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业对于清代士大夫的重要性不必多说。科场得意与否，不仅关乎个人前途，同样决定着家族盛衰。张杰《清代科举家族》首先提出了“科举家族”这个概念。在诸多科举家族之中，最受到学术史研究者关注的，莫过于高邮王氏家族。自王安国起考取进士，官至尚书，而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不仅著述颇丰，引领一时风气，而且王念孙参倒和珅，为士林仰望，王引之更是追步乃祖，官至一品，至王引之之子王寿同亦成进士。当然，关于王氏家族的科场经历，限于材料，我们了解不多。然而在故宫博物院藏有王引之家书二十通，其中十八通是写给其子王寿同的。这批家书作于道光元年十一月（一八二一）至道光二年十月间，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寿同从北京返回高邮老家赴童生试及参加乡试的经历，从这批书信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科举考试中的许多细节，也可以了解到王引之作为一位父亲，如何指导儿子来应对举业的情况。

对王氏家族而言，道光元年是较为忙碌的一年。在这一年，王念孙已经七十八岁，染上手足偏枯之疾，行动不得自由，然而仍在笔耕不辍，为王引之增补《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也在继续撰写之中。王引之则已五十六岁，本年以吏部右侍郎身份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十二月又充经筵讲官，可谓圣眷正隆。当然对于王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经济负担的减轻。嘉庆十五年（一八一0）七月永定河大水，王念孙作为时任永定河道员，被撤职查办，后来有旨以六品衔致仕。但河道漫溢的损失，仍需由直隶各级衙门赔偿，王念孙需要承担其中三成，总计一万七千余两，限五年缴清。王引之主动将这笔赔款承担下来，提出以每年应支养廉银之半数两千两抵偿。赔款从嘉庆十九年开始缴纳，至道光元年，由于新帝登基，道光皇帝特地在本年降诏将余款豁免，据称王念孙获此消息后感激流涕，王引之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经济负担减轻之后，王家眼下关注的事情，却是王寿同的进学。王寿同作为当时王家第三代中的四子，在道光元年已经十八岁了。他上面有三个哥哥。长兄寿昌，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生，比王寿同整整大了一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二十一岁时才考成生员，五次参加顺天乡试未售，道光元年用荫补户部主事，本年及道光二年均应顺天乡试不中，以后彻底无意科场。二兄彦和，乾隆五十九年生，嘉庆二十四年及道光元年乡试均不中，道光二年为慕陵陵工监督，此后虽仍登场考试，但显然生活重心已经不在科场。三兄寿朋，比彦和又小一岁，一直身体不好，在道光三年就因痰癥过世了。王寿同作为家中幼子，却是王家第三代中最具潜质的一位。传说王寿同从小就深受王念孙的宠爱，声明要亲自教他读书，而他自己也天资聪颖，十岁就能写诗，十二岁可以写文章。王引之友人均认为，“可以绍君两世之学矣”，可以说一个人承载了乃父乃祖的全部期待。进学即童生试虽然重要性大大不及乡试、会试，但毕竟是科举这一漫长征程的开始，也是丝毫轻忽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王寿同选择离京返回高邮老家应考，其实是一件让人略感意外的选择。按照清代科举规定来说，童生试即所谓“考秀才”，共分三级，依次为州县试、府试和院试。学童必须在户籍所在州县报名应考，依次通过之后，才能成为生员，进入官学学习。由于各地官学生员学额是固定的，而京城所在的顺天一府及大兴、宛平两县学额较其他地区为多，考中概率比江浙等竞争激烈地区要略高一些，故常有南方学童冒籍前往通州、大兴、宛平应考。王寿同出生在京城，户籍自然在京，正常来说理当在京应试，反而要返回老家，这绝非正常现象。而且从王引之道光元年十一月的几封信中来看，他一直在非常急切地询问王寿同是否已经完成了补考，可见王寿同离京返邮，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以致错过了此前的高邮州试及扬州府试，必须补考才有参加次年三月院试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孤身一人返乡考试，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并不是非常清楚。或许是因为时任江苏学政的姚文田，与王引之是进士同年，两人交情匪浅，能够给王寿同一些照顾。当然也有可能是王寿同个性的原因。王引之信中反复对王寿同强调，要谢绝应酬，专心读书，而且在院试开始前叮嘱他“不可游平山堂”（三月二十一日）。据此推想，大概是王寿同正在年轻好动的时候，而前面两位兄长在京乡试均不顺利，于是家里有意把他弄到人生地不熟的老家去，让他能够更加专心备考。总之，道光元年十一月间，王寿同就这么肩负着祖父和父亲的担心与期望，独自一人，孤身上路，去往了陌生的高邮故里。

儿子赶赴考场，王引之远在北京，自然放心不下，于是我们在信中看到最多的，就是他对王寿同考试的指导。要知道王引之跟一般的考生父母可是大不一样，他自乾隆五十一年起多次参加乡试，在嘉庆三年通过顺天乡试之后，考中次年会试，并在殿试中拿下探花。至道光元年，王引之已经两任河南、山东学政，又两次成为浙江乡试正考官，曾任礼部左侍郎，对于各级学校、考试制度都极为熟悉，包括童生试中的种种“潜规则”，可以说知之甚深。王寿同返乡考试，在院试之前，例需补考，但时间迫近年底，是否能有补考机会犹未可知。王引之在信中专门给儿子出主意，“若州考递呈不准，便在学内求个佾生名子入场亦可（佾生不考州、府考）”（腊月十八日）。所谓佾生，又称乐舞生，本来是曲阜地方为了祭祀孔庙，而组织通音律的学生充当乐舞生，作为对这些学生的优遇，让他们可以在兖州府学充附。到乾隆五年（一七四0），又下诏天下府州县学均可按照六佾之数，设佾生三十六名，外加四名以备替换。这些佾生可以直接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试，不必经过州县试及府试。当然，成为佾生需要具备“通晓音律，娴习礼仪”的条件，由当地教官造册报送。王引之生怕误了儿子的考期，特地将这种终南捷径也传授了出来。关于补考事宜，王引之特别叮嘱儿子，“高邮州考需亲自到州署，伺候点名、出题，作完两文一诗，写好交卷而出。不可将卷子要到家内来做，致令外间议论。府内补考亦然”（十一月初九日）。所谓“两文一诗”，是指四书文一篇，五经文一篇，均以八股文形式写作，再加上五言六韵诗一首。如果入场考试的话，考试时间限定在一天，黎明时分点名入场，当日交卷。州县试通常没有淘汰，只要参与考试，可以全部录送府试。但在读到王引之家信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补考竟然还有人将卷子带回家去完成。王引之固然叮嘱王寿同不可如此，但这也从另一侧面表示，当时州县补考中一定存在这样的现象，恐怕也是王引之自己担任学政时所亲见。

关于如何备考，王引之也有自己的见解。考试既然采用八股文体，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王引之则认为，通过考试的要点在于做好起讲。“小考入选，全看前半篇，而起讲尤要。字迹也要匀净。如字迹写得匀，起讲做得好，便有九分要进了。字要大小轻重相等，最忌一大一小，忽轻忽重，便不好看。起讲要挑剔题字，忌囫囵说去，眉目不醒。更先擒题中空字，忌开口占实。要会用衬笔，忌呆说正面。汝从此领会去。”（十一月初九日）如果我们去看《艺概》《制义丛话》等书，会觉得好像八股文自破题起，无一部分不重要，但王引之看重前半篇，尤其强调起讲，应当是其担任学政，屡次主持院试并亲自阅卷的经验。此后王寿同想必很好执行了乃父的教导，王引之在道光二年正月十七日信中夸奖道：“寄来起讲四个，转折还清楚，也还有意思，加以醒快为题，则入彀矣。”王寿同既承家学，所长在于经解而不在时文，王引之还要特意叮嘱他：“四书注子汝多有不记得者，我恐你将题做错，可禀知先生想个法儿。姚宗师多出理题，汝曾做理题否？”（十一月十八日）此处姚宗师（对学政的尊称）就是王引之的同年状元姚文田，在清代学者中以博学闻名，著述亦以说文学为大宗。考据学者如钱大昕等人，考题往往偏重名物，而姚文田却“多出理题”，此等内幕，也只有王引之才能了解到。

当然，清代童生院试并非只有八股文。八股文只是正场，在正场之前还有经古一场，考生可以任选经解、辞赋来参加。王引之特地叮嘱王寿同要抓大放小，扬长避短，“应试以时文为主，汝既不长于作赋，便不做亦可。好在经解一款，为人之所无也。场中要用其所长，不可用其所短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针对经解的应试技巧，王引之也有经验传授：“经解场中写古字可以不必（姚秋农宗师从来不见写古字）。六书之学非可猝办，若字字合六书，汝此时断乎不能。学力不到，反弄得不今不古，贻笑大方。况通与不通，不系乎此，只要说的不错，便足豁目矣。”（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里的古字大概是指篆隶字形。王寿同既然长于经解，在小学方面是有些基础的。但王引之却严格禁止他写古字，恐怕并非真如信中所说，怕王寿同贻笑大方，而是有更深层的顾虑在内，“至于正场，尤不可写古字，免人动疑（一人独写古字，令人动疑）。但古字不必写，而小写字亦不可写，如講字写作讲字，變字写作变字”。 清代科场规则，答卷不得使用行草书，必须正楷书写，而且不可省笔，即王引之所谓的“小写字”，倒没有规定明确指出不能写古字。王引之大概考虑到姚文田是自己同年，两人交情不浅，如果众多考卷之中仅有王寿同一人写古字，反倒会让姚文田难做。因为按照要求，学政在阅卷之前，是不能够看到院试童生此前的州县、府试考卷的，以免认出字迹，造成舞弊。假如王寿同的试卷中有古字，难免会让姚文田在阅卷时疑心是否王寿同所作，也就等于违规。故而索性叮嘱王寿同不要写古字，以免让姚文田有顾虑，这也是王引之为人为官的谨慎周详之处。

转眼就是道光二年闰三月，王寿同院试已顺利通过，成为扬州府学生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稍微喘口气放松下来。因为道光二年正是乡试之年，在八月秋闱开始之前，要举行科试，以确定哪些生员有入场参与秋闱的资格。科试由学政主持，要考四书文一篇，策论一篇，诗赋一篇，名次高者可以参加当年乡试。像王寿同这样刚刚在本年度获得生员身份者，此时身份仅为附生，如果参加科试成绩优异的话，可以直接补入廪生，就有了国家发放的廪食，相当于带薪读书，还能获得参加乡试的机会。所幸王寿同在学政姚文田组织的科试中发挥极佳，科试列入优等，获得廪饩之资，并将参与八月秋闱。对于有志于科举的读书人而言，乡试才是真正的考验，说是最难一关也不为过。王引之为此费尽心思，就连王寿同入场穿衣等细节，也都关照到了，“进乡场次多带棉衣，恐封门以后，风雨骤至，无衣可添，致受寒也。己酉年江南乡试第二场即系如此，冻病了许多人，汝须防备”（七月十四日）。清代乡试多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共考三场，每场要提前一天入场封门，次日发卷考试，第三日放出。江南乡试在南京举行，农历八月初正处在昼夜寒温剧变，偶有阴雨连绵之际，与北京气候大为不同。信中提到的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这一场乡试大雨，王引之很可能是亲历者，甚至有可能就是这场风雨的受害者之一。王引之曾经在乾隆五十一年参加顺天乡试不售，返回高邮故里，而在乾隆五十五年再次到京，后来参加乾隆六十年恩科顺天乡试才考中举人。如果没有乾隆五十四年乡试遇雨的切肤之痛，我想王引之大概不会对三十余年前的事情记忆如此深刻。至于备考指导方面，王引之给王寿同特地更换了西席，并且在北京又请了两位先生批改文章，自己也在帮忙押题，“其时务策惟漕运须备，如无现成的，可托杨先生拟一道。经解及策论，胡竹村已改好（刻时须加圈点批语），今寄来。文章及诗，邵先生尚未改出，下次寄来”（六月十四日）。然而很可惜，即使有这样强大的指导阵容，王寿同的初次乡试仍然折戟沉沙。不过毕竟他年方十九，今后日子还长，乡试三年一届，中间偶有恩科，相信王家人也认为今后他的机会还很多。

王引之的家书至道光二年十月就戛然而止，王寿同大概也在十月间束装北上，回到了父亲和祖父的身边。在看到這十八封家书之后，我们难免会对王寿同产生强烈的同情，因为作为后世的读者，当然知道王寿同在此之后，要经历七次秋闱不售，直到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顺天府乡试中，才以第五名的身份中举，次年会试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一名。只是此时的王寿同已经年近四十，再非昔日孤身南下的十八岁少年了。他和他的两位兄长王寿昌、王彦和一样，都是已经开始做官，走上仕途之后，仍然不能放弃举业。以王引之的家业，为什么王家的第三代子弟仍然辛苦至此，已经能够自立之后，还要陷身科场，不得自由？或许王引之的这段话，能够为我们提供答案。就在获悉王寿同考取生员之后，王引之在信中写道：“况小试得意，未足以继家声。试思高祖以来，科第联绵，惟赖后人继起，汝当倍加奋勉，以图进取，方为有志。” 王寿同的高祖名叫王曾禄，据称曾应乡试十三次不遇，后来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获得拔贡资格。王家依靠科举改变地位，要等到王寿同曾祖，也就是王曾禄之子王安国，在雍正二年殿试摘取榜眼，此后一路官至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兼管工部尚书，官居一品。但王安国在乾隆二十二年即告辞世，遗下孤子王念孙年仅十四岁。如果不是后来王念孙四历会试，考中进士，王家日后完全有可能沦为孤寒之家。同样到了下一辈，王引之通过科举，圣眷颇深，至道光朝官至工部尚书，并与其父成就一段学界佳话，然而乃弟敬之却举业不遂，留在高邮老家，不为人知。如果在王寿同一代不能继续有人考取进士，跻身清贵，则王家至多在北京和高邮当个田舍富家翁，无力维持二王父子的影响与地位。正是如此，王寿同负有赓续二王两代之学与王氏一门科举之业的重任，所以王引之才会在信中训诫道：“岂不思功名为终身大事，千里南行，冲寒冒冷，花费银钱，所为者何事？而肯自暴自弃，荒于嬉戏耶！”

道光二年很快过去，王寿同也短暂返回了北京家中。次年三月，王念孙八十寿辰，学者齐贺，堪称一时学术盛会。九年之后的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八十九岁的王念孙在家中过世。道光十三年，王引之与王寿同一起到扬州为王念孙营葬，至道光十四年四月服阙，六月重新回到北京。此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王引之也卒于家中，身边仅有王寿同一子在侧，留下遗言要王家兄弟“各竭心力以报天恩，继吾未竟之志”。王寿同终于不负乃父、乃祖的期望，在十年之后，继曾祖王安国、祖父王念孙、父亲王引之，成为王家的第四位进士。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十二月，太平军攻陷武昌，王寿同时任湖北按察使，以身殉城。

看过王引之家书，回想王家三代人的发展轨迹，令人欷歔不已。对于清人而言，如果一个人决意要走科举之路，而他今后数年将面对的就是无休止的考试。童生试就要经历州县试、府试、院试三场。成为生员只是其漫长考试生涯的开始，在学之后要有月课、季考，学政每三年一轮换，新学政上任后要进行岁试，乡试前又要准备科试。只有乡试通过，成为举人以后，无论做官还是为学，才算拿到了最基本的入场券。但要想能够仕途顺遂，最起码需要经过会试。但是在会试之后，还需要覆试，然后是殿试，殿试以后仍然不算完，最后仍然有朝考这一关，决定能否进入翰林院，方能走上仕进的快车道。如果一个有志于学的士大夫，想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问当中，只有通过朝考进入翰林院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人生。但乡试、会试三年一届，中间有一个环节失败，就要再等三年，意味着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的消耗。即使天才如二王父子，也都经历过连续几次乡试、会试不遇的情况，至少在科场之上蹉跎了近十年光阴。所以王引之对王寿同返乡考试一事如此关心，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于他們而言，科举制的运作自有其节奏，每一个时间点都不能错过，如果王寿同不能在道光二年通过童生试，就不能在此年参加科试，也就少了一次乡试的经验，等到下次能够亲身体验乡试，就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让我们尤为怅然的是，越是世家子弟，出于家族的期望和需要，他们反倒越无法从科举制这个巨大的漩涡当中脱身出来。更令人扼腕者，是王寿同刚刚从这一漩涡中挣扎出来不久，就殒身武昌，随之灰飞烟灭的，是王家三代人的文稿。在王寿同之后，王家第四代中再没有孩子考中进士，王家也从此变成了一个普通望族，无力续写这个家族的学术传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