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关键词】中国外交；中美关系；新时代；战略竞争；新冷战；世界大势
自 2018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关系走上了一条震荡中下滑之路，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对立、竞争不仅成了两国媒体、智库、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关心的大事。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及未来走势? 学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中美关系当下的状况属于非常态，是一种调适、过渡阶段，待风暴过去，还会回归正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并且处于冷战对抗状态。笔者认为，这两种认知都有偏颇。如果将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 46 年，即 1972～2018 年以合作为主旋律的中美关系看成“昨天”，将此前的 22 年，即1949～1971 年处于冷战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视为“前天”，那么当下的中美关系既不同于“昨天”，也不同于“前天”，将来也不可能回到“昨天”和“前天”。“昨天”和“前天”已成历史，当下及今后的中美关系已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行，是一种新的状态，用过去的范式和逻辑来考察当下及今后的中美关系，是缺乏说服力的。此外，考察当下的中美关系还需要在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双边关系的同时，跳出双边框架，深入考察两国的内政发展态势和世界大趋势。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内政变化及对这种变化认知的外溢效应。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国之间的关系也脱离不开双边关系身在其中的世界。
一、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
认为当下及今后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同“昨天”大不相同，更不同于“前天”。这个历史条件除了中美两国都身在其中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主要是中美两国都有了新的自身定位，即进入新时代。两国自身定位变化直接导致双边关系变化———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宣布: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尽管这个“新时代”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但还是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毕竟一个“新”字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仅从外交角度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要奋发有为。而此前，自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中国尽量回避“大国外交”这样的提法，与之相应，外交策略方针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虽然讲“奋发有为”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韬光养晦”，可以称“韬光养晦基调上的奋发有为”，但毕竟同“有所作为”有了很大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质的区别。与“大国外交”“奋发有为”密切相关，在对待美国及西方世界上，中国要“平视世界”，寻求同美国“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就在中国宣布进入新时代之后不久，美国也宣布进入了“新时代”。2017 年 12月 18 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一天，白宫网站发表了以“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为题的报道。①这个报道的标题就表明，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同以往的有根本性的区别，一个“新”字展示出要区别于“旧”。
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美国一超独霸地位为最高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可称作霸权战略。尽管小布什政府因为“9·11”事件，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但并未放弃维护霸权，而是试图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特朗普政府要“去旧出新”，一定要在最高目标上不同于以往。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本国定位的变化。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美国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世界霸主，它要展示出领导者的样子，至少在口头上要以世界整体利益为重，有时也要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尽管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无论行动上还是口头上，都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而且本国利益更多的是眼前的具体利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口号以及诸多“退群”行为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退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历史上无前例，大有自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势；二是对外战略目标的变化。在霸权战略框架下，为了维护霸权，美国努力全方位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尽可能长时间地拥有超越其他大国的实力地位。虽然美国也在寻找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遏制对手崛起，但是这个对手是不确定的。小布什时期由于特殊原因，才有了确定的对手，它明确将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主要敌人。特朗普政府从“美国优先”出发来审视外部世界，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最大挑战者，于是将中国锁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中美两国都在 2017 年宣布进入新时代，并不等于两国的新时代就是从 2017 年起步。如果回溯中美两国的发展变化历程，可以发现，大致在 2010 年前后，两国都发生了带有“新”意的变化，新时代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出现超高速增长，呈现强势崛起势头。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危机很快得到遏止，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两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伴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中国的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也相应地显著增强；与之相应，各种软实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发展道路和治国理政方略上，中国逐渐形成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作为也越来越积极。
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先是遭受“9·11”恐怖袭击，让美国人感受到了拥有所谓的世界霸权并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在这场恐怖袭击的刺激下，美国接连发动了两场局部热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很快赢得了战场上的军事胜利，看似对美国极为利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却是重创了美国的综合实力。在有“帝国坟场”之称的阿富汗，美军遭受煎熬 20 年，也未除掉对手塔利班，最后美国不得不同其进行政治谈判，并极不情愿地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伊拉克战争因美国“出师无名”，一度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及联合国的公开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甚至美国同欧洲盟友的关系也因这场战争出现明显裂缝。法国和德国不仅公开反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而且还同俄罗斯站到了同一立场。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将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两场局部热战上，从而忽略了国内经济治理，使得问题积重难返。2007～2008 年，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席卷全球，美国的硬实力及软实力都遭受重创。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美国需要变革。2008 年总统选举，奥巴马打着“变革”( Change) 旗号，赢得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胜选成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其受关注度几乎超过刚刚爆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虽然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未迎来人们所期待的变革。于是，特朗普这位反体制的政治素人成了 2016 年总统选举的“黑天鹅”，再次刷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美国民众选择特朗普，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他反体制，希望这位“造反派”能够真正给美国政治和社会来一场“变革”。然而，四年过去后，特朗普的“变革”更是乏善可陈。如果盘点特朗普政府的业绩，公开宣布美国进入“新时代”应该是一大亮点，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已经支撑不住的“霸权”( 至少是暂时搁置，以求休养生息，恢复实力) ，卸掉难以承受的“世界领导”重担，摆脱“高处不胜寒”的困境，将精力用在国内发展上。这实际上是从梦幻回归现实，应该是有利于美国长远利益的。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拨乱反正”，抛弃特朗普主义，展现出重视盟友和一些全球治理问题，努力重新树立“世界领导”形象，重拾霸权战略。然而，今非昔比，美国已经不再是 10 年前的美国，世界也不是 10 年前的世界了。美国“进入新时代”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并不以拜登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中美两国都宣布进入“新时代”，必定会对双边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进入了“新时代”的中国和美国，肯定要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自己和对方以及双方所在的世界，中美关系必定要展现出新的面貌进入新时代。2018 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可算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元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完全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而且美国府院、两党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中国观背后的战略思维是强调大国竞争而不是大国合作。这一点拜登政府也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衣钵——主观愿望是要以提升本国实力为首要任务，但在行动上开展大国竞争恰恰与目标相悖，而不是继承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的霸权战略的路线——以提升本国实力为首要任务，为此寻求大国合作。
给新时代中美关系定性，即用一个简约的词语概括中美关系的本质，不能简单地套用“前天”和“昨天”的概念。在冷战对抗的格局下，中美是敌人。从 1972 年至2018 年，中美总体上是战略合作伙伴，当然伴随着竞争和冲突，双边关系也是跌宕起伏。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虽然中方未被美国带节奏，没有在官方正式文件或权威表态中接过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定位，而是“强调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但从双边关系的现实运行情况来看，在美国强调同中国竞争的同时，中国也突出了对美斗争性的一面，两国的战略竞争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主旋律。说战略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主要在于，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是实力较强的一方，而且在对待双边关系上具有主动性、进攻性，而中国作为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方有可能损害自己利益行为的正当防卫，既正常又正义。如果将中美关系视为一对矛盾的话，那么美国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崔立如研究员所言: “当下在中美关系的矛盾中，美国作为更强大的一方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可以用战略竞争对手( 对应冷战对抗敌人和战略合作伙伴) 来定性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新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不同于冷战对抗式的战略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中美是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竞争有良性与恶性之别。恶性竞争就相当于对抗，是零和博弈，就如战场上的敌我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除非对方投降。恶性竞争有时还是负和博弈，为了能将对方消灭，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良性竞争是正和博弈，双方只是要争个高低，而不是你死我活，就像体育比赛一样，无论赢者还是输者，都有收获。体育比赛有胜有负，拿不了金牌，可以拿银牌、铜牌，即使什么奖牌都拿不到，也有实战练兵的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输者的参与，赢者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以它也需要输者的合作。就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除了个别鹰派人物称中国为美国的敌人外，最具权威的战略文件和人物并未公开称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特别是拜登总统，一再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自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国对华鹰派试图将双边关系推向冷战对抗，但尚未达到目的。直至目前，在中美关系的“昨天”曾发生过的危机，如“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并未出现。
二是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相当广阔的合作空间。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强调中美两国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排斥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多次强调中美之间需要合作。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合作，除了实现各领域显性的共同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确保战略竞争不滑向战略对抗，这是如同空气和阳光一样的隐性的共同利益。
总的来看，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在竞争中有合作。这同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合作伙伴有质的区别。然而，战略竞争对手同战略对抗敌手又有很大区别，甚至也是质的区别。
二、决定新时代中美关系走势的四个动力
中美关系在新时代将如何运行? 中美战略竞争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 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精英与公众关注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学理上说，鉴于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热战已经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新时代中美关系可能具有三种前景: 一是走向冷战对抗，即跳回到“前天”；二是再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即退回到“昨天”；三是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内运行。就目前来看，由于冷战对抗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这种前景虽然不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很小。从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尤其是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来看，回归战略合作伙伴的可能也比较小。对中美两国的决策者来说，双方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合作，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有学者将战略竞争对手状态称为“新冷战”，以表达双方竞争激烈之程度，但又不同于经典的冷战。笔者认为，冷战是有特定含义的: 首先是集团对抗；然后对抗双方高举的旗帜是意识形态。这两条目前都不存在，所以用带有“冷战”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新时代中美关系是不恰当的。
认识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首先需要对推动双边关系的动力进行全面考察，认清这些动力的变化态势。大体上说，推动中美关系的动力有四个: 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动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性质及程度不同。某一动力有时发挥着正向推动作用，有时则发挥负向推动作用；有时作用程度较大，有时则较小，甚至不存在。
首先是地缘政治。这是影响大国关系最重要、最具统领性的因素，因为地缘政治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历史上的大国战争，主要动因就是地缘政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关系起步较晚，但却经历了由伙伴到敌人，又到伙伴，再到对手的几次反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美国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没有什么地位。那时的中国，在美国心目中，同在其他列强心目中一样，是它们掠夺的对象。在太平洋战争中，中美成了盟友，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出来。美国给予中国援助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所以美国也有意扶植中国，积极促成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有意让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护国际秩序的“四大警察”( 美、苏、英、中)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陷入冷战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更加重要，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这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中美成为冷战对抗的敌人。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在共同对抗苏联上走到一起，两国再次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伙伴。
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合作动力，美国一度轻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导致双边关系动荡，尽管没有滑出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此后不久，美国确立了霸权战略，宗旨是在安全、经济、政治三个维度同时推进，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虽然美国出于未雨绸缪的战略思维也在寻找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被纳入视野的对象之一；但是，此时的中国实力尚弱，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发展前景很不确定，因此并未被锁定为主要的对手。与此同时，在非传统安全和经济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力量。此外，美国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需要，比较关注重要地区的安全，而中国在维护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地区的安全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从总体上看，在美国霸权战略框架下，中国主要是合作伙伴，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是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政治精英曾多次辩论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大体上可分为“接触派”和“遏制派”。直到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之前，每次辩论都是“接触派”占上风，甚至还出现过“两国集团”(G2) 之说，寓意着美国要同崛起的中国合作共管世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都形成了“进入新时代”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对华鹰派的鼓动，美国改变了持续 46 年的对华政策，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
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还会继续朝“东升西降”方向变化。中国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其他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是大势所趋。只要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稳步推进，到 2035 年甚至更早就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之前，美国的地缘政治思维很难改变，美国会继续将中国锁定为地缘政治对手，地缘政治将继续是双边关系负向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同美国建立能够相互平视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将尽最大努力避免被美国带节奏，进行地缘政治对抗，这无疑有利于缓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烈度。
其次是意识形态。同地缘政治相比，意识形态在大国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总体上是次要的，而且经常附属于地缘政治。对大国来说，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构成安全威胁的能力，其次才是对方的意愿。不过，同其他传统大国相比，美国更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美国自由派，往往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考量，将维护和推广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点在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对华政策为例，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忘初心”，坚定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国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和遏制对象，意识形态也由此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破裂后，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大本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性，并不意味美国放弃了反共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构成美国遏制中国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构成美国接触中国的动力。在美国政治精英心目中，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要遏制。美国用人权、民主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就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在美国主流自由派看来，中国有可能通过改革开放而改变成美国所认可的“自由民主”国家，美国要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接触中国，通过接触来融合中国、塑造中国。这是自由主义大战略在对华政策上的体现。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美国政治精英们认识到这个自由主义大战略并不成功。于是，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接触中国的动力，而作为遏制中国动力的一面却明显提升。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团队中的鹰派，更是将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不像鹰派那样公开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但却在外交行动中展示了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政府一方面努力构筑“民主国家联盟”，另一方面高调推广西方“普世价值”。这两项相互促进的措施正是美国自由派一贯的主张，容易得到西方盟友以及一些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应，比鹰派的简单粗暴的做法更具攻击力。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美国政治精英们将更加担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所构成的挑战，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不过，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并不想同美国开展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导对外工作的理念，表明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整个人类，自然包括美国。虽然当下美国政治精英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意接受这个理念，但是假以时日，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断取得成效之时，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同这个理念之时，特别是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比美国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之时，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认知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至少他们的反共意识形态说辞会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再次是经济和人文。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人文如同黏合剂，使得两个国家难以完全隔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和人文是最早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当中国尚积贫积弱，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时候，在中国获取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同中国交往的主要动因。与经济交往相伴随，同中国进行人文交流，试图在文化上影响中国也是动因之一。签订《望厦条约》、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事件，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同其他列强并无本质区别，尽管美国不时展现出比其他列强更开明的一面。中美走向冷战对抗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几乎完全中断。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为中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地位十分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越来越明显。由于两国在上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两国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逐渐成为总体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人文交往则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民意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美在经济上竞争的一面逐渐显现。两国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货币汇率等问题上的纠纷不断，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不过，就中美经济关系的总体来看，互惠互利仍是主要方面，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直到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就目前来看，贸易摩擦的结果是没有赢家。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施贸易摩擦并非主要出于经济动因，而是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而导致的总体对华战略转向的结果。受经济关系和美国总体对华战略影响，两国人文交流也出现明显的倒退。
展望未来，由于经济因素在大国关系中并未超越地缘政治，所以倘若美国总体对华战略不变，经济关系在总体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会越来越小。但是，鉴于提振美国经济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任务，而中国会尽最大努力推进对美经济合作，所以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仍然存在很大空间，而经济合作又会促进人文交往。中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的存在是制约新冷战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摩擦和打压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会不断缩小，如此，美国将经济作为战略手段的动力会减弱，双边经济交往会趋于遵循经济利益逻辑，这将有利于推进中美经济合作。
最后是全球治理。同其他三个因素相比，全球治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相对较晚。直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全球治理一直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向发展的因素，而且发挥的作用趋于增大。
冷战结束后，随着霸权战略的确立，美国越来越关注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全球治理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认定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美国不存在现实的传统安全威胁和势均力敌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高潮的演进，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那些能够对美国人民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在应对这些威胁上，美国认为中国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合作的伙伴。“9·11”事件后，美国实施以“反恐防扩”为优先任务的全球战略，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在“9·11”事件后的小布什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议题，甚至应对金融危机在奥巴马政府初期还是最优先的任务，而在这两个领域，中国都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
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和以本·拉登被击毙为标志的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对华合作的需求减弱。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秩序改革上的冲突日益显现出来。奥巴马就宣称“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充分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的担忧和抵制，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开始成为中美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全球治理，退出了许多全球治理机制。这一方面使得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上失去了许多合作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两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冲突。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重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轨道，这虽然给中美提供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机会，但也使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冲突更加凸显。美国一心要修复以它主导的以同盟体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中国“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展望未来，全球治理在相当长时间内将在中美关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全球治理的许多领域，中美需要开展合作，否则问题难以解决，治理也难以推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中国会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过大的作用，借机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而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上，美国更是害怕中国借机掌握规则制定权，至少是同美国分享这个权力。就目前的情势来看，美国出于同中国战略竞争的考量，会强化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上同中国的竞争，甚至将本可以展开合作的全球治理问题政治化，不仅拒绝同中国合作，而且还制造事端，挑起冲突。这一点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鉴于全球治理是关涉全人类福祉的事情，世界各国都关注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美国无端地挑起在全球治理上同中国的冲突，不惜以阻碍全球治理进程为代价，实际上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从长远来看并非明智之举。
上述四个因素在中美关系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性质和程度是动态的。在美国霸权战略框架下，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主要起负向作用，构成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经济人文和全球治理主要起正向作用，构成双边关系发展的推动力。进入新代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强化，而经济人文和全球治理的正向作用相对减弱。两个方向的作用结合起来，导致中美关系在震荡中下滑。四个因素的变化态势决定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且竞争将十分激烈。
三、塑造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世界大势
新时代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虽然会十分激烈，但是滑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做出这种判断，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大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一方，中国一直努力阻止新冷战爆发；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反对新冷战，因为新冷战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同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中美两国，其双边关系不仅取决于双方的战略走向，而且还受到双边之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双边之外的因素就是双边关系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有两方面: 一是第三方因素，即某个国家和地区或政治势力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就目前来看，除极个别例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体都不希望中美走向冷战对抗。二是世界大势，即长期的、趋势性的发展态势，目前对中美关系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政治觉醒。这四个世界大势，除了全球政治觉醒之外，都是中国官方认定的国际形势主要特征。世界大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
首先是世界多极化。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内容的世界格局正在向
“更加均衡的多极”演进。这就决定美国很难成功挑起两极对抗式的新冷战。就目前美国的对外战略来看，美国仍然视俄罗斯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现实的军事威胁，美俄关系很难走出困境。只要美俄关系不逆转，美国就不可能将全部精力用到遏制中国上。此外，印度和欧洲联盟中的法国和德国也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眼中的“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不会充当别国的战略棋子而追随美国同中国冷战对抗。在多极格局中，各个极都倾向于遵奉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以不易像两极对抗那样形成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局面。
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和查尔斯·库普乾认为，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演进，有可能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大国协调机制”，它“将包括六个成员: 中国、欧洲联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个协调机制中，“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将拥有平等的地位，最终是实力和影响，而不是价值观和政权形式在发挥作用。”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虽然全球化目前遭遇“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且未来的全球化也会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但全球化作为一种大趋势还是会存续的，世界政治视野下全球化的本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与共，相互依赖——也不会改变。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中美之间以及中美各自同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中美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内发展，并相互作用，已经是利益与共。美国鹰派的对华经济“脱钩”政策，既难达到目的，又不符合中美双方的根本利益，更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在物质层面上深度交流、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也有深度交流，并产生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70年前就洞察到这种趋势: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揭示的: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随着人类共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美国鹰派所鼓动的意识形态对抗将越来越没有市场。
再次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20 世纪末叶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判断，其科学性逐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个命题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被认定，当前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还远未达到冷战时期，也不会构成挑战这个命题的有力依据。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谋发展，为此就需要有一个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中美冷战对抗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符，不会得到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支持。
最后是全球政治觉醒。这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概念，用以表达当今世界的一种大趋势。他强调，“第一次，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说，全球政治觉醒首先是中小国家在“政治上都积极起来”，独立自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再受大国、强权的摆布。不仅这样，它们还要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要登上世界大舞台，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走向政治觉醒。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敢于挑战超级大国权威的事例越来越多，比较典型的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和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政治觉醒在美国核心盟友身上也多有体现，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政治觉醒会促使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切实地从本国利益考虑对外政策，而不是盲目地追随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将极大地促进全球政治觉醒。在防疫抗疫中，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的表现并不比那些小国好到哪里，只有大国才有条件掌握的先进武器装备在防疫抗疫中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政治觉醒会促使广大中小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追随美国同中国这样一个立志和平崛起的新型大国进行冷战对抗绝对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
全球政治觉醒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觉醒。在全球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化、网络化的作用下，越来越多国家的民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审视、判断本国乃至世界的政治事务，不再迷信资本和官僚机构的权威，不再受政客以及资本操控下媒体的蛊惑。近些年发生在美国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群众性抗议活动，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多起让传统媒体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都体现了民众的这种政治觉醒。伴随着这种政治觉醒，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是否支持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人民的力量会越来越凸显。中国自古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说，这句话也适用于当今世界政治。当今世界，对内谋发展、对外促和平才是民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美国以及有可能追随美国的盟友无端地、执意地挑起对华冷战，势必很难得到已经觉醒了的民众的支持，如此，执政者的民意基础势将被削弱，甚至执政地位不可持续。
上述这些世界大势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美关系，使之难以走向冷战对抗。在世界大势的作用下，当下的中美关系虽然会像过山车一样震荡起伏，但似乎不会出轨，当然前提是双方的决策者都处于理性状态。
结语
以战略竞争为主线的新时代中美关系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在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之前，美国不会改变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方针。中美之间的这场大博弈关乎中国的国运，也关乎美国的霸权地位，更关乎人类的未来。这场大博弈既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较量，更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走向的抉择。对这场大博弈，中国既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坚信时间站在中国一边，又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毕竟美国的综合实力还具有明显的优势，余勇可贾。这场持久战目前正处在第一阶段，美国采取进攻态势。中国需要在统筹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大框架中谋划对美国战略和策略，一切从有利于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地位出发，保持战略定力，不被美国带节奏，不随美国的各种挑衅行为起舞，特别是不能被美国拖进意识形态对抗的陷阱和军备竞赛的陷阱。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对美政策纳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棋盘中运筹，应对美国进攻的一招一式都要考虑到对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努力构建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破解美国正竭力搭筑的“反华大联盟”。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处理中美关系，针对美方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展示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斗争的目的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中美合作，而不是同美国争锋、斗气，更不是要置其于死地，尽管美国鹰派有置中国于死地的图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属得道多助；而美国从谋求霸权出发，从西方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操弄集团对抗，特别是美国鹰派，试图将世界拉回冷战对抗的深渊，不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属失道寡助，虽然当下势头凶猛，但难持久。中国凭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战略智慧，14 亿人民奔向现代化而激发出的昂扬斗志，特别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有理由赢得这场大博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原载于2021年第4期《美国研究》（双月刊），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