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字及承载文字的典籍体系。古籍文化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是中国古籍文化的优秀代表。书楼俱存、书楼同在，是天一阁作为藏书文化遗存独一无二的特色，象征着中国古籍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天一阁是明代书籍文化的活标本，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历史遗存。

历史上，天一阁曾为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时期，明代学者俞宪就曾向范钦借其所藏洪武时期三科的登科录，用来编纂科举学经典《皇明进士登科考》。经史学家黄宗羲曾登楼访书，编纂了有明一代重要文献《明文案》《明文海》。史学家全祖望多次来天一阁查阅书籍和碑帖，写下了《鲒埼亭文集》中不朽的文章。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范氏天一阁进呈藏书600余部，为全国最多的四大藏书家之一，乾隆皇帝为奖励范氏助修之功，回赠《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铜版画两套和《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清道光时期，福建省编纂《福建通志》，从天一阁借抄福建地方文献50余种。天一阁藏书楼建筑也成为诸多官私藏书楼的取法对象。如著名的“四库七阁”（北方的故宫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南方的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就是仿照天一阁建成。其他像宁波本地的卢氏抱经楼、南京甘氏津逮楼、扬州吴氏测海楼等藏书楼均是模仿天一阁而建。可以说在清中叶以后，天一阁已成为天下藏书楼的典范，是中国书籍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天一阁对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发展作用得到更多体现。国家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古物陈列所、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在天一阁成立，一方面天一阁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天一阁因其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而成为宁波市的文物管理工作的代表。宁波市包括古籍在内的众多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都在天一阁中进行，而其中的古籍工作最为突出。1960年代，国家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斥资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107种编为《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出版，是当时全国少有的大型古籍影印项目，大大推进了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利用、研究和发展（目前天一阁所藏方志类古籍全部影印出版）。此后，天一阁陆续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8年）、第一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09年）、国家一级博物馆（2020年），在文物、博物馆、古籍和古籍修复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等级，天一阁的古籍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得到了最好的制度保障。

中华文明作为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其基本载体就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典籍。天一阁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最能体现中国古籍文化这一连续不断的传承精神。从范钦创立天一阁，到其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定下天一阁由子孙共同管理的制度，即所谓“代不分书”；曾孙范光文为天一阁增构池亭、补充藏书；曾孙范光燮维修天一阁，引导大学者黄宗羲登楼观书，并为嘉兴府学抄录天一阁藏书百余部；八世孙范懋柱守阁有方，进呈藏书助修《四库全书》；十世孙范邦甸等编成《天一阁书目》刊行；十世孙范邦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联合族人设法追回被盗阁书；十二世孙范玉森、范盈爌在民国初年奔走官府抓获盗书贼；十三世孙范鹿其参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率领族人与社会各界合作保护天一阁及其藏书，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天一阁藏书转移到浙南龙泉县、庆元县保管，终使藏书不失，典籍重光。自范钦至范鹿其，天一阁藏书传承十三代，历经400余年的风风雨雨，其间经受无数战争、动乱，阁书几度遭劫，在范氏诸位杰出后人的艰辛守护和无数不知名族人的默默奉献之下，终于书阁俱存，岿然立于浙东。藏书世家这种艰苦卓绝的传承和守护精神正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天一阁不仅以中国现存最古老且书楼俱存的藏书楼这一独一无二的特征成为中国古籍文化传承发展的杰出代表，而且其所藏古籍也具有重要的、独特的价值。早在1930年代，当时版本目录学的新进、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赵万里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中指出，“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这句话简单直接地点明了天一阁藏书的最大价值也是最重要特色。如天一阁原有明代地方志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现存271种，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孤本。又如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孤本，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所藏明代科举录，大半也是天一阁流散之书。还有明代政治制度类书籍如《船政》《刘东山招由》《武定侯郭勋招》等，也都是孤本。这些重要的珍贵文献，包括前面提到的地方志，天一阁已陆续整理影印出版。

赵万里这句话表面上主要是从“史料”的角度讲的，也就是主要侧重文献内容；而实际上对于天一阁藏书的实物价值，他也有相当的认识，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天一阁藏书保藏阁中400多年，实物形态几乎未曾受到系统的改变，如同一个考古发现的宝藏，其文物的原真性在现存古籍中是极其罕有的，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大概就是敦煌遗书了。而敦煌遗书还处于写本时代，天一阁藏书则堪称印本时代的敦煌遗书，对版本学、书籍史研究的价值难以估量。仅举一例说明：天一阁原藏书大多为包背装，线装则极少，可以说明在范钦所在的明代中叶，中国的书籍很可能还是以传统的包背装为主，线装则为初兴的装帧形式。而线装的出现是书籍装订工艺的重要进步，现存明代中叶以前的古籍之所以大多数是线装，多是后世改装的结果。

天一阁对于中国古籍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改变了中国古籍收藏、尤其是善本收藏的格局。根据目前收录中国大陆公藏善本最权威的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收藏善本最多的十家机构依次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这10家藏书机构分布在5个城市，除了京沪两个直辖市，就是江浙两省省会南京和杭州，非直辖市、非省会的只有宁波，也就是天一阁所在地。天一阁以其独特的存在使海滨小城宁波跻身拥有善本收藏前十机构的城市。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兴国、文化强族的必由之路。古籍是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天一阁是古籍文化的重要象征。加强天一阁研究、开发天一阁及其藏书蕴含的重要文化价值，是推动中国古籍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然选择。