碳壁垒”
在全球“碳中和”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新兴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新能源技术弯道超车及制造业升级转型提供了突破口。为了护持“绿色霸权”和缓解战略焦虑，美国开始凭借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高新科技领域的优势，构筑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壁垒与技术壁垒，企图遏制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发展空间。
其一，制造绿色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设置障碍。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首次提出了“征收特别关税”的规定，试图对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2022年6月美国《清洁竞争法案》明确规定将以美国产品的平均碳含量为基准线，从2024年开始对碳含量超过基准线的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碳关税”名义上是为了解决“碳泄露”问题，实质是美国收割“低碳红利”，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和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手段。正如德国前环境部长马蒂阿斯·马奇戈（Matthias Machnig）指出的，“碳关税”是一种赤裸裸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
其二，构筑低碳技术壁垒，掣肘发展中国家低碳化转型。近年来，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东升西降，美国开始堂而皇之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遏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强力“组合拳”：第一步，出台《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对包括低碳技术在内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出口、再出口及转让设限；第二步，制定《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为美国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禁运和制裁实体提供参照；第三步，设置“实体清单”，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政府和个人纳入“黑名单”，对其进行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第四步，组建“颠覆性技术打击工作组”，对在颠覆性技术领域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国家进行调查和起诉。总之，美国千方百计打压发展中国家在低碳领域的创新发展，以维护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利益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三、美国气候政策之生态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气候政策及其行径折射出生态帝国主义在21世纪的最新动向，但无论帝国主义的形式和特征如何变化，本质上依然没有超越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并继续由资本的积累机制所推动，维护“中心”对“外围”的政治权威，进行资源掠夺、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是其根本动机。
（一）生态逻辑：垄断全球最优生态位
长期以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依赖于其对全球资源的无限攫取。随着当代生态危机尤其是气候危机的日益严峻，美国认为地球上现有的资源无法支撑全球80亿人口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了能够在当代全球复合型危机爆发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占据全球最优生态位，捍卫其“帝国式生活方式”，美国走上了建立与维护全球生态霸权的道路。
历史地看，美国通过掠夺全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补充本国的资源透支，并将这种资源能量的流动转化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保障。自19世纪初人们发现鸟粪对土壤肥力的促进作用后，美国便开始对秘鲁、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鸟粪资源进行搜寻与掠夺，《鸟粪群岛法》的颁布成为美国对外围世界资源进行系统性掠夺的开端。随着本国资源红利的减少，美国便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攫取资源以维持本国生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能力，掠夺的范围也逐渐从生态资源扩展到能源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碳资源”等。当国内生态危机爆发时，资本不得不重视和评估生态的作用及价值，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机器（Externalizing Machine），总是使经济活动的实际（环境）成本以及环境责任与其财务账目相脱离”，因而美国只会通过污染的“空间转移”，让他国吞下污染。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外部化”原则构成了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所阐述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布兰德认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为特征的资源高密度型和碳密集型生产生活方式是“帝国式”的，因为其基于对全球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的无限占用。这种等级性、剥夺式的生活方式使美国可以完全无视任何危机，通过“外部化”而单独置身于“一个绿色、封闭、永久富裕的星球”。可见，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严重依赖于从中获取资源并转移其社会环境成本的外部空间，这要求美国必须在自然资源获取、环境空间使用、全球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等方面占据整体性优势地位。
随着21世纪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加剧，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日渐式微，全球最优生态位面临挑战。目前，严峻的气候危机正在引发美国政客的生态及资源焦虑，他们开始意识到，全球共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彼岸”已无可能，各国无法共享一个世界。因此，对美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全球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抢占全球最优生态位，从而继续维持其优越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了适应西方工业衰微的大形势，生态法西斯主义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他们一方面追求对全球生态资源、能源资源、劳动力资源和“碳资源”的帝国主义式垄断，控制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则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转移与贸易剥削，打断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化和经济发展进程，不惜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全球边缘地区为代价，实现垄断全球最优生态位的生态霸权目的。
（二）资本逻辑：追求资本无限增殖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其目的即“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追求无限扩张和剩余价值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逐利本性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张力，决定了美国难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除非有利可图。
气候危机的爆发在对美国资本扩张形成外部压力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的资本投机机遇。首先，随着国际气候变化压力的不断增大，将会在全球催生出庞大的清洁技术产业和相关投机领域，从而带来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清洁技术长波”。一方面，美国本身就在低碳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可以通过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凭借对核心技术、品牌和标准制定等环节的垄断，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清洁技术大都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急需大量的资本进入，特别是风险资本，这恰好解决了美国华尔街泛滥的金融资本无处可去的问题。事实上，随着过度金融扩张所导致的股票、房地产及商品期货泡沫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中的破裂，美国的金融资本正着眼于实体经济领域寻求新的机遇，但当前汽车、房地产以及美国主导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利润率已经非常微薄，迫使金融资本急需寻找新领域实现资本扩张。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的清洁技术产业恰好可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新的去处。上述因素正是美国近年来游离于全球气候治理之外，但又不断加大气候投资砝码的根本原因。
其次，气候危机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将在全球催生出庞大的碳交易市场，进而开创全新的金融市场和资本积累模式。碳市场包括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交易（project-based trade）和以配额为基础的减排交易（allowance-based trade）。其本质是将气候商品化，让国家和资本合谋划分产权、管理运营以及金融投机的减排方式。碳市场的商业潜力巨大，随着碳交易制度的推进，全球将产生一个远超石油期货市场的碳交易市场，并进一步催生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产品，包括股票、基金和保险等，这些金融产品可以完全脱离实际的减排活动成为纯粹的金融游戏，为美国金融食利者带来巨大商机。美国高盛集团、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银行早已对碳市场提前布局，从中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依托碳交易机制中的CDM项目，美国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来获取“核证减排量”，从而完成本国的减排目标，不仅不需要对本国的碳排放采取实质性削减，还可以通过一系列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创造额外的利润。事实上，市场化解决方案起初并非全球共识，但“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由于美国对排放交易的支持和其他国家想让美国留在谈判之中的强烈愿望，大部分国家最终同意了排放交易”。有学者指出，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新积累模式，在维护美国等北方国家资本家及精英的利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其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并创造了新的积累机会，但通常是通过新的剥夺形式。
（三）霸权逻辑：延续和巩固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美帝国主义得以存续的基础。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随着美国经济、生态危机及霸权危机的相继爆发，其已迈入了福斯特所说的“晚期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捍卫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美国正在发动一切力量来维护其国际经济及地缘政治优势。
全球气候危机的爆发为美国捍卫其帝国主义全球霸权提供了契机，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不同于一般全球性问题的特殊性。首先，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传统碳密集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再延续，在紧迫的全球减排目标下，各国的发展手段和发展方式的选择都将受到制约与限制，走向低碳化、清洁化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发展潮流。在这场世界级规模的能源体系、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中，先进低碳及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将逐渐成为全球技术和经济竞争的核心与前沿，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所在，并进一步对一国在未来国际经济及其分工中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那些绿色工业能力较强、清洁能源资源禀赋较好，以及掌握清洁能源开发所需的关键性矿产资源与先进技术的国家，将从地区和全球能源转型中获得更多收益，在国际权力格局变迁中占据优势地位。”正是在这一权力政治逻辑的撺掇下，美国一方面不断加强对低碳清洁技术的研发投资和关键性矿产资源的垄断，保障自身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从而掌握低碳技术创新研发、低碳技术标准设定和低碳市场规则及法律制度制定方面的主导权，企图利用本国在低碳领域的主导地位来延续相较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优势和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实施绿色贸易壁垒、绿色技术脱钩或设置苛刻的技术转让门槛来限制和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清洁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空间，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牢牢固定在国际产业链底端，实现美国打压发展中国家崛起、延续其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图谋。
其次，虽然经济低碳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但目前化石能源支撑的高碳经济仍然是影响民族国家生存及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在当代各国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实践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现状下，一国所获得的碳排放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并进一步影响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权力。就此而言，美国抵制量化减排协议，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剩余有限碳排放空间的争夺，美国籍此为本国谋取高碳经济发展权利，以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现实权力。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将发展中国家拉入硬性减排体系不仅意味着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化石燃料崛起或消除贫困的机会，而且意味着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置于同一个发展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中前者与后者并不具备相同的竞争能力。就目前而言，美国在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利用、低碳技术标准设定、低碳经济及法律制度制定以及“碳话语权”方面已经拥有相较于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性优势，这种优势地位不仅有利于美国开展新一轮剥削与掠夺，更重要的是，它为进一步延续和巩固具有严重不平等和非对称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在美国生态帝国主义的裹挟下，发展中国家难以打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而“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性差异和等级性关系也难以出现颠覆性的改变，最终，外围世界只能是一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
四、超越美国生态帝国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产物，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结果。超越美国生态帝国主义，必须将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衍生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并最终祛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性源头。但也必须认识到，在当前全球力量对比仍有利于资本主义阵营一方的现状下，任何谋求对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系统性变革的努力均绝非易事。因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当下所需要做的，至少是一种能够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障碍的努力。本文从以下两个维度探讨当下的可行性策略选择。
（一）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造气候治理命运共同体
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美国生态帝国主义赖以实施的基础，超越这一现状的重要步骤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民主和正义的方向转型。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人类发展的宏大视角，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前瞻性战略构想，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是最能体现人类休戚与共、利害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我国应以全球气候治理为抓手，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造气候治理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第一，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理念转型。在当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恃强凌弱、零和博弈等霸权行径愈演愈烈，人类社会亟需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念。就此而言，我国应在各大国际场合积极呼吁国际社会摒弃传统的权力政治观，秉持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培育共同体意识，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正确的价值观。第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协同合作。气候危机的全局性影响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开展最广泛的全球合作。我国应坚持缔约方驱动、协商一致及合作共赢原则，深化气候领域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双多边气候变化谈判，扩大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加强中欧、中美合作。当下，我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平台，与共建国家就气候变化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充分而广泛的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第三，我国应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制定和制度建设中把握主动权，坚持公平正义的大方向，推动改革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来，我国打造气候治理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显著成果。在理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多年被载入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决议，第71届联大还将我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决议，这说明中国智慧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与认可，正在成为国际共识。在实践上，我国已经与41个国家签署了50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合作建设4个低碳示范区，开展77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为120多个国家培训了2400余名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参见《中国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未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不断参与，将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民主和正义的方向转型，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生态帝国主义的抵制和削弱。
（二）以“红绿联盟”促成全球性气候运动
所谓“红绿联盟”，是指红色工人运动与绿色生态运动在实践上的结合。只有将环境议程纳入阶级议程，构筑起“红”与“绿”的联盟，采取激进的“马克思式”斗争，才能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广大群众在反抗资本剥削和拯救地球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有效地组织起一场目标清晰、规模庞大的全球运动，以限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对化石燃料的贪婪攫取，阻止气候灾难的爆发，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当前，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进一步突出了“红绿联合”的必要性，也为二者建立牢固的联盟提供了契机。气候变化本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系统性结果，近年来全球不断攀升的化石燃料开采量和碳排放更进一步宣告了资本主义国家“绿色新政”的彻底失败，随着全球气候条件的不断恶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为了一己私利不断扰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越来越多的环保人士意识到，环境斗争只有明确指向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划时代挑战，而任何试图调和或重构人与气候关系的尝试必须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前提。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最为敏感的群体，是那些受到气候灾害等环境威胁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无产阶级。受限于财富和收入，他们难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其生产生活条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对其全面发展的阻碍尤为显著。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既是资本剥夺的主要受害者，又是全球气候灾害的主要承担者。在长期承受经济和气候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在双重剥夺性社会框架下所遭受的非正义待遇及其对于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自觉追求是绿色政治变革发生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动力”。戴维·兰塞姆（David Ransom）认为，不平等与环境危机在当代已经成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而当二者的支持者超出了其各自的范围时，他们之间由于缺乏有效衔接而无法构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二者有必要顺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联合起来。
在“红绿”全球气候运动的策略选择上，福斯特所构想的“两个阶段的生态革命”可提供思路：在运动的第一阶段，首要目标应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广泛联盟，通过激进的手段对抗化石燃料金融复合体及其狂热的右翼支持者，在消除碳排放和经济浪费的同时促进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必须将斗争的矛头明确指向将人类推至灾难边缘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其是造成人类奴役和生态破坏的根源。最终，所有狭隘的、令人厌恶的剥削关系必须被废除，否则人类不可能自由，地球也不可能得救。
作者：崔文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胡启明，山西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9BZX00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