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舆论战伴随传播工具的多样化而愈发频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是舆论战的操盘老手。冷战期间，美国竭尽全力地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对苏联进行攻击、抹黑，一度使苏联处于舆论弱势。冷战结束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仍未放弃使用舆论战这个“得心应手”的武器。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更加频繁地对竞争对手发动舆论战，试图塑造国际社会对其“对手”的新认知。西方舆论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论舆论战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战场在哪里、主要对手是谁，其底层逻辑都是维护、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试图将之作为塑造自身和对手认知的核心内容。
舆论战的内核是思想战
舆论战的基本功能是塑造、改变对“敌我双方”的认知，即认知战。认知有很多方面，如对能力的认知、对意图的认知，但内核是思想。在西方的舆论战中，塑造、改变国际社会对“敌我双方”思想——主要是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的认知，往往是最为根本的。
长期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深知精神世界的重要性。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特别是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套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支撑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功的历史经验使得西方国家十分青睐这个意识形态，将之视为立国之本，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强盛之基。“思想的力量胜过利剑”这句名言就道出了思想在西方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既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此之珍贵，那么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及精英们就会竭尽全力来维护它，任何对它构成挑战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击。
美西方思想战有成熟战法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精英们自认为“历史终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独霸天下。然而，好景不长。“9·11”事件宣告以圣战主义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站到了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前线，并对西方的社会安全构成严重现实威胁，迫使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且长达10年之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推进，也让西方国家的精英们感受到威胁。对此，思想战、认知战、舆论战自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选择。西方国家的舆论战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将西方价值观打造成“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自由、民主、人权等由它们倡导并发扬光大的价值观是在世界普遍适用的，应当在全球推广。于是，西方国家就将它们定义的这些价值观加上“普世”二字进行包装。如此，西方国家作为“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和“成功践行者”自然就成了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是否接受“普世价值”也成了西方国家衡量其他国家“进步性”的重要标尺。进而，捍卫、推广“普世价值”就成了一项正义的事业，而那些抵触、挑战“普世价值”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力量自然就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
二是建构“自由民主”对抗“专制独裁”话术。在“普世价值”中，最核心的是自由民主。冷战期间，美国就是用“自由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来建构美西方是正义一方的话术。现在拜登政府又拿起了这个“利器”。美国不仅在其领导的同盟内部利用这个话术来绑架盟友，迫使它们同美国一道对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在经济、技术上追随美国搞“脱钩”“断链”“去风险化”，而且还试图通过“民主峰会”“印太经济框架”等多边机制来拉拢那些在美国眼中属于“自由民主”好学生的“全球南方”国家，制造“民主南方”同“专制南方”的对立，进而分化“全球南方”，同时壮大“自由民主”世界。
三是用“双标”对待自由民主。当“自由民主”对抗“专制独裁”的话术建构起来后，西方就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民主现象。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就是暴乱，而发生在香港的违法暴力运动就是“亮丽的风景线”。西方的底层逻辑是，在“专制独裁”国家，只要符合官方意愿的，无论干什么都是与自由民主无关的；只要是不符合官方意愿的，无论何种事情都是“反专制独裁”，因而也就同“自由民主”相关联，应当予以支持。西方的“双标”还体现在对所谓“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策上。在美西方眼中，那些对它们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并愿意合作的国家，其自由民主状况基本被漠视，而那些“对手”则受到特殊关照，凡事都要戴上“自由民主”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一番。
西方舆论战的未来态势
在当今世界，以思想战为内核的西方舆论战虽然会有一定作用，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从近年来的态势看，西方舆论战的成效已日渐式微，其原因既在于时代之变，也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己在自由民主上“身歪影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着时代之变。国际力量对比之所以会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根本原因在于，主要由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南方”已经并正在加快走向政治觉醒。广大发展中国家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十分注重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它们政治觉醒的体现，它们要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在国际舞台上。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大，再加上西方在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许多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向西方学习，甚至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治国方式。然而，严酷的现实让它们看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西方只是让它们扮演边缘的角色，在经济上充当西方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永远做“自由民主”的小学生，甚至国家主权都得不到尊重。西方经常以维护“自由民主”为名，唱着“人权高于主权”的高调，肆意干涉它们的内政。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使它们认识到，独立自主、根据自己国情走自己的路，才是实现现代化的人间正道。经过长期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正是“全球南方”崛起、世界力量“东升西降”的经济基础。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舆论战、思想战不可能再取得像冷战时期那样的战果。
对西方舆论战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西方自身在自由民主上的表现。以“自由民主灯塔”自居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自由民主上的表现越来越乏善可陈，本来就有瑕疵的“灯塔”已经缺光少芒。面对严峻的“自由民主危机”，西方国家却拿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靠舆论战抹黑“对手”虽然能一时降低国际社会以及本国公众对危机的关注度，但毕竟不是医治痼疾的根本之策。如此问题多多、前景暗淡的西式“自由民主”，怎么能够让“全球南方”国家为之向往？西方的思想战、舆论战怎么还会有以往的收效？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