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角色，在其变革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既有合作机遇也有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的走势不仅直接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与进程。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关 键 词：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global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新情况。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一大批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整体实力比重下降，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与地位在相对弱化。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安全问题仍困扰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再国家化、贸易保护主义、自贸区碎片化、社会发展及分配不公等趋势愈发明显，不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焦虑不安。在应对繁多且日趋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以往传统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失去前进的动力”①，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必然要求。

中美两国无论从综合国力还是发展潜力来看，都是世界一流大国，同时两国因迥然相异的制度特性、发展模式、行事风格，对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影响巨大。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建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两国在新时期相处之道的积极探索，也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的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其中的合作机遇和结构性矛盾，以及如何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互动。

一、大国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特殊责任

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治理行为体多元化，但各类行为体的能力和责任差异不可能消除。由于大国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因此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国就像歌剧院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②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强大推动力，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合法性，也使共同达成的协议具有了较高执行力。大国在追求国家利益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与权力诉求参与全球治理，本身也是一种体系结构上的建构，因此，在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中，“正是那些大国崛起、成长、威震一方、相互争夺、相互妥协、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脉络。”③就目前态势来看，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主角依然是大国，换而言之，大国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特殊的责任。

1.1 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和平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冷战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全球化在使世界更加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世界更容易受到相互制约，大国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大国是全球安全治理的主导力量。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方面。其一，大国在维护传统安全时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安全是指“国家的主权、领土、政治体制等处于一种不受威胁的状态”④，主要维护手段就是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行动。对于大国来说，通常是通过强大实力自助，有时也通过均势、结盟的方式。对于小国来说，主要有四种方式维护传统安全，一是依附大国并与大国结盟寻求保护，二是加入特定集体安全组织，三是寻求非对称平衡手段达成某种微妙均势，四是成为国际公认的中立国家。冷战后，大国在促进全球传统安全治理、制止国家间冲突和战争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例如柬埔寨问题，越南于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后，东盟作为地区组织介入并做了大量斡旋工作，于1981年7月在纽约发起79个国家代表参加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但囿于大国苏、中、美的复杂关系，斡旋无果并长期陷入僵局；此后，东盟又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牵头拉越南和柬埔寨国内四方主要势力举行了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但仍无力促使各方达成协议，至此，东盟十多年“地区问题地区解决”⑤的努力与希望已然落空；其后，安理会“五常”开始介入，1991年9月，巴黎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以“五大国框架协定”为基础的终止柬埔寨冲突的和平协议，“这实际上是五大国在冷战后以大国协调的方式进行的第一次区域安全治理”，彰显了大国在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其二，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指“非军事性灾难和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⑥，如恐怖主义、核扩散、网络安全、气候环境、跨国犯罪、公共疾病等。这种安全问题无法以大规模军事行动方式解决，只能主要依赖外交、制度、科技、文化、人力、教育等资源进行治理。大国因为拥有全面强大优势而成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主要力量。例如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冷战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7年，以《京都议定书》为界，第二阶段为1998-2009年，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界，第三阶段为2009年到现在。第一阶段属于泛泛而论时期，既无共同明确目标也无可行举措；第二阶段由于美、中、印等大国未有效参与进程，实际上属于“空心化”阶段；第三阶段中美等大国积极参与并相互协调合作。中美两国于2014年11月12日签署《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基本上为下一年将要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扫清了障碍”，⑦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和连锁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其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在中、美、法、印等大国积极合作和推动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200个缔约方一致成功通过《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由175个国家正式签署。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正说明大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大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角色。冷战期间，全球经济发展被人为割裂，难以形成全球统一的规则、贸易、市场，妨碍了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和平稳定，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深入发展，大国以其强大实力和影响力，在市场规模、规则制定、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有力地引领并推动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在发展中也遇到了障碍和挑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四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每次危机爆发后，无论爆发的原因如何，在关键时候都是相关大国调整政策，才促使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尤其是为了更好地应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原本由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在2008年11月升格为G20领导人峰会。由于G20囊括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其成员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使其在国际上拥有强大实力和巨大影响力。在G20的积极运作下，经过广泛协商和政策的持续出台，逐渐推动全球金融危机走出低谷。与之相应，“G20的机制化也因此成为应对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个起点，更代表了全球治理改革的一种正确方向。”⑧如今，随着议题范围的扩大和功能的强化，“G20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打破以条约形式结成的组织，为全球化外交引入更多灵活性。”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产生的新平台，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平台。

纵观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其兴趣意愿与合作动力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客观原因，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又难以解决，如气候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安全问题和走私贩毒问题等，客观上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通力合作，同时这也是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第二是主观原因，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有利于彰显自身的大国身份、地位和存在感。第三是连带原因，有些国际热点与难点问题，最初只是区域性或局部性的，但是随着局势和情况变化，原来不相关的大国也可能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最后使得大国进行干预的政策和行动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1.2 大国关系决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式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及复杂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单独应对，也没有一个大国能独善其身，传统大国关系已经难以应对全球治理，以致形成了“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⑨的治理困境，因而必须突破并超越传统意义的大国关系，建构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多维立体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推动全球治理。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大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维持国际秩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运用自己的超群实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整个国际社会的事务。”⑩

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以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前提，这取决于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11)实际上，大国不仅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有重要责任，自身在全球治理中也负有直接重要责任。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首先就是要治理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拥有巨大实力的大国和强国首先要担当治理的首要责任。”(12)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在未来，世界将会继续融合，彼此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国际合作将比过去更为重要。”(13)显然，面对诸多全球问题的挑战，大国必须进行合作共治，建立良好的大国协调关系。在和平时期，经济财富的持续累积增量会带来权力增量，而获取利益的最有利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如何去强取，而是如何更好地合作。“对各大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缩小他国财富增值的空间，而是如何管控与他国的矛盾与分歧、借助他国财富增值的机遇实现自我财富更大增值。”(14)概括来看，大国合作及如何开展合作，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式与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大国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相互协调，共同商定各国不应该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本杰明·诶德里顿(Benjamin L.Ederrington)认为，大国协调机制对全球治理是非常有利的，他指出，“冷战后世界政治中存在一个初始的大国协调机制。尽管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均势政策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协调机制显得更为经济和更为有效。”(15)显然，这种大国协调机制将会长期存在，因为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只有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助于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它们有着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无可比拟的优势。”(16)二战后，基于对战争的反思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当时的大国即美、苏、英、法、中五国通过相互协调，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与发展协调机制，实际上就是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个机制自战后以来屡屡在国际重大安全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这种大国协调机制仍然是当前国际安全的基石，大国也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式与趋势的操盘手。在大国协调的驱动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依据权力分散与权力转移的逻辑，主要以大国推动、多行为体协调合作的治理方式来进行，其趋势将是逐步形成大国协调、机制约束、多方参与的全球善治模式。有学者认为，“国际治理的理想情境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能够实现联合、稳定、长久的合作，共同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比如稳定的安全、经济秩序和危机治理，‘大国协调’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有效途径之一。”(17)总体上，大国协调的意义在于把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都置于大国关系的关注之下，从而有利于增强治理的合力和效果。否则，解决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甚至很难有解决的希望。

二、中美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合作机遇

伴随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整体，世界各国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客观地说，大国冲突和战略对抗并非大国宿命，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中美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合作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具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高度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特点”。(18)中美两国合作的生命力在于合作本身是最大收益方式，这为中美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中进行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2.1 全球治理需要中美合作

人类有强大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在面对大规模战争、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环境污染、重大瘟疫等灾难时，人类往往脆弱不堪。欧洲历史上众所周知的黑死病是一种突发性的重大公共疾病，它曾经在1348年到1352年间，几乎肆虐整个欧洲，短短4年间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人口总计约达2500万。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但人类活动已经深深影响到地球可供人类共同生存的条件。在全球变暖方面，存在南北极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降水重新分布引发更多极端天气灾害、农作物生长纬度大幅北移等灾害。在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方面，全球海洋、森林、湿地三大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物种分布、能量转换、物质循环等，都已不同程度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当前地球表面有超过43%的土地分布在干旱地区，而且全球沙化还以每年0.5万～0.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全球两百余个国家中，有110多个国家深受土地荒漠化之害，另外，从1990年以来，全球森林面积以每年5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需要密切合作治理的问题。“实际上，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世界，大国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人类共同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共赢，这是大国进行合作理念培育的一个重要方向。”(19)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往往会很快转变成全球范围的事情，最近的例子是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拉丁美洲的寨卡病毒等重大公共疾病的大规模爆发，一度引发了全世界恐慌，唯恐避之而不及。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加强合作，推动全球问题的缓解或解决；与此同时，也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才具备利用和调配自身人才、技术、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引导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提升全球治理的能力。虽然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差异和分歧，但作为全球治理领域的两个关键角色，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肩负重大责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负有历史使命。中美已经在合作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双方认识到，“两国能够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富有成果的合作，同时在有分歧的领域管控好有关问题”“加强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上的协调与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20)虽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一直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精心构筑的同盟体系等手段，极力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即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随着中国等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在全球诸多事务中日渐感到力所难支，不得不重视借助中国等新兴大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现行国际秩序。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指出的，“美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更趋向于支持大国协调……一方面，因为美国致力于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美国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地位已经衰落，需要同新的大国进行合作。”(21)在“9·11”后的第二年，美国在2002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写道：“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经降临。”(22)此后，美国领导全球的战略虽然经历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总体上还是坚持大国合作战略。在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结论中，美国明确提出：“尽管在经济等领域存在竞争，但我们将继续同既有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合作，以推进我们共享的安全并保卫我们共同的人类。”(23)中国也在很多场合呼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建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24)可见，中美两国出于客观需要和理性立场，都表达了大国合作的愿望，这为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构筑了思想基础。

2.2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蕴含中美合作新机遇

全球治理不是一种静态治理，而是一种动态治理，其进程必然伴随治理体系变革，然而，变革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原有体系的调整和改进。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确存在不合理与不公平之处，但仍是世界各国所能依赖与指望的体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认为，其答案在于“维持现有体系所需要的条件比创建它们时低”。(25)事实上，“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不尽如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系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更没有一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系立场。”(26)因此，依赖并改进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仍是时代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必要摒弃全球治理‘改头换面’的观点——这种大变革只会源于重大全球冲突。实际上，我们应该致力于尽可能地发挥当前体系的功用。”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上变革，最显著的益处是可以带来和平稳定，这自然给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带来新机遇，对此可从不同理论视角来分析。

现实主义虽然强调权力斗争，但也承认合作是获取权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组织单位”(27)“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加强自身的权力与安全”(28)。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指出，“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权力的斗争。”(29)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也强调，权力实际上难以量化，十分模糊，国家利益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价值属性，在不同时期也并不一致。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认为，现实政治意味着要“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对权力和国家利益的计算上”(30)，在当今世界，霸权变得非常难以接受，包含着政治不正确，这就使得“均势可能成为建立或维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路径”(31)。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如果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就国际安全、经济贸易等全球问题和各自关心的问题，形成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合作模式，“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32)中美在谋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对方期待，则各自利益都较易得到保障。反之，如果两国忽视这种合作本身就是机遇的事实，在政策与行动上我行我素，唯利是图，一味强调零和博弈和利己收益，不仅会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给世界带来麻烦，自身利益也将难以保障，甚至付出不必要的高昂代价。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其曾长期抵制扩大人民币在IMF中的权重比例，但美国最终在2015年底同意人民币纳入SDR，并且权重占10.92%，人民币从此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第三大储备货币。实际上，人民币SDR权重扩大后，明显有利于缓解美元升值压力，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大幅贬值给世界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美国国内制造业复苏，也有助于缓解美国无法提供足量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窘境，从而实际上巩固美元的龙头地位。所谓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既有时间范畴，也有空间范畴。在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立和成长过程中，美国最初不屑一顾，甚至全力劝阻盟国不要加入，但都无果而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此表示：“美国政府未能成功劝阻盟国加入亚投行这一事件，或将成为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33)尽管亚投行“朋友圈”越来越大，但中国对美国始终展现出开放合作姿态，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出访美国时明确表示：“亚投行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分歧点，而应成为中美合作的平台。”(34)随着美国日益面临被排除在亚洲如火如荼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潮之外的风险，美国的态度不得不发生微妙变化，不断展露出积极合作的姿态。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拒绝加入亚投行，“在政策和执行上是双重错误”(35)，“美国已准备好欢迎中国倡议的亚投行”(36)。

自由主义理论表达了相信人类能力的乐观主义，相信累积性进步的可能性，相信各种相互依赖的体系性力量作用。自由主义认为，“人类能够改善所处的道德和物质条件”(37)，“寻求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秩序、自由与宽容的价值观”(38)。自由主义还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39)，而且，“相互依存随着大量人口、工业化以及对资源需求的增长而增长”(40)，因此，自由主义认为建立基于合作的全球治理机制，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一种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以经济领域为例，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美服务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美方对华保持顺差。同时，中美双向投资迅猛增长，截至2016年底，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另一份数据显示，仅在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就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41)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时表示：“美中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问题也十分重要。”(42)目前中美之间建立的一系列双边合作机制，为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善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这种良好的双边合作机制本身也为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虽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美、英等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有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退缩的迹象，出现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浪潮，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意退出TPP和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等，美国甚至明确打出了“美国优先”旗号，但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大国，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合作前景仍然是光明的。中国在2013年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曾抱有相当大疑虑，一方面，美国早前曾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但始终不温不火，毫无起色，美国担心“一带一路”会完全覆盖“新丝绸之路”；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一些智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中国版再平衡战略，是为了应对美国的牵制并打造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2017年5月中国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美国态度从疑虑、抵制、观望出现重大逆转，在峰会开幕前不到48小时，不仅派出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率团前来参会，并且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企业共同成立了专门的“美国‘一带一路’工作小组”，作为协调中美基建合作的平台。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个大国尽管分歧不少，然而两国合作机遇始终存在，双方都认识到，“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未来。”(43)

建构主义认为，在世界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施动者造就结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建构主义相信，看待国际体系和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必须从整体主义出发，“权力的产生和使用必须以某种具有主体间意义的规范为背景”(44)，“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45)，社会结构是行为体互动与建构的结果，而且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建构不止是相互的，也是反作用的。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建构的作用既存在于宏观层次，也存在于微观层次。”(46)如果中美两国能继续通过双方的良性互动，提高战略互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两国的利益也会因此得到螺旋式上升。截至2015年10月，中美共建立102个对话合作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教育、反恐、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47)截至2017年9月，中美已有48对友好省州和200多对友好城市；中美每年人员往来超过532万人次。美国每3名留学生里就有1人来自中国。(48)两国如此深度交融蕴含着无穷的合作机遇，双方关系也正处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关键时期。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美可以通过具体的机制性、协同性、议程性、项目性和选择性合作等形式，在全球范围、地区层面和双边层面进行有效合作，以此带来和平、稳定、发展、繁荣，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在习近平主席2017年4月访美并与特朗普总统首次会面后，中美启动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在中国进口美国牛肉、美国进口中国禽肉等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前期成果，“在百日计划取得切实进展的基础上，双方还将着手讨论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49)建构从来都是相互的，也是彼此影响的，只要中美双方秉承合作共赢理念，不断累积战略互信，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更多收获，更多合作成果。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进步性，坚信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认为各民族越来越紧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将把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0)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从历史维度和人的本质出发，从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究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变迁，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51)，强调“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5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关注全人类的利益和命运。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53)中国《宪法》(序言)明确载明：“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5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也越来越与世界形成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例如，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4.3386万亿元(约合3.6640万亿美元)，全年旅客运输总量达192亿人次，民用汽车保有量达1.9亿辆，移动电话用户达13.2亿户，完成快递业务总量达349.3亿件；(55)2016年，中国全年出入境人员达5.7亿人次；(56)截至2017年6月，中国已与17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世界各地有驻外使馆、总领馆和使团(处)达283个。(57)这表明，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个人日益成为现代意义的独立经济体，从而在根本上大大促进了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另一方面，不断拓展的共同利益及面临的共同挑战，则蓄积起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巨大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实践，显示了“新社会”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正当其时。无疑，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营造更全面的合作机遇，开辟更广阔的共赢空间。

三、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结构性矛盾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在现有治理体系基础上进行。美国尽管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霸权国，但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显然也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有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要求、全球性问题复杂多变、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58)事实上，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全球霸权国身份决定了其主要作用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继续为国际体系和其他行为体提供“搭便车”的空间和机会，从而使美国在维护霸权地位及获取利益的同时，既面临必须分享与让渡部分权力的局面，也面临增加成本垫付和财政负担的情况，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理查德·哈哥特(Richard Higgott)所认为的一种状况：“由于决策者难以区分国内与国际事务的界限，也不能很好协调国内政府管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因此，与全球化相关的权力结构变化使美国对全球治理产生负面印象。”(59)所以，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实际上是矛盾的，正如雷勒·伯曼(Rainer Baumann)所认为的，一方面，美国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在诸多领域的治理中发挥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美国又极力反对违背其国家利益的治理形式，从而成为制约和阻碍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力量。(60)中国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代表，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既存在合作机遇和空间，同时也必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3.1 当前权力体系结构：“一山难容二虎”

国际权力结构是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与变革的基础。在国际体系内，中美有形成“一山二虎”的趋势，因而两国能否相容、如何相容，是当今国际社会瞩目的大事。第一，两国在诸多方面截然相异，谁也不服谁，谁也治不了谁，从而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世界各地，中美两国都存在并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尽管都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所期盼，也有所合作，但显然又都各有想法、各有战略、各有行动，双方的政治互信、安全互信有限，任何一方的行动可能都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和相应的反应。第二，美国在“二战”后就通过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盟国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单中心的“原则化了的霸权”(61)体系，美国通过建立和巩固霸权，“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进而实现了自身利益和价值偏好的最大化。”(62)美国迄今显然没有意愿主动放弃这种“收租人”的单中心身份，始终保持着对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的高度警惕。第三，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以迅速积累的经济实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没有取代美国霸权的意愿，但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利益、原则和抱负，而且中国的巨大体量摆在世界和美国面前，若美国无法确定中国的战略走向和国际动机，难免会认为中国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势必进行围堵、遏制甚至找上门来直接较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Tellis)的一份联合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值得注意的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试图拉中国融入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对华大战略，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全球优势地位，美国的新战略应该是寻求有效策略平衡中国崛起。(63)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认为，当前中美是竞争大于合作的合作式竞争关系(Coopetition)。(64)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各界持此类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一方面认知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并且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确实能带来巨大合作收益，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触及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更加警惕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有33次提及中国，明确将中国身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65)报告同时也把“修正主义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当前美国三大威胁之一。(66)这说明，美国对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非常在意，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既有焦虑感又有紧迫感，这可能促使美国趋向于采取更为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政策，从各个方面对中国加以防范和牵制，从而试图继续保持并尽可能延长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一般而言，在国际体系内，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与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两国之间的竞争与摩擦不可避免，因而世界普遍担心中美难以友好相处，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给世界秩序带来颠覆性破坏。虽然“修昔底德陷阱”是基于过去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预测，中美双方也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谁也承担不起两国冲突带来的危险后果，宽广的太平洋应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友好合作发展，但是毕竟能否跨越这个陷阱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3.2 国家意识形态：“针尖遇麦芒”

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一直影响着国家间关系。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的合作与斗争态势，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冷战后，中国成为快速发展的最大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在意识形态、人权问题、发展模式和大国抱负等方面迥然有别但又难以相互认同。尤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并存，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这是当今时代的事实。”(67)美国学者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大体上秉持了接触加制衡的策略，寄希望于“改造”中国的愿望落空，当今中国发展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设想转型，国家政权始终牢固地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没有任何改观。(68)这一认知不仅在美国学界颇有市场，在美国政府的官方表态中也屡有所见。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认为，“数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根植于相信支持中国兴起与融入战后国际秩序能促进中国自由化。但与我们期望相反的是，中国却以他国主权为代价扩大了自己的权力。”(69)为此，美国对中国在全世界正常拓展的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通常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的，认为中国不仅通过日益壮大的硬实力不断拓展全球影响力，也在通过持续累积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不仅如此，近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专门针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创造出“锐实力”(Sharp Power)这个新术语，认为中国在通过投资、贸易、捐赠和文化活动等方式“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帮助中国干预当地社会甚至控制国外舆论。(70)虽然这种观点看起来未免有些风声鹤唳，但也反映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敏感性和戒备心态。

从发展情势看，中美两国两种社会制度并驾齐行和相互竞争的态势一时很难改观，“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也各有长处并相互较劲，这也构成了中美之间难以绕过的结构性矛盾。一直以来，在竞争的价值取向上，“西方强调竞争是对对手势力的绝对削弱，己方力量与对方力量难以实现并存。……中国强调和谐，对于对手一般采取共存的政治策略而非绝对清剿。”当然，中国看重和谐相处，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无视美国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一方面会吸取冷战时美苏各自高举意识形态旗帜进行的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争斗所带来的深刻教训，寻求同美国不冲突不对抗；另一方面又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任何侵蚀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径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不过，“就发展趋势来看，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将更多体现在国际秩序的竞争中。”(71)显然，斗争领域的转移并不会改变斗争背后的本质，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中“针尖对麦芒”的态势还将以各种形式展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3.3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谁来牵牛鼻子”

在当前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负责统一谋划、统一协调、统一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以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谁来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或者谁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一，尽管联合国被誉为“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核心”(72)，具有全球性权威和多重功能，但在许多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却作用有限，只能依赖大国协调来发挥作用；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绕过联合国单独采取行动，使得联合国的作用和威信大打折扣。显然，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无法胜任主导全球治理的重任。第二，中美两国在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战略主导权或主动权的竞争，谁也不愿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受限或受制于对方，尤其是美国在早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会拱手让出现有国际体系霸权，更不会轻易放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导权。虽然中国在不同场合明确声明中国的发展不是也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不否认也不试图取代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对中国崛起依然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之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对中国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质疑美国的中国政策已失败，认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创立亚投行等举措，实际上就是在“另起炉灶”并挑战美国权威。(73)奥巴马总统曾明确声称，“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而应由美国来制定规则。”(74)这就揭示了美国不会轻易放下霸权的思想与逻辑。第三，中国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打乱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梦想。虽然中国的抱负不在于全球霸权，正如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的，“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75)但是，无意谋求霸权不等于不谋求合理的国际权力。习近平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76)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治理体系变革要与中国自身发展相统一。依照这样的诉求，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首先反对霸权主义，“虽不争霸但可反霸”(77)。再进一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追求的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78)这种追求与美国也是有矛盾的。

四、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

推进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需要大国合作，尤其是中美合作。然而，随着中美实力与地位的变化，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拐点，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成为中美竞争与合作的越来越重要的领域，两国如果恶性竞争，必定走向全面对抗；如果合作共进，无疑会有利于双边关系健康发展。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成为深度关联、相互作用的两个事物。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其建构将有利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进；同时，中美两国如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开展合作，必将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

4.1 把握好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

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与未来前景在于开辟“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79)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层内涵是统一整体：其一，不冲突不对抗是前提基础。中美各自特质和利益追求迥然有别，两国应在敏感问题上妥善管控分歧，努力确保不冲突不对抗，竭力避免两国关系因具体问题而失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其二，相互尊重是基本要求。一方面，两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累积并增强互信。另一方面，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理解对方在内政与外交上的合理作为，不能凡事带着褊狭的目光来审视对方的政策和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有效合作。其三，合作共赢是目标。当前，中美都面临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无论是相互间贸易和汇率等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在气候变化、核扩散、跨国犯罪等全球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澳大利亚知名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与中国合作是理性选择，“共同分享权力将是一种双赢战略”。(80)另一位知名学者大卫·兰普顿(David M.Lampton)认为，中美以合作的姿态理解对方并调整自己的政策是必要的，中美两国“和解与妥协是大方向”(81)。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全球治理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指出：“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82)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与协调，将为维护一个增长、开放、普惠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双引擎”；作为两大战略力量，加强包容和互信，将是建设一个均衡、稳定、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尤其是亚太安全体系的基础；作为两大治理力量加强协同和创新，将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83)习近平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84)因此，把握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这是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基础。

4.2 全面进行全球治理合作并妥善处理中美分歧

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彼此之间的关联日趋紧密，既共享机遇也共担风险。然而，现代社会的全球治理，有赖于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参与和合作，但合作的动力主要源于国家利益驱动。一些美国学者如凯瑟琳·韦弗(Catherine Weaver)宣称，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重新强化战略参与，重塑美国影响力，“阻止衰落，维系霸权”。(85)美国国会也常常出于美国单边利益，“拒绝批准白宫参与的多边条约及承诺，否定可能对其权力优势造成削弱的国际机制的任何改革。”(86)显然，一个国家“单方面所作的决定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而这些决定却不一定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87)因此，全球治理合作非常必要，并且合作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集体面临挑战性问题的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是合作；其次，管控国家间当前及预期的各种分歧，最好的方法是合作；再次，展望未来，推进国家与全球可持续共同发展，最好的路径还是合作。正如基辛格指出的，“中美可以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新兴大国和原来的大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我认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88)中美结束对抗状态以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雨，但都始终坚持了双边和多边合作大方向，给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实际利益。尽管中美都对对方的外交、贸易、产业、金融等政策抱有疑虑，但双方的确存在重大合作利益，全球安全与经济治理也得益于中美合作。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我们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美中关系”“我们并不稳固的世界经济最难以承受的就是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89)由于中美保持合作对双方利益和全球治理影响巨大，习近平在与特朗普首次会晤时指出，“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90)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领域很多，如全球气候治理，中美曾一度在治理目标与治理责任问题上分歧较大，经过不断互动磨合，两国在2015年9月达成《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等系列协议后，又于2016年9月共同率先批准《巴黎协定》法律文书，成为中美两国合作共赢与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当然，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不会掩盖也不能掩盖中美之间的分歧，有些分歧与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必须妥善管控，把分歧扩大化并不符合两国利益，让分歧扩大化只会让双方走向对抗与冲突。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杰弗里·贝德(Jeffrey A.Bader)认为，美国不能用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的视角来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而极端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解决办法；两国因利益分歧而恶化关系是美国建立在完全不考虑对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去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的一种狭隘判断，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方式，中美之间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美中应首先承认现实，然后共同寻求如何容纳彼此。(91)

4.3 警惕可能的第三方因素干扰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性大国，两国无论在相互关系还是全球治理中，都应承认这样的事实：“一方不可能主导另一方，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将会竭尽双方的社会资源并危及世界和平。”(92)但是，双方的这种认知并不代表第三方因素也会跟进这样的逻辑。所谓第三方因素，“就是中美两国各自同第三国或地区的关系和行为会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第三方因素是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产生促进或调解作用，也有可能利用中美两国复杂关系从中渔利，甚至可能诱使美国借机产生错误行为冲动，从而破坏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建构，损害全球治理合作及治理体系的变革。兰普顿认为，第三方因素卷入中美关系后，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将随之增加，错误知觉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战略互信减弱，中美关系的冲突风险将随之升高。(93)尤其是作为美国盟国的第三方，会把不断试探盟约有效性当做捆绑美国，使其保证坚定支持自己的策略，美国因此可能“被迫迁就这些愈发难以控制的第三方”(94)，从而不得不因第三方因素增强与中国对抗的力度。例如，日本是美国盟国，而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等方面有矛盾，美国有利用日本制衡中国的心态，日本也有利用美国牵制中国的想法，这些均不利于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全球治理中开展密切合作。又如朝核问题，相关方无论单方面采取何种政策或行动，几乎每次都会损害到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信任与合作，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个棘手难题，而朝核问题衍生出来的“萨德”问题，也大大损害了中美在东北亚安全上的互信关系。再如恐怖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治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和全世界都深受其害，中美在反恐方面一直有合作关系，但美国常常明里暗里采取双重反恐标准，从而影响到中美共同反恐合作与全球反恐治理。

4.4 积极推进治理合作机制建设

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还是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最终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提供以及提供什么样的稳定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能以零边际成本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物品”(95)，内容主要包括全球公域管理、国际安全、稳定繁荣等，这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目的所在。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完全单方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阻力与供给动力同时存在，需要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来约束和推进。斯科特·巴雷特(Scott Barrett)指出，“公共产品的供应动机并不是完全固定的，规则可以对他们进行塑造和重新定向。”(96)事实上，这正是规则的本质内涵，也是规则的重要性所在。在没有“超国家”的世界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全球治理的唯一选择实际上就是机制性国际合作，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在那些只有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才能取得美国想要得到的结果的领域，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97)在国家间直接合作之外，国际组织也承担了大量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事务，但与国家间以利益为纽带的直接合作所不同的是，国际组织更多地以规则作为“绑在其背后的推手”来处理问题。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看，全球治理一靠大国、二靠平台、三靠规则，其中规则是合作机制的重要保障。美国历史上曾有过“孤立主义”，不愿卷入国际事务也不愿参与基于制度的全球治理机制，直至今天，这种思潮仍不时泛起并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行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TPP和《巴黎协定》等事例表明，“孤立主义”在美国并未远去。然而，美国社会主流仍是支持自由开放的，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维护美国霸权与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他认为，美国推动建立并主导的国际制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果美国能够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秩序等公共产品，它将继续拥有影响国际规则的权力，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是共生的。(98)面对治理难题与合作障碍，中美需要强化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机制性合作，“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99)，以规则形式塑造并确立合作治理身份，促成有效的双边及多边治理合作机制。中美关系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已渐渐形成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各层级交流对话机制，从1979年1月1日建交至2015年10月，“中美共建立了102个对话合作机制。”(100)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又新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101)。中美还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将“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102)中美各类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善，缓解了相互利益摩擦，降低了彼此意见分歧，增强了共同合作互信，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在合作基础上形成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

面对国际纷繁多变的复杂局势和国内“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需要持续建构良好的对外关系，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103)在建构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也需要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和原则运用于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并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指导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将“推动构筑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着力营造睦邻互信、共同发展的周边环境，全面提升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水平”(104)，在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促进全球治理。目前，中国已与全球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其中，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欧双方迄今已建立70多个磋商和对话机制，自1998年起，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是双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105)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截至2016年底，双方已经建立26对友好省州和101对友好城市、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106)中国和印度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多哈回合谈判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107)

中国积极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与推动全球治理的努力与实践，促使自己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中国应当更加谨慎地评估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挑战。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刺激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等浪潮也在全球各地泛起，世界对中国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寄予了更大希望。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中国软硬实力的发展与外交上的风生水起，美国在领导世界75年后，如今“特朗普准备把世界领导权交给中国”(108)，这可能是对美国失去全球霸权担心的诫勉之言，但也确实反映了美国舆论的某些倾向。然而，中国在发展方面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自身还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去努力解决，既不能过度自谦，也不能过度自信。中国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利益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全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要颠覆现有治理体系并取代美国领导世界。而且，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及全球同盟体系等方面的实力依然超群。因而，中国在建构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需要仔细评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既要奋发有为，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刘建飞、谢剑南：“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47-63页。

LIU Jianfei,XIE Jiannan,"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 and the Construetion of a New Model of Sino-American Major-Contry Relations",Pacific Journal.Vol.26,NO.1,2018,pp.47-63.

①Peter C.Heap,Globolization and Summit Reform:An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New York:Springer,2008,p.8.

②[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③赵英著：《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④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页。

⑤Steven R.Ratner,"The Cambodia Settlement Agreement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7,No.l,1993,p.1-5.

⑥吴志成、朱丽丽：“当代安全观的嬗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比较及其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52页。

⑦李志青：“大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新常态”，《社会治理》，2015年第2期，第120页。

⑧王国兴、成靖：“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展望》，2010年第3期，第11页。

⑨刘斐、王建华：“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理念”，新华网，2015年10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10/14/c_1116824064.htm。

⑩[英]赫利德·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11)[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

(12)肖钢、位芳：“超越旧模式：试论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基础”，《战略决策研究》，2014年第3期，第29页。

(13)[美]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i页。

(14)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23页。

(15)Benjamin L.Ederrington,Turning Point:The Gulf War and U.S.Military Strategy,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4,p.30.

(16)Daniel W.Drezner,All Politics Is Global: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9.

(17)王磊、郑先武：“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9页。

(18)[英]巴里·布赞：“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28页。

(19)刘建飞：“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94页。

(20)王慧敏、杜尚泽：“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21)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6-287.

(22)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2002,p.ii.https://www.whitehouse.gov/.

(23)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2015,p.29,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25)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49.

(26)林利民：“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第8页。

(27)Richard Feinberg,The Intemperate Zone—The Third World Challenge to US Foreign Policy,W.W.Norton and Company,1983,p.22.

(28)白云真、李开盛著：《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29)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McGraw-Hill,2005,p.29.

(30)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137.

(31)Henry Kissinger,"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Daedalus,Vol.124,No.3,p.102.

(32)杜尚泽、章念生、高石：“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17年4月8日。

(33)Larry Summers,"A Global Wake-up Call for the U.S.?" The Washington Post,Apr.5,201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global-wake-up-call-for-the-us/2015/04/05/6f847ca4-da34-11e4-b3f2-607bd612aeac_story.html.

(34)张朋辉：“金立群说亚投行应成为中美合作平台”，《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

(35)“世行前行长：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是‘双重错误’”，中国日报中文网，2015年3月20日，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5-03/20/content_19865121.htm。

(36)“美国转变态度，欢迎亚投行”，新华网，2015年4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02/e_127648391.htm。

(37)Mark W.Zacher and Richard A.Mat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Common Threads,Divergent Strands",in Charles W.Kegley eds.,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Neoliberal Challenge,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4,p.111.

(38)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The Globaliza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88.

(39)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40)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Basic Books,1986,p.28.

(41)于佳欣：“商务部披露中美贸易‘家底’：38年‘买卖’增长211倍”，新华网，2017年1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19/c_1120347466.htm。

(42)李伟红、杨迅：“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0日。

(43)同(42)。

(44)Friedrich V.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s: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0.

(45)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

(46)[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47)刘长敏：“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知多少”，《世界知识》，2016年第1期，第58页。

(48)赵新宇、吕晓红：“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即将举行美国政界学界高度期待”，国际在线网，2017年9月28日，http://news.cri.cn/20170928/lbe2ecca-17f8-4a5d-157a-ed39669c9865.html。

(49)张慧中：“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达成早期收获”，《人民日报》，2017年5月13日。

(50)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5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5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政府网，2014年3月21日，http://www.gov.cn/guoqing/2014-03/21/content_5043907.htm。

(55)《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2017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56)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网站，http://www.mps.gov.cn/n2254996/n2255000/n2255031/index.html。

(57)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e.gov.cn/web/zwjg_674741/zwtc_674771/。

(58)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64-65页。

(59)Richard Higgott,"Multilat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Global Governance",CSGR Working Paper,No.134/04,2004,p.30.

(60)Rainer Baumann,"Incompatible Conceptions of Global Order? Empire,Hegemony,and Global Governance",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6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f the Stand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urin,2007,pp.12-15.

(61)Charles William Maynes,"‘Principled’ Hegemony",World Policy Journal,Vol.14,No.3,1997,pp.31-36.

(62)刘世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41页。

(63)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72,Mar.2015,pp.l-21.

(64)David Shambaugh ed.,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4.

(65)"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Washington DC,Dec.2017,p.2.

(66)同(65)，p.25。

(67)娄本东：“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湖湘论坛》，2016年第2期，第14页。

(68)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12,pp.49-51.

(69)同(66)。

(70)“锐实力”(Sharp Power)是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针对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2017年12月16-22日这一期刊发《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Sharp power: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的封面文章，分析中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德国等的影响力，提出西方应保持戒心。文章提到，相对于“软实力”(Soft Power)是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惑力来为一个国家增添国家力量，“锐实力”主要利用投资、文化、贸易、捐赠、威逼方式以及利用驻外机构、社团甚至个人的运作等包罗万象的手段，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由于中国是如此深度地融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西方很容易受到这种压力。文章认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步，是西方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应对中国的“锐实力”。参见：“Sharp Power: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The Economist,Dec.16th-22nd,2017,p.9,pp.17-19。

(71)刘建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页。

(72)赵黎青：“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与世界》，2012年第8期，第15页。

(73)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3(Fall 2015),p.98.

(74)苏晓晖：“中国相信开放合作是主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8日。

(75)《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7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77)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和新兴大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41页。

(7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民日报》，2016年9月29日。

(79)赵成：“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人民日报》，2013年5月28日。

(80)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Australia:Black Inc.,2013,p.104.

(81)David M.Lampton,"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in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

(82)杜尚泽、李博雅：“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

(83)陈东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

(84)杜尚泽、章念生、高石：“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17年4月8日。

(85)Catherine Weaver,"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Paradox of U.S.Decline," Global Trends 2030,Jul.27,2012,http://gt2030.com./2012/07/27/global-governance-and-the-paradox-of-us-decline/.

(86)Stewart Patrick,"Global Governance Reform:An American View of US Leadership",Policy Analysis Brief,Feb.2010.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pab/PatrickPAB210.pdf.

(87)[美]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88)孙磊：“亨利·基辛格：中美可以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中国网，2013年6月28日，2017年3月24日，http://www.china.com.cn/v/zhuanti/2013-06/28/content_29262832.htm。

(89)[英]马丁·沃尔夫：“中美：注定合作的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年3月2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904？full=y。

(90)周效政、陈贽、朱东阳：“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17年4月7日，http://us.xinhuanet.com/2017-04/07/c_1120769372.htm。

(91)[美]杰弗里·贝德：“选择跟中国对抗是惰性思维”，《环球时报》，2015年9月2日。

(92)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页。

(93)David M.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Asia Policy,No.16,Jul.2013,pp.65-66.

(94)Thomas Christensen,Worse Than A Monolith:Alliance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9-10.

(95)[美]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96)[美]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97)Nye.Joseph S,"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8,No.2.

(98)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81.

(99)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8页。

(100)刘长敏：“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知多少”，《世界知识》，2016年第1期，第58页。

(101)杜尚泽、章念生、高石：“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17年4月8日。

(102)周效政、陈贽、朱东阳：“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17年4月7日，http://us.xinhuanet.com/2017-04/07/c_1120769372.htm。

(10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104)“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7年3月6日。

(105)“中国同欧盟的关系——政治关系”，新华网，2015年3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10/e_127475899.htm。

(106)“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sbgx_679114/。

(107)“中国同印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sbgx_677224/。

(108)Fareed Zakaria,“Trump Prepares to Pass the World Leadership Baton to China”,Washington Post,Mar.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trump-prepares-to-pass-the-world-leadership-baton-to-china/2017/03/16/c64ccee2-0a84-11e7-a15f-a58d4a988474_story.html?utm_term=.36e78c42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