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明代科举题名文献的流传形式、现存文献和利用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是独尊海内的，天一阁研究学者在现存明代登科录的考核方面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为学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骆兆平先生和李大东先生的“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之说不确；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评价亦失公允；部分细节也欠斟酌。本文于献疑的同时，就登科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科举文献、科举录与科举题名录、登科录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资料是科举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登科录，亦称“题名录”；说白一点，即明代某年、某科科举中式人数、姓名、籍贯和名次等记录，类似今天大中专毕业生的“花名册”。然令人费解的是，骆兆平先生和李大东先生在有关叙述中，似乎有些讳言“登科录”、“题名录”这两个习惯用语，且始终以“科举录”、“科举文献”称之。如骆文说，“现存明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宁波天一阁里”。[1]李文进一步引申为“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2]我认为，用“科举录”、“科举文献”的概念都是不确切的。
对于科举，有数以百计的专门名词，用来表达其宏富的内容。这里，就科举文献、科举录与科举题名录、登科录等概念作一些粗浅的辨析。
科举文献，是指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关内容的文字记录。它的外延非常大，包括考试教材、科目、试卷内容、格式、阅卷方法、规程、朝廷贡举律令、诏书、科举题名录、各地方志中的选举志等。而题名录，则始于唐代的“科目记”,指“科举时代刻有同榜中式者姓名、年龄、籍贯的名册”。如同年录、序齿录等。登科录，唐代叫“登科记”,是“科举时代及第人员的名录”。由于它与“题名录”的基本职能相同，故登科录亦称“题名录”；反之则不常用。从定义上看，二者似同一关系或并列关系，但登科录一般专指文武进士录、文武乡试录、会试录，有时仅特指“进士登科录”；而题名录所反映的对象远非这些。故我认为，登科录的适用范围小于题名录；题名录包含了登科录。今天，为便于人们理解，一般把题名录称为“科举题名录”。
综上所述，科举文献和科举题名录、登科录是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逻辑上讲，它们之间是类和分子的关系，也是属种关系。因此，我们在通常情况下论及天一阁的科举资料时，既可以讲“科举文献”,也可以称“科举题名录”、“登科录”、“试士录” 等。但是，当对其作学术研究或专题介绍时，较为规范的名词应该是“登科录”或“科举题名录”。有关文史工具书在介绍天一阁的科举资料时一般用的也是这二个名词。至于“科举录”的提法是否妥当，尚须斟酌。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在丰富的科举词汇中，未独不见“科举录”一词。科举录似乎介于科举文献与科举题名录之间，是一个模糊的、很难把握的概念，若专指登科录、科举题名录，不太严格；顾名思义，则是科举的记录，几等于“科举文献”。换句话说，“科举录”与“登科录”“、科举题名录”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倒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科举文献”。事实上，骆、李二文以及天一阁博物馆其他研究人员的有关论文，都把天一阁的“科举录”等同于“科举文献”来概述，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故我认为，科举录的提法不妥，不宜使用。
由于对以上概念的外延概括不同，首先导致了划分上的分歧。如笔者对骆文归纳的“科举录，一般不包括后人编录的进士履历便览、某科同年录、某地进士名录等”的观点正好相反；如果按登科录分，也可以把某科同年录等排除;而论科举录(如果可用的话，它的外延大于题名录) 、科举文献时，某科同年录、登科考等应完全包括在内。例如，明代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汇集了明洪武四年（1371）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间计57科进士题名录，[3]如果把是书也排斥在科举录、科举文献之外是讲不过去的。同理，骆文的“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多，而所存也不到明代的五分之一”的论点，也只在登科录范畴适用。就现存“科举考试的文献”而言，清代远比明代多。例如，仅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清代科举考试的朱卷就有8000种，[4] 这恐怕是现存明代科举文献所不及的。
由于对讨论的对象“定位”不同，以下商榷，特别是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评价的较大分歧就不可能避免。
二、现存明代登科录概况
为统一起见，本节仅从骆文分类的范畴来讨论现存明代登科录的种类、数量及分布概况。
骆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其统计的第一手资料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笔者充分利用骆先生的研究成果,制成下表，供参考。
表1 现存明代登科录一览表
说明：①本表除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台湾《明代登科录汇编》(转引自朱金甫等：《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第28页)，分别增加了《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善本) 及《天启七年江西乡试录》(孤本) 外，其他全部按骆文的“附录”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统计；② 台湾馆藏包括“北图存台”和“台湾中国”；③不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贡举》所列《皇明程世录》现存的九种明代会试录；④天一阁内部重复本骆文统计是40种。
由表1可知，已知存世的明代登科录，无论是孤本、善本，还是种类，天一阁都执其牛耳。具体地说，现存明代登科录的81%的孤本和76 %的善本在天一阁。但分析骆文，他提出的“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是指种类，其计算方法是否合理还须推敲。因为各收藏单位之间都有重复善本，如天一阁的370 种内有29 种其他馆也有收藏。可骆先生大概忽略了这一细节，统计时，天一阁用了善本各类，其他馆用了孤本(种类) ，这显然是不公允的。也就是说，即使把“明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宁波天一阁里”，改为“明代登科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宁波天一阁里”，也不那么确切。尽管现存明代登科录的百分之八十的种类能在天一阁里找到。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如果再稍有余地，我们说现存明代登科录的80%的孤本及75%的善本和种类在天一阁，是否更客观些？
三、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作用
要讨论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作用，首先宜分析登科录的实质和具有类似性质的科举文献存世及利用情况。
（一）登科录的内容和实质
骆文对登科录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概括为：① 考官的姓名、官衔、籍贯、功名；② 考试题目；③中式人物的人数、姓名、籍贯、名次和所治经典；④范文。按：进士登科录还载祖上三代有任官或功名等的信息。然而，明代登科录不同于唐登科记反映了科举制度初创时期的发展、演变轨迹，甚至其“一篇一韵，初若虚文，而治乱之萌系焉”。[5]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成格、定型 ,各种登科录，包括所附考试题目及范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登科录的实质就是“封建时代中举文人的花名册”，[6]即某年、某科科举中式人数、姓名、籍贯和名次。其中“人数”反映了科举的盛衰；“姓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籍贯”对区域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至于“名次” 和他们的实际作为有无必然的联系，据我所知，目前除巍科人物，包括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外，对其他科举人物的名次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有待人们作宏观探索后得出结论。
(二)科举题名文献的流传形式及利用
我们认为，除登科录外，具有“及第人员的名录”性质的明代科举题名之类的文献，比较重要的还有以下几种：进士题名碑、各种同年录、题名资料汇编和各地方志选举志。在探讨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研究价值时，宜从广义的角度进行考察，以便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进行有的放矢地研究。
1.进士题名碑及其“碑录”、“索引”
自元朝开始，历代统治者仿效唐代长安大雁塔题名的做法，在殿试唱名后都把新科进士按姓名、籍贯、名次勒于石碑，称“进士题名碑”。明代题名碑永乐十年（1412）以前的在南京国学；此后到明亡(中缺万历八年(1580)、崇祯十年(1637)两块) 在北京孔庙。[7]清乾隆十一年(1746) 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初集》，内附明代诸科题名碑录。[8] 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保炯、谢沛霖先生编纂的《明清进士提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进士是科举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进士题名碑则是进士研究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权威人士予以很高的评价。如何炳棣教授认为它是明清科举和人文地理分布研究的“最佳资料”。[9]《索引》为人们利用这个“最佳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故它一问世就迅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被收入多种文史工具书手册，1982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即予影印出版。[10]专家们普遍认为《索引》是迄今为止研究明清科举人物的最重要、最权威、最方便的工具书。
2.各种同年录
科举制度中称同科考中的人为同年，亦称同科、同恩生、同年生等。记载他们姓名、年龄、籍贯、履历的名册叫同年录、同年序齿录、进士履历便览等，这类文献目前存世的数量在科举题名录中仅次于登科录。虽然这些花名册没有登科录严格、规范，但内容较为丰富。例如《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天一阁主人范钦的生平和主要家庭关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3.题名资料汇编
我国自唐朝开始就有登科记汇编。[11]到了明代，随着科举制度的鼎盛，这种汇编也趋于成熟。特别是进士题名资料，既有全国性的，如明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也有地方性的，如明李濂的《国朝河南进士名录》。[12]但这些资料目前存世的已很少，一般人也难以接触。不过，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了《皇明进士登科考》影印本，该书完整地记录了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前历科计13000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13]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以上三部分，连同登科录，都可以归类为科举题名录，是科举题名录的基本组成部分。
4.各地方志选举志
明清地方志除了人物传记中介绍主人的“出身”外，一般省府县志都辟有选举志,专门记录当地科举人物的姓名、籍贯以及官职等。笔者曾按《浙江通志》、《福建通志》对十几个明代全国科举领先县的进士作过抽样调查，[14]并对照《索引》（该籍贯分类的原始资料有缪进鸿教授、张肇同志提供）进行比较，发现按各县籍贯统计的进士诸科人数和总人数都十分接近。又抽查余姚、鄞县、慈溪 (三县均居全国前十位) 的县志，进行县、省、全国的三级比较，绝大部分也吻合。由此可见，各地方志选举志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事实上，现存明代科举题名之类的资料以地方志保留下来的最多，发挥的作用也最直接。如近几年各地在新编方志时，其科举人物表都基本上得益于前代方志。今后在研究中，若当“碑录”与“登科录”、“会试录”发生矛盾时地方志仍可以发挥鉴别、澄清的作用。
（三） 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作用
据上所述，明代科举人物的花名册以多种形式记载并流传下来，它们之间虽都各有侧重，但中式人数、姓名、籍贯等主要内容基本相同。所以，尽管现存明代登科录的绝大部分在天一阁，但这并不代表天一阁收藏了大部分明代科举题名资料，更不能说“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坦率地讲，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主要内容,除尚未进入人们研究视野的乡试录、会试录等的“名次”外，其余部分基本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找到。依我愚见，这就是“长期以来 ,天一阁所藏明代科举录置之高阁”的一个重要原因。又鉴于目前天一阁所藏明清登科录完整无损的不到 2 %的实际情况，[15]故窃以为，天一阁的明代科举文献独特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历史文物性”,即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方面，这是海内外其他单位无法替代的。第二是“学术资料性”。作为“研究科举制度的实物例证”和“最直接的人物传记史料”,它对明代科举制度和科举人物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对有明一代的科举人物进行汇编时，天一阁仅能提供局部的、阶段的资料，或起部分校勘和拾遗补缺的作用，不宜当作基石。此外题名录中有关中式人物的生平和主要家庭关系的记载，也“是补充和纠正正史的重要佐证”。[16]
由于对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同，对它研究、开发的思路和倾向就各异，直接影响到具体课题的选择和科研攻关。为此，笔者认为：
1.目前不急需出版新的明代进士题名录著作
李大东认为，由于《索引》作者“没有来天一阁碰一碰科举录文献，致使该书中存在不少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的可靠性”，导致“其以讹传讹、以错带错”，因而“亟需高质量的考证和权威性的评定”，“现在急需出版权威性的著作”。问题果真有这么严重吗？否也！朱、谢当时没有来天一阁查阅这的确是件憾事，但瑕不掩瑜，无碍大局，因为《索引》需要重点考证的是洪武十八年（1385）、崇祯十六年(1643)等科，而这几科的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天一阁均没有。再如《索引》有22名佚名，散见于五个科年中，[17]而那五科天一阁也没有进士登科录，倒是被排拆在“科举录”之外的《皇明进士登科考》残叶补正了3名。由上可见，即或《索引》问题颇多，但仔细分析，要害性的问题几无，给人的感觉倒是从侧面佐证了《索引》的可靠性、权威性和作者治学的严谨性。例如，李文表二“历科取士数额记载异同”按《索引》、《登科录》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科举部》等三种文献列表对比，为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又引进《钦定续文献通考·举士》参于比较。[18]据对四种文献记载的46科进士数额的对比，结论是:不一致的地方《索引》最少；总人数《索引》与其他二种差异仅千分之一，而与《登科录》的差异有百分之二；其他三种均有明显的错误，其中最大的二处错误均出自《登科录》，唯《索引》无一明显的错误。[19]
我认为，李文提出的当《登科录》与《碑录》《(索引》)发生差异时，“均宜以登科为准”的结论未免主观。李先生大书特书《登科录》如何正确、可靠、重要，且缄口不谈《碑录》是怎样产生的，如此下笔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只能给局外人产生唯《登科录》是第一手资料的错觉。实际是《进士登科录》、《进士士题名碑录》及东长安门外张挂公布的“金榜”三者的相关内容出于同一公文——传胪大典上的唱名单，故即使天一阁所藏的全部是礼部刻本，也不存在着孰重孰轻的问题。因此，李文的立论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恕我直言，李文在既没有发现《索引》有较大失误，又没有对《索引》已提出的问题作较多补正的情况下，怀疑《索引》的权威性、可靠性理由不足。我认为《索引》，基本上达到了其可以达到的水平，就是今天，我们要在人数、姓名、籍贯等主要内容上对其修正的地方仍很有限，确切地说，在《洪武十八年进士登科录》（或《会试录》）找到之前，仅以大陆已发现的文献，要改动其一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使一定数量的“名次”有颠倒，对今后的实际研究——宏观研究也不会发生较大的影响。当然《索引》，也并不是完美的，如有些科年存在一人二名的问题等 。但其解决、完善的途径是出《索引》修订本，而不是另起炉灶，搞重复劳动。因为前提是，目前无论谁编《明代进士题名录》，其基础材料仍是《进士题名碑录》及其研究成果，而不是《进士登科录》，否则，笔者断言，其研究成果达不到《索引》的水平。因此，至少目前不急需出版与《索引》同类型的著作。
2. 天一阁现存乡试录不足以奠基《明代举人名录》
骆先生建议编纂一部《明代举人名录》，这的确会给学术研究工作者带来更大的便利。但若在具体操作中 “以天一阁现存明代乡试录为基础，汇集各馆所藏，参以各地方志等资料”的构思值得商榷。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明代约进行过91科乡试，全国应有乡试录1300种左右。可现存乡试录天一阁只有272 种，汇海峡二岸之和也不过325 种，分别仅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姑且不论其中完整的有多少，如此小的比例能在编纂举人录时作基础吗 ? 相反，明代举人名录各地方志基本有载。例如，《江西通志》比较完整地辑录了该省明代历科乡试中式者的姓名和籍贯等。[20]所以，若编《明代举人名录》的话，宜以各地方志为基础，天一阁的乡试录仅只能起局部的、或拾遗补缺的作用。
3. 目前急需出版天一阁藏科举题名录影印本
自骆文发表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的研究报告似乎仅李文一篇。可见，这些珍本至今还鲜有人探索。事实上，根据题名录研究的特殊性 (必须进行大量的统计和比较) ，外地专家若要利用其善本搞课题几无可能，即使内部人员多次翻阅，也是不利于古籍珍本的保护。鉴于此，科举研究专家呼吁：目前“急需出版明代科举题名录影印本，而且越早越好。如果天一阁藏明代题名录不只是继续收藏和保留，而且公之于世 ,其学术价值 、对社会的贡献就更大。[21]笔者认为，要使天一阁的科举资料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当务之急是出科举题名录 (包括各种同年录和清代题名录等) 影印本，这对天一阁和学界有百利而无一害。
四、结束语
近百年来，有关科举研究的专论汗牛充栋，然从版本学、目录学的视角探索者可谓凤毛麟角。在古籍版本学、目录学与科举学的交叉研究方面，天一阁研究学者开了先河，其功不可没。但正由于拓荒，就难免仓促；也因为初创，一些概念和观点有待推敲，与相关学科还需进一步沟通。笔者权以此文抛砖，以期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关注。
*本文承陈桥驿教授、缪进鸿教授、周乃复编审鼓励、指点，刘海峰教授、季学原研究员补充、修改，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20-01-21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文献》第20辑，1984。以下该文引言不再注释。
[2] 李大东：《进士题名校勘记》, 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第 187 页。以下该文引言 不再注释。
[3] 朱金甫等：《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第28页。
[4] 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期。
[5]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4。
[6] 邱嗣斌：《天一阁— “中国第二个敦煌石窟”》，《明州风彩》，海洋出版社，1993。
[7] 《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8] 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载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219页。
[9] 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载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216页。
[10] 朱一玄等编:《文史工具书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11]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4。
[12]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3] 转引自朱金甫等：《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第28页。
[14] 雍正《浙江通志》，统计鄞县、慈溪、余姚、山阴、会稽、钱塘、仁和等县；清《福建通志》，统计闽县、侯官、莆田、晋江等县。
[15] 参阅李大东：《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和利用》，《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
[16] 邱嗣斌：《天一阁 ——“中国第二个敦煌石窟”》，《明州风彩》，海洋出版社，1993。
[17] 洪武十八年(1385)、成化八年(1472)、隆庆二年(1568)、崇祯四年(1631)、崇祯十六年(1643)等五科。详见《索引》。李文补正的其他5名均非出自天一阁进士登科录善本。
[18] 转引自杨学为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92，第289 - 291页。
[19] 《索引》洪武十八年(1385)人数合计472人，434则是《索引》考到的名额。《进士登科录》最大的二次差错是洪武十八年 (不知该《登科录》藏于何处?)和成化十四年(1478)。
[20] (清)谢昱、陶成等编《江西通志》卷五二至五四。该志辑录江西明代90科乡试中式名单，不包括因宸濠之乱废除的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乡试，这说明，明代至少进行了91科乡试。
[21] 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海峰教授给本文作者的来信。
原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